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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民 译
某些发展中国家令人眩惑的表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得人们对一些非常贫困国家的认识变得困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处于工业经济繁荣时期的国家，一下子就跃入无人能与之匹敌的经济先导的地位。早在战争初期，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就开始着手设计一套国际组织机构，旨在促进经济复苏、充分就业、自由贸易以及经济的稳步发展。联合国救援总署、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以及为振兴欧洲由美国而创办的马歇尔计划，这些组织机构在历史上曾为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战后长时期经济繁荣的驱动力来自私营企业。在欧洲和北美的主要治炼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均为私营企业，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本世纪上半叶的一股重要的国际实力行业。1945年以后，随着先期跨国公司的成熟，以及由日本和随之而来的其他亚洲和拉丁美洲企业的加盟，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面扩大了。跨国公司主要表现在向能源和服务业大规模国有企业的渗透，他们通常采用合资方式合作经营。这些跨国公司扩大和强化了工业化进程，并引起生产、贸易以及投资的全球化，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同时也存在着由于天然资源带来收入和所承担压力的分布不均衡，这更加剧了弱者的脆弱。
自50年代初期，全世界经济产值曾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过。1990年以前的40年里，实际的产值翻了5倍。 经济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1950年以后的10年内，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均收入已达到它们过去50年的总和。新消费品浪潮涌向美国和欧洲市场，使刚承受过大萧条苦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美国和欧洲发生了变化，生活质量戏剧般地得到了改善。尤其在欧洲，广泛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起来了。那些福利国家具有普遍的受益性，高水平的医疗保健，扩大了的受教育机会也随之而出现。在欧美许多国家，失业被控制在最低点。
许多发展中国家较那些老牌工业国也取得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在与饥饿、疾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改善了卫生条件，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据统计人均寿命（岁），1960年工业化国家为69岁，发展中国家为46岁，落后国家为39岁；到1992年分别为75岁、63岁和50岁。同时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据统计成人识字率（%），1970年工业化国家为99%，发展中国家为46%，落后国家为29%；到1992年分别为99%，69%和46%。然而，他们的所得并无平均的分享，一些人已经开始享受财富巨额增长后的繁荣，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自70年代，许多国家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动摇了对战后经济秩序的信心，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放慢了。这些对经济的冲击，包括1971年美国政府决定放弃黄金与美元的固定比率，1973年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这些都标态着有利于发展的阶段的结束。这之后的10年，工业化国家进入了经济萧条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加速了实际利息率的上升，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标志着债务危机开始吞噬着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进而加剧它们的经济困境。
许多国家受困于债务，已无力维持支付利息，更不用说偿还国家或私人的债务。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进口被削减了，使得摆脱债务的困境更加恶化，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滑，这两大洲（拉丁美洲、非洲）实际人均收入也随着下降。今天的非洲比70年代初期还要贫困，遍及各地的穷人要承受因实际收入降低和失业率上升而带来的巨大痛苦。据统计1992年寿命分布最高点为79岁，最低点为42岁；享有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口比例（%）：1985～1991年最高点为90%，最低点为25%。
造成“失去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迷茫的一代人”）发展进程的原因，根源不仅在于国内环境，也与国际经济环境有关。那些过于向内倾斜的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国家无法适应外部的震动，从而使经济表现出不稳定性。不适当的“全球经济管理”不仅导致了经济危机（或许比这更糟），而且还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许多国家正试图通过困难重重的、通常又是令人痛苦的引进经济体制改革计划来摆脱经济危机。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成功，有些国家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逆反的经济现象。一些中等收入的国家采取了了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复苏的政策，并以一定的勇气经历着一场经济复苏。按人类发展进程来看，这些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非但不过份，反而会使许多国家有了更好的感觉以引导他们的经济保持发展。
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根本不同。他们在80年代积累了许多积极有效的经验。特别是在亚洲，一些国家经受住了敌对势力的干扰，事实上他们又受益于来自工业国的某些需要，获得了较高的出口增长额。随着经济投机的成功，出现了香港、新加坡、韩国及台湾经济的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世界上某些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亚洲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他们也相继取得了连续数年的高速发展，有时还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国内人口超过1亿的印度半岛，也已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活力。 诸多发展不仅是老百姓受益的问题，持续的经济发展势头还为数百万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对改变全球经济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持续贫困
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出色表现——经济的持续上升，使得人们对战后世界经济变化的认识变得模糊了。尽管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翻了5倍，但它还没有达到根除贫困的目的， 甚至摆脱贫穷的速度也放慢了。即便在某些经济发展已经成功的国家也不能消除贫困。
一大批人被世界银行列入绝对贫困线之内，这一事实证明了贫困人数已上升到1993年的13亿。这一贫困线意味着严重的赤贫，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低限度。例如，对那些绝对贫困的人来说，附近有安全饮用水也成了奢侈品。在不丹、埃塞俄比亚、老挝、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安全饮用水的人数还不到一半。
还有值得关注的问题，贫困在地理位置、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分布也是不同的。到80年代末，亚洲人慢性营养不良已降至人口的19%，比前20年减少一半。而在同样的20年里，非洲变化很小，营养不良现象不断地折磨着迅速增长人口的1/3， 非洲的撒哈拉以及南亚是当今世界最为贫困的地区。从总体情况来看，这些地区大约8 亿人没有充足和固定的食物来源。
