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周期理论扬弃、模型再造与中国适用——“十一五”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区间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区间论文,增长速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07)03-0052-09
一、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经典理论扬弃与价值分析
(1)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是二战后在美、英等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首先系统研究资本经济增长问题，认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状况，取决于该国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由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者人数来决定。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众多，就能生产更多的年生产物，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首先，新增产出在积累与消费中的比例；其次，新增积累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技术进步对存量资本、新增资本和生产者素质的影响，而三方面的动力基础是自由市场竞争。
李嘉图把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土地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地租增加；工资由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特别是美国在大战期间增长起来的生产能力，与日趋缩小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相适应，增长周期极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探讨资本经济增长问题。
战后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政到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形成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对长期增长原因进行解释。
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流动偏好”规律。提出国家推动经济增长。
(3)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增长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出发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并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企图找到资本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以防止经济危机和消除失业。模型提出两种增长率概念：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分别以Gn1、Gn2表示，总的产出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用Gn表示，那么：Gn=Gn1+Gn2+Gn1n2。
有保证的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预期“资本产出率”和本期“储蓄收入率”，要保证社会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即有保证的增长率，必须等于储蓄收入率除以资本产出率。
(4)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增长速度决定于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如何分配。认为分配中的变化影响总储蓄，因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不相同；分配本身取决于积累率，而积累率又决定着利润率及其在收入中占的份额；收入的剩余部分转化为工资。根据其模型经济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只有靠有利于利润的分配，即利润高则增长快。
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能够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并且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刺激力。主张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5)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代表经济学家是美国的索洛和英国的米德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劳动和资本有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也反对罗宾逊夫人收入均等化和提高工资的论点。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为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相应于“边际产品”而各自获得应有报酬，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模型不仅考察投资增长要素，而且还考察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要素。
新经济增长理论加入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框架，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并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也投入知识。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的提高一国增长率。
(6)发达国家对经济周期波动前期理论的分析。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交替中造成的危机使经济周期现象引起广泛注目，19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多种经济周期的理论，以致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指定当时著名学者哈勃勒撰写了书名为《繁荣与萧条》的著作对20世纪40年代前的各种周期理论进行系统总结。此著作把各种理论区分为六大类，每类中包含不同分支。六类为：纯粹货币论、过度投资论、消费不足论、成本改变论、心理原因论以及农业收获论。
六种类别的理论又可分为外部因素论和内部因素论两类。外部因素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来自经济之外，战争、科技发明、资源发现等；内部因素论则强调速度的快慢来对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进行解释。事实上，严格区别外部和内部因素非常困难，而危机又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前期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纯粹货币论、过度投资论和消费不足论。纯货币理论由霍特里提出并认为经济周期是纯货币现象，其“消费者支出”概念构成社会的有效需求，即来自收入的总货币支出，包含着消费品支出和投资品支出，因此消费者支出的变动就由货币量变动决定。通货有显然收缩就对经济活动将产生抑制影响，相反通货增长则会形成通货膨胀对经济活动产生刺激作用。
投资过度论则从投资角度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核心是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工业跟生产消费品工业对照下有过度发展，因此促使繁荣趋于崩溃的原因是生产结构失调，并非银行形成的资金不足。
消费不足论是历史最悠久的理论，代表为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霍布森。消费不足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都认为由于购买力自身的不足，使购买力低于社会产品总价值，总产品不能按包括成本在内的价格全部销售，由此引起产量过剩经济萧条。消费不足论中的代表性理论是储蓄过度论，会发生危机和萧条并不是没有充分的购买力，而是在现时收入储蓄比重过大，打乱了生产和销售间的平衡，甚至认为过度储蓄的起因是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7)大危机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发展及分析。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变故使得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趋向多因素结合分析解释，而在凯恩斯影响下又向各持一说的方向发展。没有哪个经济学派、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不企图说明经济危机问题，但又都存在片面性、表面性。投资过多论认为造成衰退的不是过少，而是过多的投资；自然论认为衰退与太阳黑点、气候、收获有关；政治论认为衰退是政府周期性政策作用的结果；凯恩斯及追随者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等。
