论从科学理性到经验理性的转变
张 康 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工业社会也可以看作是理性的社会，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人们都表现出对理性的向往、崇拜和信赖。不过，在不同的领域，理性的表现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而且理性的功能以及人们对理性的需要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工业社会中，科学理性是主导性的理性，但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非模式化的行动中，往往是经验理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经验理性采取的往往是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从20世纪后期的社会发展来看，特别是在总是直接反映了社会生活现实要求的政治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脱离理性和告别理性的趋势。实际上，这应当看作是一种对科学理性的反叛。随着人类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随着模式化行动方式的日益式微，经验理性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经验理性得到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也将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相似性思维。
关键词: 科学理性；经验理性；民主政治；相似性思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并不需要做到非常准确，往往了解个“模糊的”“大概如此”就已经足矣，而且这往往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各项行动。以时间为例，我们知道一年可以分为365天多一点，是因为多了那么一点，才会有闰年，这也就是我们与天文学家的不同。因为，天文学家必须知道，太阳年是365天5小时48分45.1秒，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9分9.54秒，近点年是365天6小时13分53.1秒。但是，在科学对生活殖民的情况下，人们总是试图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模糊观念和经验思维，结果反而大大地削弱了生活的和谐度。即便我们所例举的这个时间上的模糊还是精确的问题，如果较起真来，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科学并未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时间，而只是以地球、以人为参照性原点的时间。如果不是以地球、以人为参照性原点的话，年、月、日、时、分、秒的精确性如何判断？所以，科学所给予我们的精确时间，其实是一个仅仅对于人所在之处的精确性。超出了这个空间，就无法去衡量它的精确性。这样一来，是不是说科学无非一种眼界的问题？是的，在一定的眼界中，以精确性为自己获得了权威地位和荣誉，而在另一种眼界中，可能就是儿戏。
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需要科学的精确性问题。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具体的，同时也可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其中许多被认为复杂的东西所具有的是一种隐形的复杂性，即使人们并不作出刻意的关注，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工业社会的科学在总体上所拥有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抽象的方式去谋求普遍性、同一性。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具体性显然会令科学无处着力。同样，科学所能够达到的精确性也必须是在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事物、事件等越是简单，就越能对其作出精确的判断和把握，一旦复杂性达到了某种程度，也就无法在对它的判断和把握中实现精确化。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事件总是复杂的，无法实现对其们的精确判断和把握，才使人们养成了对它作出模糊认识的习惯。比如“清官难断家务事”所说的就是家庭生活中的事情非常复杂和纷繁无绪，任何一件事的背后都可能是由无数微妙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就无法厘清。日常生活中的这一现象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当人类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时，既有的谋求普遍性、同一性和精确性的科学思维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了。或者说，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人们需要在这一条件下作出判断的时候，把握了事物的基本轮廓和事件的基本演化趋势，就已经能够满足开展行动的要求。尽管普遍性、同一性和精确性可以成为永恒的追求目标，但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即使人们无法达致这一目标，也必须行动。所以，我们对科学的期望也就反映在“经验理性”这个概念的提出中。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的构想，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的重建需要围绕着经验理性去寻找方案。具有后工业社会特征的科学，即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社会生活实践要求的科学，必须在每一个方面都体现出经验理性。
未来超声医生的培养，不仅仅要掌握超声理论知识，还要掌握超声新技术、临床和其他影像技术知识并实践[12]。随着超声造影、超声弹性成像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超声与其它影像技术的融合，使超声技术在前列腺癌的诊断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将超声新技术应用到前列腺超声诊断教学中，形成多方法整合的教学体系，与常规超声检查教学相比，可使学生多方面理解，提高学习兴趣，最终提高超声诊断的教学水平。
一、经验：走出科学理性的阴影
