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研究——武汉、北京、西安三地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论文,武汉论文,北京论文,城市居民论文,生活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本文通过对武汉、北京、西安三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探讨了在社会变迁中主观生活质量在不同城市之间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并探讨了由社会变迁带来的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关键词 城市居民 主观 生活质量
一、导言
生活质量的研究最早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端于美国，几十年后，这一研究领域便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生活质量的研究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趋向：第一种是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进行理解，认为生活质量是指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第二种是从反映人们舒适、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比如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1〕；第三种则是将主、 客观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理解，认为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供国民生活充分程度和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的社会个体对自身及其社会环境的认同感。
我们认为，在目前来说，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尚处在温饱阶段，吃、穿、用、住等物质方面的消费依然是城市居民的主导追求，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衡量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必然要考虑到客观的生活条件。但在另一方面，个体的需求满足程度及其对生活的评价来自于自身的主观感受。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研究发现，客观指标对主观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只有17%左右；我国学者卢淑华的研究也证明，客观条件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折射与分离的现象，主观生活质量受参照标准的影响很大〔2〕。因此， 我们在评估生活质量时，还必须考虑到主观的生活满意度，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将主、客观方面结合起来理解生活质量，即在研究客观生活质量的同时，还必须研究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
本文将通过对武汉、北京和西安三地的生活质量调查结果进行比较，〔3〕探讨在社会变迁中主观生活质量在不同城市之间带有普遍性、 规律性的特征，分析主观满意度在各层次上的差异，如满意度与年龄结构的关系，满意度与文化层次的关系，并探讨由社会变迁带来的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及其原因。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只选择住房、居住、交通、工作、婚姻和家庭生活等六个主要生活满意度指标，而且采用与卢淑华相同的研究方法。〔4〕
北京和西安的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分别进行于1987年6月和1988年6月，分别回收有效问卷518份和501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80%和95%。武汉的调查由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居民生活质量”课题组〔5 〕师生于1995年12月进行。这次调查中实际发出问卷1067 份， 收回有效问卷1008份，有效回收率为94.5%。武汉、北京和西安三地样本的人口特征见表1。
表1 武汉、北京和西安样本的人口特征（%）
人口特征 武汉 北京 西安
年龄29岁以下19.1 23.1 26.2
30—39岁31.4 28.7 24.4
40—49岁26.1 21.3 22.6
50—59岁16.6 16.0 22.6
60岁以上 6.7 10.9
4.2
婚姻状况 未 婚 10.8 11.0 12.2
已 婚 85.9 85.1 83.0
丧 偶 2.1
1.9
1.6
离 婚 1.1
0.8
0.6
其 它 0.1
1.2
2.4
性别
男
58.9 56.3 54.4
女
41.1 43.7 45.6
文化程度小学以下 5.0 19.0 19.5
初中 24.6 25.4 36.2
高中及中技
41.0 30.3 33.6
大专以上29.4 15.4 10.7
二、年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三城市样本的年龄与各项满意度的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三地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情况〔6〕
从表2中我们发现， 三地样本的六项满意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1.三地样本有六项满意度都有着与年龄同步增长的趋势。我们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中老年以后，人们大都进入了资源条件的顶峰阶段，同过去的境况和现在一般人的条件相比，他们感到较为满意。另一方面，我们在进入中老年以后，生活的期望值降低，追求的动机减弱，在选择参照标准时也更为实际，由此提高了主观生活满意度。
2.在三地样本的六顶满意度中，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都是最高的，特别是婚姻满意度的得分遥遥领先。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其成员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经常的、面对面的互动形成了家庭成员间亲密的情感关系。家庭成为人们情感的归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满意。因此，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3.在三地样本的六项满意度中，住房和交通满意度都最低。这说明，住房和交通是城市中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过去存在，现在依然严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中人口规模会越来越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住房和交通仍将是大多数城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4.在三地样本中，虽然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在各个年龄段的得分都很高，但在40岁到50岁之间都出现了一个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低潮区。对于这一现象，卢淑华作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健康方面的原因，即认为在40岁到50岁的人平均健康状况不佳，因而导致婚姻和家庭生活质量的下降；另外一种是婚姻家庭的质量问题，“因为30岁～40岁之间基本上孩子小，家务重，生活重点放在孩子身上。但是，随着孩子长大，家庭逐渐走向空巢，双方不再为生活、为孩子而结合，家庭的乐趣由责任转向感情的成份增多，从而使个人特征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加大。”〔7〕我们认为，除了这两种可能的原因之外， 家庭角色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不适应也有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的家庭角色关系模式是纵向的亲子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关系模式逐渐转向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家庭角色关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长期生活于传统家庭关系模式中的中老年人必然存在角色适应的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角色调适以后，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又会很快提高。
