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改革思想和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本世纪20年代初，列宁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推行了以粮食税为起点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措施，并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合作社制度，要求进行一场变革。半个世纪后，邓小平面对十年文革的严重灾难，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起点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列宁对改革的初步设想到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为落后国家摆脱高度集中的体制，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开辟了新途径。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对列宁改革思想的忠实继承和卓越完成。
〔关键词〕高度集中体制 全盘改革 第二次革命
列宁的改革思想，首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先河，为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理解和贯彻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共同研究的课题：如何摆脱高度集中体制的束缚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曾试图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和分配”〔1〕，在俄国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实践结果如列宁后来谈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余粮收集制时所言，“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为了摆脱危机，在农村推行了粮食税， 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允许农民纳税后将自己生产的剩余粮食拿到市场交换，换取所需的产品。从此，农村商品经济的大门被打开，城乡贸易迅速活跃，迫使城市国营企业也必须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列宁认为将商业化原则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轨道，是“促使俄国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是检验俄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3〕。为了贯彻商业原则，促进俄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列宁晚年提出应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实行全盘的改革。经济上，列宁主张大力发展从事商品买卖活动的合作制经济，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使合作制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制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然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4〕。为了使合作社经济得到迅 速发展，“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5〕。列宁在此提出，为了使人人参加合作社业务， 必须完成文化革命的任务；而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就需一场变革，需要“实行全盘的改革”〔6〕，需要彻底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文化体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和模仿斯大林体制的基础上形成。这种体制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一样，过分重视计划经济的作用，忽视商品货币的价值，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7〕， 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改革，主要是改革和开放”〔8〕。
20年代的俄国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隔半个世纪，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但由于两国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经济文化水平都很低，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都曾教条地搬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建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都面临着如何摆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些共同的特点使列宁和邓小平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伟人作出了相同的选择，即必须对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相同的改革思路：改革中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
列宁的改革思想是个没有最终完成的巨大工程，但其主要的核心部分已经明晰，即改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确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建立与合作社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一改革思想及其蕴含的尚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和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在精神实质上和改革的思路上存在着许多一致和相似之处。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正确的改革思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我国改革前在指导思想上都存在着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官僚主义。因此，列宁和邓小平都强调首先应认清本国的国情，了解象俄国、中国这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虽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这些国家既未经过英国式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未经过法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洗礼，因此，这些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步的、不合格的或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对此，两位伟人都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发展道路。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曾告诫俄共不应从书本上争论社会主义，而应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从亿万人的群众实践中来研究社会主义。他在批评“左”派共产主义时指出，决不能将长远的目标当作眼前的现实纲领，用“未来的砖头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大厦”，而应“以绝对确定的东西为出发点”〔9〕，同时，列宁也提出应警惕右的危险。 新经济政策实施中，俄国出现了路标转换派，该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制度在经济上的让步，此后在政治上也会向资产阶级让步，最终复辟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告诫俄共，“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要走的路”，“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10〕。当然，我们也绝不能怕被资产阶级所同化，而拒绝向资产阶级学习，犯“左”的错误，他要求俄共一定要“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11〕。可见，列宁虽然没有使用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概念，但在其理论实践中始终明确地贯穿着这些思想，始终要求我们注意“左”和右的危险。
在我国，当1977年到1978年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的时候，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反对“两个凡事”，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且积极地支持和帮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才有了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国摆正了改革前进的航向。为了使改革的事业能健康地向前发展，邓小平为我国制定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重点是反“左”的思想斗争策略。改革之初，邓小平重点强调应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右的倾向抬头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13〕在深化改革的关头，邓小平针对“左”的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实际，要求我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两位伟人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但由于俄中两国都处在和资本主义相竞争的环境中，面临着相同的任务：既要克服“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14〕，又要实行改革开放；既要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又不能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对改革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摆正改革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重视实践，从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道路。
（二）改革应从经济体制入手，但为了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必须对政治文化体制作相应的改革，改革的过程就是探索适合本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
列宁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指出：“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15〕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对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改良，这种“改良主义的方法”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他们”〔16〕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各种经济的发展虽然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性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虽然“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条途径的唯一办法”〔17〕，即“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18〕。这种结合的方式就是完全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农民是能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求摆脱贫困，而且是会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卖弄聪明”〔19〕。这种实际的建设中，很多农民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组织并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研究发现：合作社不仅能把农民从事的产业和大工业结合起来，能把农民的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而且这种经济形式简便易行，容易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因此，这种经济必然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并且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和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合作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正如列宁所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0〕。为了促进这种经济制度发展，列宁要求“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21〕。但是，单有财政上的支持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文化体制上给予相应的支持。为此，除了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外，还必须进行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必须完成两个划时代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22〕，开展文化革命。列宁认为不改革国家机构，不铲除官僚主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就不能确立和巩固新的经济体制。但是，只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文化革命，同样不能实现完全的合作化。列宁针对当时俄国识字人口只占总人口31.9%的现状，提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扫除文盲，因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23〕。当然扫除文盲只是文化革命的序幕，同时应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使他们逐步从亚洲式的野蛮掠夺式的经营意识提高到欧洲式的文明商业意识，进而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可见，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到合作制的提出，就是列宁在改革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寻找适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合作社的提出标志着列宁的思想有了巨大的突破，正如列宁所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4〕