人在贪享片刻的欢娱中丧失了性命，或者落下了终身残疾，对此，人们会说那是非理性的，与此相反的做法无疑就是理性的。然而，在我们所确定的各种理性类型中，我们在这种判断中用以与非理性相对立的理性往往是指科学理性、技术理性还是工具理性呢？显然都不是。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种不同于非理性的理性应当属于什么样的理性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对这种理性进行命名？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意义上的理性称为“经验理性”。在我们拥有了“经验理性”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它的内涵，那就是包含了将理性与情感融合到一起的状况，至少，实现了理性与情感的共在而不是相互排斥。所以，“经验理性”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也是人的一种状态，那就是走出启蒙以来的人的理性与情感等对立的状态，从而让人不仅在“我思”之中成为主体，而且在多种体验中成为完整的行动者。
天要亮时，思雨才迷糊了一小觉。起床洗漱后，还是觉得昏昏沉沉。他去餐厅用早餐时，那些熟悉的服务员们，看他的眼神有些异样。在餐厅遇到了小林经理，小林经理也只冲他讪讪地笑了笑。没有像过去那样同他热情招呼，或简单说几句话什么的。思雨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简单用完早餐走出餐厅时，他在心里做了个决策：以后公司的定点宾馆应该换一家了。他在这里已经背了一个很大的黑锅。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拥有了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等，已经能够满足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所以，基于经验理性的行动可能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意义上是人们无需关注的。可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绝大多数的行为选择也许都要基于经验理性做出。这是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者在决策之前，几乎没有时间去谋划或精心组合与评估有关信息，因而，各种理性模型是无法派上用场的，致使行动者只能凭着经验而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经验的价值远高于任何理性模型。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全部注意力都需要集中在对当下任务的承担中。既然未来是无法预知的，那么，就应在承担当下任务的同时回顾已经走过的路程，从以往的经验中发现成功的秘诀和失败的教训。这样一来，以往的经验就会成为承担当下任务的重要资源，也因此而赋予当下行动以经验理性的特征。
有了经验理性的概念，也许我们就会想到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现象。比如，牛顿从苹果落地而获得了引力的概念，并由此出发而建构起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把科学技术活动建立在牛顿理论的基础上了，但牛顿与苹果的故事依然会赋予人以诸多启发。也就是说，牛顿的理论得到了否定，而促使牛顿创造其理论的那个经验却仍然具有价值。我们相信，人们是可以从经验中获得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的。事实上，经验是一个开采不尽的富矿，会源源不断地为人的科学创新提供支持。特别是经历了工业社会理性高扬的时代，人类的认识已经走出了拘泥于经验的状态，也就不可能再产生所谓“经验主义”，人们也不可能堕入经验主义的非理性状态。如果说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们需要把经验与理性区分开来，那么，在认识论的缺陷已经为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之后，在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努力媾和的追求中，经验正在发生性质上的改变，即包含着理性和获得理性的特征。所以，我们不应再在工业社会认识论的思维框架中去看待经验。事实上，模式化的思维方式属于文化的范畴，认识论则是与工业社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致力于新的文化建构时，当我们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压力而要求改变思维方式时，关于经验的认识，也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这类经验的存在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在农业社会中，与人相伴随的主要是这类经验。作为人的一种智识形态，在工业社会中被理性所超越，确实应当看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历史的脚步并不会驻足于工业社会已经达到的理性水平，因而经常有学者提出“超理性”等说法。就这个说法而言，显然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超理性”究竟是“超级理性”还是“超越理性”？要对此予以回答的话，就需要进行肯定性的描述。在我们看来，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理性的时代，那么，在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后工业社会——中，将重回经验的时代。不过，决不是向农业社会那个经验时代的回归，只是说经验重新在人的行动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了。就后工业社会中的经验而言，由于经历了工业社会这个理性的时代，已经不再是纯粹经验，而是理性化的经验。所以，我们也将其称为经验理性。
在工业社会理性化的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一直坚守着对经验的信任，人们更多地凭着经验去生活和安排与他人的交往。特别是基于经验和经验中领悟出来的道德，在人的生活以及人际关系调节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私人领域，为了利益的谋划而促进了“经济人理性”的发育和成长，在为了利益的实现而开展的一切活动中，人们都会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受到经验的误导，也就是说，在私人领域中，人们对经验抱着怀疑的态度，时时戒备，以防其将人们引入陷阱。同样，在公共领域中，经验常常与“经验主义”一词联系在了一起，而“经验主义”是被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加以使用的。当然，也存在着把自己的理论称作为经验主义的哲学流派，但那往往是自命无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差别的一般性世界理论。总的说来，公共领域被看作是理性的堡垒，任何非理性的因素在公共领域中都会引来激烈的批评和指责，这就是工业社会晚期三个领域的基本状况。然而，自20世纪后期开始，领域融合的迹象显现了出来。可以相信，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领域融合的步伐将会加快。这样一来，就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打算在推动领域融合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应该如何处理理性与经验的关系？
