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少年人性观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人性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人性观，是个体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对人的本质或本性的基本观点、看法与态度。青少年时期是认识自我、形成人性观的重要时期。中国的古代哲学很早就重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人性观”理论；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就开始对“人性观”给予了论述。可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性观都是各家各派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殷玮，2013：55-57；崔景贵，2004：43-48)。 就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人性观研究而言，国内多以理论思辨为主，而以实证为基础的定量研究鲜见。如以1980年以来的CSSCI论文进行分析，以“人性观”为题目的论文有116篇，①其中仅有杨利利和许燕的一篇论文运用了定量研究方法，该论文对北京和香港两地大学生的人性观进行了差异性比较(杨利利、许燕，2004)。 这一现状与当前人性观研究的主要领域与主题密切相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115篇论文主要分布于哲学(占23.80％)、文学(占15.60％)、心理学(占11.50％)、马克思主义(占9.80％)、教育学(占9.80％)、伦理学(7.40％)及其他学科领域(22.10％)。就研究主题而言，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五类，分别是：人性观的理论辨析，主要是对中西方的各家各派人性观进行介绍、分析及思辨；不同人性观之间的比较，即对不同派别、不同假设的人性观进行比较；人性观的现代解读，主要探讨现代社会背景中的人性观及其意义；人性观的教育意义，即阐述人性观对教育人的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不同群体的人性观状况等。 相对而言，西方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就开始对“人性观”进行了以实证为主的研究，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人性观的结构与测量、人性观的影响因素以及人性观对个体成长的影响等。 通过研究，人们一般具有以下几方面结论与发现：一是人性观是复杂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通过心理测量的方式验证了人性观的复杂性与多维度性(Christie et al.，1970)。二是人性观与个体的个性、适应性等发展密切相关。比如有研究显示，对人性的看法越倾向消极的个体，则越可能出现情绪问题、社会交往不良或反社会行为等(Barry et al.，2011：177-250)。三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性观及其对心理行为的影响对于个体后期具有持续作用，比如弗里克等人的研究就发现，青少年时期的消极行为方式会在一定时期内延续(Frick et al.，2003：713-736)。四是青少年人性观的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养育质量、个体的身心特征(如人格特点、性别、年龄等)及社会性学习、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等多重因素密切关联(Kimonis et al.，2011：282)。 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对于人性观的新近研究与探讨，都基本同意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人性观通常可以分为“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及“人性兼有善恶”等三方面；二是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个体的环境与成长过程发生变化，是社会的、话语的建构，是关系的存在(况志华，2007：112-116)；三是人性中的善与恶是相对的、变化的观念，是人性本质的不同表现；四是青少年时期是人性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生成时期(罗祖兵，2013：18-25)。 在中西方有关人性观点的研究中，也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Sutton & Keogh，2001：137-148)：一是有关人性观的发展性研究，即人性观随年龄变化的特点。二是有关人性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尽管已有研究发现不良的养育(如忽视、冷漠、心理控制和过度放纵等)和依恋关系对人性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尚缺乏长期追踪的实证数据。 在已有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青少年的人性观给予描述，并尝试对不同年龄阶段绘制人性观的发展轨迹。同时，希望进一步分析与青少年人性观发展相关联的社会性因素，为当前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与引导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与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界定 本研究重点考察三个问题：首先，当前青少年的人性观及其发展特点是怎样的，到底是持“性善论”、“性恶论”，还是“善恶兼有论”；其次，有哪些社会性因素影响青少年人性观的发展；最后，青少年人性观与其日常生活状态有哪些关联。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设计出以下三类研究变量。 1.人性观 以克里斯迪等人编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Machiavellianism Scale)(Christie el al.，1970)和瑞特曼编制的《人性哲学量表》(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 Sclae)(Wrightman，1974)为基础，我们编制出本研究所用的《“人性观”调查问卷》，用来考察个体对人性的一般态度。全问卷包含2个维度：(1)值得信任，测量个体对他人可靠性、诚信度的估计，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人是有道德的、诚实的和可靠的；(2)利他主义，测量个体对他人利他性的估计，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人是无私的、真挚同情与关心他人的。 