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183;“丹曾板”对藏族传统音乐的影响_丹增论文

多伦183;“丹曾板”对藏族传统音乐的影响_丹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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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7“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02)01-0073-06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藏族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各国各地的音乐家会聚在拉萨 竞相表演,异彩纷呈。然而,公元9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败和分裂,形成文化的断 层。后弘期虽然又开始复兴,但世俗音乐中的器乐合奏至公元18世纪,多仁·丹增班觉 从内地回西藏创立器乐合奏,才又开始在西藏出现。多仁·丹增班觉对西藏传统音乐的 发展,对囊玛音乐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多仁·丹增班觉的基本情况

多仁·丹增班觉(1760—?)出生在西藏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中,祖父噶锡哇·次丹扎西 是西藏阿里三围总管,在1727年平定噶伦内乱中战死。父亲是西藏噶厦政府赫赫有名的 首席噶伦(注:原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官员,通常为4名,官阶为三品,其正式名称为 噶藏贡伦。)。

多仁·丹增班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5岁时家里为他请了启蒙老师,白天读书习字, 早晚背诵《皈依发心》、《七支》、《曼荼罗》、《迎神侍浴》以及常用法行。8岁起 就随西藏有名的学者学习藏文文法、诗学、历算、因明学等,尤其是师从曲宗巴大师学 习《诗境》,为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多仁·丹增班觉一生著述颇丰,主要的有长篇小说《扎贝卓曲王子传》(1716年)、故 事《格萨尔征服霍尔》(1719年)、诗注《诗论嘉言四部门品论》(1785年)、《眼智慧金 》(1795年)、《多仁班智达传》(1810年)等。《多仁班智达传》是丹增班觉的自传,书 中详尽地记述了18世纪西藏动荡不安的历史过程,以及作者家族的兴衰和本人一生的坎 坷经历。由于作者曾在清乾隆年间担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年,亲自经历了社会的沦桑 变化,因而材料丰富、翔实可信,而且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上谕及奏折,是研究多仁· 丹增班觉本人及清代西藏地方史的珍贵资料。

除此之外,多仁·丹增班觉在音乐上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早期西藏上层社会和寺庙 高僧的教育内容中,很重视音乐教育,寺院佛学院必修的大、小五明课中,就有音乐理 论及艺术实践的课程。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在他著的《乐 论》中就提出“懂得了俱生乐之后,要努力学习缘起乐。”(注:俱生乐和缘起乐、即 指声乐和器乐。)

多仁·丹增班觉约10岁起就开始学习音乐理论及器乐演奏,他在自传中说:“父母专 为我请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尔巴(指宫廷噶尔舞者),贡甲次仁和拉加里官府的高等佣人贵 贵优杰两人,每天午饭后,让我与四五个嗓音好、接受能力强的人一起学习扎年琴(注 :藏族弹拨乐器。),哔望琴(注:藏族拉弦乐器,形似二胡。)和笛子等乐器的演奏技 术和噶尔鲁(指宫廷乐舞噶尔的唱腔)的演唱,以及由贵贵优杰所教的朗绕酒歌、谐钦( 注:流传在拉萨山南等地的大型歌舞。)、鼓舞的唱词和舞蹈步伐等”。[1]

藏历水兔年(1783年),年仅23岁的多仁·丹增班觉接替父职,被清朝政府任命为西藏 地方政府的噶伦,并赐“扎萨克”封号。由于藏人中第一个得到清廷顶戴花翎的是丹增 班觉的父辈,因此丹增班觉一直以此为荣。

自1727年噶伦内乱以来,西藏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多年来没有发生战争和大的骚乱, 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时局太平,驻藏清兵逐渐撤去, 本地的藏兵和卫队也裁减,只剩下拉萨祈愿大法会抛撒鬼食子的少数仪仗队,当时西藏 已没有正规的部队。

而此时,与后藏毗邻的廓尔喀却在进行军事扩张,造成了喜马拉雅山周围的不安和恐 惧。对此,西藏地方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1787年和1792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多仁·丹增班觉自始至终参与了反击侵略的斗 争,第一次廓尔喀以西藏人向尼泊尔进口低质盐为借口而侵入西藏,占领了西藏的聂拉 木、绒辖、宗嘎、吉隆等要地,向后藏班禅所在地日喀则发起了进攻。同时,他们袭击 了锡金,直抵不丹边界。

乾隆皇帝知道后认为对入侵者必须以武力驱除,遂派理藩院侍郎巴忠赴藏查办,并派 成都将军鄂辉等人率兵三千抗击廓兵,但清廷驻藏大臣及巴忠、鄂辉等妥协贿和,按兵 不动,他们派总兵官穆克登阿等同噶厦政府派出的噶伦·丹增班觉等人与廓尔喀谈判。 朝廷官员私许西藏给廓尔喀每年9600两白银,于是廓尔喀军大掠而退。