（1）基肥：氮肥总量的40%、磷肥的100%、钾肥的60%、硅肥的100%，最后一遍水整地前人工全田施入或用撒肥器施入，随着搅浆整地耙入土中8～10厘米。
新课改背景下，教学手段愈加多样化，这使得教师课堂教学形式并非局限于课堂教学。在小学德育教学及心理健康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更多的活动及游戏等方式来开展教学。在小学教学中，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分别扮演环卫工、交警、教师等角色，让学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各岗位人员、工作人员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并且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可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科学理性表达了对经验的轻蔑，那是不应当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需要得到经验的验证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即使一些被认为是基础理论范畴中的科学理论成果，如果无法在经验可理解性方面得到某种认同，也会被归入胡思乱想。在此意义上，经验可理解性已经是衡量科学理论的一条底线。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对经验简单地一概贬斥，更不用说经验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说，经验理性是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理性，无论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需要建立在经验理性的基础上，需要得到经验理性的支持。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简单和确定的条件下开展行动是直接从经验出发的，那么，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要求用理性去否定和代替那种粗糙的经验，则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但是，对粗糙经验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经验理性的价值，更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经验理性之于人的行动的意义。
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已经能够基本满足行动的需求，只是在思考人的存在和交往等社会问题时，才会羞羞答答地引入价值理性等。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即便把工业社会认识论框架下发现的所有类型的理性都汇集到一起，也不能满足行动的要求。因而，需要把经验理性发掘出来，并应用于行动之中。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看，由于经验理性是更为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理性类型，人们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尚未实现对它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然而，经历了工业社会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认识能力的提升，我们在今天应当有信心也有能力去认识经验理性，况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也对经验理性表现出了渴求。
在工业社会中，一切模式化的行动都必然是建立在规则规范的前提下的。但是，在规范与遵守规范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却能够解读出某种经验理性。尽管关于规范的功能和意义、规范得以生成的前提和基础等问题需要从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角度去加以审视，但遵守规范的行为却有可能丝毫不受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遵守规范的行为是理性的；其次，只要规范存在并被要求遵守，那么遵守规范的行为就不是在对规范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之后才作出的行为选择。事实上，遵守规范的行为是建立在规范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而存在的前提下的，一方面，根源于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对以往遵守规范的经验的借鉴和利用，表现为经验的连续。如果考虑到规范类型的多样性的话，我们还会看到，法律以及那些“类法律”的规范，也是可以从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审查的。
我们知道，“偏好”是一种心理因素，也会表现为人的行为特征。表面看来，“在政治体中，人们在关于他们想要政府机构做什么上，会拥有各种不同的偏好”[注] 艾丽斯·M. 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偏好并不像饮食、着装那样稳定，与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相比，偏好对行动的影响要弱得多，即便把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中的倾向性也理解成偏好，反映到行动之中，理性特征也会显得极为薄弱。经验告诉我们，政治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理性色彩最浓的地方，特别是民主政治，是一直被要求在理性的轨道上运行和开展行动的。就民主与民粹的不同而言，其判断标准就是，能否得到理性的指引和是否具有理性的性质。民主是理性的，而民粹则是非理性的。所以，根据人们的偏好来理解民主行动中的聚合，虽然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但是，却有可能对实践造成误导，让人丧失在民主与民粹之间作出区分的判断能力。所以，如果民主政治需要建立在因偏好而聚合起来的群体的基础上，那么，就会走向反对民主制度最初的设计原则的道路上去，即变成非理性的政治。更何况民主政治本身就是竞争性政治，当人们以偏好为前提和为了捍卫偏好而在政治生活中开展竞争，那么在竞争中所形成的力量就是非理性的力量，就会把整个民主政治引向非理性的方向上去。