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类发展困境”——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社会学论文,新形势论文,困境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发展困境”，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用世界眼光看，大体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完全相反——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
第二种是部分相反——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的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也可叫“类发展困境”。我国总的说属于第二种情况。
一、我国“类发展困境”简况
为什么说我国总的说属于第二种情况呢？
首先我国确实发展起来了，发展的速度还很快。连续多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保持或接近两位数。我们的发展势头，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也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这是坚持和遵照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结果。这是与我们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这叫总体发展顺境。
但是，我国也并非一切顺利，一帆风顺，我们也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在众多的发展问题中，那些“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问题，就构成我国的第二种“发展困境”的苗头或“类发展困境”现象。
我国的“类发展困境”现象，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环境的优化与恶化上，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该大该小上，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差距的缩小与扩大上。本来，发展的目标是改善生态环境，是产业结构该小的小起来，该大的大起来，是缩小社会差距。但是发展的结果却呈现恰恰相反的趋势。出现了顺境中的困境这样一种独特的情况。
就我国生态环境的“类发展困境”看，我们面临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公共场所污染、工业垃圾污染、海域污染、绿化不足、森林植被破坏、荒漠化面积扩大、风沙灾害肆虐、野生动植物减少、耕地减少和质量下降，等等生态环境问题，除少数大力投入的地区外，恶化的形势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已经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并成为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得到很多论著引用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估计每年有17.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2)来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质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约11.1万例早亡；(3)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人年；(4)水污染使得很多河流的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成千上万的城乡居民的生活饮用水源遭到威胁；(5)酸雨影响已经危及全国10%的土地面积，使受影响地区内农作物及林业生产率平均下降了3%；(6)在沈阳、上海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接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被认为对智力发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1]。尽管在“九五”期间，围绕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等重要文件，加强了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工作，结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取缔、关停了8.4万多家污染严重而又没有治理前景的企业。国家还增加了环保投入，使之占到“九五”期间GDP的0.93%[2]。经过5年的努力，全国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有所遏制，但是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环境状况仍然不容乐观[3]。
就我国的产业结构“类发展困境”来说，中国的产业结构该小的，如第一产业（农业）没有小起来，或没有小到该小的程度；该大的如第三产业（服务业），没有大起来，或者没有达到该大的程度。我们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差距十分巨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艰难。
就中国的社会差距“类发展困境”来说，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群体间差别、部门差别，都在程度不等地扩大。这样，我们就有了强势地区和弱势地区的差别、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的差别。这些差别的扩大，归结起来，都贯串着贫富差距这一中心差别的扩大。这一差别的扩大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党和政府程度不同地承认的事实。一个社会要有生机活力，必须有必要的差别；同样，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发展，必须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所谓社会公平，不是别的，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别。有差别是公平的前提；合理的差别则是公平本身。这就是强调“异”的公平概念，与强调“同”的平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有这种不同之处，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从以平等取向为主到以公平取向为主，才会有“宁要不平等的公平，不要平等的不公平”的感叹[4]。所谓贫富差距扩大，其实质是指贫富差距超出了合理的界限。测量贫富差距，通常用基尼系数法。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也就是说，这种差距第一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第二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也就是不违背公平原则的。低于0.3，表明收入差距过于平均，高于0.4表明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趋不合理。据世界银行的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我们的研究表明，从80年代到90年代，基尼系数出现了两个台阶的提升，首先是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其次是由0.382上升到1994年的0.452或0.467（按人口—收入测算）。这种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两个台阶的提升，正好表明了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突破过于平均局面走向收入差距的合理化阶段，又由合理的收入差距迅速滑向收入差距十分显著的不合理阶段。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5]。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受冲击最大的是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弱势部门；受益最多的是强势地区、强势群体、强势部门。
