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理学科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管理学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方法论问题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 在现代管理学领域内，人们已习惯把“三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并把它作为研究管理学的基本方法论。本文试图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文章以大量的事实与理性的辩论推理出：具体科学以及由具体科学构成的方法论，总摆脱不了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以立于方法论的不败之林。
关键词 方法论 具体科学 唯物辩证法 相对主义 预设主义
管理学
科学的长足进步，使它在各个研究领域都毫无例外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管理学，作为一门历史较哲学、文学、数学等学科要短暂得多的“现代化”科学，其方法论基础，更加有理由受到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巨大影响。纵观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管理学著作，无一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相提并论，共同称之为研究我国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然而，抛开对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要素分析，把它们作为一组横断科学而抽象为一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种科学方法论，对管理学的研究究竟有多大意义？意义何在？现有的管理学似乎缺乏深刻探讨。笔者认为，科学的管理学，不应该建立在一种模糊的科学观上，或者对科学方法的模糊认识上，而应该建立在认真审视“科学方法论”的真正价值与内涵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确认“科学方法论”在研究管理学中的地位。
一、科学及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
现代科学已日益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今日世界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科学是理性事业的信念，以至于在管理学领域内，人们把对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当作本学科的主要方法论，看作了理所当然的事。但这种信念，似乎应该建立在更加深刻的前提之上，即科学与科学方法论为什么是合理的？它们是怎样成为合理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哲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被称为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预设主义，肯定了科学的合理性，它的宗旨是预设两个前提来为科学辨护：其一是以经验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他们认为科学的全部合理性源泉，就在于科学的实证性。它把了解一个科学命题的意义看成是了解作为这个命题证据的东西，认为科学所做的一切说到底不过是描述人类经验的规律性。预设主义相信所有的科学理论必须依赖于经验，正因为与经验有联系，科学词汇才可能有意义，科学命题才具有可接受性。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他们将“理论词汇”和“观察词汇”区分开来，把“观察词汇”当作其意义而毫无疑问地加以使用，并想方设法在“观察词汇”的基础上对“理论词汇”予以解释。其二是逻辑为合理性的基本形式。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作为科学的逻辑，给出了一切理论都应具备的、永久不变的合理结构。具体的理论会产生或消亡，但科学方法论把握的是科学中不变的本性；某种科学方法一旦被发现，就所向披靡，通过它必定获得关于对世界的认识。
与预设主义唱反调的是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以科学历史主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并不是“观察词汇”决定“理论词汇”的意义，而是没有理论就没有观察；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受先验论的世界观“形而上学”的支配。他们认为：科学中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表征科学特征的方法，科学的变化和发展不仅导致对世界新的理解，而且也导致方法、推理规则、科学概念以至元科学概念的改变。相对主义还发现，任何形式的东西，都不是绝对不变的，包括科学陈述的逻辑特征，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概莫能外。
相对主义对预设主义倾向的讨伐，实际上也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否定。作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者，费耶阿本德不仅试图从内部打破科学的沙文主义，而且努力从外部打破科学的沙文主义。他反对科学至上，因为一旦造成科学至上的局面，则科学将不再至上，反而会成为某种新的教条而退化。不仅在科学内部不存在合理性的规则，而且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也根本没有一条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于是，相对主义把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端：反对方法。
不管科学界的争论如何激烈，人们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观察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科学的变化和创新是无处不在的，它们比单纯地发现新事实、简单地更替世界的信念要深刻得多，很难确立一个作为普通仲裁者的科学理性或科学进步标准，标准本身如同科学事业，也是变化的。第二，在人类的实践中，科学确实在进步，现代科学的确比过去的好；尽管科学并非万能，但科学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毕竟更具合理性，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以上两种观点与基本事实，使科学及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问题处在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承认某种科学方法论（不管是“老三论”、“新三论”，还是协同学原理，抑或是别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具有指导一切科学研究（很多著作中都是这样写的）的地位，显然存在着相对主义所指出的种种弊端；如果否认科学方法论，那么，在某种科学方法论指导下，某些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无法解释。
笔者的看法是：某种科学方法论是否能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研究的方法论，应由这个时代的科学特点来决定。因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科学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被当作合理的科学理论、问题、解释、思维方法，与另一阶段被当作合理的理论、问题、解释与思维方法绝不相同。因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种研究领域内，从来不存在一套永恒不变的科学合理标准，即没有一套永恒不变的科学方法论总是起指导作用。旧有的方法将会被新的科学、新的方法所取代，或者至少把科学方法论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管理学的研究历史中，首先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确定为本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继而不少人又提出以“新三论”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科学方法论在不断改进的有力例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学不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但“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二、科学方法论与唯物辩证法
