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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情愿与否，也无论国情差别多大，民主终将成为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取 向，也是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历史表明，民主在一个国家的实现却不是自 然而然完成的，它取决于人们的能动性创造。
一、民主化模式的涵义
所谓“民主化模式”，就是指民主政治从其肇始初创、到发展变化、再到巩固完善的 全过程具有一定典型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道路演进范式。
一般所说的“政治发展模式”，是指“政治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道路，它 是对具体发展道路的一种理论抽象。”[1](P300)对政治发展模式的研究，人们已经取 得了许多成果。如亨廷顿提出了欧陆式、英国式和美国式三种西方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 模式，后来他和纳尔逊一起又把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概括为自由模式、资产阶级模 式、独裁模式、专家模式和民粹模式等五种模式[1](P301)；国内有学者把西方现代化 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概括为英国的渐进发展模式、法国的跳跃发展模式以及德国的被动 发展模式[2](P126—142)；也有学者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道路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以 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早发国家模式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模式，而西方发达国 家政治发展道路又可以概划为以英国为原型的渐进—妥协模式、以法国为原型的激进— 革命模式和以德国为原型的保守—改良模式这三种典型的政治发展模式[1](P302—311) ；等等。
从上面关于政治发展模式的这些代表性研究来看，它与本文所探究的民主化模式，在 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等方面均有区别。此外，民主化的模式与“ 民主的模式”也有着不同的内涵。民主的模式一般是指民主制度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 性和普遍性的架构式样，它是对具体的民主制度架构这一静态状貌进行的概括和抽象。 而民主化模式所考察的则是民主制度从其起始初创、到发展变化、再到不断巩固和完善 的整个动态过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对这个动态过程的理论概括和抽象描述。
二、民主化的基本模式
尽管民主化模式的研究被人忽视，然而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却由来已久。在这些研究 中尤其是在关于民主政制创建条件的研究中，虽然人们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存有许多歧见 ，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品德”、“性格”、“意愿”、“人民程度”、“国民性 ”等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文化”的因素视为民主政制创建的一个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条 件。亚里士多德就曾明确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 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平民主义的性格创 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3](P88、406)孟德斯鸠专门研究了罗马共和国盛 衰的原因，认为罗马共和国的盛衰主要是由公民的“品德”所决定的。[4]阿尔蒙德和 维巴也明确指出：“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 会是很渺茫的。”[5](P5)在反思中国近代民主化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认识到：“苟 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6](P207)。陈独秀也指出：“多数人民程度去共 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7](P214)而鲁迅更是深信，不改造国民性 ，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李大钊也看到 ，共和失败，“民权”失落，固有封建军阀窃取的外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民德之衰 、民力之薄”。
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显然不是在考察民主政治的道路演进轨迹，而都是在论证和强调 “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政制创建必不可缺的重要条件。然而，这些思想对我们探究 和构划民主化的基本模式时，却给予了重要的启示：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是通向民 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决定民主政治的成败。而下面学者的研究发现则为我们 概划民主的基本模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启发。
我国学者熊月之在对比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与欧洲民主化进程不同时注意到：
欧洲的民主思想进程是先提出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等思想，然后再集中表现为开设议 院的主张，遵循的是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而中国民主思想的进程则是 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 制度——自由平等这一条恰好与欧洲相反的逻辑。[8](P17)
