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资引进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资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评述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特点和前景，肯定了外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并就外资引进中需要处理好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用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18年，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进出口、体制转换、产业重组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影响。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仍将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正在进行体制转轨的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都需要继续积极利用外资，而跨国投资和国际资本市场也呈现出巨大的潜力。继续利用外资和不断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1.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1979年到1996年，中国共实际利用国外资金约284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772亿美元，对外借款1025亿美元，其它形式利用外资48亿美元。外资在中国投资总额中已占有一定比重，1996年，各种形式利用外资合计为552.7亿美元，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为19.4%[①]。
1.1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于70年代末期的经济特区，经过80年代的初步发展，“八五”期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八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3555亿美元，为1979年到1990年11年累计数的2.6倍，为“七五”累计数的14.4倍；外商实际投入金额1141.8亿美元，为“七五”累计数的8倍。1996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有所下降，为732.1亿美元，实际利用额423.5亿美元，比上年仍有所增加。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吸收跨国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跨国投资的第二大东道国，仅次于美国。
到1996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开业超过14万家，就业人数超过1700万人。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以工业（53.2%）和房地产（28.9%）为主。
与发展中国家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情况相比，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1）累计投资额中以港、澳、台资金占较大比例：1992年以前，外来直接投资中港澳台资金约占75%左右，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只有110万美元左右；1992年以后，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加很快，到1996年底，世界排名前500位的大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已有200家以上。港、澳、台投资所占比重1996年降到65%左右。相应地，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上升到272万美元。
（2）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1993年以前，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投向沿海地区的占90%以上。1993年，这一比重下降为87.4%，以后几年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1996年，这一比例为88.3%。
（3）国内销售比例较高：据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中，内销占64.8%，外销占38.2%。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最大的工业为例，据最近刚刚完成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提供的可靠数据，1995年末，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规模为：企业数59311个，从业人员898.3万人，工业总产值12021.2亿元，工业增加值2586.4亿元，产品销售收入10116.3亿元，实现利润400.4亿元，上交税金398.2亿元，进口用汇450.5亿美元（不含作为投资的设备进口），出口创汇572.3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68.6%，合作企业占10.8%，独资企业占20.6%。在实投资本中，外方占57.7%，中方占42.3%；在外方实投资金中，港澳台投资占59.2%，外国投资占40.8%。
在全部工业中，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相对地位是：从业人员占8.8%，工业增加值占16.7%，产品销售收入占19.1%，实现利润占24.5%，上交税金占9.9%。
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37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47%，其中出口61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0.7%，进口756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4.5%。如果扣除设备进口的248.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实现贸易顺差107.7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促进体制转换方面。通过与外商合资，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培养了一批掌握大型跨国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从长期发展看，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两方面的积极意义甚至更强于对当前增长、就业和出口的促进作用。跨国投资之所以被称为“一揽子创造性投资”，就是因为随着资金的转移，技术、管理、营销技术、市场网络等都会随之移向受资方。如果没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不会推进得如此迅速。
“八五”以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1996年开始在浦东进行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在浦东和深圳进行中外合资外贸企业的试点，以这两个领域对外资的开放为标志，可以说，除少数与国家安全有关以及新闻媒介等国际社会认可的不开放领域外，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基本上“无禁区”。
1.2 对外借款
与外商直接投资在“八五”期间剧增相比，我国对外借款的增长相对比较平稳。“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借款约十几亿美元，“七五”期间平均每年借款约60多亿美元，“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借款约80亿多美元，1996年实际对外借款126.7亿美元，“八五”总计比“七五”增长40%。