我们通过这两维度可计算出“性善”、“性恶”和“人性观”的平均得分。本研究采用6等级评定法，请受访者对描述“人性”的句子表达意见，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2.社会性因素 该部分包含相对客观的社会性因素：(1)个体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户籍等变量；(2)环境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和住区环境等变量。其中，家庭经济条件和住所周边治安等采用7等级评定，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 3.日常生活状态 这一部分主要包含网络生活状态、社会生活状态和精神(心理)健康状态等内容。其中，网络生活状态通过网络行为(如上网时间、不良信息应对等)来测量；社会生活状态通过社会关系和亲社会行为来测量，其中社会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等三个方面，采用7等级评定，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对基本社会规范的遵循(如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不乱丢垃圾等)和利他行为(如帮助流浪儿童、做志愿者等)；精神(心理)健康状态通过标准化“焦虑自评量表”(简称SAS)来测量。有关变量的描述性解释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常生活中非主流文化对国民素质影响”的问卷调查数据。此调查在上海、武汉和天津三地进行，共获取有效问卷859份，其中初二学生266份(30.96％)，高二300份(34.92％)，大二293份(34.12％)；男生417份(48.40％)，女生444份(51.60％)；平均年龄为17.17±2.59岁，其中出生于1990-1999年间的“90后”青少年占到95.40％。本研究的数据处理采用SPSS软件进行管理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青少年人性观的总体特点 1.“性本善”是当前青少年主导人性观 研究发现，青少年对“性善”观念的同意程度显著高于对“性恶”观念的赞同(t=8.297，p＜0.001)；就人性观类型看，持“性善观”者的比例为56.40％，持“中性观”者占到8.30％，持“性恶观”者占到35.30％。 2.青少年对他人的“信任”相对偏低 人性观总分与其两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0.01)，这表明越是对他人持“值得信任”和“利他主义”估计的青少年，就越可能具有“性善”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配对样本平均数差异性检验发现，“值得信任”维度均分显著低于“利他主义”(t=19.356，p＜0.01)。这表明，青少年人性观的两维度发展并不平衡，对他人“值得信任”的评价显著弱于“利他主义”。这也投射出青少年大多相信人具有利他性，但对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则表示怀疑。 (二)影响青少年人性观的社会性因素 我们将本研究中界定的社会性因素放入回归模型，分别对“值得信任”、“利他主义”及“人性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级、住所周边治安状况和家庭经济条件影响青少年的人性观或要素(见表2)。我们对影响青少年人性观的社会性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1.性别 性别对于“值得信任”、“利他主义”和“人性观”具有显著解释力，女生对他人更具有信任感，更相信人是可信的、友善的、乐于助人的。“人性观”的频次分析显示，女生持“性善观”的比例显著高于男生(
=25.887，p＜0.01)，二者分别是64.80％和46.60％。均值差异性检验显示，女生的“值得信任”、“利他主义”和“人性观”等积极倾向显著高于男生(见表3)。
这一发现与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相一致。由于进化、大脑工作机制、传统文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女性更可能富有亲和动机与同情心，更容易被感动(Andrew et al.，2008：1203-1213；耿耀国等，2011：1308-1309)，因而也更易信任他人，人性观更倾向于正面。美国管理学教授罗杰·沃克玛(Roger Volkema)的研究发现，社会化过程对不同性别个体的人性观具有显著影响。从幼年起，男孩通常被要求注重规则与个人权利，而女孩则更多被要求关注关系、要具同情心与包容心。这些对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价值与期望使二者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比如，前者会更具竞争性，更倾向于“自我中心”，而对他人缺乏信任与合作；而后者则更重视关系、更信任他人(Volkema，1988：23-30)。 2.年级 多元回归显示，年级对“值得信任”和“人性观”有显著解释力，且呈现出随年级升高趋向消极的倾向。“人性观”频次分析显示，在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中，持“性善观”的比例依次下降，分别是65.50％、53.40％和50.50％；相反，持“性恶观”的比例依次上升，分别是25.60％、38.90％和41.20％，频次分布差异性显著(
=14.269，p＜0.01)。进一步通过多变量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在人性观及其不同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效应(见表4)。
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发现了人性观或某一维度随年级或年龄变化的特点。比如，井维华等通过对初中二年级、职业高中二年级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调查发现，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逐渐下降，即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低于中专生的，而中专生的人际信任度低于初中生(井维华、张庆强，2006：61-64)。 国外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关于人性观随年龄变化的研究，指出年龄是影响人性观的重要因素(Murray et al.，1980：1006)。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会变得世故和悲观(Sutton et al.，2001：137-148)，尤其是在青少年后期(20-21岁)(Abell et al.