三、文化程度与满意度的关系
以上讨论了三城市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情况，下面将对三城市不同文化层次居民在六项主要满意度中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
从所比较的六项文化程度与满意度来看，并不象年龄与满意度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变化趋势（见表3）：
表3 三地不同文化层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情况
（一）相同点 分析三城市的满意度发现，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都是最高，而住房满意度都是最低的。由此可知，婚姻和家庭方面的生活质量在不同层次的居民成员中都是最高，而不同城市、不同层次的居民都对住房问题感到不满。住房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并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应该是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否则，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将难有提高。
（二）不同点 1.在三地样本中，北京样本的满意度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而下降；西安样本的满意度变化比较杂乱；而武汉样本的满意度呈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趋势，即小学以下及大专以上两个文化层次的满意度较高，而中间层次居民的满意度较低，这表明，经过七、八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文化资源已经起到和年龄资源一样的社会资源作用。2.在有关居住和婚姻、家庭满意度方面存在着差异。北京样本的满意度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武汉样本依然是两头高、中间低；而西安样本的变化则不明显。3.在有关工作满意度方面，北京和西安样本的满意度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在两地样本的高中及中技档中，满意度同时出现了低潮。而武汉样本则呈明显的正相关。这显示出，在经过七、八年的社会变迁之后，文化资源在职业和工作中已经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差异性讨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满意度绝对数值来判断不同时期和地区主观生活质量的高低，但如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对同一生活满意度在不同层次上都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差异，那么，这种绝对数值的差异可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分析三城市样本在不同时期的满意度变化趋势我们发现：
1.在三地样本中，北京和西安样本的各项满意度分布差异较大，而武汉样本的分布则相对集中于中等偏上层次。这说明，在七、八年之前，北京和西安市民对于不同生活侧面的满意度都较高。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可能是武汉市民倾向于对生活作出保守的积极性评价；也有可能是与七、八年之前相比，现在的市民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提高。这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追求以及各项生活条件的改善结果是相一致的。
2.在文化程度与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北京样本和西安样本存在着负相关，而武汉样本则明显出现两极高，中间低的变化趋势。产生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结果。
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分配制度主要是平均主义。在这种分配体制下，资源的分配（包括收入、住房、职称等）主要都是论资排辈。小学以下文化层次的人一般年高资深，他们的分配所得显然要优于年轻人（以初、高中层次居多），而期望值却一般地小于后者，因而满意度也较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平均主义逐渐被公平和效益的原则所取代。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层次的人首先能比文化层次较低者分配到更好的工作和职业，而且职称晋升和工资提升也较快。但是，由于从观念的变迁到体制的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文凭在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并不能在体制转轨之初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八十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刚开始不久，平均主义分配形成依然占据主导。大专以上文化层次的人期望的多而得到的少，其心理失衡和不满更甚于切、高中文化层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满意度反而较低就不足为奇。
3.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武汉样本的住房满意度和交通满意度在两个层次中都明显地高于北京和西安；而婚姻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在两个层次都明显低于后者。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城市的住房问题和交通问题依然突出，但较之于七、八年之前，城市的住房和交通状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市民对住房和交通的满意也因此有了较大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关系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些变迁在一些比较保守的中老年市民中产生了不适应和怀旧心理，从而引起他们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消极性评价。
此外，在经过七、八年的社会巨变之后，城市居民家庭之间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异质性有了很大的增加。对武汉样本的分析发现，家庭生活满意度受参照标准的影响很大，两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G＝0.6）。一部分市民在与比自己更好的家庭比较中产生不平衡心理或不满足感，从而直接影响他们对家庭生活的主观评价。
通过武汉和北京、西安三地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文中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城市居民在主观生活质量上的特征和变迁。在三城市样本的比较中发现，年龄与满意度呈正相关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文化程度在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下与满意度呈负相关。随着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的认同，文化程度将越来越大地对主观生活质量产生正面的影响。
注释：
〔1〕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1989.4
〔2〕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1992.1
〔3〕〔4〕有关北京和西安的调查结果参见卢淑华、韦鲁英：《北京市、西安市部分地区生活质量的研究与比较》， 《社会学研究》， 1989年第5期。
〔5〕本课题系武汉市科委软科学基金课题。详见风笑天、 易松国等：《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1996.8
〔6〕表中的得分是以七分制计分， 其中北京和西安两地的得分情况是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卢淑华和韦鲁英文章中的曲线图所得。
〔7〕卢淑华、韦鲁英：《北京市、 西安市部分地区生活质量的研究与比较》，《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