这就是我国面临的部分的“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即“类发展困境”现象，也是我们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社会学常用的“弱势群体”这个词。总理强调，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二、“类发展困境”的背景：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的区别
现在社会学界越来越达到共识，这就是在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发展、稳定的过程中，80年代与90年代是有很大区别的。正是这种区别，构成二十多年过程的两个有明显特点的阶段；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类发展困境”现象。所以不了解这种区别，就很难弄清问题的所在。究竟有什么区别？从宏观的趋势看，区别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就社会资源配置的走向来看，80年代：基本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向下扩散，向农村、向边远地区扩散。因此，总体上看，农村受益，农业获利，农村经济实心化，农民负担较轻，致富面较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欣欣向荣。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差距开始拉开，环境开始污染，但还不明显，而且有些差距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90年代：则基本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向上集中，向城市、向中心地区集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日益繁荣，不少城市甚至提出“提前实现现代化”，这样一种只看局部不看整体、因而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由于大城市的带动和辐射，郊区农村，特别是近郊的情况，发展得不错，不过，它们只占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小部分。而农村的情况却与80年代不同，出现了相反的趋势：许多地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不获利，越丰收，亏得越多；经济空心化：乡财政负债、村负债上亿元；农民负担加重；青壮年往外跑，农村往往留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乡镇企业几乎多走下坡路，开始了衰落的过程。所以有“农村穷、农民苦、农业危险”之说。
第二，就社会公平度来看，由于80年代社会资源配置向下扩散的走向，农村的社会公平度也随着呈提高的趋势。社会公平度提高，是城乡差距、农村贫富差距相对缩小的综合反映。反之，由于90年代社会资源配置向上集中的走向，农村的社会公平度也随着呈下降的趋势。它意味着各方面的社会差距重新大幅度拉开。特别是农村一些强势利益群体形成的乡土势力，往往截留中央政策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将不利的方面转嫁给普通农民。有的地方，乡霸、村霸横行，乡民、村民敢怒不敢言，弱势利益群体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感和不公平度。这些都为邪教、黑道、迷信、宗祠等沉渣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要十分警惕，不要让这样一些强势利益群体形成的乡土势力进一步演变成一种“社会分利集团”，一种类似旧社会的农村“豪绅集团”。
上述两种情况，不能不严重影响社会安定。200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把农业放到首位，强调增加一般农民的收入，确实不是偶然的。这是当务之急。如果农村畸形凋敝，城市畸形繁荣，绝不是好现象；这样的不协调所包含的危险性，对我国历史和现实情况有所了解的人，是不言而喻的。
三、我国“类发展困境”的社会学简析
从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我国社会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一种快速转型状况下的中性运行。总的来说，良性因素在增加，社会结构有优化方面，如果没有优化这一方面，那么
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充满机会、充满生气，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比哪个历史时期都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至少自1840年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豪过。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转轨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又导致出现大量的社会消极现象、社会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恶性因素或者恶性因素的萌芽也居高不下。如贫富差距拉得过大，新贫困层和新弱势群体由小变大，犯罪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广为蔓延等等，而且原有问题与新生问题交叉。原有的问题，如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环境问题、北方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等。新生的问题，如红黄蓝白黑灰俱有：“红”——雇杀手杀人见红；“黄”——制黄、贩黄；“蓝”——通过蓝色的海洋走私；“白”——败毒、制毒；“黑”——黑道、黑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灰”——权钱交易、灰色收入。其中，黄、毒、赌在有些地方还形成一定规模的地下产业。
所谓社会问题，一般是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全体社会成员或部分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一般地说，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更何况我国社会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呢！如果没有问题的这一面，并且是种种高发的问题的这一面，我们则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意见、都有牢骚。这些意见和牢骚，其实都是不公平感的表现。所谓“不平则鸣”。这些意见和牢骚，往往变成民谚、民谣。通过民谚、民谣把自己的不满意感、不公平感发泄出去。不少民谚民谣其实是那种没有正式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发泄渠道，也即我们社会学上所说的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具体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否可以这样说：在80年代，由于此前的拨乱反正，无论城乡，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中都是良性因素增加或呈增加的趋势，恶性因素减少或呈减少的趋势，城乡的反差不甚明显。加之人们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恶性因素横行、猖獗之后，在心理上，容易感受到来之不易的并正在增加的良性因素。到90年代之后，城乡的反差明显表露出来了。城市的良性因素增加得多，恶性因素相对减少。而农村，总的说来，则相反：良性因素减少，恶性因素增多。
良性因素和恶性因素的增减，与中性因素的分化方向密切相关。什么是中性因素：就是对社会运行正反影响还不明显的因素，那种没有明显良性、恶性的社会现象；同时，中性因素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发展成良性的，也可演变为恶性的。例如，迷信本身是一种社会中性因素，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现象。一般地，它对社会运行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迷信被利用来进行犯罪活动，成为犯罪活动的工具，它便由中性因素向恶性因素方向转变。如果引导得好，这种社会现象，仍然会保持它的中间性质，甚至可能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如迷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