然而，这是民主政治在20世纪后期的现实表现。虽然是一种悄悄地发生的现象，却明确地显现出了告别理性的信号。如果说这种趋势并不是由人们的偏好带来的，那么结论就成了，告别理性是一种客观性的历史趋势。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探讨了“无声的语言”，认为人的交往中存在着大量不用语词的沟通，这类沟通之所以可能，并不从属于逻辑判断。他坚信，“在神秘、困惑、混乱的表象背后，生活肯定有井井有条的一面”[注]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面，使得人们相互理解对方的体姿以及无声的安排。然而，对这种沟通形成支持的，显然是一种经验理性。所以，在人们的日常性的社会接触和交往活动中，经验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在人的沟通中发挥了更为重要和更为经常性的作用。这也说明，如果我们的视线总是停留在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之上，是不可能实现对这个多样性的复杂世界的理解的。
其实，经验理性是包含着反思性能力的，也会在从经验到行动之间建立起反思的中介。但是，这种反思并不是传统的哲学或社会科学所理解的那种分析性的反思。即便通过分析而能够从中发现分析性理路，这种作为经验和行动中介的反思在表现上也更类似于本能，尽管它不是本能。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经验理性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理性的特征。特别是针对偶然性的、具体性的、独特性的事项而开展的行动而言，经验理性是能够在每一项针对性的事件处理方法的形成中发挥作用的。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对经验的承认，肯定经验的实践价值，这本身也应当看作是理性的进步，是理性得到了表现的情况。而且，这应当说首先是在经验理性的促动性力量的作用下而作出的承认。所以，这也同时意味着理性对经验的接纳，试图将经验纳入理性的范畴中。这样一来，一方面突破了工业社会早期理性的纯粹性，可以认为是理性向经验的妥协；另一方面，也证明经验与理性之间并无严格的边界。实际上，经验的类型是复杂的，某些经验本身就是理性的，不仅有着理性的甚至超越理性的功能，而且是具有理性的属性的。
二、反思和怀疑科学理性的迹象
模式化的行动中也包含着诸多需要作出判断的事项，而不是像展现了理性功能的“傻瓜”型设计所要求的那样无需自己去作判断。不过，判断标准则应当是具有理性的，而且是合乎科学理性的。一般说来，基于科学理性的判断标准，也是先于判断行为而订立的。这些标准的订立是建立在理性的审视、预测等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属于具有科学性的标准，因而也是具有合理性的标准。然而，阿伦特在谈到判断所依据的标准时，却对标准的适用性表达了怀疑。阿伦特说：“正如通过宣传偏见确实不具有实用性，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再依赖偏见、判断的标准以及基于这些标准的前提判断，基于每个人所承认的稳固的标准对已经发生以及日常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将那些事件作为某些众所周知的普遍原则的具体事例，这些都不再可能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我们难以为现在应该发生什么提供各种行动的原则。这些现代世界的标准失范问题常常被描述为内生于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价值贬值、诸神的黄昏，一切世界道德秩序的灾难。”[注]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其实，这里所说的只是理性标准与现实的冲突，即理性标准不能适应在现实中作出判断的要求。
Seepage calculation and discussion of double drainage blind ditch in finite thickness aquifer YE Kun WANG Xian-neng(68)
对于一篇长文档来说，若想做到层次分明、版面规范、格式统一，我们就必须对文档的内容和格式进行精心编排和设计。对于比较简单的文档，我们常用格式设置的方式或“格式刷”来排版，但对于文档结构、格式要求复杂，同时又包含有多个章节或者多个部分的长文档，上述方法已经不能够适用了。要很好地组织和编排长文档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Word提供的“样式”等功能，高效率地统一格式，简化格式编排，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文档的一致性。
正是基于这种可以说是非常深入的思考，阿伦特要求人们从对“判断”的关注转向对“判断力”的关注。“只有在人们拥有标准时，才能指望他们给出判断；判断力仅仅是为个案在其所适用的并且是所有人一致同意的普遍原则中指派正确且恰当的位置的能力”[注]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虽然阿伦特在这里对判段力的适用性作了严格的限定，但在判断无法进行或在无标准做依据的情况下，显然就只有求助于人的判断力了。阿伦特认为，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人们却忽视了它，即“没有得到认真对待”。阿伦特是这样议论这一现象的：“就算我们知道判断力强调，且必须强调，在没有任何标准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判断，但是这类判断所发生的领域本身——各种各样个人的或公共的决定，以及所谓的品位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注]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类判断绝无强制性，它从不强迫他人赞同一个逻辑上无可反驳的结论，它只能说服”[注]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
如果考虑到阿伦特是在20世纪50年代说出了这段话，那么，这显然反映出了她是一位极其敏锐的思想家。就社会当时的状况看，标准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对标准的崇尚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时候，阿伦特通过巧妙的叙事顺序提醒人们把标准与偏见联合起来考虑。然后，指出标准失范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我们知道，二战后，社会经过一段不算长时间的恢复，开始进入常态运行，常态运行的社会恰恰对理性表现出了无比的衷情。也就是说，社会运行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依据标准进行判断是惯常的做法。阿伦特却于此时对标准表达了质疑。可以认为，阿伦特虽然是在当时的现实中发现了某种非标准化的蛛丝马迹，但却是一种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生活状态的预见，特别是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人如何进行判断等问题作出的思考。