凯恩斯危机理论是用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否定并代替萨伊定律，就是说萨伊定律否认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承认却将危机归结为人的心理作用。提出的“预测利润”、“预期利息率”，虽反映某些客观过程，但都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
现代货币主义在理论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但货币主义者研究的问题基本限于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货币主义认为货币的推动力量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货币推动力的测量标准，货币控制行为又支配着经济周期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此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及经济增长都可以并且应当唯一的通过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
熊彼特认为企业“创新”是因看到盈利机会，创新为别的企业开辟了道路，别的企业相继模仿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造成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扩大，于是出现经济高涨。当“创新”普遍化后盈利消失，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于是经济出现收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就是由“繁荣”到“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过程。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认为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供给或成本方面，因增加生产而推动了物价成本上涨，该理论着重分析生产成本对价格上涨的影响，又分为“工资推动通货膨胀”和“利润推动通货膨胀”论。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来解释通货膨胀，强调结构上的不均衡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即使整个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平衡状态，由于经济结构方面因素的变动，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也会发生。此理论着重分析经济结构即产业、劳工市场、国内市场价格、世界市场价格等对物价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及周期波动模型再造与中国适用
(1)经济增长理论的再研究即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的扬弃发展过程，可以清楚的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现在看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科学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的建立还是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社会着眼而从经济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要素就不是全要素，因此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需要随之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占有和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其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科技即简单劳动中独立出的复杂劳动、教育即劳动者生存成本扩张和社会要求。
因此：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反之。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分配关系，而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增长过程就产生被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而：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经济增长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等，对经济增长形成间接的、外围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并且主要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增长。
递进：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经济增长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增长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增长问题。
(2)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跟随经济发展变化的热点提出的不断修订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但是对中国的现实应用价值就要具体分析。世界经济的确有同步性趋势，但并不完全同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促进或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同。
转型初期，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方式在于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矛盾突出；之后，资本制约矛盾显现大规模引资开始，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掠走，教育改革与发展产业教育同时展开，科学技术进步及机构改革提上日程；目前，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使资源供应紧张矛盾极为突出。
就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科技和教育分析，中国最不缺乏的是一般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积极影响，而中国最缺乏的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实现。
资本的一般表现即生产工具其多寡相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闲置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事实同时说明资本存量不足，需要长期且高比例投资。
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直接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问题、资源中的能源问题。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劳动开发成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基础资料，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造成自然不堪重负，并且经济运行困难。
中国劳动力使用不足、资本紧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归根结底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增长的各基本要素中缺乏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是根本途径；
就生产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突出表现为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持续快速的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大幅提高，不仅积累了物质，也积累了许多社会性矛盾，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弱势群体、贫困、失业、老龄、医保、社保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克服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并且会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