近20年来，中国对外筹款的渠道不断拓展，筹资方式趋于多样化。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部门和中国银行是对外筹款的主渠道，借款类型主要是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政府补贴性的商业贷款，这种类型筹款占当时筹款总额的90%以上，以后所占比重明显下降。1995年底，外国政府贷款余额为221亿美元，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余额为148亿美元，两项合计占当年外债余额的35%。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多样化。除政府部门和中国银行外，国内其它金融机构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筹资。1982年，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武士债券为标志，我国开始向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1995年末，海外市场债券余额约为170亿美元，仅次于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占海外筹集资金的第3位。至1995年末，我国向国外企业和私人借款余额已达71亿多美元，在对外筹款方式中占第6位。占比重较大的筹资方式还有：利用出口国买方信贷，1995年末余额达117亿美元；此外，在华外资银行发放贷款、国际金融租赁等对外筹款方式都有所发展。1995年的我国债务人结构为：政府部门外债余额占外债余额总额的29.2%，金融机构占42.6%，外商投资企业占15.5%，国内企业占11.0%，租赁公司占1.7%。
“八五”以来，中国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国内股票市场和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有长足发展。1991年，以上海电真空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为标志，中国企业开始在境内向境外投资者发行股票。1993年中国首批9家大型国有企业在香港发行股票（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到1996年末，中国共有26家企业在香港联交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累计筹集资金49亿美元。
按照宏观经济政策及产业政策，对外借款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重点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支柱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通过与国内资金配合，建设了一大批重要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累计计算，对外借款中投资于能源项目的占全部项目的29%，用于交通通讯项目的占17%，重要原材料项目占20%，机电轻纺项目占14%，农林水利项目占8%。“八五”时期，利用国外借款建设了2000多个项目，其中已建成的近200个项目中，有重要铁路干线、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核电站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有煤炭基地、油汽田、石化、钢铁等一批重大基础产业项目。与国内同期人民币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国外借款向基础产业、瓶颈产业的倾斜十分明显，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通过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主要是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中国还培养了一批掌握大型项目建设管理经验的人才。
借用外债也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买方信贷的使用，外国政府贷款项下的进口，都增加了国内市场的外汇供给，对贸易外汇收支平衡起到了调节作用。
1.3 外债规模及结构
由于中国对外借款持续增长，外债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对外还本付息额也在逐年增加。1995年，中国外债余额超过1000亿美元，1996年达1162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墨西哥和巴西的第三大债务国，债务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国内国际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外债增加和外债结构进行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外债监控指标始终低于国际公认警戒线。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每年借用外资额增加，还本付息开始进入高峰期，但负债率平均低于18%，债务率平均低于80%，偿债率平均低于10%。1995年，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分别为19.4%、69.9%和7.3%，低于20%、100%和25%的国际通用警戒线水平。
“八五”期间，中国已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外债规模的增长。这五年债务的增长速度比“七五”期间降低了1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96年，中国外债增速开始减缓，新增外债余额为9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是近四年来增幅最小的一年，改变了“八五”期间有四年外债增幅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幅的状况。
中国对外债的管理随着外债的增长日趋成熟。在80年代初期，中国借用外债中短期债务所占比例较高，到1985年，短期外债比例曾高达41%。此后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短期债务的增长，1988年以来对短期外债实行余额管理，使债务期限结构趋于合理。1995年末外债余额中，短期债务占11.2%，大大低于25%这个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水平。此外，在债务全口径监管、外债币种结构等方面的管理也都在不断改进。
2.中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外资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2.1 与宏观经济政策不够协调甚至对后者形成倒逼机制
国家财政预算和人民币信贷规模之外的外资数额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过大，弱化了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对社会投资总规模的调控能力，也弱化了国家通过投资导向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为外资配套又需要大量的人民币配套资金，给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带来压力。
2.2 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在理解跨国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时，经常考虑的方面有：增长、就业、国际收支、收入分配、技术获得、经济自主性等。中国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增长、就业和扩大出口方面的积极作用持较为一致的肯定态度，尤其对通过合资促进国内企业转换机制和改进管理方面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但对其它几个方面尚存在一些不同观点。
（1）技术水平与技术开发能力