，2014：1-7)。 就“性善观”比例随年级下降的原因，井维华等(2006)认为可能是由于大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受到的社会负面影响使其对他人的怀疑与抵制加剧；相比之下，初中生可能更为单纯，“性善”主流人性观对其的影响力还比较强烈，同时受社会阴暗面的影响较少，因此更容易相信他人。也有学者认为，青少年对主流价值观的疑惑与挑战，恰恰是青少年从“幼稚”到“成熟”的必经历程。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于来自社会环境的习俗文化和教育信息，已不是被动地照单全收，而是在已养成的伦理素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改造……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他律与自律相交织的教化养成时期”(孙抱弘，2002：23)。 另外，年级与性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4.497，p＜0.05)，高二的男女生之间的“人性观”差异相对初二、大二而言更为显著(见图1a)；同时，在“值得信任”上存在年级与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不同年级的学生对于他人是否值得信任的态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F=5.796，p＜0.01)，高二男、女生之间的差异性显著高于初二或大二的男女生差异，男生对他人“值得信任”的评价从初二到高二显著下降，随后趋缓；而女生恰恰相反，初二到高二的变化并不明显，但高二到大二的下降非常明显，以致大学阶段男女生之间的差异相对高中阶段有所减少(见图1b)。
3.周边治安 表2中多元回归结果显示，环境变量中的“周边治安”对青少年人性观、“值得信任”和“利他主义”都有显著影响，对住所周边治安越满意的青少年，越倾向于相信人“性善”，越对人有信任感。“人性观”频次分析显示，在对周边治安评价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的三类青少年中，持“性善观”的比例依次下降，分别是59.80％、54.50％和32.50％；频次分布差异性显著(
=24.720，p＜0.01)。通过多变量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不同社区治安状况下的青少年，其人性观及其不同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并不难理解。中国素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这强调了环境对于人性养成的重要影响。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特(Rotter)就提出了相关理论，他以“信任”为例，解释了环境对于个体建立观念的机制。他认为信任建立的过程是个体通过与赋有意义的环境相互作用，归纳事物之间的联系，积累对他人概括化期望的经验，对他人作出预测和期望的过程(Rotter，1967，1971)。 另外，国外学者马(Ma)和里昂(Leung)在研究中也发现，青少年对环境的评价与利他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对周边环境越满意的青少年，其利他行为越多；反之，对周边环境评价越低的青少年，利他行为也越少(Ma & Leung，1991：745-759)。 4.家庭经济条件 表2中多元回归结果显示，环境变量中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青少年整体人性观和“利他主义”都会产生显著影响。对家庭经济条件越满意的青少年，越倾向相信人“性善”，越相信人有“利他性”。“人性观”频次分析显示，对家庭经济条件评价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的三类青少年中，持“性善观”的比例依次下降，分别是59.30％、41.80％和32.40％；频次分布差异性显著(
=17.228，p＜0.01)。通过多变量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家庭经济条件评价不同的青少年，其人性观及其不同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6)。
这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条件也是影响青少年人性观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研究发现，相对于底层人士，中上层人士更具有利他主义倾向(Lowe et al.，1973：567-572)。其原因类似于周边治安对人性观的影响。通常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青少年，所住环境更安全、舒适，所遇逆境更少，父母养育方式也相对积极，所以对人产生正向评价更多；相反，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青少年，父母往往因谋生而疏于照料，甚至有更多粗暴的方式；同时所住周边环境也相对恶劣，遭遇逆境与不良经验的机会更多，因此对人的看法也可能更趋向消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在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经济条件与人性特质之间的关联并非一致。比如，有研究发现，“信任感”只有在富裕国家中，才与社会阶层呈显著正相关，即中上阶层的人更多彼此信任；但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中，这一相关性却并不显著。因此，有关这一点的发现，其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 (三)青少年人性观与日常生活状态的关系 我们把本研究中界定的日常生活状态(网络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与人性观及其两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人性观及其两维度与积极生活状态呈显著正相关，即人性观越倾向于“性善”，青少年呈现出的网络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状态越正向(见表7)。 1.人性观与网络生活 如表7所示，人性观及其两维度与上网时间呈显著相关(p＜0.01)，即人性观及其两维度越倾向于性善，上网时间越短。频次分析显示，持“性善观”、“中性观”和“性恶观”的三组青少年“每天经常或总是”(3小时以上)上网的比例依次是12.60％、15.90％和20.40％，组间分布呈现显著差异性(
=6.551，p＜0.05)。人性观及其两维度与应对不良信息的积极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即人性观及其各维度越是倾向于性善或正向，则青少年对于网络不良信息(包括色情信息、暴力信息和网络诈骗等)的应对方式越积极。