学者丁守和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欧洲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从14世纪出现文艺复兴运动，提 倡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宣传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接着有自由平等思想的 传播及其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发展科学思想的流传及其对宗教神权和迷信盲从的冲 击，启蒙运动兴起；经过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和民主思想激荡，而后才有民主革命 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在人权宣言和宪法中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用 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任何人都不得侵犯。而中国则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借发 富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接着是提倡“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发动武 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9](P5)
以上二学者关于两种不同政治民主化演进路径的发现虽然是仅就近代中国与西方先进 国家比较而言的，但是这对我们研究民主化模式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就是从“个 性解放”、“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民主观念与“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度 ”、“民主共和制度”等民主制度之间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 就各国的民主化而言，也正如以上思想家和学者们所看到的，无论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千差万别，但都离不开这样一对关系——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的作用。从这个角度 来看，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路径无外乎以下两条：一是由于社会内部自身的自然发展逐渐 引起人们在观念上随之而自然地发生“民主性”变化，尔后通过一定的途径把这种新形 成的民主观念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巩固和完善这种制度。我们 称此路径为模式A。二是由于外来的而非本社会或政治体系本身自发生成的因素促使政 治体系首先发生转变即架构基本的民主制度，尔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使置身此制下的 人们的观念逐渐“民主化”以使其最终适合并支撑改变后的民主政治体系，进而在此基 础上使这种新的民主政治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我们称此路径为模式B。这两 种路径模式的图式表示如下：
模式A：民主观念—民主制度Ⅰ—民主制度Ⅱ
模式B：民主制度Ⅰ—民主观念—民主制度Ⅱ
民主制度Ⅰ是指民主制度的初步构架；民主制度Ⅱ是指对民主制度Ⅰ“进行民主化” 后的民主制度，是“民主化的民主”。[10](P167、70)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民主化道路都可以归入这两种模式中的一个。西方先发国家如 英、美、法等国，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道路一般可以归属于模式A。考察先发国家的民 主化过程，不难发现，在它们创建民主制度之前，首先在其社会内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 时期的政治文化“自然”更新的过程。正是直接以这种文化更新为前提和动因，才使西 方先发国家获得了民主政治的首先创立。关于西方先发国家先由观念更新而后到制度变 迁的显现过程，学者王沪宁曾有很好的描写：“欧洲历史上曾有过一段黑暗的神学阴霾 笼罩的时期。当历史的力量开始驱散这层乌云的时候，政治文化首先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后来欧洲政治风暴的黎明。对 人的崇尚代替了对神的景仰，这是西方近代变革的深层结构。十九世纪瑞士学者雅布克 ·布克哈特说：‘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 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由此出发，产生了震撼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以 及随之而来的有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爆 发之前，代表新时代的政治文化已经走过几百年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所以当历史的时 机到来时，旧的政治体系就被涤荡一清。”[11](P176)显而易见，西方先发国家民主政 治的发展一般属于内部的创新过程，这是一个在整体上看属于自然、连续的生长流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先发国也在不断地巩固和完善着自己的政治制度， 在不断地“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10](P167)。
而模式B则可以基本上描述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道路的一般演进轨迹。众所周知，后发 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的，“在这些社会的这种共同特征中，最 重要的是它们有一个外国人的中心强加在他们的头上。”[12](P209)这决定了后发国家 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不可能、也无必要如同西方那样经历一个自然长成的过程，“它不是 、而且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在后发国家的一个重演。”[13](P11)而只能属于“外 诱变迁”过程。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这种特点，使它们普遍认为，只要努力效仿西方的政 治体制，就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推动民主建设。因此，“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亚非国 家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都是把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本国政治现代化的圣经。”[1 3](P57)大多数亚非拉新兴国家都制定了确立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宪法 ，并建立了代议民主制的政体形式。