列宁不仅身体力行寻找适合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且号召别国人民也一定要从本国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他曾批评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几乎全是俄国味”的，“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如果拿这些决议指导东方各国的革命实践，那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25〕。临终前他又口授了《论我国革命》，以俄国革命为例阐明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预言东方各国的革命将比俄国具有更多的特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首先在农村改革了公社制，实行了以联产承包为主的新的经济体制，然后总结了农村成功的经验，将改革推进到城市的国营经济。城市改革遇到阻力时，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6〕改革不是在计划体制下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层次的改革，是要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和新体制的建立是项巨大的历史工程，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决不亚于几十年前进行的革命，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7〕，第一次是革制度的命，这次是革体制的命。在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终于找到了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组建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班子，稳妥地推进改革事业。
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组建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班子。列宁谈到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时指出，应通过改革的办法形成“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28〕。邓小平也曾强调：“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29〕
改革实质上是社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30〕，因此，列宁和邓小平都强调应慎重对待，切不可操之过急。列宁谈到改组工农检查院时指出：“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31〕，“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32〕。邓小平也曾多次指出，改革要有“闯劲”，但不能莽撞从事，“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33〕
从列宁和邓小平的论述中可知，他们认为没有一个政治上过硬的坚强而有威信的坚持改革开放的班子是不行的；有了这个班子，一定要稳妥地推进改革的事业，否则，就不能完成改革的伟业。
三、继承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体系的形成
列宁的改革设想，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理论初定的模式，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拓展。我国体制改革的主要决策人和设计师——邓小平继承了列宁的思想，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的中国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根据本国的特点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邓小平的理论在真理的趋同上与列宁的改革思想蕴含着相同的成果，但是，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决不是简单地直接参照和引用列宁晚年探索的成果，而是站在新的时代和更高的起点上设计改革的蓝图。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列宁改革思想的进一步的或更为彻底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对列宁的理论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和超越。
首先，列宁的改革思想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在实践中完全付诸实施，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由于总结了苏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系统地研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因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改革不是局部的某个要素和某个方面变革，而是从观念形态到社会体制，从经济、政治、科技、文教体制到各个领域的领导决策体制实行全方位的变革。各个领域的改革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应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推进改革的政治保证；同时应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改革与对外开放等关系；改革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基础出发，分阶段地推进；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争取每推进一步，就使经济的发展上一个新台阶；改革是否成功，归根到底只能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的标准；改革中应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应将改革开放与强国富民，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从这些内容中可知，邓小平的改革理论逻辑结构严密，科学体系完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理论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且必将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列宁虽然意识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并未明确提出，更未将改革上升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列宁虽然科学地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34〕的理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过早的逝世，未能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基本矛盾作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情况，认为在经济体制方面，“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35〕，“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36〕；政治体制方面，“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7〕。这些弊端的存在，“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8〕。而这些弊端“同社会化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39〕。要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须对传统的体制进行改革，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0〕。这里邓小平通过对各种具体矛盾的分析，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性，阐明了改革的必然性、全面性和深刻性。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改革和革命一样，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主要是为了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制度问题，而这次革命则是为了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体制问题，这次革命同第一次革命一样，都是推动社会制度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都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
再次，列宁虽然提出了改革的初步设想，但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如何实现改革的问题论述较少。邓小平认识到改革的全面性、深刻性，而且对每一方面改革及其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及检验标准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和较强可操作性。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教文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科教文体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基础，是关键，政治体制改革是保证，科教文体制改革是灵魂，三方面结合起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应将改革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经过改革实现国家从温饱水平、小康水平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转变，经过改革实现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共同富裕的转变，通过改革使我国从“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到“够格”的社会主义转变，也就是，在改革中应把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结合起来。
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产生及其巨大功用，是列宁思想内在生命活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辛勤探索和勇于创新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只要我们按照这一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和目标对我们的体制进行革新，我们现在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41〕。
本文于1995年8月8日收到。
Lenin's Thought About Reform And Deng Xiao—ping's Second Revolution
He Ru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Economics,Inner Mongolia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 of this century,Lenin.facing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policy of wartime communism,started a series of new economic policies with taxes on grain,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put forward the co—op system,demanding for a reform.Half a century later,Deng Xiao—ping,facing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ten year's culturalrevolution.started a series of reform policies with the systemof contracted resposibilities on the household basis with rem—uneration linked to output,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reform was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Lenin's first attempts at reform and Deng Xiao—ping's second revolution have opened up a new road for backward countrie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ighlycentralized system and to carry on construction. Deng Xiao—ping's second revolution is the faithful succession to andremarkable completion of Lenin's thought on reform under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oday.
Key Words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all—round reform thesecond revolution.
注释：
〔1〕〔2〕〔3〕〔14〕〔15〕〔16〕〔2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84、347～348、199、184、245、200页。
〔4〕〔5〕〔10〕〔11〕〔17〕〔18〕〔19〕〔20〕〔21〕〔22〕〔24〕〔25〕〔28〕〔31〕〔3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5、363～364、96、91、73、74、76、365、363、367、286、376、378、380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3页。
〔9〕《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7〕〔8〕〔13〕〔26〕〔27〕〔29〕〔30〕〔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28、134、237、113、300、113、113页。
〔12〕〔35〕〔36〕〔37〕〔38〕〔39〕〔40〕〔41〕《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135、140、287、287～288、140、140、297页。
〔34〕《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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