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贾文山 王丽君 赵立敏
[摘要] 习近平安全思想体系，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力图共建全球普遍安全。这一普遍安全观是人类历史上安全思想的一大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障与价值基础。它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文化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晶。 习近平的普遍安全观是对零和安全观的否定和超越，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人类开拓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观；国家安全观；零和安全观
习近平把本国安全与世界各国安全联系起来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新时代的普遍安全观。它对于推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一、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发展脉络
安全即平安，意思是不被打扰，避免被骚扰、威胁或伤害，同时也含有全面、完整无缺的意思，这两层意思是安全最基本的含义，是一个保守、保底和维护现状的概念。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习近平创造了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共建全球普遍安全的安全思想体系。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方针政策。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6年习近平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呼吁20国集团成员立即采取行动，各国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强调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系统丰富的安全观。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强调“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2018年10月，习近平给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总体安全观有着纵深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既重视基于国家利益的自身安全、内部安全，又站在全球高度强调共赢、互利的国际安全、外部安全和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突破了国家安全，而且还超越了本国安全，把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及整个人类的安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注] 刘跃进：《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载《人民论坛》，2014(12)。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安全，即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安全，全球每一个国家或区域都拥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地区安全的义务和责任；二是综合安全，即通盘考量安全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协调推进全球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三是合作安全，即着眼各国或区域共同安全利益，通过共赢合作与平等对话，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四是可持续安全，即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聚焦发展主题，夯实安全根基，共建世界永续安全。
1.3 样本的收集与保存 所有100例研究对象均空腹12 h以上，于次日清晨抽肘静脉血6 ml，经离心后放置于-40 ℃冰箱内。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E2，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CRP，采用胶乳免疫比浊法检测Lp-a，采用凝血分析仪Clauss凝固法检测FIB。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最高目标
从性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因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而形成的具有高度政治共识、追求互利共赢的稳定关系。它要求成员国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实现互利、共赢。从功能上说，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和实践目标，有助于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风险与挑战时，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协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指导思想，也是普遍安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指导思想，它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他国的合作水平，有利于实现国家总体安全。作为目标，命运共同体与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会高度肯定、契合和提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设计凝聚地区共识，又要在对外交往中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实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二)普遍安全观强调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
习近平明确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内。”[注]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 2013-03-24。
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内部安全；在全球化时代，这些安全要素又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行为紧密相连。普遍安全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安全，这种安全观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安全，它兼顾不同主体的安全诉求的融合，包括个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群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
如图4所示,所有的子载波的调制频率谱的形状可知,在一个时域的正弦波n中,每个子载波的频率值的最大值处(高顶点处)对应的其他子载波的频率值均为零(低顶点处)。因此,在载波信号进行OFDM解调过程中,为了排除因其他子信道中信号的干扰而失真或者波形畸变导致的结果错误的影响,可通过计算该子载波对应点处的频率的最大值来提取出每个子信道符号。
全球安全不同于区域安全。区域性组织在加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能也造成了对其他区域或其他组织的威胁，从而产生了区域间或组织间的不安全。全球安全也不同于国际安全。 传统的国际安全是一种均衡态势，是冲突双方相互制衡的一种状态，属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安全。[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务智库”编写组：《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1)。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核武器微型化后的核扩散、公海和极地资源被污染以及损耗性开发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带来的风险不可能只由一国承担，也不可能只靠一国就能解决，世界各国必须协调行动，通力合作。