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界线理论和界线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线论文,意识论文,西方哲学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问题的界线化可以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康德的理性界线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界线理论、海德格尔的生存界线理论以及伽达默尔的经验界线理论，都可以说是界线化的哲学形态。哲学问题的界线化一方面表现为哲学具体问题或范畴的界线化，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则表现为哲学视角和哲学方法向界线平面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基于界线视角的哲学考察和批判。
一、康德哲学的理性界线——双面性界线
康德哲学的核心任务是“探究理性的范围及其内在界线”以及“验证企图突破和越过这些不可避免的界限，这种不可遏止的倾向带来的后果。”（谢尔兹，第47页）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康德的理性界线是一种双面性界线，即界线的内部是经验的范围，而外部则是自在之物或超验的领域；知识一方面被严格限制在经验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界线外部的至上存在体来保证。界线的双面性赋予界线特殊的功用：一方面，界线承担着对其内外存在的区分和限制作用，但另一方面，界线又具有把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的中介作用，使知识“仅仅限制在存在于界限以外的东西同包含在界线以内的东西的关系上”。（康德，第153页）因此，界线在具有限制性作用的同时，也成了联系的环节。知识以界线的外部存在为全部经验的“最高根据”，但是，知识不以界线以外的存在（包括界线）为认知对象；知识的形成并不是越界的结果，而是停留在“使用的界线上”，保持应有的界线关系：“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判断限制在世界和这样一个存在体二者之间可以有的关系上，而这个存在体的概念本身是超乎我们在世界内部可能认识的范围之外的，那么，我们就能停留在这个界线上。”（同上，第148页）
界线的双面性以及在界线上的停留是以界线本身具有某种肯定的东西为前提的。（同上，第144页）事实上，康德的界线双面性不仅表现为界线内外具有存在的性质，更为特别的是表现为界线本身具有内外部性质：“这个界线既属于经验的领域，又属于思维存在体的领域”（同上，第147页），即既有作为整体的不可认识的一面，又有作为肯定物的可认知的一面。界线本身的双重性为界线内外部存在之间的联系和共存提供了保证，为化解界线矛盾提供了外在而机械的方法。
界线对于知性的限定并不意味着理性没有对于界线的逾越意识。实际上，理性对于界线有一种自然的、无法避免的逾越倾向：它总想逾越界线去把握界线外的存在，一旦这些存在被当作对象来把握，越界就不可避免了；而当我们超出界线并企图去把握界线之外的先验理念时，就进入了形而上学领域。“先验理念的总和，构成自然的纯粹理性特有的课题，它迫使纯粹理性离开单纯观察自然界，超出全部可能经验，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产生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同上，第157页）形而上学是逾越界线的产物。“形而上学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试图中把我们引导到一些界线上去。”（康德，第142页）
康德的界线以外的先验理念既是知识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同时还具有伦理学的意义。作为先验理念的神、自由和灵魂本身就是伦理学的对象。先验理念既是认知的终点，又是价值的起点；理性界线“为伦理开创了一种积极的开端”（范坡伊森，第99页）。通过界线，康德实现了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和伦理世界的贯通，人类理性在这里实现了认知功能和价值功能的同一。
康德理性界线的存在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这就是界线所区分部分的异质性，如内容和形式、经验和先天、知识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异质性。只有界线内外部分是异质的，界线才得以形成，否则就不可能产生界线：“只要理性的知识是同质的，就不能设想有任何形式的界线”。（康德，第141页）但是，这种异质性的两个部分其地位并不同等，而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界线内部的经验领域是不完善的，不“彻底的”，它“永远不能满足理性”；界线之外的存在才具有完善性：“理性只有在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些东西上才得到彻底和满足”。（同上，第144页）界线内外部分的不对称性暴露出了理性的有限性和虚幻性。
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语言界线——单面性界线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任务是“探究语言的范围及其内在界线”，以及“验证企图突破和越过这些不可避免的界线，这种不可遏止的倾向带来的后果”（谢尔兹，第47页），以便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语言划界。可见，他把康德哲学“从理性的平面转移到语言的平面”（施太格缪勒，第545页）。在语言平面上，无论是界线形态还是哲学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康德那里，世界界线、逻辑界线、经验界线和语言界线等界线是不一致的，它们的范围不尽相同，如在经验界线之外的形而上学和伦理的东西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可说性，因此，“经验的界限要比可被言说的东西的界线狭窄一些（伦理学仍然可以被表述）”。（康德，第99页）而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它们却是重合的：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与世界具有对应关系，它们的界线是一致的；世界是逻辑的世界，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维特根斯坦，第7页）；经验的界线“显现于原初命题的总和”（同上，第70页），而原初命题的总和是语言，因此，语言与经验的界线也是一致的。如此则世界、语言、逻辑、经验等界线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复合的、多重性的语言界限。这一语言界线的逻辑存在形式就是重言式和矛盾式：“矛盾式是命题的外限，同语反复是命题的无实质的中心”。（同上，第54页）它们都具有逻辑完全性。
