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双[1]2004年在《一体化通信对抗威胁评估与资源分配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C~4ISR系统是现代信息战争体系的核心,通信是C~4ISR系统中的纽带,通信对抗成为C~4ISR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通信干扰只考虑能量因素,干扰资源的分配着眼于覆盖面,已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本文以我军空军在执行轰炸敌军防空导弹阵地的作战任务中,对敌军重要通信链路进行通信干扰为例,探讨了一体化通信干扰的体制与方法。在分析判断全局通信态势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通信威胁评估,基于作战任务和目标,充分考虑通信链路的战术重要性,采用的通信技术,以及传统的功率与距离等因素,建立了通信威胁评估指标体系,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威胁评估,在此基础上采用连续循环布尔分析法进行通信干扰资源的分配与优化,实现了基于目标的一体化通信干扰,提高了通信对抗的效率。本文还简要分析了通信对抗的时间与空间问题,提出了协同通信对抗的动态调整思想。同时,就一体化通信对抗辅助决策的模型体系、功能模块、通信对抗的框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康安康[2]2015年在《一体化通信对抗威胁评估与资源分配方法研究》文中认为在现代战争领域,C4ISR系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而在其中发挥纽带作用的就是一体化通信。在C4ISR对抗当中,一体化通信对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传统的通信干扰当中,通常只对能量因素进行考虑,并从覆盖面的角度来考虑资源分配的干扰,在现代战争中已经面临着淘汰的局面。对此,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基于更加先进的技术,对一体化通信对抗威胁评估和资源分配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和进步。
王嘉文[3]2015年在《密集信号环境信号分选与协同干扰技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子对抗的胜负对现代战争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电子对抗技术的两个基本组成元素——电子对抗与反对抗,雷达侦查与雷达干扰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现代战争既离不开雷达装备,也离不开雷达干扰系统。为了减小电子战装备的体积、重量和能耗,解决作战平台受空间、运载能力和能耗供应等方面的条件限制,随着软硬件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综合作战性能的追求,在作战平台尤其是机载平台上,雷达侦查与干扰一体化系统设计已成为国内外装备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对雷达侦查与干扰一体化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信号分选系统与协同干扰系统展开了研究,并在硬件平台上得以实现。首先对密集信号环境下信号分选技术进行了研究,在对比分析了目前常用的雷达信号分选算法后,选择了SDIF算法与动态扩展关联法相结合的方法来对信号进行分选,并针对参差雷达、捷变雷达等使用了反电子战技术的雷达信号的分选以及脉冲丢失过多容易出现二次谐波的情况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实现对雷达信号准确、快速的分选。并对在DSP上具体实现的过程做了详细说明。随后,在通过信号分选得到威胁雷达参数的基础上,文章对协同干扰技术进行了介绍,并详细说明了协同干扰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干扰资源分配的整体流程。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AHP)的雷达威胁等级判定方法,并举例详细解释了该威胁等级判定方法及原理。然后对非协同干扰资源分配方法、基于重频的干扰资源分配方法以及基于威胁等级的干扰资源分配方法叁种分配模式下的分配效果的优劣作了对比,且在硬件平台上实现了基于重频的干扰资源分配。