这样，在我国社会，面对快速转型状况下的中性运行，如何引导中性因素向良性方向发展，防止向恶性方向滑坡，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不注意的大问题。
四、如何对待我国的“类发展困境”
在讨论我国顺境中的“发展困境”时，要特别注意到其中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相随相生的现实情况。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也许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历史是恶”的含义之一吧！“类发展困境”其实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
谈到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就不能不强调一下与这两个概念直接相关的社会学的深层理念。社会学的深层理念不是别的，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大限度、缩小到最小的范围的办法。社会学的这种深层理念，植根于两大系统的社会学的奠基人创始人那里。孔德把“秩序和进步”看作是社会学的主旨；马克思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为此研究把人异化为物的社会制度根源。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但不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还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都这样那样地把“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作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社会学的上述深层理念，还构成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社会学学科制度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则分别是贯穿深层理念的学科规范体系和学科物质体现。为了做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必须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客观真实、现实真相；弄虚作假，掩盖真相，只会阻碍社会进步，增加社会代价。因此弄虚作假，掩盖真相，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可以说，社会学的全部学科规范都是为了在质上和量上保证实事求是，把握真相。无论是默顿提出的包含四种“普遍规范”（普遍主义、共有主义、无私利性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也无论是我们经常引用的马克思的名言“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等，都是如此。
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视角看，如何来应对这种“发展困境”的苗头呢？笔者不揣冒昧，愿意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承认“类发展困境”现象在我国的存在，并真正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才有可能在“发展困境”还是苗头的时候加以化解，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和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如果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那么苗头就会演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困境”的大火，顺境中的困境就会变成困境中的困境，“类发展困境”就会有朝一日成为真“发展困境”。如果这样，就会引起社会振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代价就增大了。社会学者，如果不如实指出这种苗头，并说明它的演化趋势，这是失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第二，适度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向。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我国资源配置的方向，总的说来，是有利于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和弱势部门的；到90年代，则是相反的趋势，实际上倾向于、有利于强势地区、强势群体和强势部门。资源配置方向的改变，可以说，是造成我国社会许多“类发展困境”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资源配置方向涉及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部门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问题。事实上，我国的环境问题，尽管有人与自然的方面，但主要是利益因素导致的。结构调整问题主要也是背后存在利益问题。贫富差距更直接是利益问题。税制在资源配置导向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如何在税制上调整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之处，尽可能达到上下平衡，强弱平衡，真正发挥政府作为社会公平维护者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必须得到保障，基本权益必须得到维护，人格尊严必须得到尊重。社会学提倡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是有原因的。首先，它不仅提出“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而且如实指出，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很少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的理论渊源之一。其次，社会学作为一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改革的社会科学，深知不保障弱势群体人的基本生活，不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可以说，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型的社会。
第四，注意文化引导。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弱，而且在文化上也弱。这个群体往往既是各种亚文化特别是其中偏离文化以及不良文化的社会基础，又是种种偏离文化以及不良文化的受害者。各种亚文化现象，一般属于中性因素。亚文化是指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亚文化的承担者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等差异所形成的众多群体和小群体。它们一方面属于主文化所代表的大群体，受到主文化程度不同的支配，另一方面同时又表现自己特有的观念、行为规范和利益。亚文化的日益多样化，是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转型加速期由于种种新职业的出现、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群体和小群体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一般说来，只要引导得当、得法，亚文化的多样化是好事。但是如果不注意引导，有些中性的亚文化往往走向偏离亚文化、走向不良文化甚至成为反文化。例如，迷信被邪教组织用来作为蛊惑群众的工具，就从中性变成了恶性。所以要用主旋律、主文化引导好各种亚文化，不使亚文化的多样化模糊了甚至淹没了主文化；也不使亚文化的多样化诱发出那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反文化，并防止这种反文化的恶性膨胀。正确引导的原则是：“主文化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亚文化从属多样，各显神通；反文化分散受限，难以泛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大力发展良性因素，引导中性因素，遏制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