能否超越国际安全的藩篱和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局限性，成为各国能否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普遍安全观的提出，立足于全球安全，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有助于解决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普遍安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包含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沟通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其中，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责任共同体意味着要求人类面对安全的威胁具有共同的担当；沟通共同体是构建共识的过程；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或筋骨，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维护保驾护航。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平等、互信的安全基础。平等相待是维护良性国际关系的前提，政治互信是衡量国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标尺。[注] 关朋：《全球安全局势中的新图景——略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6)。 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各国只有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对抗，才能超越分歧、化解矛盾、管控危机，才能相互理解、求同化异、和睦相处。”[注]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2-07-08。
职业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绝不是某一方面的事。高校辅导员的自我开发是提升职业能力的内在动力，外部整合为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提升提供了资源支撑，做好自我开发，才能更好的提升辅导员的职业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的全球体系，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等不断加深，也意味着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互相依赖。安全需求，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是基本的需求。没有普遍安全，就谈不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整体态势，但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特别是恐怖主义活动日益活跃，自然灾害、气候激变、公共卫生事故等危机频发，不安全因素不仅严重存在， 而且呈上升之势。在这种安全态势下，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只有各国携手合作构建安全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共同的威胁。
二、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思想来源
普遍安全观的提出，是对我国传统安全战略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升华，最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充实和完善。
(一)普遍安全观形成的文化渊源：我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古代中国一直存在一个与“世界”近乎同义的用语，即“天下”。在中国古人看来，“中国”与周边部族或“国家”之间是一种“天下”共处的文化关系。从华夏中央王朝与周边部族的相互关系看，前者基本上遵循一种“恩威并行”和以“恩”为主的模式，而后者则基本上沿袭一条接受、学习中华文明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道路。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在战与和的抉择上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化和影响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民族融合。这也体现了我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普遍安全还是一种整合性的安全。在要素上它包括多种安全要素的整合，涵盖了国家安全与共同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融合；在对象上，普遍安全要求通过协商谈判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整合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安全诉求，通过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使得各个群体组织具有合理表达安全诉求的权利和畅通表达安全利益的渠道。
按照我国古代的治理观念，“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礼”为纽带，被称为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等级秩序，朝贡体系具有四个特点：第一，这种体制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和睦的周边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中央王朝重视以朝贡为体现的“礼”，而不在于对领土的占有和对周边邦国的直接统治。第二，这种制度的形成主要依靠高度发达的“软力量”，包括经济利益的吸引、政治制度的示范和伦理文化的影响。第三，古代中央王朝对于周边的朝贡国，除了较少的出兵情况之外，基本上持不干涉立场。第四，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厚往薄来”的贸易关系。
总之，追求周边和睦，强调和谐理念，在多数情况下不干涉周边国家内政，是我国古代安全战略思想的精华，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
(二)普遍安全观形成的政治渊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具有优先维系政权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的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了解这些战略思想的演进，有助于认识习近平普遍安全观所具有的创新性。
改革开放之前，受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影响，我国长期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确保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充分利用当时国际格局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改善国家安全环境。毛泽东重视国防建设的经济基础，认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注]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在注重主权安全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国际主义的理念，积极支援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建设。这一时期，我国的安全战略思想除具有革命斗争属性之外，在对外关系中也有强调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一面。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危险迫近的看法也在改变。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可能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旋律。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国家安全方针。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从而将对内部安全的重视提升到新的高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对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党中央提出新安全观，逐步将其确立为我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理念。江泽民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解决，而不应该由强权或霸权来决定。“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注]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298页，人民出版社，2006。 这种新安全观意味着，各领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由于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着一场能源转型。从建设智能电网到建设能源互联网,发展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是这种能源转型努力的具体体现。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承诺,非化石能源占比将在2020年达到15%,2030年达到20%。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倡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胡锦涛指出：“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 胡锦涛：《同舟共济共创未来——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09-25。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三、习近平普遍安全观是对当今西方和西化安全观的批判和超越