也就是说，依据判断力而不是标准的判断类似于一种意见，并不强制人们接受。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而言，在无法依据标准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显然是代之以凭着判断力去作出判断。对于这种判断而言，显然不可能加以强制推行。就如审美一样，一种美所引起共同的感受，需要在有着相同或相似品位的人之间的交流中才能得以接受。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者，由于有着共同承担任务的压力，而且行动的经验、能力等也在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中得到淬化，特别是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决定了基于判断力的判断能够得到高水平的分享。根据阿伦特的意见，即便是依据标准的判断也不应具有强制性。之所以人们会认为依据标准的判断具有强制性，那完全“是一种偏见”。阿伦特说：“只要标准依然具有效力，标准之内就不存在具有强制性的证据；而标准同样是以有限的证据为基础的，这一证据内在于某个我们完全赞同且不再需要反驳或论证的判断之中。唯一的强制性证据来自我们所做的归类、标准的衡量与运用以及安置个别的具体之物的方式。这些努力从本质上假定了标准的有效性。这种归纳和安置更多的是与作为演绎推理的思考而非作为判断行为的思考有关。它们所决定的仅仅是我们是否在一种能够证明对错的方式执行我们的任务。”[注]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阿伦特说：“标准的丧失，确实界定了现代社会的真面目，借由回到过去的好日子或是武断地颁布新的标准和价值，都无力逆转标准的丧失。然而，除非我们假定人们对于事物本身实际上没有判断力，假定人们的判断力不足以作出原创性的全新判断，假定我们对判断力所能要求的至多是正确运用那些从既定标准衍生出来的众所周知的规则，我们才能说标准的丧失是道德世界的一场灾难。”[注]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从阿伦特关于判断标准的这一讨论中，明显地可以看到一种对理性的怀疑。如果说判断力在康德那里并未被归入到理性的范畴之中，那么当阿伦特放弃了标准而要求用判断力取而代之的时候，则是对康德所作出判断的再阐发。不过，康德在道德的意义上所倡导的是一种义务论原则，而这种义务论又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是被作为实践理性的实现看待的。阿伦特在这个方面又表现出了对康德的反叛，因为，阿伦特把社会的健全以及道德生活的存续寄托在了人的判断力之上了。这就使康德的判断力被从审美的领域移植到了道德生活的领域中。的确，道德生活一直有赖于人的判断力，虽然道德有着系统化的原则和德性标准，但对这些原则和标准的掌握还仅仅属于“良知”的范畴，在人需要作出判断的时候，发挥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人的“良能”。人的良能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人的判断力，但首先会表现为人的判断力。
应当说，从实践的角度看，基于标准的判断不应具有强制性；而在逻辑的意义上，标准又包含着一定的强制性的内容。那就是，标准是通过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当判断基于标准作出时，实际上是分有了标准的逻辑合理性，因而有了这种逻辑合理性的强制性。但是，一切判断都是为了实践和在实践中发生的，实践展开的条件、环境和执行的任务能否完全纳入逻辑和理性之中，就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一旦需要去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无疑是对基于标准的判断的怀疑或否定，也就谈不上什么强制性了。阿伦特认为，20世纪中期新社会思潮中的“虚无主义、价值贬值、诸神的黄昏”等所表达的标准丧失，并不意味着判断无法进行，更不意味着因为没有判断而导致“道德世界的一场灾难”，反而证明了人们拥有了判断力，甚至拥有一种创造性的判断力。
我们认为，人类在工业社会的最为伟大的发明就是民主制度以及与民主制度相伴生的或作为民主制度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我们也经常性地将它们简称为“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都被理解为是合乎理性标准的，而且被要求严格地在理性的轨道上运行。然而，在20世纪中期一度出现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却包含着某种脱离理性的内涵。艾丽斯·扬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思潮命名为“聚合型民主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所关注的是作为民主行动主体的多元性群体，而这些群体又是以“偏好”而聚合起来的。或者说，人们因为偏好而聚合成群体，然后以群体的形式参与到了民主过程之中。如果说民主政治中出现了这种受到偏好影响的问题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异化成了民粹政治。然而，民主政治在实现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竞争政治性质又决定了它在异化成民粹政治的时候会变成极为有害的政治形式。
艾丽斯·杨认为，“聚合型民主模式将民主解释为公民在选择公共官员与政策的活动中的偏好聚合过程。这种民主决策的目标是，确定哪些领导人、规则与决策将最符合那种得到最广泛与最强烈支持的偏好。运行良好的民主政治允许存在着多种偏好的表达与竞争，并且拥有各种值得信赖的和公平的方式来加强它们，以实现某种结果”[注] 艾丽斯·M. 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就是说，艾丽斯·杨依据拥有公民权的人在偏好驱使下聚合到一起开展行动，依据影响领导人的选择和决策过程的状况，而把20世纪中期在精英民主之后兴起一种民主理论称为“聚合型民主”，认为这种民主是人们因为偏好而聚合起来并参与到民主过程中的。这显然是根据行动的动因去对这一民主形式进行定义的，而不是像学术界惯常的那样仅仅根据其表现形式而将其称为“多元主义”或“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然而，正是艾丽斯·扬对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实质所作出的这一揭示，让我们看到民主政治在演化中走上了对原先刻意强调理性的背叛，也就是说，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人，不再是“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因为偏好而聚合到一起并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来。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在源头上变得非理性化了。