贫困状况和严重营养不良现象是令人吃惊的，然而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世界上贫困人口呈女性，并因此使一些儿童的生活陷入困境。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做同样的工作却比男人收入少得多。不仅如此，她们所从事的均局限在老一套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妇女在家中的劳动无报酬，在外拼博也得不到承认，然而，事实上没有那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离开妇女。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在食物和教育匮乏的国度里，妇女总是被排挤在男人之后，从而加重了妇女的低收入现象。发展中国家1/3的成年人是文盲，而其中的2/3又都是妇女。
贫困也波及到下一代身上。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每1000个婴儿就有73 个不能存活到出生的那一天， 它们的婴儿死亡率是富裕国家的10倍。就是在那些存活下来的儿童中，也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适龄儿童仅有40%能进入中学。
由于落后国家要尽力维持其传统社会，并且会设法地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而使得绝对贫困的证据显得不够充分。然而，贫困的含义不仅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或许占人口1/5 的贫困是伴随着世界富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即使用收入数据（基于购买力的比值）来剔除不同国家价格水平影响的因素， 数据仍表明：1/5 男人的收入不到1/5 富人收入的1/20。以美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为例，1991年按购买力比值计算的年人均收入，印度是1,150美元，而美国都是2,2130美元。
穷人之间也不公平，贫困和收入的极端悬殊激发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和嫉妒，通过全球的电视节目播放可以得到见证。他们渴望有一个新的公正的“全球管理办法”。近年来，全坏管理办法确定已收到了一定成效。
二、东欧经验
前苏联的解体为中部和东部欧洲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新的机遇，除了在中欧业已存在的工业化国家，早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曾取得了某些进步。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它却阻碍了世界的联合和世界经济，从而形成了只重视军事和重工业的局面，最终导致了经济停滞和走下坡路。那种借助强制手段试图确保经济发展的作法，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一定会惨遭失败。这些国家的人民现在正着手进行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并使之融入欧洲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之中。
向成功的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历程，打破旧机制加快了产值下降的速度。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质量下降了。俄罗斯、乌克兰的死亡率和犯罪现象急剧一升就是一例。因此说，正确解决民族矛盾，分配权利和责任，相互尊重和容忍，以求得激进变革与平衡过渡的均衡，市场改革与政治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之间的协调。这些国家能否在上述诸多方面取得成功，尚需试目以待。
尽管如此，在这些地区还是能找到新的经济创新举措的。这些国家人口超过了亿，他们不仅拥有人力资源，也拥有自然资源，他们原有的市场机制曾经发挥过作用，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一旦他们能够融入国际经济之中，必将加剧世界市场的竞争，或许还会造成经济新格局的出现，欧洲的农业发展就是一例。但是，当今世界也存在一些利益互惠的贸易范围，至少说不仅仅限于有活力的亚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假如这些国家找到了转变经济机制持续有效的办法，那么全球经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种绝对全新的格局。
三、区域性组织
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繁荣。欧洲的联合创建了单一区域经济，约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40%。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联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的角色和任务，而这些角色和任务传统上是由其它成员国来担当的。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已构成了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它在全球经济中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在亚洲，“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终会形成较大的亚洲经济联合体。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政治家们最近又组织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组织论坛”，使他们能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探讨相互协作的政策，并采取行动建立了“东西经济决策委员会”。
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地区，区域性经济相互密切合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首创精神挽救了业已成立的论坛组织，并培植了一些新组织，如“加勒比海国家联盟”组织。其他地区如南亚和非洲，他们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发展远非如此，或者根本就没有。在欧洲，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和范围是有争议的，中部欧洲、东部欧洲和地中海国家也是如此。
区域性组织能否成为权衡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障碍，能否退化成为分割世界经济的新防御手段，这些还都很难断定。
四、私营企业
近年来，对全球管理办法演变过程（到目前为止其结果尚不明朗）起着巨大影响的是那些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因战争引发的各种需求以及由战争和大萧条引起的普通经济混乱，使得许多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实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甚至在一些由私营企业担负重任的国家也不例外。一代人两次遇到的是，世界经济领导者们变成了受命于交战国来管理军队和平民百姓生活供给的公仆。
这一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1945年以后，在对待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的态度上，政策决策者都是一样的。这些政策决策者相信有能力来引导和调控大众商品市场趋势。因为市场要受到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为刺激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和提供工作条件而采取相应经济政策的影响。这在某些机构（为安排管理全球经济由战后缔造者建立的组织）、策略（由印度、墨西哥、巴西取代了战略进口替代地位的策略）、以及规定（把外国所有权企业强加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严格规定）中都得到了证实。
自70年代末，为推动市场发展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命名跨国公司真正变成了资本融通总协调者，技术列新引导者以及合法的国际经济维护者，跨国公司在全球管理体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一些跨国公司正在亚洲从事生产制造业，并在全世界开展经销活动。大批消费品和名牌产品无所不在。经济政策的环境变化也有助于涌现众多小而强的企业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各国经济发展趋势均在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如1992年大跨国公司总销售额与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通用汽车公司135亿美元，施乐115亿美元， 福特111亿美元，荷兰施尔108亿美元，商用计算机公司65亿美元，马自达63 亿美元，沙特阿拉佰109亿美元，印度尼西亚106美元，挪威100亿美元， 巴基斯坦40亿美元，尼日利亚35亿美元，埃及30美元。
（摘译自《我们的全球邻居》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