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研究&基于2005~2014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试点项目的实证检验_银行论文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研究——基于2005-2014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试点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信贷论文,动机论文,试点论文,融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诞生以来，已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并列的第三种主流融资工具(王晓、李佳，2010)。巴曙松、牛播坤(2013)梳理了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脉络发现，资产证券化是美国支持房地产融资、盘活长期贷款资产存量、化解房贷资金矛盾的必然选择。我国自1996年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已进入放开存款利率的最后关键阶段，中央明确提出要盘活银行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2014年11月，银监会、证监会相继发布了资产证券化相关文件，明确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2015年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简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流程，正式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注册制。因此，立足基本国情和经济现状，研究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真实动机，无论是对商业银行深入了解和运用这一新的融资手段，还是对监管部门制定相应法规政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较早进行了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提出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Berger和Udell(1993)提出的八种假说①，流动性动机(Thomas，2001；Thomas，2004)、监管资本套利动机(Calemand和LaCour-Little，2004；Ambrose、LaCour-Little和Sanders，2005)、融资成本动机(Pelmacchi，1988；Obay，2000；Gaon，1999)、风险管理动机(Benveniste和Berger，1957；Hess和Smith，1998；Stanton，1998)等。国内有关研究由于市场环境起步较晚，已有文献主要是围绕引进、介绍资产证券化融资手段和实务操作，论证发展和推广资产证券化的合理性，以解决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张超英、瞿祥辉，1998；张衙，2002；陆烨彬、吴应宇，2004)。王志强(2007)和车坦阳等(2008)基于美国市场数据对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我国银行业整体流动性充足，流动性管理并非驱动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化行为的主要原因。王志强(2007)还认为资产证券化本质上并不能解决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国内有关研究整体上缺乏数量化工具的支持，针对我国银行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的实证研究仍为空白，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本文将结合近十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市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行为动机。

      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构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选择的Logistic模型，以银行经营管理“三性”为原则，采用2005年信贷资产证券化首批试点以来的42家商业银行成功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为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不良贷款率(NPLR)和资产收益率(ROA)是当前影响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不良贷款率较低和资产收益率较高的银行更倾向于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国内数据为基础，构建完整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弥补了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空白；以动机研究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银行自身特点等具体国情，探讨信贷资产证券化短期和长期内对于银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在已有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银行经营管理“三性”原则选取变量和构建模型；第四部分是模型的估计，分析我国当前银行资产证券化动因的经验证据；第五部分则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方向，进一步探讨可能影响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的原因；第六部分对本文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将银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主要分为流动性动机、监管资本套利动机、融资成本动机、风险管理动机四类。其中，关于流动性动机，Thomas(2001)认为银行本质上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流动性的提供者和转移者，增强资产流动性是其资产证券化的最终目的和动机；Thomas(2004)通过建立模型描述银行出于流动性管理和资本管理目的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选择问题，结果表明银行资产证券化主要是一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关于监管资本套利动机，Calemand和Little(2004)认为由于大多数抵押贷款监管资本水平太高，银行有动机将其具有最小风险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实现监管资本套利；Ambrose、Little和Sanders(2005)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据。关于融资成本动机，Pelmacchi(1988)和Obay(2000)认为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行融资能够免除储蓄保险和储备需求，降低融资成本；Gaon(1999)认为资产证券化通过破产隔离、担保等机制设立，可有效降低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筹资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关于风险管理动机，研究者的结论则存在不一致。Benveniste和Berger(1957)通过经验证据发现，小银行中具有较高风险的银行更倾向于证券化其资产；Hess和Smith(1998)认为资产证券化可以规避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导致的利率风险，增加原始债权人可支配的流动资产总额，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和增加盈利；Stanton(1998)也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流动性较低和不良贷款比率较高的银行更倾向于从事更多的表外业务；但Avery和Berger(1991)，Boot和Thakor(1991)和Gorton和Permacehi(1995)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都认为相对安全的银行其担保价值较高，或者资产证券化选择过程吸引要求相对安全的投资者，资产证券化往往被相对安全的银行所采用。此外，部分学者对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原因进行了更为系统地研究，Obey(2000)基于最大的200家商业银行1994-1995年度财务数据得出，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和银行竞争优势是决定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的主要动因；Zhang(2005)以53家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年度数据为基础，选取资产规模等17个财务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流动性需求、融资成本、贷款组合风险、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是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机；Bannier等(2007)以1997-2004年CLO产品为样本研究银行类别及特征、宏观经济因素等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决策的影响，认为资产证券化提升经营绩效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增加，对流动性的影响较弱，且有关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资本监管套利并未成为真正的驱动因素。Obey和Zhang对开展资产证券化和未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银行进行同期财务指标对比，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基于此，国内学者做了改进和完善，王志强(2007)和车坦阳等(2008)以Zhang(2005)选取的53家美国银行控股公司作为样本，将截面数据拓展为2001年至2006年共计23个季度的面板数据，并考察时滞的影响。王志强认为美国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因在于增加流动性；资产证券化为银行带来的效果是流动性提高和效率改善；资产证券化的收益来源于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所进行的资本结构优化。车坦阳等则发现，美国银行控股公司进行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机是增加流动性和降低融资成本。