就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上层建筑虽然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而是通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分配环节产生影响，但是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辩证统一，上层建筑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利益竞争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影响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
(3)马克思学派经济增长周期的分析模型。经济周期实际是经济增长的周期。经济增长公式JZ=｛[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结构+社会阶层+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的首层可知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劳动力、资本(生产工具)、生产对象(资源)也就是影响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核心基础层次，核心层次的基本要素既是构成简单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其产品量、价格，又是直接作用并影响社会生产的总量与结构平衡基础。
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而后备劳动力中适龄(失业)劳动力占在业劳动力以及在业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的结合程度与变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及波动幅度，无论是劳动力闲置还是资本闲置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周期；
资本即过去劳动存量包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实物与货币资本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比例失调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及波动幅度；
劳动对象即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中能源最重要，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次层，模型可知科技具有影响各基本生产要素的普遍功能，教育的功能在于为科技、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提供更为广泛的应用和开发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科学技术创新进步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引起经济的波动。
科技创新与教育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巨大，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并不直接，更不决定周期，而是通过投资促进作用于周期，即科技创新通过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作用于经济周期。
三层，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互交融的条件下，国外经济情况对一国的影响非常大，贸易依存度越高影响越大，国际收支越不平衡负面影响越大。并且国际就业、资本、资源、科技和教育情况还都分别影响着一国经济。
四层，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社会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配置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反之，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快。事实是收入高或低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增长过程就产生波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五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及模型的核心层次，但是，社会经济增长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及主张、社会阶层及矛盾和文史传统及习惯等，对经济增长形成间接、整体的影响，并且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增长。
六层，国际环境影响即各国上层建筑对一国上层建筑进而对一国经济基础的影响。
因此，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政治结构+社会阶层+文史传统等)]·国际环境影响GH｝
周期波动作为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存在于商品市场经济，实际是经济增长周期，是一国经济总量增长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六层次因素最终要通过一国经济总量增长周期率表现出来。
三、增长中线及波动高低点特征与数值判断
(1)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总量与指标体系数值设计。数值判断实际就是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经济波动周期进行计算判断。目前经济学界普遍采用总体经济指标的增长率来度量经济波动周期，此方法简明直观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为经济波动是多层次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因素影响也就不可能形成模式化的、呆板的单一结果。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参数设置下，得出的数值结论不同。因此，有必要在以国民生产总量或国内生产总量的基础上选择多项指标进行计算判断。
基本参数基础上的多项指标体系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等指标，此指标体系能够综合反映并提供经济周期波动的综合性参考参数。
经济领域内根据内容、对象等可将客观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每一总体又可细分为许多子体。一般而言指标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具体属性，只能相对反映总体及某个侧面。只有当形成指标体系时，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周期的面貌。
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数值是各时期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描述判断，各期数值同前期指标数值的对比得到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与萧条是通过多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演化中展开判断。而各指标的波动在时间上又不完全一致，因此就必须综合考虑各指数的代表性和价值性，以此客观判断经济波动的状况。
构造综合指数需要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即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或谷底的转折时期点。基准日确定后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基本确定。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间的基准。
确定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一般作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经济波动。通过指标设计形成历史性扩散指数，然后记录经济现象及政策变化就可将未来不同时期的周期波动情况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得到现实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情况。
综合指数的设计还需要计算各具体指标的增长率，并调整具体指标在综合体系即增长率中的权重，计算各指标的波动系数，最终形成综合性指数。
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是以统计为基础通过指标的数量变动特征表现出来，统计指标的变化是一定范围内经济现象总体变化的数量测度的结果。因此，统计指标作为测定经济活动变化的指示器，在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波动现象出现不是单一孤立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建立周期波动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并且还要顾及统计正确的完备性。
(2)阶梯周期分析与离差周期分析方法。阶梯周期分析方法是经济增长速度周期波动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处理方法上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而离差周期是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趋势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波动，指标处理上要求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步骤，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相对趋势值，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