持“性善观”、“中性观”和“性恶观”的三组青少年，对于网络不良信息的关注度显著不同，“消极应对”(诸如“点击细看，传给网友分享”或“点击细看，一笑了之”)的比例依次增加；而“积极应对”(诸如“一跳而过，不予理睬”或“积极举报，坚决抵制”)的比例依次降低(见表8)，持“性善观”与“性恶观”的两组青少年之间差异显著(p＜0.05)。
2.人性观与社会生活 (1)人性观与社会关系。如表7所示，人性观及其两维度与青少年对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及师生关系的评价之间呈显著相关(p＜0.01)。人性观越倾向于正向，则青少年对三种社会关系的评价越积极。以整体“人性观”为例，可以看到持“性善观”、“中性观”和“性恶观”的青少年，其对与父母、与同学和与老师的关系评价为“满意”的比例依次下降(见表9)。
这些数据表明，青少年的社会关系与人性观密切相关：一方面青少年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对于青少年人性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人性观对于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具有显著影响。 就本研究而言，为什么持“性善观”的青少年，其对社会关系的评价更高?可能原因如下：首先，持“性善观”的青少年，与其互动的社会关系通常更积极。比如，本研究发现，持有不同“人性观”的青少年，其对父母意见的听从和与父母争吵的频次均有显著差异。持“性善观”的青少年，78.20％“经常”或“总是”听从父母意见，仅有7.80％表示“经常(至少每周吵一次)”或“总是(几乎天天吵)”和父母争吵；但这两项比例在持“性恶观”的青少年中分别为66.70％和14.30％。其次，越倾向于“性善”的青少年，越可能具有开放的社会交往心态，也越可能被接纳与认同。比如，有研究发现，持有“性善观”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信任同伴，更乐于“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而这恰恰会增强人际互动、促进良性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Abell et al.，2014：114-120)。 (2)人性观与亲社会行为。就青少年人性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来看，也呈现出彼此之间的显著相关(p＜0.01)，即人性观及其各维度越是倾向于性善或正向，则青少年越遵循社会规范，也越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见表7)。以“人性观”为例，持“性善观”、“中性观”和“性恶观”的三组青少年在对社会规范的遵循上存在显著差异(F=28.974，p＜0.01)。在本研究中的五个社会规范题项上，三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分组比较显示，持“性善观”的青少年对于社会规范的遵循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5)(见表10)。同样，对持“性恶观”的青少年而言，持“性善观”的青少年也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t=4.986，p＜0.01)。国外相关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负面人性观与攻击性、违法犯罪、行为失调及情绪失调等有显著相关(Lau et al.，2013：355-367)。
3.人性观与精神状态 如表7所示，人性观及其各维度与焦虑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即人性观及其各维度越是倾向于性善或正向，则青少年的焦虑感越低。从焦虑分值来看，持“性善观”、“中性观”和“性恶观”等三组青少年依次平均为44.55、49.71和47.00，三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F=10.515，p＜0.01)；分组比较显示，持“性善观”的青少年，其焦虑分值显著低于其他两组(p＜0.01)。从焦虑等级分布看，持“性善观”的青少年中仅7.7％达到“中度”及以上；而持“性恶观”的青少年中，该相应比例为12.2％。 四、结论与启发 本研究发现，“90后”青少年的人性观以“性本善”为主导。多数青少年相信人性中“善多于恶”，并对他人持“值得信任”和“有利他性”等观念。这既与我国长期秉承的儒家人性观及正面价值观教育密切相关，也表明“90后”青少年对中国“性本善”的主流人性观基本上是认同与接受的。 “90后”青少年的人性观发展与多种社会因素有关，处在不断生成的状态中。其中性别、年级、住所周边治安状况和家庭经济条件等是影响青少年人性观或其要素的重要变量。这表明，青少年人性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个体与其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不断“生成”与“建构”的过程。 “90后”青少年的人性观与积极生活状态密切关联，人性观越倾向于“性善”，青少年呈现出的网络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状态越正向。研究显示，人性观及其各维度越是倾向于性善或正向，青少年的上网时间越短，对于网络不良信息的应对方式越显积极，对社会关系的评价越正向，越遵循社会规范，也越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并且焦虑感越低。 总之，本研究显示，“90后”青少年的人性观总体倾向于“性善观”，但因性别、年级、住区环境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同时，由于人性观与积极生活状态关系紧密，而青少年时期又是人性观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应重视这一阶段的人性观培育与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方案或课程，在青少年自身及其学校、家庭和社区等不同层面上进行引导与协助，引导青少年向善向美。 至于人性观到底是作为自变量影响青少年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还是作为因变量而受到后者的影响；抑或人性观是一种中介变量，使青少年所受到的社会影响因它而发生轨迹改变等问题，尚无法在本研究中获得实证结论。同时，人性观是生物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的产物，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众多，本研究只涉及了与社会性有关的部分因素，因此所得结论的解释力比较有限。以上这些不足都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来补充与完善。 注释： ①“中国期刊网”，搜索时间截至2014年6月8日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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