至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又以西藏不纳贿币为由,再次侵入,多仁·丹增班觉 等人前去与廓尔喀谈和时双方发生冲突,藏方有30余人战死,多仁·丹增班觉最后因寡 不敌众而被俘。驻藏大臣屈敌求和,理藩院侍郎巴忠闻风携财先逃,致使廓尔喀兵占后 藏日喀则,大掠班禅居寺扎什伦布寺,继而向拉萨挺进,拉萨危在旦夕。清政府大惊, 乾隆皇帝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17000千人,开往西藏。

清军到西藏后,得到西藏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连战告捷,把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镜 。公元1792年廓尔喀向清朝投降,所掠财物尽数归还,多仁·丹增班觉等被俘虏的人员 也被放回拉萨。

乾隆利用战胜廓尔喀的军威和西藏广大群众的拥护,彻底整治西藏地方制度松弛、官 吏贪污腐败的现象,指示福康安“将来撤兵后,必当要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2] 公元1792年福康安会同达赖、班祥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条例,1793年清朝廷审定后 ,正式颁行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注:章程内对驻藏大臣的职权以及官 吏应遵守的制度、边界防御、对外交涉、财政贸易、活佛转世等方面都分别作了详细规 定。)。

二、器乐合奏艺术形式的建立

随后,清廷怀疑多仁·丹增班觉等在和谈中通敌,而被解赴北京。多仁·丹增班觉到 北京的第二天,被召入清朝军机处,军机处向他询问了与廓尔喀谈判时前前后后的大体 情况,数日后军机处传谕:多仁·丹增班觉虽无严重之变节罪行,但有失误之责。革去 多仁·丹增班觉噶伦之职。丹增班觉承袭之公爵封号和原赏顶戴先行摘去。[1]

翌日,皇帝在白伞盖庙礼佛时召见丹增班觉等人,乾隆皇帝对丹增班觉赐谕曰:“你 在藏廓争端中,前后种种皆处理得当……你年轻力单势弱失于敌人之手,此等只是不明 事理之过……你丹增班觉乃班第达之子嗣,俯念前辈往事,朕有意思佑,不必惊恐苦恼 ……你暂住北京黄寺(注: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顺治皇帝邀请赴京朝觐 ,顺治皇帝特为达赖修建的在京住所。),由朕之内给薪俸,待新年盛宴之后,班禅额 尔德尼之贡使堪布主仆回西藏,即可一同归去。”[1]

自此,丹增班觉住进了黄寺,受到礼遇。平时无事,就常去前门、天桥一带的戏楼茶 馆观赏戏剧、歌舞,深受启发,于是就开始学习中原戏剧的演唱,还拜师学习西藏从未 见过的乐器演奏。他在自传中写道:“内地乃龙族所辖,异常繁华,玩意儿甚多。特别 是各种乐器,曲调婉转动听,极其美妙。过去西藏从未流行的汉人乐器,有一种佛手参 形状的乐器,汉语叫笙;又有一种像枕架,汉语叫扬琴。于是摸索这两种乐器的音律, 学习弹奏曲调。演奏扬琴的技巧差不多学会了,待开始学吹笙时,我出天花病倒了,随 后又回西藏,故没学下去。”[1]

丹增班觉回西藏时,带去一些内地的乐器,其中有扬琴、笙、横笛等,到西藏后他组 织一些有一定音乐基础的人,给他们传授乐器的演奏法,又组建乐队进行合奏,用器乐 合奏伴奏民间小调的演唱,并对这些小调进行改编和发展。至此,西藏世俗音乐中开始 出现了器乐合奏的艺术形式,并形成了有扎年琴、扬琴、横笛、藏胡琴、特琴和串铃组 成的囊玛音乐。他在自传中说:“现今西藏流行阿里弦子同内地的扬琴和笛子合奏,这 最初筹划指点的人还是我”。[1]

器乐合奏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与原来单一乐 器的伴奏相比,它不仅是在色彩、对比、语汇、表现力等方面都要丰富的多,而且从过 去的单声部织体音乐发展成为具有多声部的织体音乐,这在西藏传统音乐上是前所未有 的,可以说多仁·丹增班觉在这方面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西藏历史上的器乐合奏及囊玛音乐的形成