同一组资料同时采用两种方法研究测量结果有差别：周期转折点出现的时间不同，在离差周期处于峰顶和谷底的时候，阶梯周期总是处于平均增长率上；离差周期处于由复苏走向高涨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峰顶；离差周期处于收缩走向萧条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谷底。阶梯周期比离差反映周期波动的敏感性更强。
(3)经济周期转折点的技术判断。技术转折点是上升转为下降的点即峰值点和下降转为上升的点即谷值点。判断转折点是转折点数的标准化值。如设：总量指标为Z，权重为40％；工业增加值为G，权重为1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T，权重为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S，权重为10％；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L，权重为10％；货物周转量为H，权重为10％；进出口总额为K，权重为10％。
那么，阶梯周期综合指数转折点=Z·40％+(G+T+S+L+H+K)·10％。
而各不同指数反映不同侧面的阶梯周期情况，并部分地反映着综合指数。
(4)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及能源数值指标。主导产业及能源数值实际是周期性波动的高低点判断的辅助性指标。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经济周期在延长的基础上周期过程中的短期波动性突出加剧，表现为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而各阶段中的短期震动加剧，这主要是中国经济进入以汽车、房地产为主导产业阶段，和对能源需求快速增加的结果。
因此，在判断经济周期及其转折点的实证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汽车、房地产数值为主导产业的指标，以及能源需求数值指标，才能客观反映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
(5)经济增长周期与总量、结构及货币关系。影响经济周期的六层次因素由外向内最终表现为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产出总量及价格，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排斥马克思而匮乏，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家也就始终搞不懂那些是内因那些是外因、那些是主导那些是被动因素、那些是主要矛盾那些是非主要矛盾。
模型可知：总供给即当期在业劳动力L1+资本Z+劳动对象D所形成的年供给；而总需求即投资需求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是为提高供给能力在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方面的新增投资，消费需求即人的需求即劳动力L1+劳动力L2的年需求。
结构失调与经济衰退复苏周期。经济衰退表现为总量的衰退与失调，而总量的衰退与失调是结构失调的必然结果，结构失调即产业结构失调，归根结底是产业投资结构的失调，其失调程度决定经济周期衰退的深度和长度，也决定了矫正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人的需求的变化引发产品价格的变化波动，从而影响企业收益的变化，进而投资结构的变化。由于微观经济主体众多，市场作用下投资的盲目大，失调不可避免。
要克服市场调节中的盲目性需要引入政府干预机制，但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是万能的，干预过程中决策者受认识水平、判断力、个人利益等因素影响，政府干预不仅不能烙平经济的波动，甚至可能对经济波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济增长周期中的货币关系及影响。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反映，货币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强调流通中货币量的作用，认为控制货币数量非常重要都是正确的，但是机械的反对使用货币政策显然不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商品经济的交换过程的媒介，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保障。一定时期内流通的货币量，要与该时期的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周转速度相适应。
四、模型应用与“十一五”速度、波动分析及宏观对策
(1)中国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区间与持续时间的一般判断。所有经济政策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多少为适度就必须先明确，并且适度速度不是一个机械的固定不变的点或线，而是个速度区间；经济周期的实质就是在这个区间的上下边际内波动，超过这个区间的上边就是通货膨胀，而下穿这个区间的边际就是通货紧缩；而国际收支的良性状态不过是为经济适度增长创造条件；就业与失业状况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对经济增长及其周期波动的影响并不大，或是说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反映。
因此说，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节供给与需求，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区间，为经济适度增长创造条件营造环境。
经济周期波动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决不仅仅是货币现象，但是货币可以调节通货松缩影响经济的膨胀或紧缩。经济的全面膨胀或紧缩表现为通货的膨胀或紧缩，而经济膨胀或紧缩又不仅仅是通货的膨胀或紧缩，更可能是生产资料如石油价格的升降导致，也可能是生活资料如房地产的冷热所导致。
适度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参数，而适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指数适度的增长速度和速度的持续时间。经济增长速度可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确定，客观而言即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性、环境许可性和现实条件性，主观而言即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三步走第三步战略)、中期目标(“十一五”规划)和短期目标(当期计划)。客观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主观又具有能动作用。
历史阶段性主要是参照发达国家及四小龙工业化阶段的增长速度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的自身特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国内高涨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支撑着庞大的经济体驶入快车道，至今已经1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年平均值是9.6％，经济增长明显带有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的特征。1992年～2005年间有4年(1992、1993、1994、1995)的增长速度在10％以上，1年的增长速度为7.1％(1999年)。
但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度增长受到环境的制约，资源约束和价格方面的因素已隐约表明9.6％的平均速度线将是今后五年的经济上线，否则增长将难以持续也就不可能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增长主观方面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要求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在经济方面的参考价值不大。“十一五”规划的平均增长速度确定为7.4％，参考价值极大。规划是集众多经济实践者和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不是那个所谓著名机构、著名专家可比拟。
但是，规划虽不比计划也还是必须要实现的，因此7.4％的速度可以看作增长的底线即周期下轨。
因此，“十一五”期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上线速度可以初步或大体确定为9.6％，下线可以初步或大体确定为7.4％，而中线即适度增长速度为8.5％，进而适度增长的波动区间为8％-9％。超过9％就需要警惕经济的热度或热在那里，超越9.6％就可能已经出现通货膨胀；而下穿8％就需要警惕经济的冷度或冷在那些方面，穿越7.4％就可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
因此，9％-9.6％、7.4％-8％都是政府进行微度调控的区间，而超越9.6％或穿越7.4％就需要下猛药了。