跨国公司来我国投资，有一部分带来先进技术，但这些技术往往体现在产品和设备上，而不是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这些跨国公司通常选择我国处于行业“排头兵”地位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原来都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有些是国内同行业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的企业。合资以后，由于外方控股，大多数企业取消了原有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利用跨国公司本部的研究开发机构提供技术。因而有观点认为，这种趋势削弱了中国自主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2）地区增长不平衡与收入差距拉大
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为了与外资进行配套投入，国内资金也大量投向沿海地区，这是导致近些年中国沿海与内地增长速度与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为了改善投资环境而向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大量资金，使内地与沿海的投资环境和“潜在增长能力”也呈现出差距拉大的趋势。
（3）对国内优势企业造成一定冲击
通过以往多年的竞争，中国已经形成一批有较强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的优势企业。当然，由于发展时间短和受国内整体经济环境的制约，这些优势企业与国际大跨国公司的实力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目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中的一个重要调整阶段，国内企业两极分化明显，有望通过再次优胜劣汰的生产集中过程，使优势企业的规模、市场份额和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部分企业甚至有望跻身于全球同类企业的前列。然而，国内市场对外资大规模开放，使这些正在迅速成长之中的优势企业面临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处境困难，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也只能寻求合资作为增强竞争力的途径，从而打断了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性大企业的过程。
2.3 举借外债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外债每年还本付息增长较快，负债率、债务率虽然仍处在安全线以内，但已接近安全线的边缘。由于“八五”期间出口高速增长，偿债率指标表现较好。但是考虑到：第一，今后若干年出口很难再保持以往几年的超高速增长，而每年还本付息额却在增长；第二，相当一部分借用外资建设项目不创汇，少数项目盈利状况不尽如人意；第三，日元债务在我国债务总额中占有27%的较高比例，日元升值给今后几年外债偿还造成一些压力。
3.中国利用外资前景展望
3.1 中国需要继续积极利用外资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大量的投资。公路、铁路、发电、通讯等行业在未来15年的发展规划中，都对外资寄予重望。例如电力部已规划在未来5年将利用外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由过去的不到10%提高到20%；交通行业认为未来5年全国公路建设至少需要从国外筹集300亿美元的外资；电信业认为未来5年需要投资6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未来5年中国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达到2800亿美元，国家计委的规划数字比这个数还要多，其中相当比例的投资要靠利用外资。国家计委正在寻求国外资金的项目包括三峡大坝、京沪高速公路这样上百亿美元的世纪性项目。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
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技术落后，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大大加强，掌握着先进技术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在这种环境中，吸引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这也正是近些年全球范围内对争取跨国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的重要原因。中国要尽快改变技术落后状况，通过跨国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也是进一步提高我国自主开发技术能力的有效途径。中国航空工业从转包生产波音、麦道客机部件开始，逐步发展到建立总装线再到总体合作生产，积蓄了必要的技术力量和技术储备，已经开始以我为主进行面对21世纪的100座干线客机的开发。没有此前必要的国际合作，这种跃进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经济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也需要扩大利用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是长期趋势，生产、购销、开发、经营等都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活动。任何国家要推动本国经济较快发展，都必须主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跟随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外资对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国有企业机制转变方面的作用特别值得强调。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由于企业体制、历史负担、产业选择等方面的原因，处于长期亏损境况。非国有企业在企业管理、内部治理结构、国际化经营能力、与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创业者利益体现等方面，也普遍存在不能适应今后竞争需要的问题。许多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其经验对国内其它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也使中国有可能保持较大的利用外资规模。最近几年，跨国投资每年约2300亿美元，其中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趋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金额每年超过8000亿美元，1995年高达9950亿美元，未来几年，在保持数量增长的同时，利率仍可能处于较低水平。亚太地区以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巨大市场，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从这些因素来看，我国继续保持较大数额利用外资是可能的。
3.2 利用外资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没有外债的国家，这为过去10多年较大数额借用外资提供了有利的起步条件。通过前10多年持续借用外资，中国的外债规模到90年代中期已经攀升到较高水平，并开始进入持续的偿债期。以后借用外资即使仍然保持较大的规模，但偿债规模也随之增长。如果要保持债务负担不再明显加重，借用外资净值的增长速度应该慢于前些年，可视为一个常数，即与GDP的增长、出口的增长保持大致同步的增长速度。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也面临一些约束因素。从全球看，电子、汽车、化工、医药等行业是跨国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跨国投资在我国的行业分布也不例外。过去10多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大量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使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和在建规模急速扩大，竞争十分激烈。这种态势对新的投资者来讲已形成“进入障碍”。此外，我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和改善，也使过去一些利用优惠政策牟取短期收益的投资项目的吸引力大不如前。
