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文化转型——关于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哲学论文,核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3-0002-04
经过过去1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同其他学术“热点”领域一样，一方面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亟待深化的要求。要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研究走向深化，无疑需要在发展理论的各个层面、各个分支领域中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是，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凸显发展的元理论研究，即建构一种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背景的发展哲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上缺少深刻的发展哲学，而实践上则缺乏一种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由此而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走向深化，并妨碍中国社会转型的健康发展。
（一）发展的深层内涵：人自身的现代化，即文化的转型
要建构发展哲学，首先必须回答到底什么是发展的问题，这包含哲学发展的实质、发展的尺度等重要问题。从表面上看，发展的含义非常广泛，可以从不同层面揭示，但是，必须认识到，我们不是在超时空的意义上一般地谈论发展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含义，而是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的转型期思考发展的问题，因此，这里谈论和追求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含义。具体说来，我们所说的发展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转变：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建构而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即实现现代化。当然，这与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化已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
在这种历史定位上审视发展的深层内涵或发展的实质，我们的发展哲学所把握的核心问题必须符合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它本身构成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宗旨或目标，二是它在深层次上影响和制约人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发展。我们认为，发展的宗旨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所有方面的具体发展和变化都必须服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标，而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为文化的转型，即新文化精神和新文化模式的确立。
应当看到，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的生存模式。一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主要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胡适曾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层次性决定了它对人的各种活动乃至社会运动的深层次的制约作用。因此，文化的根本转型才是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是新人的生成，是人的现代化，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转型和发展才会具有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才会符合人自身的发展这一根本尺度。
（二）时下中国的文化景观对发展的负面影响
从发展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目前我们在发展理论层面所面对的各种困惑和我们在社会发展实践层面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与中国社会主导性文化模式转型的迟滞与未完成有着本质的联系。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特殊的历史定位：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自身的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定位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使中国社会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的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
1、精英层面的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分裂。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华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在这种情形中，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即现代性）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人文精神，相反，新儒学所代表的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与工业文明精神形成错综复杂的冲突。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挑战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2、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的离散与平面化。 今天中国大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现代社会的理性的、创造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为一些现代主体所认可，但它们绝没有在大众中构成一种具有崇高价值和巨大感召力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在平民中，支撑现代化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冲动不足，而消费主义时代超前降至。传统的经验式的文化模式和现代的金钱观同时出现在大多数中国民众身上，后现代的文化心态也通过大众文化、通俗文艺、文化快餐等，作为日常生活的添加剂而悄悄地超前地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之中。在今日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可以看到各种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冲突、碰撞、游荡。
3、传统文化模式的复活与反弹。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以经验和人情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化模式恰恰在中国社会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之时似乎更强有力地渗透到时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之中，伴随着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文化模式在各个活动领域和各个活动层面复活与反弹。这突出地表现为：第一，以经验对抗理性。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民众往往习惯于消极的、被动的、无主体的文化模式，习惯于不思改进、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经验式的文化模式，习惯于凭借着经验、传统、常识而自在自发地生存与活动。这种前现代的经验式的文化模式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许多民众，并渗透到我们的行政管理、经济决策、文化创造等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中。第二，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中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天然情感和宗法血缘关系，即人情式的交往模式。市场经济要求剔除不平等的情感因素和人情关系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干扰，而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则是，人情因素比以往更加强有力地出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幼儿入托、儿童择校、学生高考、工作调转等个人生活，到企业经营、行政管理、法律诉讼、职务提拔、职称评定、干部录用等社会活动，无处不留下人情的影响和痕迹。
上述三个方面造成的共同结果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由于缺少一种相对统一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支撑而呈现出“乏力”的状况，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许多阻滞因素均与此相关。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纯经济问题，同样，政治发展也不是纯政治问题，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受到深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和制约。正因为如此，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80年代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再到文化转型，20世纪中国两次现代化和社会转型都直接导致了深刻的“文化热”。
（三）新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建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哲学要确立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依旧应当以现代性为基本要素，以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它突出表现为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应当承认，无论当代人类经历着什么样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嬗变，上述文化要素还依旧是当代人类的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不仅对于正在走向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对于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同传统自然经济相比，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表现为理性经济、主体经济和契约经济，即使在以多元和差异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模式中，理性、主体性、契约性等文化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既不应把这些文化要素当作彼此分离的文化碎片，也不应把它们建构成以技术理性主义、极端个体主义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硬核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实际上，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也不存在建构典型现代主义的现实基础）。中国发展哲学所要建立的是保持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要的张力，同时吸纳后现代的多元与差异性的文化要素的有限度的和发展了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从而在尽可能的限度上弱化工业文明的弊端。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人的基本活动方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的深层面上，中国社会不可能完全超越工业文明而直接步入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不可能摆脱信息化和全球化而重复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化步骤。
应当看到，在当前，建构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背景的理性的、契约的和主体性的新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并不是哲学理性的美好的一厢情愿，而是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虽然中国民众依旧被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多种文化精神和观念所包围和挤压，依旧经历着深刻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和困惑，但是，我们发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精神的演进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变化正在悄悄地为理性的、契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生成铺垫着基础。
1.在精英文化层面，无论各种文化精神如何冲突，理性、主体性和契约性依旧是人们无法否认的当代最重要的文化要素。实际上，即使极力主张新儒学或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也只是对极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工业文明的弊端作出某种批判和修正，而不是从根本上超越和抛弃这种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虽然后现代主义刚刚兴起时极力呈现出一种彻底反叛和决裂的面孔，但是，实际上，冷静地看，它还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发展，因为，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着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历程，目前人类社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与工业文明的文化和话语完全决裂的基础上运行。
2.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历程，理性的、契约性的和法治的社会运行机制终于开始生成并且逐步显现着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创造力和活力。尽管传统计划经济的行政化社会运行机制和传统自然经济的经验式社会运行机制在很多社会领域，尤其是我国相对保守和落后的地区依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深圳、浦东所代表的经济开发区、经济开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如规划先行和法规先行的发展思路、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的规范化的经济运行模式、淡化官本位强化平等竞争的人才市场等等，都使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端倪和萌芽。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强劲和中国加入WTO， 理性的和契约的社会运行机理肯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成为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生成的基础，它同新文化精神和新文化模式将处于共生的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
3.至关重要的是，虽然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从总体上依旧呈现出离散和平面化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目前的社会转型中，一种自律的、自觉的公民文化正初露端倪，悄悄地生成。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利益、文化观念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现代行为方式的创造性和竞争性，普通民众开始通过实际的功利活动，在经济层面上逐渐萌生出理性、契约、竞争、平等创新等自觉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尤其具有现代知识背景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实业家阶层，开始在经济要求之外表露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这在上海浦东、苏南、深圳等开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文化精神导向的出现十分重要，它为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民主、法治、契约等文化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建构以人的现代化和文化转型为核心的发展哲学，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要求，也具有现实的基础条件，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转变哲学研究的范式，不再把哲学当作游离于现实社会进程之外的纯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而是使哲学真正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换言之，发展哲学不是单纯的理论理性的活动，而是重要的实践理性的活动。不是简单地把某种现成的文化精神外在地灌输或加给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以作为外在地指导人们行动的理论教条，而是以生活世界的内在变化为基础，引导人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促使精英文化和公民文化的交汇与整合，从而使理性的、契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以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基本生存模式，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各个活动层面的内在的运行机理。只有如此生成的文化精神才会成为有根的文化，才会使人和社会的发展落到实处。
（《哲学动态》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