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安全观是单边主义的，自己的更安全是建立在他者更不安全基础上的。比如美国军用无人飞机、军用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后核武时代单边主义安全观的继续实施和进展。正当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中时，习近平提出普遍安全观，实属人类的福音。
众所周知，大部分图书馆的购书经费都是极其有限的，原版外文书籍的价格经汇率折算以后再加上税费，价格相较国内图书高出很多，因此每年采购数量极其有限。
(一)安全思维模式：非零和、互利共赢挑战零和、单赢
新现实主义的安全思维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零和、单赢的安全思维模式。它把自身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可以置他人安全于不顾。这种具有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强调追求权力最大化，形成了排他性的单赢思维模式。[注] 廖生智:《中美国家安全观主要差异比较——以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冷战后美国安全观为视角》，载《怀化学院学报》，2015(2)。
普遍安全观与新现实主义安全观完全相反。普遍安全观强调以非零和、互利多赢的安全思维模式审视国家安全，并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来成就自身的安全。这就超越了新现实主义安全观那种零和、单赢的新冷战思维模式。
与民族国家安全不同，普遍安全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安全的多种行为体主导的安全，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注] 何文姬：《总体国家安全观：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载《政治学研究》，2015(9)。 普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而国家安全则是普遍安全的基石。
本刊记者曾在采访中了解到，江西省石城县丰山乡某村曾有一片果林，但十几年前，当地政府突发奇想，开始打着各种名义对这个山头进行开发。于是乎，原有的果树被悉数砍伐，转而搞起了畜牧养殖。发现不挣钱后又种了大棚蔬菜，后来又开发乡村旅游，总之是什么热就做什么，但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如今山岗已是一片荒芜。
(二)安全目标：和谐世界和命运共同体还是超独大的世界霸权？
自老布什、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从领导世界到支配世界的调整变化。“9·11”事件后，小布什推出了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蓝本的支配世界战略。奥巴马主张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新战略，其本质还是被包装的单边主义战略。[注] 樊吉社：《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1)。 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支配式安全时，却在肆意诋毁其他国家为维护自身和全球安全所做的努力。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从二元对立、冷战思维出发，借助其强势媒体和话语，恶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国家正当的战略意图和国防政策，给中国贴上诸如“威胁”“强硬”“有野心”“不可信”和“军事不透明”等标签，以此混淆视听。[注] 施旭：《国防话语的较量——中美军事战略的文化话语研究》，载《外语研究》，2016(1)。
监管部门要加大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力度，加强商业银行创新贫困地区信贷产品支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与美国霸凌式的安全观不同，普遍安全观是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维护外部安全的目标的。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共同体中的成员国不能抱着机会主义心理以向对方施压或损害对方利益为手段来优先满足自身利益。命运共同体把各成员国紧密相连，命运与共，各成员国在面临共同威胁与挑战时，必须相互依靠，相互支持。[注] 周方银：《命运共同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元素》，载《人民论坛》，2014 (6)。
省界断面国控监测点建设标准配置包括水量自动监测设备、水位自动监测设备、水质断面整治、水质监测中心或分中心采样分析化验设备、水质自动监测设备等。所配备的设备应该是市场上成熟可靠的产品，应该具有国家质量监督局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证，计量设备应是通过计量认证的产品。
(三)安全维护手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还是霸权稳定？
冷战结束以来，霸权稳定论因迎合了美国追求单极世界霸权的目标而在美国受到青睐，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2014年5月下旬，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维护外部安全的方式。习近平指出：“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注]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每日电讯，2014-05-22。
机械加工制造业成本管理制度下其核算方式与市场经济下的成本核算方式有着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机械加工制造业成本核算的组织架构关系中。机械加工制造业成本核算的组织架构关系普遍要由成本核算制度的管理、执行团队、技术团队、监督团队以及绩效团队五个基本组织形式组成。其中制定团队通常由机械加工制造业行政部门、成本部门负责人以及其生产部门负责人构成。制定团队负责制定机械加工制造业成本管理制度。因此机械加工制造业成本制度下对其成本核算策略中首要的影响便是成本核算体系。
四、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丰富和拓展，为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注] 张希中：《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维度、内涵及价值意蕴探析》，载《行政与法》，2016 (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诸多方面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理论契合，是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一种实践行动。[注] 卢德友：《“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关照下理想社会的现实探索》，载《求实》，2014 (8)。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新成果，对于世界新秩序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有重要意义。[注] 饶世权、林伯海：《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时代价值》，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 (7)。 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大同”与“和合”文化的延续。[注] 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和中国特色》，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 (2)。 “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传播中国声音，提高中国的世界话语权。[注] 苏苗苗等：《国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综述》，载《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习近平的普遍安全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互支撑。普遍安全观既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也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内涵。
