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国际形势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8353（1999）01—0009—05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之所以能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重要因素就在于它总揽世界全局，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有深刻的了解。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这里明确讲到了邓小平理论对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及其对于重新确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我国国际战略的重大意义。
在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方面，首先是邓小平较为及时地认清了当今时代特征的变化。他于1984年10月31日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到1985年3月4 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讲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变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那么，和平与发展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为世界的主题呢？它为什么能够变成为世界的主题呢？迄今我国理论界对此看法还不一致。
有人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就已经是世界主题。另有人认为，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才成为世界主题。赫鲁晓夫于1956年提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就是适应这个新的时代要求的。可是，从50年代起，亚非拉许多国家一浪又一浪掀起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的风暴。而法国、美国先后入侵的印度支那战争，从50年代起一起延续到1975年，才以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最终完全胜利而告终。我认为大约到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才开始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决定世界主题、时代主题变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第一，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这样就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国际争夺的重点和手段从加强军备竞赛、组成军事集团、准备发动世界大战转变为以维护和平环境、加速高新科技发展为主，竞相以新技术、新产品去夺取世界市场。如果依旧热衷于发动战争，既会耽误新科技的发展，又会助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第二，由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国家政策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国内革命形势难于形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搞不起来。看来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通过和平发展逐步前进。第三，到70年代末，大约有近100个国家取得独立，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完全土崩瓦解，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使命基本上完成。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第四，世界格局由战后的美苏两极争霸开始转向多极化。到70年代末，日本和欧洲联盟都已经发展为可以与美苏相抗衡的一极；社会主义的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显然也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中独立自主的一极；广大新独立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于1963年形成了75国集团，到1964年进而扩大为77国集团，迄今77国集团已发展为130个成员国， 这些组织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视为世界格局中的一级。世界多极化愈发展，使得大规模的战争愈难爆发，多极之间的竞争使得和平与发展愈益成为世界的主题。第五，人民大众的和平运动愈益发展，使和平与发展愈益成为世界的主题。战后和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反对武装西德和日本，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制止侵略和战争；和平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发生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和平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形成于7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今，主要是反对核战争、核扩散、核军备竞赛、要求大国裁军，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蔓延的地区越来越广，采取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日益强大的群众性和平运动俨然已经成为制止战争、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第六，60—70年代以来，世界上还有新的种族民权运动、女权运动、青年运动，尤其是维护生态平衡的运动等等异军突起，愈益壮大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的生力军。有人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只是一时、暂时的情况，到下个世纪初，战争与革命又将变成为世界主题；犹如19世纪70—90年代世界是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到本世纪初世界就进入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我认为这是机械的简单的历史类比，是轻视了当代与今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世界人民日益觉醒、力量不断增长的决定性主导作用。邓小平曾经讲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那么，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新时代，邓小平对于整个国际形势进一步作出了哪些具体的新判断呢？依照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1983年邓小平讲到：“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讲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1984 年又说：“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指对战争问题——引者注）有一点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1985 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这样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从战争危险很迫近转变为较长时间可能不发生世界大战，这就是新判断。作出这个新判断的主要根据有两条：其一是保卫和平的人民力量的增长；其二是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
第二，邓小平不仅看到新科技革命减少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且指明了它在世界发展中的首要作用。1987年他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1988年又讲到：“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 ）从历史上来看，科技的确是重要的生产力，正是18世纪末开始的以蒸气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19世纪末开始的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才使得世界面貌近二百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使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而本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才有几十年功夫，人类社会又变为信息社会。当今方兴未艾的以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给世界带来新的巨大变化。科学家们已预测到，如果说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世纪。未来生物工程上的大发展将为人类提供大量优质高产的新生物品种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还将出现优质低产新人类。美国科学家正在研究通过胎儿遗传密码，纠正各种先天性遗传缺陷，计划在未来20年内出现具有疾病免疫力、无比活力和思考力的超人。当今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正在迎面扑来。21世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必将达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我国的改革开放旨在追赶世界科技革命新潮流，这是决定未来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头等重要大事。
第三，邓小平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朝多极格局发展。1989年10月邓小平已看到：“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1990 年3月又说：“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极，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所谓世界格局，通俗点说，就是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格式和布局。极者极点、极限、极端、极度。世界格局中的“极”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在内的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彼此间能够互相牵制、制约和抗衡。当苏联尚未解体之时，邓小平已看到它内部危机四伏，很可能会解体，但是即便这样，俄罗斯就其军事实力和潜在的经济实力而言，它还会是美、日、欧之外世界的一极，中国就其政治、军事实力而言，也是一极；然而我国经济实力还很弱，所以既不要妄自菲薄，又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于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的新判断既符合世界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又旨在鞭策自己，多为世界作贡献。
第四，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原是我国政府周恩来总理于1954年同印度签订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提出的，它是国与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把它扩大、提高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1988年12月他讲到：“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82—283页。）到1990年他又重申：“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360页。 ）“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63页。）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出， 长期美苏两极争霸，冷战对峙，盛行集团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施行不免受到很大限制。在两极格局和冷战对峙结束之后，世界走向多极格局、和平共处之时，正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威力的有利条件。邓小平及时作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的新判断是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它指引我们为反对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为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而进行持久的努力和斗争。
第五，邓小平指明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他于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这里实际上用非常形象的东西南北四个字指明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其中的主要矛盾。所谓东，指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特指苏联；南，指主要分布于发达国家以南的发展中国家；西和北指分布于发展中国家以北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东西南北的不同组合，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有六种矛盾：即东西、南北、东东、西西、南南、东南。其中南北矛盾是主要矛盾，尤其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更是如此。邓小平于1989年讲到：“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同年又指出：“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真不少啊！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他还说过：“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那末，南北矛盾应该怎样解决呢？这位戎马生涯、身经百战的老帅却有世界眼光、崭新思路。他早在1982年就表示：“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0页。）1984年他又强调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总之， 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就是解决南北矛盾的新途径。邓小平还宣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这就是说， 还要加强东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与东南合作就会极大地增强南方同北方对话的实力与智力，从而有助于南北矛盾的逐步解决。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微妙。当今，原先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一百多个国家已经取得民族独立，南北矛盾主要已经是经济上差距较大的矛盾，而不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因此主要不是用军事政治斗争的办法，而是用经济政治斗争的办法，通过谈判斗智来解决矛盾。
第六，邓小平还指明了：不仅南北矛盾，而且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矛盾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1984年他谈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从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与香港问题的办法进而想到“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以后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个看法。看来只有用和平谈判的新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才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潮流；如果还用武装冲突的老办法来解决矛盾，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即便某一方一时有所得，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既失去民心，又错过了和平发展高新科技和经济的大好时机。然而要想真正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就必须本着互信、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如果各持己见，各执一端，互不见谅，互不相让，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中英、中葡谈判解决香港、澳门回归中国问题，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甚至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取得的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它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良好国际影响。
邓小平就当代国际形势作出一系列新判断，旨在为我国重新确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国际战略。既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世界大战可能较长时间不会发生，新科技在世界发展中起首要作用，所以我们党就应该改变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立足于备战的基本路线，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既然世界已朝多极化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愈益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谈判已愈益成为解决南北矛盾和多种国际争端的途径，所以我国的国际战略应该改变以往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推进世界革命的旧方针，实行依靠众多发展中国家，广泛联合发达国家，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积极发展国际协作与竞争，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新方针。可见，能否正确认清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能否依据马列主义原理对当代国际形势及时作出一系列新判断，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系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安康与福祉的头等重要大事。
收稿日期：199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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