以往多年大量利用外资，与我国自身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滞后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我国的储蓄率一直较高，提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投资并没有太大缺口。但是，由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国内企业没有畅通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只有吸引外资作为替代。今后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企业有了通畅的融资渠道，对外资的“饥渴症”会有所缓解，利用外资会更加注重其在引进技术、扩大出口和改善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3.3 利用外资方式的选择
70年代末期到“七五”末期，我国对外借款和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大致相等。“八五”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成为最近5年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额已大大超过借用外资额。近来中国国内对今后利用外资的方式正在进行研究，主张继续以直接投资为主和主张以对外借款为主的观点都存在。我们的观点是，在适应的政策引导和有效的管理之下，两种类型的外资都要积极利用。
这两种利用外资形式各有特点。借用外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建设项目，与产业政策的导向一致，政府容易进行调控；借用外资是非股权性利用外资，不会产生所有权问题和控制权问题，主动权掌握在中方手中。但是，借用外资是债务性外资，项目风险由中方承担，相当一部分项目不直接创汇，借用数额要受到债务风险的约束。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恰恰相反，它是非债务性外资，利用数额原则上不受限制；直接投资的利益和风险由双方共担，外商在投入资金的同时，必须考虑产品的竞争力问题，愿意使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和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股权性投资，跨国公司出于其本性具有明显的控股倾向，当项目收益好时，外方往往得利较多，甚至可能出现某些行业受制于人的情况。
从近期看，适当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积极开辟利用外资的新途径，保持以长期、非债务性的资本流入为主的利用外资结构，可能更适合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特征。这样考虑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通过借款保持利用外资净额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大。中国近些年持续较大数额借用外债，加上日元升值、部分项目不创汇和效益不佳，在今后若干年偿债高峰期内，还债有一定压力。即使借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大规模，但由于偿还债务数额较大，中长期资本项目顺差也会很小甚至可能有一定逆差，即对外借款的净值很小甚至为负值。第二，国有企业在使用借款和还款能力方面存在问题。目前我国借用外资的使用者主要是国有企业，1995年，对外借款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已达18%，借用外资壮大了国有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借款的使用状况和还款能力不够理想。在这种状况下，以对外借款作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会影响借款的使用效果和还款能力。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确，利用外资对国内经济发展态势产生明显影响，例如对民族工业的冲击、对民族品牌的冲击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加强对国内产业的全面保护和限制国外资本的进入？恐怕不行也不应该。当今世界，开放已成为时代主流，世界范围内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关系愈益密切。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显著加强，掌握着先进技术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大环境中，以往那种在政府保护下通过进口替代推进本国工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应进行调整，否则，相当一部分引进技术的国产化过程尚未完成，就可能已经成为落后技术。讲竞争、讲发展，都要放在开放的大环境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拍和潮流。
以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与国内体制转换滞后有关。例如，一些企业不计代价利用外资，是与企业债务负担重、社会负担重、企业机制不活、经营者利益得到体现直接机关的，合资中中方资产的流失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这类问题不仅出现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在国内竞争中同样存在，不能将目前国有企业的困难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都归因于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加快国内体制改革，而不是改变利用外资政策。
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还与外资政策有关。我国以往对外资实行许多优惠政策，这在开放初期是必要的，可以抵消由于投资环境特别是体制性环境落后给外国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现在国内投资环境有明显改善，市场经济也得到长足发展，再继续对外资实行优惠就没有必要。中国政府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规范税制、公平税负。利用外资政策的改进和完善，将会大大减少利用外资中的不当行为。
我们还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利用外资方式。最近10年，在借用外资和跨国直接投资两种形式之外，又出现了一些国际投资的新方式，比较重要的有国际证券市场和“BOT”等项目特许权融资。例如，美国的共同基金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1993年资产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银行存款的85%。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但是，这类项目由于投资额大、建设期长、收费受政府控制、回收期长和不确定因素多，如果没有特殊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就不会进入，而借用外资又会增加债务负担。近些年来，为了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外资同时又不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公共工程特许权”如“BOT”方式，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开始采用，我国也已经有了两个试点项目。这些方式应在试验、总结和形成法规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
3.4 进一步完善对外资的管理
（1）加强对借用外资和外债的管理
