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作人研究民俗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民俗文化论文,立场论文,态度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他不仅在散文创作、文学理论、文学翻译等方面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而且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也有独特的建树。他率先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民间的眼光打量和研究民间文化，从民间自在的文化形态里吸取新的营养，来整合新文化传统的工作；他还积极翻译介绍当时西方先进的民俗学理论和古希腊、日本等国的民间文学作品，把民间文化的研究纳入世界的学术视野，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作人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兴趣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与鲁迅一起收集有关的书籍资料，（注：1907年鲁迅买到一部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周作人《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六期。 转引自洪长泰《到民间去》P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大量接触日本的民间文艺，并通过日本接触到西方的民俗学理论。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出于兴趣，而是有更深层次原因。
周作人在《自述》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原是水师出生，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是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霭理斯的著作。”（注：引自《周作人论》陶明志编，第2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 在周作人这段有趣的自我描述里，我们看到了他与“五四”时期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全然不同的文化态度和人生态度。他承认自己的工作在文学以外，偏重于别人所忽视的领域，他介绍自己所感兴趣的工作，主要是在歌谣童话神话民俗以及翻译方面，而不是在新文学运动中给他带来盛名的新诗、小品和理论。这里有专业兴趣的差异，但又不仅仅是专业兴趣的差异。
周作人与“五四”一代主要知识分子精英的区别，表面看来是在专业兴趣上的差异，但更深沉的缘由，却表现在人生观念和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差别。“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都继承了从传统士大夫的思维定势里延续下来的、以振救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无论是胡适等企图从西方搬来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欧美留学生，还是陈独秀等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斗争的老革命党人，都是渴望参与政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参与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以此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时，也积极参与了思想启蒙运动，他作为一名战士写下了《人的文学》等一系列很有影响和力度的文章，鼓吹思想革命。然而，随着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效果之微，深深地让他感到失望。1921年的一场大病，使他沸腾的热血骤然冷凝下来，让他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在价值取向上的虚妄，于是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他这段时间思路混乱，心情矛盾。那年七月，写于病中的《胜业》一文中说：“我的胜业是在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因此他“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注：引自《知堂文集》，第17－18页，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出版。）。在这里，周作人不但对自己过去所谓“高谈阔论”，即是指思想性政治性文学性的议论，明确表示不满，而且抹煞了当时知识分子精英的主要斗争武器：思想革命。他称自己为“野和尚”无力“普渡众生”，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无力去“启蒙”大众，更无力去从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所谓“救国救民”的宏图大业。他愿意做，并且能够做的“胜业”，只是在“僧房译述几章法句”，也就是将他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翻译上面。不难看出，周作人在试图退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同时，也放弃原来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宁静的角落，开辟起“自己的园地”来。
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作人退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完全是自觉的，当然这种自觉的背后，仍然带有深刻的无奈情绪。这表现为一：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思想深处是难以沟通的，他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说话，读别人的文章，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的时候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中多流连一刻。……”这话说得极为消极，等于彻底否定了人有被启蒙的可能性，并暗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做好梦；表现为二：他干脆认为启蒙工作是启蒙者自己看来有意义，对于被启蒙者是无关紧要的。他把启蒙比作翻筋斗：“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着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吧，这也是一种办法。”他说他自己“是喜欢翻筋斗的人”，也就是说喜欢表现自己，渴望被别人理解的人，然而这种表现却得不到别人的欣赏，所以还不如不翻，躺在草地上看云。（注：引自《周作人散文集》第1集，第67— 69 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因为失望，所以沉默。在这里周作人非常消极地说明了他放弃启蒙立场的原因。
如果从“五四”新文化的主流立场来看，周作人的这种选择当然是消极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消极里面也包含了非常独特的积极因素。钱理群在《周作人传》里这样评论周作人的转向：“当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救国图存的政治层面出发，把‘五四’思想革命转向以推翻反动的国家机器为中心的实际政治革命时，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却坚持在‘学理’上发展“五四”精神，转向更深入、广泛的学术研究与科学建设。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并且互为补充。”（注：引自《周作人传》钱理群著，第266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与其它的知识分子精英相比，周作人的悲观消极代表了另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他从一种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意识中醒悟过来，冷静地面对自己的处境，客观地衡量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能力，作一种学理上的研究，这种“直面自我”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白话文运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迅速成功以后，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都被一种膨胀的、虚幻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包围，以为自己有希望运用从西方学来的新思想来改造中国，可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可是周作人对此却有冷静的认识，他首先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能够高谈阔论，好像很有学问，其实都是一些从西方搬来的思想武器，并没有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因此是很混乱的。