从西藏音乐发展史看,器乐合奏的艺术形式早在吐蕃时期就已存在于拉萨。公元7世纪 藏王松赞干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他为了在吐蕃弘扬佛法,吸收汉、尼等地灿烂的 文化和物质文明,先后娶尼婆罗国王光胄之女墀尊公主和唐太宗之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妃 ,两国皆崇奉佛教,两位公主进藏时各带一尊身语意所依释迦牟尼像和各种经典,史书 记载文成公主到拉萨时:“公主身着绫罗锦缎衣服,佩戴奇珍异宝的装饰品,25位美丽 之宫女弹奏琵琶、吹奏乐器,吐蕃各位大臣相伦致力迎接。”[3]

这时中原汉族的器乐合奏形式已经传入西藏。公元8世纪在桑耶寺(注:西藏第一座剃 度僧人出家的寺庙,由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寂护协助修建。)的开光庆典盛况上,西 藏已出现了“百艺表演”、“酣歌欢舞”、“管弦声若雷”[4]的歌舞升平场面。后唐 朝与吐蕃历经数年战争后,两国重归于好,在西藏拉萨会盟,宴中有宫廷月师奏乐,大 唐首席代表大理卿刘元鼎记录在吐蕃的所见时说:“饭举酒行,与华制略同,乐奏秦王 破阵曲、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使皆中国人。”[3]

可见当时西藏的宫廷中不仅有器乐合奏,而且有了庞大的乐队。但是到了公元9世纪藏 王朗达玛禁佛,佛教在西藏消失,导致了吐蕃王朝的灭亡,从此西藏四分五裂,处在混 乱割据之中。

这次的禁佛和分裂,给西藏的文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形成了文化上的断层,致使宫 廷音乐和来自各地的各种乐器失传。直到后弘期随着佛教再次在西藏兴起和藏传佛教的 形成,宗教音乐得到恢复。宗喀巴(1357—1419年)大师在藏历土龙年(1409年)在拉萨召 开万余名僧人参加的祈愿大法会,藏传佛教的宗教音乐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但宫廷音 乐直到5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1617—1682年)时期才开始出现。

五世达赖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期间,因拉达克(克什米尔)王桑格朗杰等人敌视、镇压佛 教格鲁派寺院和僧人,达赖派当时正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当喇嘛的蒙古王族的后裔噶丹 次旺等人,率军进攻拉达克以及当时被拉达克占领的阿里三围地区。拉达克失败后向噶 丹次旺缴械投降。

王后乌坚普珍是吐蕃赞普的后裔,在拉达克战败之后噶丹次旺仍很尊重她,并给她很 高的地位和权力,她深受感动,便带着拉达克的歌舞来拉萨致谢,达赖喇嘛看了歌舞很 喜悦,于是她把带来的歌舞乐师作为供品敬献给了达赖喇嘛,这批敬献的歌舞被称为供 云乐舞,从此它成为西藏噶厦政府(注:原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宫廷乐舞。

虽然西藏自朗达玛灭佛以来,又有了宫廷乐舞,但是这个供云乐舞完全是为达赖喇嘛 和西藏最高政府服务的,就是噶厦政府的一般官员平时也难得看到,如有一次8世达赖 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途中多仁父子邀请达赖到家做客,达赖对多仁说:“这次的随行 人员特别多,给你们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我要满足你的请求明日可以逗留。按照传统供 云乐舞只能在地方政府或拉章的大宴会上才能演出的先例。但由于班智达父子都是很有 贡献的老公职人员,因此这次在你的家宴上,允许三次演奏供云乐舞,为此特予批准” 。[1]

五世达赖时期虽然又有了宫廷乐舞,但是,伴奏乐器只有几样,未形成吐蕃时期那种 规模的器乐合奏,而且仅限于宫廷。直到多仁·丹增班觉创建了器乐合奏,这种艺术形 式才又开始在西藏形成,并蕴育出精美的囊玛音乐。

“囊玛”,在藏语中是内部之意,丹增班觉组织器乐合奏这种艺术形式,并在拉萨得 到普及和发展,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歌舞队,有自娱性的,也有一些常在酒楼茶馆卖艺 为生,形成职业或未职业性的,人们称他们为“鲁谐吉都”,“鲁谐”即歌舞,“吉都 ”意同甘共苦,或称“囊玛鲁谐吉都”意同甘共苦的歌舞队。平时人们把这种歌舞简称 为囊玛,后随着时间推移约定俗成,“囊玛”一词成了这一歌舞艺术的名称。据传丹增 班觉还编创了不少囊玛曲,并把汉族工尺谱译成藏文使用。中原音乐对西藏囊玛音乐的 影响,有些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传入西藏的。