然而，也有着更多类型的规范是不接受这种分析和审查的，如道德规范以及许多具有狭义文化特征的规范，显然是无法从工具理性、科学理性的角度去进行分析的。一般说来，规范只是在得到了人们广泛遵从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实践理性的解读。所以，只有少数类型的规范能够被纳入科学视野中进行分析。即便这些类型的规范，在是否得到遵行的问题上，也首先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是需要在经验理性的建构和培育中形塑人们遵守规范的良好习惯的。我们同样看到，不仅遵守规范的行为反映了经验理性，而且一切模式化的行为都不是基于科学判断作出的。一种行为模式一旦生成，属于这种行为模式的行为就会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况。其中，许多具体的行为是合乎经验理性的，当然，也会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就此而言，“从属于某种行为模式的行为”与“遵守规范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后者反映了行为主体的自觉性甚至自主性，而前者则表明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较为稀薄。
三、基于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工具理性已经完全俘获了思想者和行动者的状况下，重申人的经验的意义也只能在想象着与目的意识相对立的阐述中作出。那就是，“在日常的规范性行动中，我们只是按照我们在工具性的来往活动中所学会的那些信号阐发世界，这种信号只是向我们显示了有效行动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从事物之中只是经验到这样一些狭隘的层面，作为工具的领域而发挥作用的那些层面。就此而言，现实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现实不再受到目的行动的控制而得到展开的情况下——才能更加丰富地、更加综合地进入人的经验领域。这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即工具性的关注消退，以便为一种更加漫不经心的状态或者更加昏糊半醒的意识状态让路”[注] 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王晓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6-87页。 。这种经验可以认为是一种纯粹经验。所谓“经验领域”，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更多地存在于人的无意识的行动中。其实，在理性已经征服了人的世界的情况下，这类经验并无多大的社会价值，所以，康德之后的人们对这类经验表达轻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工业社会中，理性所造就的是模式化的行动。对于这种行动而言，有一整套操作规程，只要遵循规则、程序等，就可以使行动顺利开展。然而，对于非模式化的行动来说，前人的经验而不是理性知识，就会显现出其参照和模仿的价值。一般说来，非模式化的行动意味着每一项新的行动开启之时都需要首先考虑去对相似性的经验进行学习和发现加以模仿的可能性。模仿在这里是第一步，只有在这个第一步的基础上，才有创新的问题。基于相似性的行动可能会更多地以模仿的形式出现，而且在行动环境、目标等等较为相似的条件下，模仿是低成本的。不过，与复制相比，模仿已经包含着一定创新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发现，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的领域中，常规性的行动基本上是以复制的形式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的全部技术，都是服务于复制的。技术是理性的，当技术解决了复制问题后，只需要“傻瓜”去行动。所以，工业社会的技术所追求的就是“傻瓜”技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的任务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会有所不同，而且是无法从中抽象出同一性和普遍性的方面的，以至于以复制的形式出现的行动将失去意义，甚至会遭受失败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谨慎的模仿则是经验理性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在思维方式上，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取代了摹仿的时代，而在行动特征上，这将是一个从复制的时代向模仿时代的转变。
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的初生窝重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白猪第一胎与第二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三胎与第二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大二元猪第一胎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大二元猪第二胎有显著高于第三胎的趋势（P=0.07），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说，工业社会决不是一段弯路，而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创造和所取得的文明成就，是会得到继承的。所以，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达到的理性水平也是再出发的起点。也许如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理性的具体形式会得到扬弃，因为它们不仅不能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生活和行动需要，反而会发挥消极作用，但理性的实质性构成部分却会得到继承，并能够融合到经验之中，从而赋予经验以理性的内涵。所以，在历史背景中去看经验和理性的问题，就能够看到，后工业社会中的经验是包容了理性的经验，它拥有经验所具有的所有灵活的形式，又具有理性的严谨性，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要求。