      以上文献表明，各研究者虽然在具体驱动因素考虑上侧重不同，但总体上均围绕着流动性、盈利能力、经营效率、经营风险等方面展开。由于理论依据、所用方法和数据区间等不同，对部分动机的研究结论存在相互对立的现象，这也说明不同银行类型在不同环境下的资产证券化选择动机存在差异。

      国内有关资产证券化的研究主要围绕引进资产证券化的合理性、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技术手段和实物操作以及与实际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等，如张超英、瞿祥辉(1998)编写了第一部系统介绍资产证券化的专著《资产证券化—原理、实务、实例》，全面介绍了资产证券化的原理、国外实践和一些经典案例；张衙(2002)指出资产证券化是处置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陆烨彬、吴应宇(2004)认为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更低等。

      我国自2012年信贷资产证券化重启以来，发展速度较快，据统计，截至2014年10月10日，商业银行累积新增发行30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产品，是2005-2008年首轮试点的2倍多，这为本文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基于此，本文将采用我国资产证券化数据，从实证角度探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动机。

      三、Logistic模型的构建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以“三性”原则为目标，从资产证券化的自身运作机理来看，资产证券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本文则从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角度出发，系统分析此前学者提出的相关动机研究变量，从银行经营管理外部监管约束和内部动机两个方面，选取符合国内现状的模型变量。

      

      Obey(2000)将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财务特征归纳为银行特征、银行资本化程度、银行盈利能力、贷款组合质量、银行融资渠道/流动性、融资成本、竞争优势七个方面15项指标；Zhang(2005)、王志强(2007)及车坦阳等(2008)选择了流动性风险、贷款组合质量、融资成本、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与效率、贷款组合结构六方面17项指标。本文将相关指标按照银行经营“三性”原则进行分类，考虑到我国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践仍较少，尤其是单一银行成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数量较少，因此，本文剔除了Obey(2000)竞争优势分析涉及的证券化潜力、贷款增长率和学习曲线3个指标；现阶段我国银行业资产结构中公司类贷款仍占主导，因而剔除Zhang(2005)等贷款组合构成分析涉及的不动产贷款比率、消费和工业贷款比率和零售贷款比率3个指标；在此基础上，根据监管政策要求和数据可获得性，分别选取2项指标衡量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水平，如表1所示。

      基于上述变量选取，本文以“三性”原则为整体分析框架，构建如下Logistic模型：

      

      其中，Y是虚拟变量，Y=l表示银行当期成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X表示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变量及银行特征控制变量，分别由资本充足率(CAR)和不良贷款比率(NPLR)度量银行安全性水平，资产收益率(ROA)和付息债务成本(CFD)度量银行盈利性水平，流动性比率(CR)和存贷比(LTDR)度量银行流动性水平，银行分类(CLASS)和资产规模取对数(Log(ASSET))是控制变量，δ度量估计误差。解释变量均为一期滞后变量。

      

      

      四、数据来源及模型的实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2005-2008年首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和2012-2014年第二轮试点中已经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以及资产规模在全国商业银行排名前50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共计42家银行为样本。其中政策性银行3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3家，城市商业银行13家，农村商业银行9家②。选取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主要考虑试点阶段资产规模较大、经营情况整体良好的银行获取监管部门审批通过的概率更高。

      