刘雨辰[4]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李铁成[5]2015年在《雷达信号分选与协同干扰技术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雷达技术的发展,各种类型的雷达不断出现,雷达的探测能力不断提升,这大大降低了导弹等突防装装置的突防成功率,为提高导弹突防成功率,需要为它们加装雷达干扰机。由于作战平台受空间、运载能力和能耗供应等方面的条件限制,雷达干扰机既要实现对敌方雷达侦察,同时还要完成对敌方雷达干扰。由于单部干扰机对敌方雷达进行干扰时,往往面临着干扰资源不足的问题,故需要多部干扰机共同组建系统,实现对敌方雷达的干扰,这种系统叫做协同干扰系统。本文对协同干扰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信号分选与协同干扰分别展开研究。具体讲述由叁部干扰机组建的协同干扰系统的设计过程:包括干扰机信号处理系统的电路设计,干扰机信号分选程序的设计,以及协同干扰程序的设计。论文首先研究了干扰机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由于作战平台受空间、运载能力和能耗供应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干扰机在实际应用中普遍存在着干扰效率低、干扰效果差等问题,针对此问题,本文设计了一套一体化协同干扰系统,包括协同干扰系统的整体框架和系统的基本硬件组成单元;并基于这套一体化协同干扰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K—Means分选算法而改进的基于带宽频率的二次聚类分选算法,接着根据二次聚类算法设计了一套相匹配的协同干扰算法;然后,分别对二次聚类算法和协同干扰算法在MATLAB和CCS5.2上做了软件仿真验证;最后设计了驱动整个协同干扰系统的工作总体控制程序,并在总体控制程序中嵌入了分选程序和协同干扰程序,并在系统硬件平台上验证了二次聚类分选算法和协同干扰算法的可行性。
李胜喜[6]2011年在《基于聚类的干扰资源分配研究及仿真实现》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在雷达中的大量应用,雷达技术和装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雷达的作战能力显着提高。未来信息化战场上将形成一个以高威胁雷达密度、大带宽、大时宽、多频谱、多参数捷变以及多种工作体制和多种抗干扰技术的综合应用为特征的极为复杂的雷达信号环境,不仅要求利用当代高新技术加速更新现有的雷达对抗装备,而且必须瞄准21世纪可能出现的新体制雷达,探讨新的雷达对抗技术和加速研制、装备更有效的雷达对抗系统,特别是研究各种雷达对抗的综合应用,以提高雷达对抗的总体战斗效能。针对广泛采用的多雷达冗余覆盖和雷达组网技术,电子战的实际干扰战术向着“面对面”对抗方向发展。当存在多部雷达和多部干扰机的情况下,就要应用多部分布在不同空域或地域上的干扰机同时对特定区域内的多部雷达实施干扰,根据什么来分配干扰机去干扰雷达以及分配哪部干扰机去干扰哪部雷达,以达到对多雷达系统的最大压制效果,即雷达干扰资源的优化分配问题。干扰效益最大化理论是以完成雷达组网分析、干扰效能分析、干扰站的的参数配置为目标,实现区域干扰效益最大化的实战理论。本文首先介绍了雷达干扰资源分配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接着对干扰机对雷达实施干扰的有效干扰空间进行分析,指出雷达干扰资源分配的思路和目的。然后,介绍了单雷达干扰有效性评估所遵循的评估准则,包括功率准则、概率准则和效率准则,并总结了现有的每个评估准则下的评估指标及其应用意义。接着介绍了干扰任务整合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几个原则,包括时间一致原则,空间一致原则,频段一致原则。然后在现有的雷达干扰资源分配算法的基础上建立了雷达干扰资源优化分配问题的模型,并对传统的算法进行了改进,使算法迅速收敛。通过分析验证,该方法达到设计目标,对实战演练具有较高指导意义。最后对干扰机作战中的信号侦察、干扰效果进行了仿真实现
苏菲[7]2013年在《动态环境下多UCAV分布式在线协同任务规划技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多无人作战飞机（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cle, UCAV）协同任务规划技术是实现多UCAV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协同作战，提高多UCAV协同作战效能的关键技术之一。论文以多UCAV协同执行压制敌防空系统（Suppression of EnemyAnti-air Defense, SEAD）任务为背景，主要围绕有人机管理多UCAV协同执行SEAD和多UCAV自主协同执行SEAD两种典型任务模式，重点研究了多UCAV在线协同任务规划问题的建模及优化方法，并开展了仿真与实验验证。主要工作及创新点如下：（1）分析了动态环境下多UCAV协同执行SEAD任务的作战过程，建立了作战任务执行过程及相应规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要素模型，提出了两种典型SEAD任务模式下多UCAV协同系统的分布式体系结构。从多UCAV协同SEAD任务的执行过程出发，在深入分析多UCAV协同SEAD任务独特性的基础上，对其执行及规划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任务要素进行形式化描述，建立了包括UCAV平台、任务载荷、战场威胁实体在内的多要素形式化模型。针对多UCAV协同SEAD的两种典型任务模式，提出了面向有人机管理下多UCAV协同SEAD的分布式体系结构以及面向多UCAV自主协同SEAD的分布式体系结构。基于该体系结构构建的多UCAV协同系统具有良好的伸缩性、鲁棒性和高可靠性，具备对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的系统重构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高度动态化战场环境下的多UCAV协同作战的需求。