囊玛音乐在旋法上也运用了汉族传统器乐曲的“借字”、“模进”、“变奏”等手法 ,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乐曲结构,囊玛音乐的常用结构有:只有歌曲部的一部曲式;带有 引子的二部曲式(引子—歌曲—舞曲);带有再现的三部曲式(舞曲—歌曲—舞曲),还有 变奏体。这些比较复杂的结构形成除了囊玛音乐和受囊玛音乐影响的堆谐等音乐外,在 西藏传统音乐中很少见。

在所有的囊玛音乐中都运用了“顶针”手法,慢板(歌曲)的结束音即是快板(舞曲)的 起头音,起着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使具有不同的速度和调式的段落融会贯通,成为一 体。囊玛舞曲大多用的是新材料,在旋律、节奏、情绪上与慢板完全不同,对比强烈, 个性突出。为了调性的连贯性,在调式变化上,采用平行大小调,或近关系转调法,使 乐曲在强烈的对比中又有统一,统一中又有变化,这种对比和变化衔接的是那么自然、 流畅,非一般民间音乐可比。

四、器乐合奏对西藏其他民间音乐的影响

丹增班觉创立的器乐合奏形式在促成囊玛音乐形成的同时,对西藏其他传统音乐的发 展也起了促进作用。如西藏民间歌舞堆谐,起初只是表演者手弹扎年琴,且歌且舞,是 随意性很强的、曲式结构比较简单的自娱性歌舞,因源于西藏堆部阿里而得名。阿里古 时称“香雄”,是藏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朗达玛灭佛时,这里成了避风港,吐蕃王室 的后裔和贤哲高僧纷纷逃到这里,藏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保留和延续。吐蕃王室后裔在这 里建立了著名的古格王朝。至古格王意希沃(965—1036年),他不喜王权,崇敬佛教, 佛教在这里得到发展,约1045年佛教又从这里传入拉萨,这在西藏佛教史上叫做“上路 宏法”。阿里的民间音乐也随着佛教传入拉萨。

在藏族古代文献中把藏区分为上、中、下三区,上区阿里,中区前藏和后藏,下区青 海(安多)和康区。(注:前藏和后藏藏语称“卫藏”。前藏即指以拉萨布达拉宫所在地 为中心的地区、包括今拉萨市辖区、林芝地区、山南地区大部和昌都部分地区。后藏是 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所在地为中心的地区。前藏由历代达赖统属,后藏由历代班禅统属 。安多包括青海大多数藏族地区外还有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康区指西藏的昌都专区、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 藏族自治州。)上区阿里在藏语中称为“堆阿里”,简称“堆”。“谐”即民歌。堆谐 的原意为上区阿里的民歌。可能最初只是没有伴奏的民歌演唱,后配上扎年琴的伴奏, 并逐步加进了舞蹈动作,至今在堆部阿里和拉萨郊区的农村还保留着早期的表演风格。 而流传在拉萨的堆谐,受丹增班觉器乐合奏的影响,在演唱和舞蹈伴奏中加进了类似囊 玛音乐的乐队伴奏,并分别有歌舞表演者与器乐演奏者,演员不必一边演奏一边歌舞, 不论是表演或是演奏水平都得到了提高,音乐上也逐步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曲式结构,使 堆谐歌舞更趋完美。

又如:供云乐舞(噶尔乐舞)早在五世达赖时期就有规定,不能随意改变,虽然噶尔是 西藏第一个专业性质的歌舞队,里面的乐舞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到18世纪,丹 增班觉创立了器乐合奏后,这种艺术形式在拉萨的民间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囊玛乐队在 贵族庄园、民间社团中应运而生,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局面,这时昔日的皇家乐舞由于 表演形式单一,曲目陈旧,在新的文化氛围中黯然失色,没有了往日惟我独尊的辉煌。 后来供云乐舞的乐师们在保留原来的乐队曲目、风格的同时,尝试着把囊玛和堆谐中的 器乐伴奏形式和伴奏乐器吸收到供云乐舞中,使供云乐舞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得到新的 生命,焕发出新的活力,后来又在表演中把囊玛歌舞也列入到供云乐舞中,使供云乐舞 的节目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囿于陈规,缺少变化,缺少发展的旧规跟上文化 的变革。

此外,以器乐合奏的形式,进行纯器乐曲的演奏和为民间小调演唱的伴奏形式,在西 藏及其他藏区逐步得到普及,使藏族民间音乐得到发展,由于多仁·丹增班觉在世俗音 乐中器乐合奏艺术形式的建立和囊玛音乐的形成方面所做的贡献,为整个藏族音乐艺术 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是西藏近代音乐史中一位开拓者和创新者。

收稿日期:200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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