      从选取的样本数据统计来看，安全性方面，资本充足率(CAR)与8%的监管要求相比，整体状况良好，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资本管理压力较其他三类银行更大；不良贷款率(NPLR)在2.64%左右，由于四大行数据中包含了农业银行剥离前的不良贷款，整体水平较其他类银行更高。盈利性方面，资产收益率(ROA)水平相对稳定，除政策性银行较低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不及其他三类银行；付息债务融资成本(CFD)2.43%，其中政策性银行由于债券负债规模较大，整体成本最高，四大行存款优势明显，整体融资成本最低，其余三类银行基本相当。流动性方面，流动比率(CR)均值为47%远超过监管标准25%，四大行最低，其余三类行无显著差异；存贷比(LTDR)的平均水平为64.77%，相比75%的监管红线，仍有充足空间，各类银行中，股份制银行最高，这可能意味着股份制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更大，也可能是由于股份制银行资金运用更充分。

      (二)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流动性比率(CR)和资产规模(Log(ASSET))序列不平稳③，其余各序列平稳，CR和Log(ASSET)一阶差分序列平稳(见表5)。

      

      (三)Logistic模型估计。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估计回归方程时让相关变量依次进入，共计有回归方程52个。结果表明，安全性度量变量不良贷款率(NPLR)和盈利性度量变量资产收益率(ROA)在各自进入的18个回归方程中，均呈现14次10%(含)以上水平显著，而且系数符号具有理论上的经济含义。

      表6中的实证结论存在两种解释：一是鉴于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基本现状，2005年以来的试点过程中，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发行标准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采用额度控制和审批制监管政策，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基于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商业银行系统需求，对于发行主体和基础资产都有较高的要求，由此不难理解回归结果中资产质量越高、盈利能力越强的商业银行发行证券化产品融资的可能性越高；二是基于完全市场化运作分析，不考虑监管政策因素，不良贷款率(NPLR)越高的银行，其经营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风险控制能力越低，其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越小，这与Avery和Berger(1991)，Boot和Thakor(1991)和Gorton和Permacehi(1995)的研究结论一致；资产收益率越高，其盈利能力越强，表明银行拥有更多盈利性的项目，其资金需求和融资愿望更强。由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在国内属于新型融资方式，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成功与否依托于市场对融资主体及基础资产的认同度，所以即便是第一种解读涵义中监管部门对于试点有一定的行政控制，但实际发行仍有较强的市场导向。

      

      (四)Logistic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政策性银行的经营定位是配合实施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商业银行的“三性”原则要求，尤其是盈利性并非其主要经营目标；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巨大，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特殊的基础支撑地位，其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具有较强的导向性。相对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更具备市场驱动力，其证券化融资决策更偏向于出于自身经营管理需要。为配合模型的稳定性检验，本文剔除第1类政策性银行和第2类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对其余三类银行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样本回归，相关结果见(表7)。

      

      表7结果显示，在各变量进入的18个回归方程中，不良贷款率(NPLR)呈现12次10%(含)以上水平显著，资产收益率(ROA)呈现15次10%(含)以上水平显著。相比剔除第1、2类商业银行前，虽然总体结论不变，但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显著性次数有所提高，而不良贷款率指标有所下降。该项变化对应的经济涵义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的驱动力更侧重于资产收益率，这与当前这类银行更加市场化的实际经营状态相关，相比安全性而言，这类银行更多追逐盈利性。

      由于2005年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启动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断近3年，直至2012年重启试点。因此，为考察不同阶段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动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总样本分为2005-2008年和2012-2014年两个分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其中显著的为第一阶段的不良贷款率(NPLR)以及第二阶段的资产收益率(ROA)。

      表8结果显示，各变量进入的18个回归方程中，2005-2008年期间，不良贷款率(NPLR)呈现10次10%(含)以上水平显著，资产收益率(ROA)呈现4次10%(含)以上水平显著④2012-2014年期间，不良贷款率(NPLR)无显著次数，资产收益率(ROA)呈现7次10%(含)以上水平显著。整体而言，2005-2008年是国内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初始期间，商业银行资产的证券化选择更多基于资产质量及安全性考虑；2012-2014年商业银行已改制完成，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其面临更多的则是市场的竞争压力，因此，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更多是为了盈利的改善。

      