在界线单一化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还消除了康德哲学中界线的外部领域，实现了界线的单面化。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命题都是一些重言式，而不是先天综合判断；同时，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也不是综合的，它们是虚假的无意义的问题。因此，承载着保证判断确实性的界线之外的先验理念以及形而上学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了，于是界线成了一种单面的存在。这种单面的界线自然不可能像康德哲学那样由界线内外部分来共同决定，而是从界线的内部来划定的。语言界线的内部存在是逻辑空间，每一命题具有相应的逻辑空间；语言界线是通过所有命题的逻辑空间得到规定的：当所有命题的逻辑空间被给出后，这一界线也就随之给出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一起从内部划定了世界的界线。界线的单面性使哲学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即我们只能从界线内部而不是外部来进行思考，更不能从界线内外部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哲学应当自内部通过可思者为不可思者划界限”，“哲学应当为可思者划界限，从而也为不可思者划界”。（同上，第39页）
界线的单面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解康德界线以外的存在，它只是把那些存在纳入了界线本身，因而界线本身具有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意义。由此，关于界线领域的讨论也转向了界线本身的探讨，界线的存在、功用和意义等问题成了哲学的主要内容。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语言界线的伦理学意义和功用大大强化了：界线已经不再仅仅是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起点，而是伦理本身；界线成了伦理的对象，具有了伦理的善恶，生命的价值、意义、上帝、伦理等都归于界线之中了。通过语言界线，维特根斯坦“划定了一条表明一种逻辑的要求和一种伦理的要求之间统一的界线” （谢尔兹，第19页），使界线“既具有一种逻辑的强制性，又有一种伦理的强制性”（同上）。如此一来，康德那种依赖于界线外部对象的伦理学就不复存在了，伦理学转而仅仅依赖于语言界线，“对语言界线的冲撞就是伦理学”（Waismann,p.92）。
维特根斯坦不仅赋予界线本身至高的哲学地位，而且还通过主体的界线化形成了一种新的主体形式——界线主体。界限主体是主体界限化的结果：“主体不属于世界，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维特根斯坦，第72页）。界限主体是主体的一种极限情形，它是一个“广延的点”，犹如数学中的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零位“主体”。（同上，第49页）在主体的层面上，零位“主体”和其他的主体相比并不少些什么，正如在数学中，零和其它的数（如1、2等数）同样是数。零位性的界线主体并不具有以往主体的那种实在内涵和建构功能，而仅仅具有形式意义，或者说具有界线意义。通过界线主体，“作为世界之界限的形而上学主体与语言本身的逻辑主体同一起来……”（阿佩尔，第15页）哲学的言说形式由传统的“主体之说”转为“语言之说”。（参见徐为民，第31－36页）
三、海德格尔哲学的生存界线——否定性界线
古希腊哲学关于界线的最基本思想就是有限性，黑格尔也明确指出：“界限是某物自身的内在规定，某物因此是有限的。”（黑格尔，1996年，第111页）海德格尔在康德的“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的发问和探求中发掘出了人类的有限性：“能够”表明某种形式的“不能”，“应当”表明“尚未”满足，“可以”则是基于缺陷的“期望”。有限性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成为生存的本质特性。（参见《海德格尔选集》，第96－108页）海德格尔的有限性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有限性，而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此在的有限性是人的生存论状态的有限性，而生存论状态的有限性是对于存在领悟的有限状态。由此，康德的理性界线被转化为生存和存在的界线。
此在的生存论状态的界线具有双重形式：“一方面这个概念表示作为视角角度的我的有限性存在。另一方面，这个概念表示作为意义和意志的目的的我的限制行为。”（利科，第330页）这双重形式中，前者就是内限，而后者就是外限。“内即是根据，是‘自身反映’的空洞形式”，“内表示抽象的自身同一性”。（黑格尔，1996年，第288页）内限是“此”，即“某种角度”或“某种方式”，是“我是或我存在”，这是一种生存的“零位”状态。外是“具有‘反映他物’的空洞规定的另一方面的形式”，“它表示单纯的多样性或实在性”（同上，第289页），外限“从他的生存中随便怎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着”。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术语来表示，内限即为重言状态，外限为矛盾状态。此在的内外限构成此在的始限状态，“万物必有一个初限”，“‘始’是‘限’的一端”（亚里士多德，第107页）。始限经过发展成为终限，但终限并不意味着停止状态，而是一种新的开始：“界线并不意味着某种东西在它旁边停止，而是希腊人已认识的某种东西开始从之出发而开始其存在的东西”。（皮罗，第152页）界线引导、展现一切在者到存在中，并使它们得到解放和安排；人的生存就是从始限出发而不断超越终限的过程。