工业社会的科学认知方式使人形成了一种线性的分析性思维方式，虽然人们寄托于科学体系的每一个专业化的认识都达到了真理性认知后再综合成世界的整体，但是，由于哲学也在运用线性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去承担把全部认知成果综合为整体的任务。面对这种情况，有一些学者提出“复合性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设想。比如，霍耐特在评述本雅明和荣格的思想时就注意到了他们的这种设想，“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本雅明和荣格都赞同这样的说法：工业化世界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革导致了我们感知能力的扭曲，导致了魔力般经验的丧失；本雅明也赞同这样的想法：针对这种经验丧失不断推进的进程，我们必须找出方法上的出路，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赢得这样一种复合性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注] 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王晓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4页。 。但是，他们除了对经验的反复申述之外，并未找到“感知世界的方式”变革的出路。而且，他们在把注意力集中于经验的时候，是用工业社会作为理性建构物的分析性思维去观察经验的。其实，经验只是一个出发点，可以成为分析性思维行进的出发点，也可以成为其他的思维行进的出发点，对经验自身的过多关注和重新定义，并不能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正是基于这一无可辩驳的看法，我们提出了人类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分析性思维的思维方式——相似性思维。当我们提出相似性思维方式的时候，对经验所持的态度就是，将经验纳入到相似性思维方式中进行重新定位和定义，肯定经验的理性属性。
根据社会加速理论的看法，人的体验与人的经验在量上是呈反比关系的，人的体验越多，保留下来的经验越少，或者说，保留在记忆中的经验越少。这个认识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人的经验并不只是这种表面经验，而是也有着作为经验凝聚物的经验理性的话，情况就不再是社会加速理论所认识到的那样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的体验，无论是社会体验还是生活体验，都会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而且，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深度体验会越来越少，人的绝大多数经历都可能属于浅层体验的范畴。因而，能够得到记忆的经验是很少的。但是，人的经验理性却能够在此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发育。
我们认为，在人的体验较少的情况下，虽然会生成较多长久记忆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往往会促成人的偏执，人们在心理取向上会发生对自己的经验的高度信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康德的时代，人们表达了对经验的轻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特别是在实践的领域中，“经验主义”一词也是一个带有很大的贬义成分的词语。然而，如果人的经历丰富，体验多样，在记忆中保留的经验可能会变得很少。特别是因为社会的高速流动而导致的人们无暇在自己的经历中去作出深度体验的情况下，很难在记忆中形成清晰厚重的经验。但是，这种情况对于经验理性的生成而言，则是有益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经验理性是具有智慧的特征的。
我们已经指出，经验理性在思维特征上会表现为一种相似性思维，它与基于科学理性的分析性思维也是不同的。我们看到，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一种“法律推理”的思维现象，并准确地描述道：“法律推理过程是发现案件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相关法律的含义的能力。”[注] 杰·D.怀特：《公共行政研究的叙事基础》，胡辉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其实，这已经超出了“推理”的范畴，而是一种联想，是通过相似性而建立联系的做法。我们知道，法律是实践性的，而且法律实践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与科学理性不同的。当我们举法律实践的例子时，实际上是一种抓极端典型的做法，正是在这种典型性的实践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度理性的领域是如何发生蜕变的，甚至是在理性高扬的时代就表现出了与总体社会环境的不一致性。因为，当所谓“法律推理”关注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时候，意味着人们在工业社会中极度推崇的理性受到了背叛。
在各区食药局配合下，中国烹饪协会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讲师团，联合各区餐饮、食药行业协会，深入到16个区、5个重点区域和连锁企业进行宣贯，先后在顺义、石景山、东城、海淀、朝阳、丰台、延庆、铁路西客站、大兴、门头沟、燕山、房山、天安门地区、通州、昌平、平谷、怀柔、密云等区开展“一规范三导则”讲解；走进东来顺、旺顺阁、和合谷、西贝、丰茂烤串、华天集团等连锁企业进行专场指导，共举办了32场演讲，为6000余家餐饮企业进行了系统培训，取得了良好反响。
法律的实践性品质决定了人们在行动中为了满足法律适用的要求不能按照科学理性的要求进行思维，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勘定相似性与差异性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模糊但合理的法律适用关系。就思维特征来看，这已经是相似性思维了。之所以在分析性思维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中法律实践会运用相似性思维，是因为法律条文的普遍性与案件的具体性无法满足理想的同一性要求。也就是说，普遍性的法律条文与具体性的案件之间总会存在着某些不一致，事实上，立法者对法律条文的普遍性追求决定了它不可能与任何具体的案件完全一致，以至于执法者只能在它们之间去把握相似性，而且是通过联想去把握相似性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把握相似性的操作方式存在着出现偏差的可能性，才会有律师、多级重复审理、庭审辩论等设置，以求所把握的相似性更加合理和合乎实情。其实，相似性思维并不仅仅存在于法律实践中，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甚至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就行政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的设置来看，赋予行政人员的其实就是对相似性思维的应用之权。
“共享单车”首例触犯刑案即是“私藏共享单车”。2016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首例共享单车刑案做出一审判决，以盗窃罪判处犯罪人韩某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本案的具体案情为：五十二岁的韩某某因见门口的共享单车几日无人使用，便想自己占有一辆，于是趁无人注意时，将车直接搬入自己家中，但因无法开锁，便搁置家中。