      五、基于商业银行“三性”原则的进一步分析

      2005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由西方国家正式引入我国，这与当时国内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高、资产结构不合理以及资本市场交易品种不丰富等背景有关，社会各界对此寄予了很高期望。然而首轮试点3年即告停，主要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层出于防范风险考虑。近两年来，随着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钢贸等重点领域不良贷款快速上升，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自2012年重启后，尤其是今年以来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将推动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2014年11月，银监会、证监会先后出台了《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和《证券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资产证券化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这为证券化的可持续、常态化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将呈现大规模的市场化运作态势，由此是否如同美国储贷协会缓解流动性风险一样，提高安全性水平和增加盈利会成为驱动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主要因素。本文将进一步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现状，分析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的潜在动机。

      (一)安全性动机：短期内的直接驱动力。

      经验数据表明，资产质量越高和安全性越好的银行更倾向于采取信贷资产证券化手段融资，这一结论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王志强(2007)认为资产证券化不能够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的理论观点。即便如此，不良贷款率的升高还是增强了银行采取资产证券化手段降低风险水平的动机。从证券化动机和安全性的内涵来看，可以分为市场因素和行政因素：市场因素方面，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在公开的银行间市场发行和交易，各项信息较为透明，市场投资人对于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和收益判断是基于发行人及其基础资产的资质，发行人存量资产安全性越高以及经营状态越好，资产支持证券越容易在该市场发行和交易，从而使得现实中参与证券化融资的商业银行安全性均较好；行政因素方面，2005年以来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审批制，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双重管控审批，在额度和发行主体选择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审批流程，为了吸取美国“次债危机”的经验教训，监管部门对于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要求较高，这也是导致只有安全性较好的商业银行才会采取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的重要因素。

      2014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后，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出现较大规模增长，但整体市场的风险变化仍受制于监管部门的风险管理框架。对于以往未发行过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商业银行，仍需监管部门进行准入审批，这将对商业银行自身的安全性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安全性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首要原则，相对于不断扩充资产负债表、积累资产风险的经营模式，采用批发商模式，通过证券化融资方式实现基础资产出表，将基础资产的风险转移到体外，同时赚取中间业务收入，能够更好地控制存量资产的整体风险。在2013年1月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核心资本增加了其他无形资产扣减项、部分资产项目风险权重上升、增加了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等，总资本充足率计算要求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加规模较大，附属资本计算方法中将原来的贷款一般准备项改为损失准备缺口，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资本管理压力增大；与此同时，2013年12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明确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需保留不低于5%的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相较于此前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风险资产必须自留，将会为银行释放更多的监管资本，增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资本管理工具的吸引力。因此，安全性将成为驱动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流动性动机：长期性的潜在驱动力。

      以往研究无论基于理论分析，经验总结或者实证检验，均表明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与流动性管理存在显著相关性，但该结论在我国并未得到数据证实。这与我国所处的特定阶段，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居民消费-储蓄习惯等诸多因素相关，本文难以逐一厘清，仅依据数据显示结果进行探讨。如变量描述性统计部分，流动比率均值接近监管要求的2倍，存贷比相距监管红线75%仍有一定空间，银行业整体流动性充足。王志强(2007)和车坦阳等(2008)分析认为流动性充足是我国银行资产证券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即便如此，还是要注意到两个现象：一是流动比率呈现趋势性下降。这应当是利率市场化分流银行存款的必然结果，存款理财化趋势加剧，以及互联网金融对于资金的分流，银行居民长期存款将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用于结算的短期存款，居民投资和消费需求习惯的变化将促使流动比率分母增大，这与车坦阳等(2008)结论类似；二是银行监管指标约束明显，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地区)中，仅有我国自1995年起为配合当时双紧缩政策对商业银行提出存贷比监管要求，一方面控制贷款规模，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放贷保证商业银行流动性。但是存贷比监管在理论支持上的不足以及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在流动性监管上表现乏力使其备受诟病，2014年6月30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的通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75%的法定存贷比对银行放贷的限制。但时至今日，存贷比监管仍是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最为直接的监管压力。在监管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预期，未来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压力将会逐步增大，但这一变化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及其对社会需求结构带来的影响，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在实际经营中，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对业务实现事业部和条线经营和管理，贷款规模也是区分安排，由此会出现大量的结构性流动性不足。比如，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在2013-2014年因零售条线的贷款规模配给不足，导致对个人消费信贷、信用卡透支、汽车贷款等资产进行大量的私募性质证券化出表，而其对公资产的证券化出表则较少。因此，特定阶段的结构性流动性不足可能驱动商业银行基于流动性动机选择资产证券化融资。

