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经济时间观念的转变_经济学论文

古典与现代:经济时间观念的转变_经济学论文

古典与现代——经济学时间概念的变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古典论文,概念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的时间概念也许很难成为经济分析的一项直接要素,然而正如马歇尔所认识的那样,“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①]

时间问题构成经济学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经济过程运行其间的时间形式独立于经济体系,是哲学及物理学的理论对象;其二,经济学的时间概念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变革而转换的。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经济学体系逐步实现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范式转换,经济学时间概念在这一过程中相应地发生了改变。本文将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经济学时间的“时间性质”的改变

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公理设定不同,经济学的时间涵义不是在逻辑上明确定义的,而是在学说和观念的发展中被视作当然的。经济学时间概念的这种含混设定的传统,在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往往使人们忽视其共识性涵义的悄然变换。实际上,在经济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历史发展中,经济学时间就不动声色地完成了由“逻辑时间”到“真实时间”的性质变换。

作为经济过程运行其中的形式及条件,逻辑时间和真实时间在它们的“时间”性质上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差别:

1.逻辑时间是一种观念时间,并不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中,而是作为经济学对象无需假定的前提和条件,悄然蕴含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相反,真实时间是现实世界中客观流逝着的自然时间,它即作为实际经济过程发生与发展的时间形式,又作为实际经济过程之中的重要因素。

2.真实时间是一种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其流逝的维度是唯一的,不可逆的。经济过程或经济事件随着历史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时间”在这个变动关系中是永远的“自变量”。相反,逻辑时间因为其观念的属性,客观存在的延续长度、流逝维度和计量单位都可以随经济学对象的需要而任意的设定。逻辑时间是经济分析过程的不言而喻的“因变量”,完全依据经济分析的需要而设定。

3.虽然真实时间构成经济过程的时间形式,虽然在经济事件中真实时间发挥实际要素的作用,但是,真实时间的客观存在是同经济学和经济学对象完全无关的,它的流逝独立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对象。与之相反,逻辑时间在经济过程或经济体系中虽然只是纯粹的抽象形式,但它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思想的产物。它的存在不是独立于经济学对象或经济学体系的,而是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认识水平的。换句话说,逻辑时间是特定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内生时间”。

作为经济思想发展和理论逻辑推演的先行形式和内蕴条件,经济学时间概念的预设差异深刻地、系统地影响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观点的形式。在逻辑时间中,萨伊的市场定律、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乃至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模型,都至少是逻辑真实的。然而,一旦我们把经济学时间的“时间”性质切变到真实时间背景时,以上这些经济学名家的经济分析的合理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真实时间不会象逻辑时间那样从属于学者们的逻辑意愿,相反,它严格地限定着经济学逻辑分析的可能性范围。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构架十分精致,但是它只能在特设的逻辑时间(还应再加上逻辑空间)中运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虽然比较感性,但是它们却是真实时间框架所能够容纳的前提。

由于时间概念的认识论特点,经济学由“逻辑”而“真实”的变换过程是同经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同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趋势紧密联系,经济学认识论观点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两点:(1)经济学对象不再抽象地区分为“本质过程”与“现象过程”,因而对应“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古典两分法经济理论体系逐渐变得没有意义;(2)经济分析对象并非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纯粹物质机制,并非商品或资本的自我运动,经济分析对象是精神立体与物质客体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是思想主体行为产生相应的物质客体效果的过程。经济学认识论观点的这两点改变,是同经济的“时间”性质的变换互为条件的。

二、经济学时间配置观点的改变

作为经济过程运行其间的形式和条件,时间因素的经济学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永远充当经济学理论分析体系的不言而喻的期限背景;其二,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不可拨离的相关因素,时间本身成为经济学或经济分析的连带对象。关于第一点我们放在下面讨论,这里先考察时间因素成为经济分析连带对象的情况。

时间因素成为经济分析的连带对象所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时间运用的效率问题,即时间配置的效率或效用的问题。由于现代学对于时间性质的认识与古典经济学大不相同,关于经济过程的认识论观点也不相同,因此它关于经济时间的配置观点也是同古典经济学大相径庭的。概括地说,现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时间配置观点上的差别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1)由“客观配置”转换为“主观配置”;(2)由“逻辑时间配置”转换为“真实时间配置。”

对于一个实际经济过程的考察,古典经济学首先在认识论上区分“本质过程”和“现象过程”,前者是抽象的实物要素及其运动关系,而后者则是感性事物及其联系。依据这种区分,实际经济过程中的思想主体的精神活动是属于“现象”范畴的,在有关经济过程的本质分析中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古典经济的方法论实际上就同其它实验(自然)科学一样,在研究过程中只存在着单一层次的主客观关系,即研究主体(经济学家)与研究客体(经济体系的“本质过程”)之间形成的主客观关系。由于古典经济学的客体被视作纯粹物质属性的经济机制,因此其时间配置及其效率的考量完全由经济学家们来设计和评判。我们可以定义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经济学时间配置观点为“客观配置”观点。