他在西山养病时给孙伏园写信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杂货一料店了。”（注：引自《雨天的书》第127页，岳麓书社1987年影印出版。）虽然是说他自己， 却很真实地揭示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其次，随着20年代中国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周作人更明确地看到，中国的封建落后势力的长期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它在根本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他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破除迷信运动似发生流弊，见报载政府已明令谨慎办理或者可稍好一点乎？至于发议论恐无甚用处，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只可‘闭户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也难免，且封建思想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稳逸态度为宜。”（注：引自《周作人早年佚简注》第14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越是愚昧落后、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度里，政治上越是趋于专制，而专制制度正是依赖国民的封建思想才能实行，所以知识分子希望在民间从事思想启蒙科学普及等工作，不能不发生“流弊”。我们从表面上看，周作人对当时带有启蒙性质的一切工作都抱着悲观的态度，但根子上则是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文化的彻底失望以及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恶劣环境下真正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
周作人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处境以后，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他自觉离开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转向主流文化以外的民间，在民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这便是他对民间文化研究的深层原因。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转消极为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带来的结果也是非常积极的。周作人离开轰轰烈烈的主流文化以后，在文化的边缘上开拓出两大园地：一是小品文的大量收获，并且确定了美文的价值标准；二是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他不断地强调的“胜业”，也是大量介绍外国民间文学理论和作品，把中国的民俗学纳入世界的学术视野，为后人开拓出一条研究的道路。
从“五四”新文化发展的道路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既需要知识分子的冲锋陷阵，在现实批判的战场上与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的敌人作短兵相接的斗争；也需要在平凡的岗位上从事实际的科学研究，引进西方新的知识学科，在自己的岗位上建立起民间评价的标准。周作人的这种选择看来是消极的、退隐的，而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民间文化的研究，除了专业兴趣而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处境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自觉地离开了启蒙立场，选择了在平凡的岗位上从事实际的科学研究，并且，试图为有同样认识的知识分子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二
由于周作人从事民间文化研究不仅仅出于对专业的兴趣转移，也不仅仅受到世界学术思潮的影响，而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的自觉转移，所以，周作人从事民间文化研究是有较充分的理论准备的，这表现在他所拥有的一系列独特的民间文化观念和独特的研究态度上。这些观念和态度，不但在当时惊世骇俗即使放在今天的民间文化理论范围看，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的。
周作人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章，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国民性概括成两个“要素”：一是质体，一是精神，并说“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他由此推论，像古希腊古埃及虽亡于强敌，但依靠其古老的文化精神，终能复兴；东欧各国，虽然亡于沙俄帝国，但其精神不死，抵抗尚存，仍有望于复国。他运用这些例子来说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高于国家利益，国家的统治者可以走马灯似的更换，甚至一个民族可以被另一个民族武力征服，但是，只要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存在，它就有凝聚力，就能使这个民族永存。中国元、清时代都被异族征服过，而中原文化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却同化了异族的文化，并且吸收、融化了异族文化中的优质成分。周作人这一思想后来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传统》也一再地实践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认为其工作岗位就在于保存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使其精神不绝，这比让他去承担国家兴亡更为本分。周作人这一思想曾给他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后果，特别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直接影响了他为人的气节，这一问题涉及到本论文范围以外，在这暂不作讨论，本文只想指出，周作人关于民间文化的复兴比国家的兴亡更为重要的思想，直接鼓励了他去从事民间文化的研究并带来积极的成果。
周作人所谓文化传统，并不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文化传统，他认为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精神是消融在大多数人民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民俗学就是以人的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它是建立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关注的是人关于诞生、成年、婚嫁、丧葬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生产、休养等方面的文化观念，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求助于民俗学的研究，是很好的一种办法。他曾说：“我们要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在某时期的政治军事上的行动，那么像丰臣秀吉、伊藤博文这种英雄自然也应该注意。因为英雄虽然多非善类，但是他们有作恶的能力，做得出事来使世界震动，人类吃大苦头，历史改变；不过假如要找出民族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该到小胡同大杂院中去找，浮世绘刻印工亦是其一。”（注：引自《知堂回想录》第562页。 三育图书文具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