      (三)盈利性动机：基于成本考量的长期动机。

      通过本文的模型检验，资产收益率作为盈利性指标的代表，是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重要驱动力。除了资产收益率以外，融资成本等因素也对盈利性有较大影响，Obey(2000)、Zhang(2005)和车坦阳等(2008)以美国银行数据研究结果均证实了融资成本与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间的显著因果关系，而我国的经验数据未能支持类似结论，主要因为资产证券化低成本融资优势现阶段尚未体现。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在推进中，存款利率虽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而商业银行负债资金以客户存款为主，虽然整体趋势下降，但2005-2013年平均占比仍在80%以上，因此商业银行付息债务成本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利率体系逐步完善，资产证券化融资作为一种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的成本优势日益凸显。本文选取国债收益率代表资本市场无风险基准利率，选取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代表货币市场商业信用基准利率，与已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融资利率进行对比分析(见图1和图2)，发现资产支持证券融资利率与市场基准利率趋同。由于国债收益率属于无风险利率，与国债收益率的绝对偏离度大于与SHIBOR的绝对偏离度，未来趋势将更贴近于SHIBOR所反映的基于商业信用的资金价格水平。

      截至2014年底，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中，除了平安银行2014年发行过一单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发行和交易以外，其余均是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这一方面是监管因素，同时也是银行间市场的高流动性使然。所以，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利率变动趋势和SHIBOR的变动趋势更为一致。在证券定价中，部分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甚至直接采用同期限SHIBOR加上一定的基点。未来的信贷支持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场所将进一步多元化，由此将衔接不同的金融市场的价格水平，证券定价也将面临多个市场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逐渐趋同。

      随着存款利率管制逐渐放开，负债成本的上升将结束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享有的低成本经营优势，成本约束势必加大。因此，低成本融资优势将很可能成为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因之一。

      六、结论和建议

      

      图1 资产支持证券利率与国债收益率对比

      

      图2 资产支持证券利率与3个月SHIBOR利率对比

      本文基于2005-2014年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的直接动机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率较低和资产收益率较高的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动机更强，即在经营安全性基础上扩大资产规模增加盈利。银行付息债务成本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势必呈现上升趋势，资产证券化融资成本优势将逐步凸显，因此付息债务成本将很可能成为银行资产证券化选择的重要驱动因素。我国银行业流动性整体充足，短期内流动比率驱动银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可能性较小；而短期内，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则可能驱动部分银行采用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手段，提高经营安全性水平和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具有较低不良贷款率和较高资产收益率的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动机更强烈。

      其次，相比政策性银行和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则更关注盈利性水平。

      再次，2008年以前的证券化融资选择主要基于较高的安全性水平，而2008以后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商业银行面临更多的市场竞争压力，资产证券化的动力则是通过证券化融资来改善自身的盈利性水平。

      最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短期内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驱动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长期来看流动性管理压力增大和付息债务成本增加将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当然，短期内的结构性流动性因素也会促使商业银行开展证券化融资。

      综上所述，银行业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均存在资产证券化选择的直接动因，资产证券化势必逐步发展成为银行的重要融资手段、资本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工具。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应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和应对措施：

      一方面，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经营条件，积极研究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市场运作机制，充分发挥资产证券化在盘活存量资产、释放经营风险、调剂结构性流动不足和提升整体盈利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应审慎选择证券化基础资产，合理设计结构化产品，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经营目标的综合权衡。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结合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动机，在全面推进市场化运作的同时，完善相关政策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注册制改革的深入，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对盈利性目标的关注度高于安全性水平，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要求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力度，甄别证券化资产标的的质量，提高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①监督技术假说、管制税收假说、担保假说、道德风险假说、市场秩序假说、借款者道德风险假说、流动性假说和竞争优势假说，并基于1983年至1991年美国Call Reports数据回归分析，监督技术假说能够解释非中介类资产证券化，风险转移版担保假说得到经验数据支持。

      ②本文分类参照银监会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分类标准，其中交通银行由于资产总规模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差距较大，在本文中调整至第3类股份制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吉林九台农商行虽已成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但由于数据缺失，未包括在本文样本中。

      ③CR流动性比率呈现下降趋势，第四部分将会详细分析；Log(ASSET)呈现上升趋势。

      ④鉴于显著次数较低，结果不在表8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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