(二)普遍安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保证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击世界恐怖主义回潮、防止核扩散、防控流行疾病等安全问题，仅靠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要求世界各国真诚合作，通过协商对话建立利益攸关的人类安全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注]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9-29。 从国家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深入阐释了共同体发展、同舟共济的新安全理念。只有把建设人类普遍安全共同体作为安全建设的最高目标，才能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在合作、共赢、共享、共建的道路上。
本课题采用GC-MS法和UV254测定，对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处理前后麦草浆制浆造纸废水中污染物的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利用活性污泥法对组合工艺处理后的废水是否可以利用生物法继续处理做了验证。
国际军事合作是普遍安全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作为国际军事合作的责任主体，军事外交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积极开拓，勇于担当，大力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工作创新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和壮大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应积极宣传习近平新安全思想。争取话语权至关重要。国际话语权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在观念上进行引导。应该利用各种场合，如高层互访、战略会晤、出访演讲等场合，或在出访国主流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等，积极宣传新安全观的时代内涵、科学价值和实践要求，使普遍安全、整体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安全共同体等理念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应主动编织国际军事合作网络。国家外交正在秉承合作共赢理念，致力于构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还是亚投行，都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应按照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整体布局，通过创新理念、内容和模式等，优化军事外交布局，构建稳定的大国军事关系，妥善处理好周边国家军事关系，发展与非洲、拉美等传统友好军事关系，开拓与“走出去”战略相关联的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关系等，编织多层次、全方位、广覆盖的国际军事合作网络。最重要的是，应注重针对人类面临多种安全威胁挑战及热点重点敏感问题等，加强国际军事合作议题设置，提出中国方案以及力所能及的担当，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主动发声、营造良好条件。
常规治疗组患者选择采用复方丹参注射液，选择采用20 mL复方丹参注射液加入到500 mL生理盐水当中，对患者进行静脉点滴，每天对患者进行一次治疗。
(三)普遍安全观是对世界秩序的新设计
普遍安全观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安全观念。它在逻辑上解构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说，有利于真正地解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避免冲突和对抗，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注] 何文姬：《共同安全：对世界新秩序的意义》，载《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6)。
随着餐饮的发展和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使用方便快捷、营养丰富的调味品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虾油调味汁以其鲜美的滋味和丰富的营养，恰恰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目前市场上主要为传统型的虾油，尚无此类产品的开发，可弥补市场上此类产品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前景；也可为此类产品的开发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价值。
普遍安全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条件和保障。美式全球化使国家间形成了可以确保以相互摧毁达到相互制衡的关系网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简称MAD)， 在此境遇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极力逃脱可能灭亡的命运。超越MAD这一现状正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首要目标。普遍安全既建立在各成员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又必须通过各成员安全的协调来维持。由于各成员国的具体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对安全的理解和诉求也各不相同，于是就可能导致各成员国因各自的安全需求和安全问题发生分歧和争端。任何安全问题的发生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效应进而威胁到共同的普遍安全，而一旦普遍安全受到威胁，各成员国的自身安全就难以保障。 因此，所有国家在追求自身安全时都应该有一个自察自省的态度和认真纠错的勇气，把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和普遍安全的前提，绝不以某一利益集团或特殊阶层的安全凌驾于人民的安全之上，唯其如此，国家安全和普遍安全才能趋向于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普遍安全共同体才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国家间才能形成可以相互确保互利双赢的共同利益网 “Mutually Assured Gains”, 即MAG [注] JIA, Wenshan & Leffel, Benjamin.From MAD to MAG :Remaking US -China Relations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from-mad-to-mag-remaking-us-china-relations-through-the-subnational-level，2017-12-18.。
五、在国际社会有效宣传和实施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方法路径
要在全球更好地宣传和推进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就要让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普遍安全观相对于传统安全观的优越性。习近平提出的普遍安全观是一种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与旧的国际安全观相比，普遍安全观是一种综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的更深层次的安全观。与区域安全相比，它超越了那些打着多边主义旗号追求局部安全而陷其他局部不安全的“安全困境”和结构性缺陷。 它一改过去的“零和博弈”的思维，追求互利、互信、共赢，最后实现的不是某一方的安全，而是共同安全。
具体而言，围绕习近平普遍安全思想的全球传播，应聚焦以民心相通和政策相通为核心的深度沟通，从打造沟通共同体开始，分别从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文化理念和内涵、实施的手段、保障的机制和安全话语体系等层面，全方位、立体式展开传播，从而使普遍安全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操作性强、时效性高的新安全秩序。
(一)“和而不同”文化的传播和实践
“和而不同”文化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基本理念。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受到利益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这就要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组织秉持“和而不同”的交流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利益“最大公约数”。应当承认，不同国情、不同制度、不同文化是现实层面。但是，与西方文化观念所主张的“因差异而导致冲突”不同，中国历来推崇的是“因差异而走向和谐”的文明观。这种“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既尊重了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又肯定了差异构建和谐的积极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注]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9-25。