(2)影响经济适度增长速度与持续时间的特殊性。整个“十一五”规划期间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蕴涵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房地产及汽车引发相关行业从而引发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的较强幅度的波动特性；经济的长期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整个经济增长质量；而目前贸易依存度过高也使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和不确定性增加。
房地产与汽车目前正处于降温周期中，由房地产、汽车直接引发的钢铁；而由汽车、电力及钢铁生产直接引发的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也都在周期的回落中；贸易冲击主要体现为非FDI资本(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非FDI资本=证券投资+其他投资+证券和遗漏)流动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挑战。
随着2006年底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将更多地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由于包含热钱具有更强的投机性，因此对经济稳定的冲击也会更严重。
(3)“十一五”期间还存在许多影响经济的非经济事件或因素，如2007年～2008年各级党政机构换届，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1983年GDP增长率10.9％，1987、1988年分别为11.6％和11.3％，1992、1993年高达14.2％和13.5％，都包含着“换届”因素的影响。因此，要防止各级机构为追求政绩而大兴土木上项目，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条件。但是，这些因素可能使先抑后扬的一般性经济波动曲线转变为高位小幅波动走势，但是这种高位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一旦在2007、2008年形成，其成因会造成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就需要进一步认真分析。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实现持续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而波动幅度只要管控及时得当就有可能实现平稳增长，并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
(4)规划期间投资、消费与外贸情况影响分析。“十一五”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控制投资反弹又要避免投资下滑过快，而保持投资适度稳定增长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至关重要。投资的重点应当适当转移，控制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国债项目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应重点支持农村建设、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西部开发项目，特别是加大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这些领域的投资增加将是投资继续平稳增长的保证。
目前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装备及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是必然趋势，企业仍需要大量增加设备和技术研发投资。同时，城市化加快发展住房需求仍将持续增加适用房是重点，因此房地产投资还将继续保持较快的投资需求。
消费带动投资增长的作用目前比较有限，前期投资扩张由住房、汽车为代表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但目前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农民增收面临困难，因此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短期内难有大的提高。而教育、医疗、社保等解除居民后顾之忧的问题仍未处理好，使消费进一步扩张的动能受到制约。在目前市场总体表现为供大于求、又无大的新消费热点的条件下企业投资预期将趋于下降。
准备在2006年实施的劳动工资调整是明智之举，工资调整将使收入与房价以及车价比降低，并使房价及车价不至于下降过大，保持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而在美元贬值并强迫人民币增值情况下，增加工资是人民币间接贬值的手段，有利于汇率稳定并促进对外贸易。
出口增幅回落和利用外资增势减缓对投资增长的作用开始减弱，“十一五”期间的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环境并不十分乐观，虽然外贸出口仍将保持高比重，但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税率调整将使出口企业的积极性降低；而在境外投资回报率相对提高、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影响下，外商在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很可能大幅回落。
(5)推进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时间持续的对策。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政治进步、文化繁荣以及充分就业的基础，而经济适度增长又是经济增长保持良性、持续的前提，因此“十一五”或更长时期仍然需要保持经济较高平稳增长水平，而保持平稳增长只能由掌握宏观经济管控政策的政府来直接承担。保持经济适度增长首要“转变增长方式”。转变方式是继外延向内涵、粗放向集约转变的再强调，是因“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因此，为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
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还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科技”含量入手在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现实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并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的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水平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经济周期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宏观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通过产业政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的盲目项目。
政绩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单位能源使用GDP的提高、社会失业率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治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具体经济政策”中要继续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土地调控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非农用地，停止别墅类和高档娱乐设施、形象工程建设的土地供应。按照产业政策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信贷供给要体现结构优化导向有保有压，对产能已经过剩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保持紧缩力度，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要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
加大财政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建设的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偏远山区学校校舍以及乡村卫生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长期增长中还要注意提高投资对就业和消费的拉动，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信息、旅游、餐饮、社区服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加快发展，以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增长。保持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要注意财政的促进作用，为此要继续提高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继续加大财政对公共卫生、科教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以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进而带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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