（2）基于并行计算技术和协同进化思想，在异质多种群蚁群算法的框架下，面向多主体协同问题，提出了协进化多种群蚁群算法（Co-EvolutionaryMulti-Ant-Colony-Algorithm, COE-MACA）。在全面分析蚁群优化方法的基本原理、算法模型、优化特性、研究现状以及同质/异质多种群蚁群算法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多主体协同问题的特点，以异质多种群蚁群算法框架为基础，应用并行计算思想，将自然界多生物群落间的协同进化策略引入多个蚂蚁种群的迭代演化过程中，提出了协进化多种群蚁群算法。研究并设计了算法框架中的多种群系统结构、并行推进及信息交换策略、基于协进化机制的问题解性能评价。从提高算法优化能力的角度，引入了基于扩散机制的信息素更新机制。以多UCAV协同航迹规划问题为例，通过仿真实验对算法有效性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经过算法要素的具体设计，协进化多种群蚁群算法可有效描述多主体之间的各类协同关系，通过种群演化，实现问题的快速迭代优化，且与进化算法相比，在实验想定条件下，其优化收敛速度提高了10%以上。（3）针对有人机管理多UCAV协同执行SEAD任务过程中的分布式在线协同航迹规划问题，基于分布式自适应模型预测控制（Distributed Adaptive ModelPredictive Control, DA-MPC）框架，建立了多UCAV在线协同航迹规划局部优化模型，提出了求解该模型的多UCAV分布式在线协同航迹规划算法。对多UCAV分布式协同航迹规划中的多平台协同约束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基于协同系数的多UCAV协同航迹代价模型；基于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Distributed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DMPC）思想，结合任务自身特点，提出了基于代价势场的UCAV航迹终端罚函数及相应的代价势场生成算法，从理论上证明了所构建代价势场不存在局部极小值的特性，有效解决了传统势场构建方法中存在的“死锁”问题；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多UCAV在线协同航迹规划的分布式局部优化模型，将多UCAV协同系统大规模复杂优化问题分解为对应于各UCAV子系统的较小规模局部优化问题，从系统层面缩减问题空间；针对该局部优化模型的求解问题，提出了基于COE-MACA和滚动优化机制的局部优化算法，将多UCAV协同航迹规划问题在系统层和时间层上进行分解和优化，实现了多UCAV的分布式在线航迹规划。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分布式局部优化模型及其求解算法能够实现原问题在不同层面的分解，降低多UCAV在线协同航迹规划的计算复杂度，减少规划时间，在所进行的实验统计中，论文提出的算法规划时间约为分布式条件下全局优化方法的10%，为集中式条件下局部优化方法的40%；同时，该算法能根据规划的具体需要，在时间性能和解的最优性之间进行权衡，对诸如突发威胁规避、突发威胁压制、威胁状态变化、任务目标变化等动态环境因素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4）面向多UCAV自主协同SEAD任务，建立了基于DMPC的多UCAV任务协调局部优化模型，提出了基于COE-MACA和滚动优化机制的多UCAV分布式在线任务协调局部优化算法。基于分层递阶思想，将多UCAV自主协同SEAD任务中的任务规划分解为任务协调层和航迹规划层两部分。针对多UCAV协同系统的在线任务协调问题，建立了基于灰色理论的任务目标评估模型和基于加权有向图的任务转移代价估计模型，设计了各UCAV子系统的规划窗口构造与更新机制，建立了基于DMPC的多UCAV任务协调局部优化模型，综合COE-MACA和滚动优化机制提出了多UCAV分布式在线任务协调局部优化算法。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分布式在线任务协调局部优化算法能够有效地处理多UCAV多任务之间的协同关系，通过滚动优化机制的引入实现了复杂问题的分解，能够对新增目标、目标取消、UCAV故障或战损等动态因素进行合理响应，满足动态环境下多UCAV在线协同任务规划的要求。
陈雅雯[8]2014年在《基于SCA的网电对抗平台的架构设计与验证》文中指出随着电子战和信息战的发展,以往单纯依靠单一平台进行的单一功能的电子对抗和信息对抗已经逐渐转向联网体系对抗,与此相适应,对体系中的各个平台的硬件结构和软件组件也提出了标准化、模块化和可重构的需求。本论文课题是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某研究所的功能可重构网电对抗平台项目为支撑,目的是在网电对抗平台能力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平台体系架构设计与软件组件库构建等关键技术研究;设计和实现网电对抗波形实例,将其移植到硬件平台,完成对该体系架构平台的软硬件验证,并对该架构的网电对抗平台在网电空间中的应用进行扩展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1.完成了网电对抗平台的体系架构以及软件组件库的设计。在网电对抗平台能力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软件无线电中的软件通信体系结构(SCA)规范,设计了网电对抗平台的体系架构;根据网电对抗信息层次化的需求,结合平台体系架构设计以及资源粒度划分情况,设计了层次化的软件组件库。