由于中国仍将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缓解，地方和企业对外资的需求量很大。加上国有企业的机制转变尚需时日，“投资饥渴症”和对资金低效率使用的状况还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因而对借用外资有强烈需求。最近几年，国际商业贷款增加较多，国内对外贷款渠道增多，国内财税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和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都对外债管理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在计划管理、债务监测、借款使用、还款约束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
通过以往10多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与跨国公司以平等互利的方式进行合作的能力明显提高。同时，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外商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在此基础上，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水平应该有明显改善。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是：
——尽快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规范税制、公平税负，是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共同要求。目前内资外资企业在所得税及所得税减免、增值税及其返还、进出口关税及进出口管理、外汇管理、各项收费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别，但总体上看差别不大，实行国民待遇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宣布率先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
——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导向。要将更多的外资引向中西部、基础设施、农业等。对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在合资企业中注重技术开发能力形成的外商和出口为主的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这些方面的优惠政策已经出台了一些，但效果不够明显，还需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
——加强立项后服务和管理。我国吸引外资工作中一直存在着重引进、轻管理的问题。在合资时中外双方所做的承诺是否兑现并无专门机构对其负责；在审批阶段适用的规模限制与权限划分在以后的增资扩股过程中也无约束力；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不向统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上报必要的统计信息，使得政府有关部门难以掌握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情况。类似这些立项之后的管理、监督、服务问题，是我国目前吸收外资中的薄弱环节，这方面的工作要尽快跟上。
——中外合资与“中—中”合资的条件应该平等。我国已有一批优势企业，正在通过收购、兼并、国内合资等方式寻求迅速发展。但是，中外合资时能够得到的优惠，在“中—中”合资、合作中却得不到，这实质上形成了对内资的歧视。今后国内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兼并、收购等，条件应该与利用外资平等，给外商的优惠政策，也应该给有实力的国内企业，使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国内优势企业仍然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3.5 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对外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稳步发展，1984年到1994年底，中国企业经批准在海外开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共计4600家，中方协议总投资160亿美元，涉及的行业有贸易、对外工程承包、国际旅游、交通运输、餐饮、咨询服务和金融保险等，投资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中方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的仅有100家左右。
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看，有选择地进行海外投资是必要的，重点鼓励和引导的领域有：
售后服务型海外投资：目前机电产品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国际机电产品市场对售前售后服务要求苛刻，需要在销售地设点办厂提供所需的服务。
带动出口型投资：中国有一些行业，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形成了大量技术较为先进的生产线，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大大超过需求，设备大量闲置，如家用电器行业的情况就很典型。这些生产能力适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利用这些设备进行海外投资，既可以解决国内生产能力闲置问题，又能带动国内零部件的出口。这是解决一些行业设备大量闲置的重要途径。
资源开发型投资：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又有充裕的劳动力。在一些资源充裕的国家进行开发性投资，可以建立海外原料基地，带动劳务出口。
技术开发型投资：国内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到国外科技力量密集的地区设立研究开发型企业，可以及时得到大量信息，成为国内母公司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的窗口。
4.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考虑中长期利用外资问题，还需要对一些重要关系和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4.1 利用外资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
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外资流入的高速增长重叠在一起，大量外资流入，不会不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外资的大量流入，会使国家财政预算和人民币信贷规模以外的投资比例加大，对国家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方向主要不是我国鼓励投资的基础设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而是较多地进入加工工业，与我国产业政策希望引导的投资方向不符合。与此同时，外资还大量利用国内资金，使相当大比例国内资金的投资方向受外商投资方向的影响，弱化了政府对投资方向的调控和引导能力。对这些影响及必要的对策需要加强研究，否则会减弱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作用。
4.2 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的关系