生存的有限性总是通过生存的困境展示出来。这是一种对于存在整体界线超越的困境，即：“首先，每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它总是这个整体自身。其次，每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被追问，即发问者本身包含在问题里面，也就是说，已被摆到问题中去了。”（《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6页）这种困境就是既“在世界之中”又要超越世界的困境，它表明“有限性的特殊体验一上来就表现为界限和界限的超越的相关体验”（利科，第325页）。要超越界线、获得关于界线的体验，必须借助于“虚无（无）”。“此在将自身嵌入‘无’中时，就总是已经超出了存在者整体之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146页）而“无”又是在“畏”中与存在者整体浑为一体而存在来露面的。但是，通过“无”把握整体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先穿越“无”的界线（零度子午线）才能到达存在；事实上，只有“存在的新朝向才带来了穿越线的瞬间”，“存在者的一切必须事先被给予，以便将其整个否定，然后‘无’本身就会在否定中呈现出来。”（同上，第141页）海德格尔关于虚无这一零度子午线问题的回答，指明了存在的优先性以及虚无的非实在性；它表明“虚无”不是世界本身的存在，而是一种意识结构或特殊的体验。
存在的虚无性原则把界线引向了否定层面，此在的有限性就是一种否定的有限性。它具体化为人类行为中“充满了尚未和不再等否定词”，“人类的有限性就是在人的存在中的不的存在”，包括“我们不能做的和我们不能是的”，“人类的有限性把我们带到人的中心，在那里，确实的存在和否定性的存在恰好重合而且相互渗透……他的存在与不存在相重合。如果不理解人类的有限性，那就也不理解人的本性。”（巴雷特，第282页）
四、伽达默尔哲学的经验界线——融合性界线
在伽达默尔看来，康德的理性界线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界线都是绝对的界线，它们具有至上性、确定性、唯一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用法”的意义界线虽然赋予了界线以多样性和模糊性，但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界线的独立性。界线的独立性造成了大量“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用法和生活形式”，以至于界线并没有成为一个语言游戏的终点和另一个语言游戏的起点，界线不具有融合性。伽达默尔的经验界线就是要克服界线的独立性，揭示界线的开放性辩证形态。
伽达默尔坚持康德的理性界线思想，认为“理性化就在于认识自己观点的界线”。但是他主张理性研究应该回归“经验的进展”上来，因为“在经验中，人类的筹划理性的能力和自我认识找到了它们的界限”。所谓经验指的是人的有限性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就是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归根到底是关于存在的经验：“对存在的东西的认识乃是一切经验的真正结果”。经验的本质不是它的既有性，而是它的开放性：“经验的真理始终包含一种朝向新经验的倾向”，这种开放性的经验被称为否定的经验。（伽达默尔，1999年，第453页）因此，作为经验界线，其主要特征不是标示固有的东西，而是超越已有的东西；界线即超越或融合：经验在从原有经验到新经验的进展中是一个界线（视域）的不断转换和融合的过程。
在传统界线理论中，界线的融合特性常常遭到忽视或令人感到困惑。亚里士多德确立了界线的始限和终限观念，但对于界线的分合却感到有些不解：当点线面接触或分割时，它们的界面在合时则两界成一界，但在分时则一界成两界，原有的界线又出现了。带着这一困惑，他把界线的分合排除到事物的生成和消失法则之外。（亚里士多德，第53－54页）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界线的中介性和矛盾性，注意到了界线中实有和非有的融合性，但并没有明确揭示出界线之间的融合性。伽达默尔可以说是真正触及了界线融合性思想的人，而他之所以能触及这一思想，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的界限经验思想。（同上，第790页）界限经验是界线经验化（即赋予界线以经验的特性）的结果。在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等人那里，只存在经验的界线，而没有界线的经验，因为经验的界限作为经验的整体不是经验的组成部分。康德界线的双重性最多只能说明界线具有部分经验性，但从总体上看，界线本身是非经验的，它外在于、异质于经验，因而也是不可知的、不可说的；如果我们用经验去把握界线或界线以外的总体性存在，都会导致幻想或荒谬的结果。因此，人们不可能有关于界限的经验，即界线经验。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界线完全是非经验的，不可知的。伽达默尔的界限经验一改康德等人的界线理论，把界线看作是经验的，赋予了界线以经验的特性，使经验的界线本身和经验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如此一来，界线的性质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界线可以使自己作为已知经验的一部分融入新的经验中去，为界线的融合、为构建效果历史意识提供了可能。因此，界线经验概念的确立从界线的可知性方面改进并发展了经验界线的传统理论。
哲学是关于界线的洞见。“对存在东西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一度存在于那里的东西的认识，而是意味着对一种界限的洞见”（伽达默尔，1999年，第459页），这种关于界限的洞见不是绝对的、神秘的：“在这界限内未来对于期望和计谋仍然是开放的”，是可以认知和把握的。伽达默尔的经验界线理论反对任何把视域绝对化的企图，主张建立界线的中介与超越性理论。他所谓的界线“对于理性是辩证地存在的，因为设置一个界限就表明已经超越了这个界限”；从这一点来看，这种界线意识明显源于黑格尔：“当伽达默尔拒绝让语言游戏处于一种相互孤立、不发生中介的状态时，这种黑格尔影响就表现得十分明显。黑格尔对于界限的辩证法有了解释学的应用。”（同上，1994年，编者导言，第31页）