当然，历史表明，后发国家对西方先发国家政治制度的这种“快速移植”并没有迅速 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些国家甚至因此反而使自己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旋而政治独裁的 局面。而宪法则成了陪衬独裁政治的花瓶，制度也成了掩盖独裁政治的饰衣。
然而，后发国家首先从制度构架入手试图实现政治民主化，对后发国家来说毕竟是一 个“必然”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已然”的过程。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已然 ”过程之所以显现得异常艰难曲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后发国家没有看到，民主政治的建 立必须以相应的政治文化为前提。后发国家所看到的先发国家的民主制度只是结出的“ 果”，而不是成就它的“因”——先制度而在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前面已经提到，西方 先发国家民主政治的确立是以数百年的思想启蒙并以此形成的相应的政治文化为前提而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而后发国家却是倒“果”为“因”，把西方历经数百年孕 育而结出的政治制度之“果”误当成使自己迅速建立民主政治、摆脱殖民统治、医治贫 穷落后、实现独立富强之“因”。这种“因果倒错”，注定了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之路 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然艰难曲折。这也给自己留下了一项艰巨的后续工程——创建鼎撑 这种制度的民主的政治文化。换而言之，“对于后发国家这样一个以内忧外患之身被迫 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来说，要实现民主政治以完成政治解放过程，就必须首先完成民 主政治的价值理念的社会化过程。”[13](P60)否则，就不可能建立持久、真实的现代 民主政治。
事实表明，一些后发国家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最终获得了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最初的制度构架最终获得了相应的民主文化的有力鼎撑。日本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与 日本在效仿西方制度的同时“仿效欧美改革旧教育制度、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休戚相 关。它对日本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最终确立“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14](P492—493)。 韩国在脱离殖民统治后不久的1948年就迅速地建立起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的基本框架 ，但是直到1990年代初“民主政治文化在韩国终于脱胎成形”之时，民主制度才得以“ 根基坚固”。[15](P104)而菲律宾获“亚洲第一民主国家”、“东方的民主橱窗”之美 誉，则完全得益于“美国人给菲律宾留下的一整套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15] (P153)
与此相比，一些后发国家至今之所以仍然未能实现政治民主化、仍然在为实现民主政 治而“始终不渝地奋斗”，究其原因，除去社会成员民主思想观念的普遍阙如之外，很 难再找到其他的更有力的解释。
显然，与先发国家政治民主化遵循的“民主观念——民主制度Ⅰ——民主制度Ⅱ”的 发展路径不同，后发国家一般走的是且只能是“民主制度Ⅰ——民主观念——民主制度 Ⅱ”的政治民主化路径。尽管它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把政治民主化的不同发展道路概划为以上这两种基本模式，与政治发展模式等其他的 模式概括相比，有以下两个明显的优点：
1.这种模式既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又不乏一定的明确性、清晰性和直观性。 前者主要体现为：第一，它剔除了其他更多的具体因素而仅用两个概念—“观念”和“ 制度”—来表述形式多样、风貌各异的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具体发展道路。第二，仅 此两种模式就基本上概括了所有国家政治民主化道路演进最一般轨迹及其变迁规律(仅 就道路演进过程而言)。第三，这两种模式基本上把所有国家不同的民主化具体发展道 路“囊括”无余。
2.这种模式概括清楚地显示，在以民主制度为终极取向目标的发展进路中—无论路径 模式A还是路径模式B—民主思想观念是政治民主化过程或民主制度的最终建立必不可缺 的决定性环节，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决定着民主制度的最终成败。用梁启超的话说 就是，“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收效。”[16](P7)
与此相比，其他相关的模式，要么过于抽象和笼统而使我们很难直接发现这些概括是 在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所进行的模式概括和描述，要么过于具体而又使其丧失了 应有的代表性、典型性和普遍性。
三、民主化模式的简要启示
以上关于民主化模式研究表明：“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文化为开端”[17]( P312)，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都离不开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的最后支撑 。对仍然尚未民主化而艰难跋涉在民主化征途中的国家来说，如何使自己的社会成员真 正拥有民主的思想观念，就成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所面临的要务。
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必然沿循“民主制度Ⅰ—民主观念 —民主制度Ⅱ”的路径演进轨迹。在确立了基本的民主制度框架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创 建赋予这种制度以生命力的民主的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的民主思想观念。通过学校教 育来培灌公民的民主思想观念，通过民主实践(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作实践试点)来逐渐 培植公民的民主思想观念，利用大众传媒营造一种民主文化的浓郁氛围来涵育公民的民 主思想观念等，均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