在开放国内市场、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国内相当一部分行业和企业感受到跨国公司的巨大竞争力，部分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国内先进企业因无力与跨国公司相竞争而陷入困境。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人们对利用外资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关系的思考。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此消彼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更何况那些计划经济时期靠垄断地位形成的“大企业”实际上可能是一些长期亏损或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它们在竞争中失利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从国际经验看，落后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同时，选择一些本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和产业基础的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植政策以至适度的保护政策等，促使它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形成一批以本国为主的世界级大企业，是在开放过程中增强本国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中国已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虽然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仍在多方面存有较大差距，但只要有适当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有一部分有望在世纪之交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和推出世界名牌产品。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促进竞争和取得学习效应，对这些企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引进外资无疑会使竞争加剧，但同时也会迅速提升竞争的档次和水平。因此，即使在一些重点发展的行业中，保护政策、扶植政策也不应达到排斥竞争的程度。总之，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关系，在对外开放政策与保护、扶植政策的恰当搭配下，选择有利于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4.3 利用外资是否需要确定规模指标
外资流入规模问题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要保持快速、稳定增长，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需要中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需要整个服务业部门革新技术和提高效率。没有大量外来投资，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继续较多利用外资不可或缺。从许多部门、地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看，都对利用外资寄予较高期望。因此，需要确定今后若干年外资流入的规模，并制定和随时调整政策，以保证外资按所需要的规模流入。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因控制通货膨胀的要求不会过高，同时，国内储蓄率一直较高，国内资金供应基本上能够满足需求，外资流入过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适度控制外资的流入规模。我们的看法是，虽然国内储蓄率较高，但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国有企业状况又对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前，国内对外资的需求不会减弱。因此，在积极培育国内资本市场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继续积极利用外资有助于整个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从规模看，借用外资的规模应严格控制，以外债规模的增速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宜。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不在数量而在其功能，应及时调整利用外资政策特别是外商投资导向政策，鼓励带来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较强出口能力的外商投资企业。同时，要取消对外资的普遍优惠政策，使那些没有优惠政策就没有竞争力的外资不再大量进入我国市场。人为地制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既没有必要，在操作上也难以实现。
4.4 如何对我国的海外投资加强管理
中国的海外投资问题已经讨论多年，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鼓励、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国内有不同的观点。赞成的观点认为，跨国投资是大趋势，中国不能只“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双向利用国际分工的益处。特别是一些在国内已位居行业“排头兵”的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正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和提升技术档次的必然要求。例如，我国电冰箱产量居第一位的科隆集团，在日本投资成立海外技术开发部，聘用日本高级专家从事高水平电冰箱的开发，这种到发达国家科技优势集中的区域开发新产品的方式，在信息、人才、科技环境方面的优势是国内无法比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资金短缺的国家，鼓励海外投资会使国内资金更加紧张，反过来又要从海外高成本融资。从过去实践看，我国大部分海外企业规模小，业务有限，近似于“办事处”、“夫妻店”的性质，国内母公司对其无法控制。特别是当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到位时，允许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从长期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有企业改革有实质性的推进。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海外投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上述问题都需要系统、深入地研究。利用外资在国际上不是一个新问题，有许多国际经验可以学习、借鉴。同时，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情况又有独特性，处理好这些关系，真正做到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将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利用外资提供有益的新鲜经验*。
＊ 本文中的数据与资料除少数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计委提供外，主要引自以下年鉴和报告：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版，中国统计出版社。
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应年份版，中国展望出版社。
国家外汇管理局：《95中国外债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应年份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相应年份版，中国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海关总署：《海关统计》，相应年份第12期。
注释：
① 根据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算，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数据的口径不完全一致，外资不是全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一部分用作流动资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为11.5%。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
标签：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论文; 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项目贷款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