“和而不同”文化观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的内在基因，是构建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事实证明，中国秉持这一理念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同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涵盖亚欧大陆、非洲、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协议，与相关国家货物贸易额累积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这些地区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系列主张与实践，以中国战略文化的整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向全世界展现了平等互敬的发展观、合作共赢的利益观、普遍共治的安全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的优势。
(二)“对话协商”手段的传播和实施
“对话协商”是构建普遍安全的基本手段和方式。面对不可回避的矛盾摩擦，习近平主张在全球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他指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注]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9-29。 为促进不同安全机制之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中国通过提倡新的合作理念、增进战略互信、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等举措，为实现普遍安全做出了大量努力。比如，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大力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执法能力建设等。
(三)“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和传播
传播和践行普遍安全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完善的安全机制支撑与保障。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一贯支持并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维护人类普遍安全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要推动联合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力维护者、世界发展与繁荣的积极促进者；要推动安理会作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承担首要责任。[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15-09-22。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以维护多国或地区普遍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抵制单边主义破坏行为。这是中国国际战略实践的智慧结晶。例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20国集团、金砖国家以及朝核六方会谈等，加强构建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朝鲜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边安全友好合作机制。
(四)“普遍安全” 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
“普遍安全”理论话语体系是习近平普遍安全观传播的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构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注] 施旭、郭海婷：《学术话语与国家安全——西方安全研究是如何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载《学术界》，2017(5)。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失语”和“寡语”的被动应对状态。由于缺乏一套强有力的话语体系，所以中国总是处于被西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加以表述、抹黑和质疑的不利地位。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世界各国关注的共同话题。因为普遍安全话语体系既是普遍安全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安全实践的重要指针，我国应当构建广泛适应的“普遍安全”话语体系。
概括地说，中国在构建和传播普遍安全话语体系时应该做到主体鲜明、体制健全、队伍精良、原则分明、底线清晰、信息准确、解释有力、策略丰富、技术尖端、内外协调、行动高效、接轨世界、检测有方。[注] 施旭、郭海婷：《探索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3)。
Xi Jinping’s Theory of Universal Secur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JIA Wenshan1, WANG Lijun2, ZHAO Limin3
(1.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2.College of Military Culture, PL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3.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Abstract : Xi Jinping’s comprehensive theory on security consists of his insights into China’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sia’s common security, and the global universal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This universal security theory is an innovative landmark of the security thoughts in the human history.It lays the basic guarantee and valu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theory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all human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Marxis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cultur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ultur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Rejecting and surpassing the dominant Western zero-zum view of security, Xi’s theory of universal security enriches the grand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t offer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mankind in the ongoing effort to forge ahead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 Xi Jinping;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ivers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Zero-Sum security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习近平国际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思想研究”(RMXY2018A002)
[作者简介] 贾文山： 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 100872),美国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王丽君：军事学博士，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讲师(北京 100091)；赵立敏：文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2)
(责任编辑 林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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