五、界线意识和界线矛盾
康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形态蕴含着深刻的界线意识，这些界线意识通过界线矛盾集中地得到了展现。
首先，界线意识表现为异质性和通约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异质性最早表现为具体对象所同时拥有的多个普遍性质之间的不相关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特性，异质性意味着不能用单一的范型或一套同质的范型来完全规定事物（参见徐长福，第3－11页），这也就意味着事物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近现代哲学的界线理论总体说来是以异质性为基础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界线内外部存在之间的异质性，它体现在许多二元对立和矛盾的对象之间，如主体和客体、伦理和知识、哲学和科学、价值和事实等等之间。近现代哲学在异质性问题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其一是通过意义划界等手段强化界线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如康德、维特根斯坦哲学等；其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同质性，如伽达默尔的经验界线就是通过化异质性为同质性来解决通约性问题的尝试，而在福柯那里，同质性则被看作是“实践整体”研究的动因和基础（《福柯集》，第541页）。这两种趋势虽然表面差异较大，但目的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界线之外部存在（包括界线）与界线之内部存在之间既异质又通约的矛盾。
其次，界线意识表现为有限性和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意识。近现代界线理论总体上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界线即有限的思想。笛卡尔哲学及其后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等都是“彻底且原始的有限性的一种缓慢的获取”（皮罗，第161页）。与此相关，近现代哲学还确立了整体性意识，界线的整体性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界线作为整体而存在，整体具有存在意义；二是整体在功能上具有优越性；三是整体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界线的整体性意识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把非存在或“虚无”看作是构成整体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阿玛迪亚·森，第41页）——这一见解自巴门尼德的整体理论始，由此开启了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本质和关系问题探讨的先河；其后继者如海德格尔、胡塞尔以及分析哲学等都服从了这一需求。有限性意识和整体性意识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存在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的重要特征。
再次，界限意识表现为存在性和完善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在古希腊哲学中，界线是存在的，存在的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是完成的和完善的：界线理论把存在性和完善性结合在一起。但是，近现代哲学在批判理性的无节制运用的同时，也把完善性看作了理性的终极目标，因而错误地将启蒙运动的两大支柱——“理性活动的强大力量和人类本性的完善性”（阿玛迪亚·森，第8页）一起批判，从而在限定理性、确立有限性的同时逐渐丢失了人类存在的完善性。完善性丢失的主要事实之一就是赋予界线或界线之外的存在以优先的、更重要的地位和功能，并由此建立起相应的超越理论。康德的双面界线理论、海德格尔的否定界线理论、伽达默尔的经验界线理论等都是这样的超越理论。界线意识中的存在性和完善性的矛盾所产生的这种问题不应该归咎于人类对于完善性的追求，而应归咎于人类追求完善性的方式，归咎于人们把完善性置于界线之外的彼岸的外在追求方式。当人们认识到“理想性并不是在实在性之外或在实在性之旁的某种东西，反之理想性的本质即显然在于作为实在性的真理”（黑格尔，1980年，第212页）时，自然会从现实之中来寻求理想性或完善性。海德格尔等人就企图恢复那种现实存在的、有限的完善性，一种带有否定或残缺性的完善性；力图把完善性从彼岸世界带回现实世界，带回理性或人的本性，以解决人的存在所表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状态和人的完善性之间的矛盾。
界线意识或界线矛盾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界线批判意识；界线理论的实质就是界线批判，就是从界线的角度和层面对已有理论进行考察批判：“哲学的批判正是对于极限的分析和对界线的反思”（《福柯集》，第539页）。康德的批判哲学主要是通过理性界线理论展开的，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批判是通过语言界线理论进行的，它们都是界线批判理论。界线批判是哲学的一种“极限态度”和特有气质，是哲学启蒙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当今的界线批判已经走出了康德等人的对于“必然限定形式”的理论性批判，而进入到“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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