相反,现代经济学的认识论一方面取消了经济学对象认识的“本质—现象”两分法传统,另一方面突出了经济过程中思想主体及其精神行为对于物质状态的支配性质,从而使得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中蕴含着两个层次的主客观关系;一层仍然是经济学家同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另一层则是经济过程中思想主体同经济过程中的物质客体之间构成的主客观关系。由于时间因素是经济体系的物质状态的一个不可拨离的相关因素,因此现代经济中的时间配置主体是经济过程中的思想主体。我们可以定义现代经济的这种经济学时间配置观点是“主观配置”观点。

经济学时间的客观配置与主观配置的视角差异同时反映经济学时间概念的差异。在客观配置的条件下,经济学对象中流动的时间是逻辑时间,既可前进也可倒转,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意向来确定经济过程中的逻辑时间效率。而在主观配置的情况下,经济学时间的配置主体是经济过程中的“人”。他们时刻体验着真实时间的无情流逝,从来不奢望把已经作出的决定从已经流逝的历史时间中重新拉回,所以主观配置是经济行为主体在某个时点上对未来一段可支配的时间的配置,称作为对于“预期时间”(expected time)的配置。

为了更具体地表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时间配置思想差别,简单地比较一下K·马克思和G·贝克尔的时间配置观点是有意思的。

马克思的时间配置理论在逻辑上是完备的,只是它必须依赖于几个未加证明的条件:(1)被配置的时间是逻辑时间,其流逝的方向不被限定,既可以前进,也可以倒转;(2)时间配置的效率优劣是客观的,是经济学家通过考察经济学对象而能在逻辑上加以确定的;(3)时间不是“逝者如斯”的自然时间,而是被经济学概念定义的时间,如劳动时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等,即时间概念从属于经济学体系。从逻辑时间中切取一段没有方向限定的时间,比如说一年,马克思的时间配置理论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中得到解释。

先从宏观总量的层次看。首先,这个确定的时间段可以区分为“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而“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不中断,资本的自行增值也就中断;……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和延长,……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②]显而易见,在流通时间与生产时间的关系中,时间配置的效率涵义是缩短流通时间,延长生产时间。其次,生产时间可以划分出“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因为“生产时间当然包括劳动过程期间,但劳动过程期间并不包括全部生产时间”。[③]由于只有劳动时间才形成价值增值,因此在生产时间的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关系中,时间配置的效率涵义就是尽可能地缩短非劳动时间,延长劳动时间。马克思说:“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越是吻合,在一定时间内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值就越大。”[④]

在宏观总量的两层时间关系中确定了时间配置的效率涵义后,社会总劳动时间就可以作为一个固定的量值概念在逻辑上确定下来。依据这个固定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进一步演绎出微观层次的时间配置效率。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社会全部需要的商品生产项目,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有比例地分配,从而就每一种使用价值(商品)形成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马克思说:“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⑤]说到这里,微观层次的单个商品生产的时间配置效率的涵义就十分清楚了,只要单个商品(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小于该商品生产所配置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该商品的生产过程就拥有了劳动时间节约的时间效率。

G·贝克尔是现代经济学者中第一个明确讨论时间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家。[⑥]虽然他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为自己所设定的经济学视野是狭窄的(局限于个人消费模型),但是却在相当的层次上折射出现代经济学的时间配置观念。首先,时间配置的主体不再是经济学家贝克尔,而是经济过程中的各类微观经济主体,他们在固定的预期时间期限约束下,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合理地配置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其次,微观经济主体的时间配置是对于可支配的“历史时间”的配置,即对于不断流逝的真实时间的配置,而不是对于逻辑时间的配置。(贝克尔个人消费模型引出的工作时间与边际工资率成正比的结论在我国学者中引起了争论。[⑦]我认为人民大学博士生袁国良同志提出的质疑是对的。贝克尔的错误在于假定“预期时间”配置的同时假定了“完全信息”,从而使得工作时间与工资率的关系成为特设均衡条件下的理想关系。实际上,预期时间作为真实的历史时间,其经济分析的内涵条件是同“不确定性”概念不可分离的。)再次,作为真实时间自然属性的体现,时间因素在贝克尔的消费模型中并非只是纯粹的消费形式,微观经济主体的时间配置行为暗含着产生效用或形成价值的涵义。换句话说,时间同土地、劳动等其它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稀缺的价值形成要素。鉴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改变,贝克尔时间配置观点的经济学涵义因此并不局限于解释消费者行为,对于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时间配置观点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经济学时间框架选择的改变

经济学时间框架的概念是一个宏观背景的概念,它表明一定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为自己的经济分析潜意识地设定的时间背景条件。作为特定经济学体系的时间框架,时间不成为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它同经济中的任何实际变量都不形成实质关系,也不构成实际的约束,它只是充当经济过程及其事件发生、发展的背景。然而,任何经济学体系的时间背景都或多或少的暗含着某种的约束,它指示着一定的时间跨度,在这个时间跨度之内的事件和因素是经济学应当考虑的,而在这个跨度之外的事件或因素,则是经济学家不必关心的。