周作人这段话虽然是说日本的文化，但也反映了他总体的文化观念。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分为两个层次，即统治阶级的大传统文化，或曰主流文化，是由圣君、贤相和英雄们书写的；另一层次是指民间的小传统文化，非主流文化，它是由村夫、野老、小市民等书写的，它代表一个民族真正的“悲欢乐苦”，它蕴藏在“小胡同大杂院”、“浮世绘”之中。同时，若真要想了解这个民族的真实感情世界（悲欢乐苦），必须到“小胡同大杂院”中去，即必须到民间去，看他们的普通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概念，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他的这种思想在另外一个地方表达得更加明确：
“我们要知道，国民文化的程度不是平摊的，却是堆垛的，像一座三角塔；测量文化的顶点可以最上层的少数知识阶级为准，若计算其堕落程度时，却应以下层的多数愚人为准。”（注：引自《谈虎集·拜脚商兑》第138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他认为， 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各个阶层中是不平衡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或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但不能因为这个“最高水平”而过高地评价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要评价和了解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必须以“多数愚人为准”，也就是说，必须以整个民间文化发展的水平为准。因此，他在研究民间文化的原始素材时，总是既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对民间的侵犯，也反对知识分子精英思想对民间的改造。比如，他总是提倡保留民间文化素材的原始形态，反对对它作任意的篡改。在收集民间笑话《徐文长的故事》中，他就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不过我的意思是‘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正’。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健壮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他们是所谓的拉勃来派（Rabelasian）的，这是我所以觉得有价值的地方。”“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健壮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一点病态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注：引自《知堂序跋》钟叔和编，第17页。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他在这里对民间文学的健壮和质朴的东西给予了肯定。并将它与欧洲的民间故事相比较，甚至对于里面粗俗的部分，也持宽容的态度。在征集歌谣时，他也再三说明对于所谓“卑猥和粗鄙的”，投稿者事先不要加以甄别（注：引自《苦茶——周作人回想录》第312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因为在周作人看来，民间文化形态真正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要弄清楚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哪些部分还有生命活力，应该发扬；哪些部分已经死亡应该及时革除，都只能到民间去寻找。这就是周作人为什么特别重视民间文化原生态研究的原因。
应该说，周作人最初提倡这个文化观念时与“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是不相矛盾的。他与其他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学者（如顾颉刚）不一样，他一开始就对中国民间的文化现状不抱浪漫的幻想。他对民间文化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认为民族精神蕴含在民间文化当中，因此要努力发扬其优秀的成分；另一面，他又不能无视民间文化当中的糟粕，所以，他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化信息的同时仍然坚持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徐文长的故事》中他也指出“这个故事里的确含有好些不可为训的分子”，（注：引自《知堂序跋》钟叔和编，第17—18页。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认为徐文长那样无理由地捉弄人，也是不好的。由此展开了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批判。他还特别批判了国民中的狂热盲从的倾向，在随笔《爆竹》中他分析了民众喜欢放鞭炮的习惯，不是出于审美（欣赏花炮和焰火的美丽），而是出于迷信驱鬼，然后说：“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彻夜燃放那惊人而赶鬼的爆竹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这种力量又是这样的大，连军警当局都禁止不住。”（注：引自《周作人散文集》第1集，第56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他是如此痛彻地指出我们的民族的弱点，希望能够唤起人们的注意，以求疗救。他还看到国民性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在《关于活埋》里写到中国杀人的各种方法，并引出这么一段“中国民族似有嗜杀性，近三百年中，张李洪杨以至义和拳诸事即其明证，书册所说录百不及一二，至今读之犹令人悚然。……”周作人这种批判几乎是《狂人日记》中对吃人意象的再揭发，充满了对民族未来的忧虑，渴望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净化国民的灵魂，而这些都深切地饱含在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之中。
三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把民间文化的研究看得相当重要，他在研究的态度上，他却提倡一种“游戏”态度。
所谓“游戏”的研究态度，并不是指不认真的态度，而是指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和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精神。看看现在打电子游戏的孩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游戏”是需要怎样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民间文化的研究，是因为它“好玩”、“有趣”，也希望读他书的人也能感到有趣，便觉得“真有趣”了。
在《陀螺》序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平常说起游戏，总会有多少不诚实的风雅和故意的玩笑的意味，这也是我们不喜欢的。我的仍是古典文字本意的游戏，是儿戏之一，是玩，画册图像都是玩具之一。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此外还有日常的苦工，驮砖瓦的驴似的日程，驮砖瓦的结果是有一口草吃，玩则是一无所得，只是差不多的劳碌，但是，一切的愉快就在这里。昨天，我看满三岁的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式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地玩，不但是得到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的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的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种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惟一的道了。”（注：引自《知堂序跋》钟叔和编，第233页。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
周作人对这种境界心向往之，愉悦的心境，忘我的投入，非功利的追求，正是他提倡游戏的真正含义，他希望用这种态度来进行民间文化的研究，应该说是研究中的一种较高的境界。
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提倡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民间文化的研究。在《狂言十番》序中说：“我译这狂言的缘故只是因为他有趣味、好玩，我愿读狂言的人也只得到一点有趣，好玩的感觉，……”（注：引自《知堂序跋》钟叔和编，第277页。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 在《语丝》上发表《小五哥的故事》的附记时说：“我看了觉得颇有趣味”，于是发表出来。正因为以这种态度对待民间风俗，他的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非常淡化，他在民间文化的园地里津津有味地谈鬼说神，论古讲今，都极有人味，由此而写成的小品文字，也让人百读不厌。
总之，周作人对民俗学的研究，有其独特的出发点和新颖的研究态度，这些见解放在现在的民间文化研究中也并不过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