2.研究了软件无线电集成开发平台MySca的实现原理,完成了基于MySca平台的波形开发与部署,包括组件设计与实现、波形装配以及波形部署等。3.完成了网电对抗平台体系架构的软件验证。在网电对抗平台体系架构和软件组件库的基础上,借助于MySca平台设计和实现了多平台协同组网雷达对抗和数据链网络拓扑结构探测两个典型网电对抗波形实例。4.完成了网电对抗平台体系架构的硬件验证。在完成目标平台搭建的基础上,通过更换CORBA库,移植Libxml库以及构建目标文件系统等完成了系统环境层的移植,实现了将网电对抗波形从WindowsXP系统环境移植到VxWorks系统环境。5.从资源调度、威胁识别与攻击效果评估叁个方面完成了网电对抗平台在网电空间中的应用的扩展研究。其中,在资源调度方面设计了基于突防飞机位置的干扰效果评估指标,解决了突防任务中的干扰资源分配问题;在威胁识别方面,提出了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辐射源威胁等级评估算法,有效地评估了目标组网雷达威胁度;在攻击效果评估方面,改进了传统的D-S证据理论,在数据冲突的情况下仍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对抗评估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网电对抗平台的体系架构具有可行性;基于此架构的网电对抗波形具有可重构性,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完成不同网电对抗任务,同时具有可移植性,能够支持从一个系统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系统环境。扩展研究表明该体系架构的网电对抗平台能够在原理性上满足网电空间的作战需求。
李晓东[9]2016年在《相控阵雷达调度与TAS协同控制算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控阵雷达的波束捷变能力可以使雷达在进行探测空域搜索的过程中对多个目标进行跟踪。因此,需要一种相控阵雷达资源调度方法来实时有效的分配雷达的资源,使得雷达的整体性能达到最佳。调度模块是相控阵雷达的核心模块,它决定了雷达处理多目标的能力以及雷达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其设计好坏对雷达的性能有很大影响。传统的调度模块设计仅考虑调度算法的设计而与其他模块关联甚少,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雷达的资源利用率。本文对相控阵雷达搜索模块、调度模块与跟踪模块进行综合研究设计,提出一种一体化的资源分配方法,并结合设计的场景数据库,对算法的性能进行仿真,同时用实测数据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对相控阵雷达搜索算法、调度算法与跟踪算法进行研究,在搜索算法研究中,对传统的搜索算法与本文提出的探测空域动态搜索算法进行了仿真分析对比。在调度算法研究中,对传统的自适应调度算法进行介绍,并由此提出一种新的调度策略。在跟踪算法研究中,主要对交互多模型框架下的去偏转换量测卡尔曼滤波进行仿真,提出了一种新的自适应跟踪数据率算法并将其与等效的固定数据率算法进行仿真对比。然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控阵雷达调度与搜索加跟踪(TAS)协同控制算法用于综合调度管理雷达资源,并对该资源管理算法进行集中仿真分析。最后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分析。该算法通过搜索模块、调度模块与跟踪模块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叁者的协同控制和管理,最终,实现相控阵雷达一体化的实时调度,有效的提高了相控阵雷达的整体性能。
参考文献：
[1]. 一体化通信对抗威胁评估与资源分配方法研究[D]. 王丰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4
[2]. 一体化通信对抗威胁评估与资源分配方法研究[J]. 康安康. 信息通信. 2015
[3]. 密集信号环境信号分选与协同干扰技术研究[D]. 王嘉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5
[4].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5]. 雷达信号分选与协同干扰技术的研究[D]. 李铁成.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5
[6]. 基于聚类的干扰资源分配研究及仿真实现[D]. 李胜喜.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7]. 动态环境下多UCAV分布式在线协同任务规划技术研究[D]. 苏菲.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3
[8]. 基于SCA的网电对抗平台的架构设计与验证[D]. 陈雅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9]. 相控阵雷达调度与TAS协同控制算法研究[D]. 李晓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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