同经济学时间框架概念密切联系的问题有两个:(1)形成经济学时间框架的“时间”是“逻辑时间”还是“历史时间”;(2)特定经济学体系的背景期限跨度是如何确定的。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前面有关经济学的时间性质会发生改变的分析表明,这是一个随着经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不同认识的问题。一般地说,古典经济思想的时间框架是逻辑时间的,而现代经济思想的时间框架是历史(真实)时间的。由于逻辑时间的“时间”属性从属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因此逻辑时间的时间框架对经济分析暗含的约束是软约束,即经济分析的逻辑推展到哪里,相应的时间框架就追随到哪里。相反,由于历史时间的“时间”性质独立于任何经济学体系,因此时间框架对于经济分析的逻辑所形成的约束是硬约束。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决定特定经济学体系的背景期限跨度的直接因素是该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模型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模型的基本分析单位的选择。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分析单位实际上对应着经济过程的一个典型分析周期,因此其背景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该经济学体系的时间框架跨度。一般地说,古典学的理论模型以实物及实物关系的建构为中心,因此其背景期限的长度要以能够容纳这种建构的运动周期为界限;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则以“人”的行为及行为关系为基础,因此其背景期限只要能够满足“人”的经济行为周期就可以了。不言而喻,这意味着经济学体系的时间框架由“长期”变换成“短期”。可以做稍微具体一点的考察。

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框架是逻辑时间的,因此其经济分析的时间跨度延展是十分随意的,完全从属于经济理论分析的逻辑,比如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时间框架定位就有两个,一个是“长期”的,另一个是“超长期”的。而一般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框架定位就只有一个——长期。

马克思在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运用了抽象方法,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区分成两个层次的本质运动周期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了两个层次的政治经济学时间框架。在第一个层次,马克思把社会经济过程的制度变迁周期作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他说:“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⑧]显然,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周期决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间期限,能够容纳所有可能同经济发展有某种关联的政治、军事、哲学、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使它们都成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第二个层次,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周期为理论模型的基本分析单位,因此总资本运动周期所包含的货币循环、生产资本循环以及商品资本循环就决定了这个层次的理论模型的期限背景。社会总资本循环周期包括了经济体系的所有直接生产过程和所有商品流通过程,因此要完整地容纳这个总资本的运动过程,逻辑设定的时间框架跨度必然是“长期”的。

虽然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也把经济学对象视作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物质机制,但他们关于这台机器的分析和考察却都不具备象马克思那样的恢宏视野。大部分古典学者的经济分析视野都局限于商品运行机制,即局限于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的范围。古典经济分析关于经济体系假定着两种状态:一种是经济过程中市场体系的非平衡态;另一种是经济过程中市场体系的平衡态。市场体系处于非平衡态时,经济中的一些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而另一些商品的需求小于供给;而市场体系处于平衡态时,则经济中所有商品的供给都恰好等于需求。一般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过程的理论模型周期就是经济体系由非平衡态过渡到平衡态,而经济过程由非平衡态过渡到平衡态的运动是通过经济中的每一种商品的供给都可以通过其生产要素的全面调整而任意改变。不言而喻,这一总体过程对逻辑时间的要求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歇尔“长期”概念,是“所有生产要素都能改变的时期”这样一个微观概念的宏观化理解。一般古典经济学时间框架的期限跨度就是这样决定的。

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框架变换成现代经济学的时间框架的特征是其期限跨度由“长”变“短”。关于这一变换的思考必须联系到两个相关方面的改变:其一,框架的“时间”性质由逻辑时间变换成了真实时间(历史时间);其二,经济学客体的一般属性由“唯物”转换为“精神与物质统一”。第一个方面的改变意味着现代经济学时间框架的现实性,它不再随着经济分析的逻辑而任意地延伸。第二点改变意味着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基本分析单位开始以经济过程思想主体的行为周期为依据。

最先在现代经济分析中贯彻新的经济学时间框架的现代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在预设历史时间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凯恩斯在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规律的基础上概括出宏观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经济过程和发展的基本节律是经济主体的预期、决策和调整的周期。以这种在历史时间中移动循环和周期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由此派生出现代经济学“短期”的宏观期限背景概念,这种时间框架表明,经济学是一门以可以实际预期的未来为时间界限的学问。随着历史时间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流逝,这个“短期”界限不断向前推移、遥远的、静态的“长期”在凯恩斯经济学中没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凯恩斯乐意人们称他的经济学理论是移动均衡论(theory of shifting equilibrium)。当人们批评他的理论只是短期理论时,凯恩斯声称:“在长期我们都死光了。”

短期分析强调历史时间的概念,也包含着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也是历史演进结果的观点。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并非纯粹的自然规律,而是源于人类以往的历史活动。这种由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制度在现实生活条件下影响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思想观点的支配下,科斯的企业制度理论,诺斯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也都开始进入真实时间的经济学分析。

注释:

①R·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8页。

②、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142页、第138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1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6页。

⑥G·S·Becker,1965,"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Economic Journal,Vol.75。

⑦见《经济科学》1993年第4期,1994年第3期和1995年第1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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