在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无疑属于本世纪以来蓬勃发展壮大的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导致这三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驾齐驱、在社会主义管理学方法论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都具有崇尚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以外，还因为现代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间，有着某种发人深省的共客性。正如某些学者所提出来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成果，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审视唯物辩证法所基于的哲学世界观理论的实质，从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理性内涵；第二，现代科学方法论以其所具有的特征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现代科学方法论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架起了新的桥梁，以至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观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形成了普遍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现代科学方法论具有这种巨大功能，就能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吗？
对此，笔者提出两点自己的思考。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他的革命性与批判性，他永远重视事物的发展性、历史的前进性，包括对自身的研究，也采取了一种“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充实和发展”的客观态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具有超乎其他一切科学的先进性，在任何时代对各门学科的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勇敢的自我批判精神，才使得某些人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点成为谬论。而特定时期内产生的某种科学方法论，其局限性则大得多。从科学史上看，近代科学经历了三个重大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5世纪开始的哥白尼日心说科学革命，标志着自然科学的形成。这时期的科学通过与宗教神学世界观的彻底决裂，使人们相信了世界本身是有秩序有规律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由此，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第二个时期是由培根、笛卡尔在哲学上提出的新的方法论并加以运用的。培根以实验方法创造了经验哲学，笛卡尔用演绎的数学方法创立了机械论哲学。当牛顿力学以经典的形式被接受时，一种绝对的机械决定论世界观，便广为流传开来。近代科学第三个发展时期，是19世纪的科学革命，三大科学的发现成为具有结合性特征的新科学的代表，把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结合，形成了以还原论为主的物理方法与历史方法。
显然，日心说、机械决定论与还原主义都是片面的乃至错误的，但又在不断更新。正因为如此，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尽管现代科学方法比以前进步了许多，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为全面把握系统性质、组织和行业提供了方法论。但科学发展历史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和别的所有科学方法论一样，系统论肯定存在着某种业已发现或尚未发现的严重缺陷，这种致命的缺陷将导致系统论在十年、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之后走上穷途末路，它终究被另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所替代。
科学发展的轨迹，一方面宣布了具体科学以及科学方法论的“短命”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恰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比任何具体的科学方法论都要高明得多。
在某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某种科学方法论之所以“短命”，是由于它相信自己的正确性，因而固定了某种信念。然而，科学无法不固定其研究成果，否则科学就失去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具体科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决定了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却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揭示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了人类思维活动的一般特点之后，就诚实地然而也是聪明地向人们宣布了自身的不足，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成为指导科学研究的不过时的方法论，而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作为本世纪科学发展的产物，却难以在方法论领域内立于长久的不败之地。
其次，哲学是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各种具体科学的高度概括、抽象与凝练的结果，因而无论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着一般的指导意义。而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显示的毕竟是自然科学的成果，这对于某些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如文学）的指导意义，毕竟比对自然科学本身的指导意义要小得多。尽管在管理学领域内，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方法日益渗透进来了，但在目前对管理学的性质尚有诸多争议的情况下，把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确定为管理学学科研究基本方法论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规律，重视人的主体地位，这样一种理论实质，与当今世界强调人的主体性深刻发现和充分发挥的时代精神正好吻合，所以，才有人把量子力学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互补原理”等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上升到它们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其理由是：这些科学原理在科学发现中，要考虑到认识主体的作用——观察者的行动对结果的影响，以此来证明现代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同等重要。依笔者看来，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因为考察一种理论或一个观点的价值，首先应该从考察这种理论或这个观点建立的动机入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其根本出发点是出于对人的尊重与重视；而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诸多方法论原则，最终目的并不是发挥人的主体性，而是为了达到科学事业的成功，尽管这里面并不排斥发挥人的主体性的潜在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历经了将近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在本世纪产生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来，前者在现代社会中更具时代魅力。这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现代科学方法论更具有资格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结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中的方法论，对当代管理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难以作为最基本的方法论，并取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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