总的说来，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广泛地存在着应用相似性思维的事实，它说明实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分析性思维无法在此派上用场，以至于必须求助于相似性思维。对此，怀特举了这样一个行政管理中的案例：“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事处长面对一个不合期望的试用雇员。这位处长该如何决定对这个雇员的处置呢？这位处长会把这种情况与以前的情况作对照，以此作为决策的指导。实际上，他会询问并回答下面的问题：这种情况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它们与其他情况相似吗？在那些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照样做吗？”[注] 杰·D.怀特：《公共行政研究的叙事基础》，胡辉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在这样一个决策过程中，贯穿其中的是相似性思维，是对经验理性的重视。所以，在社会实践中，我们随处所见的都是相似性思维及其经验理性在发挥作用。相似性思维的实践品质决定了它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能够适时适事地去把握问题的本质方面，经验理性则使人们从过往的经验中去汲取有益的参照性因素，从而作出合情合理的处置。相反，如果运用分析性思维的话，就会要求在形式上按照某个标准去作出决定，从而表现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
当然，怀特是不可能理解公共行政实践中的这种决策所包含着的是一种相似性思维，但他描述的案例却给予我们一个准确的说明，那就是，这样做并无什么道理可讲，不合乎什么理论上的原理，但在经验上去看，是有着积极效应的。关于上述案例，怀特接着描述道：“假定那位试用雇员声称他正在离婚，是情绪紧张影响了他的工作，而他现在正在寻找咨询服务，希望它有助于他的工作绩效。”他请求延长他的试用期。人事处长可能会先确定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可能思索以前的情况并看看过去是怎么做的。假设他想起以前有一个雇员因为喝酒妨碍了他的工作绩效而被留下来察看。他寻求“戒酒协会”的帮助而成功，如今表现出众并结束了察看期。那种情况相似到足以沿用于这个雇员的试用期，同时既对他公正又有助于留住可能有用的雇员[注] 杰·D.怀特：《公共行政研究的叙事基础》，胡辉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这对于拥有分析性思维的科学管理而言，是不讲原则的表现，但在行政管理的经验中，则是一种应受鼓励的做法。所以，经验理性以及相似性思维是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的，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模式化行动变得不再可能了，大量的行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去作出行动方式选择，以至于只能求助于相似性思维及其经验理性的支持。
On the Change from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o Empirical Rationality
Zhang Kangzh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society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rational society. In every field of social life, people show their yearning, worship and trust for reason. However, in different fields, the performance of rationality is still very different, and the function of rationality and the degree of people’s need for rationality are also very differ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s the dominant rationality, but in practice, especially in non-modeled actions, empirical rationality often plays a greater role. However, people in this era tend to take a skeptical and exclusive attitude towards empir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which always directly reflect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of social life,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departure from rationality and farewell to rationality. In fact,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rebellion against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s human beings enter a highly complex and highly uncertain state,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mode of action, empirical rationalit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and when empirical rationality is applied more and more widely, it will also form a new way of thinking -similarity thinking.
Key words :scientific rationality;empirical rationality;democratic politics;similarity thinking
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哲学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12XNL003)
中图分类号： B8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3-0001-09
收稿日期： 2018-12-11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3.001
[责任编校 陈浩天]
标签：科学理性论文; 经验理性论文; 民主政治论文; 相似性思维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