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东南亚：变化、发展趋势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年代初论文,初到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东南亚各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东南亚各国对战后特别是60年代形成的集权型政治结构或强调国家干预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或改革，总的趋势是更重视扩大民主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东盟和非东盟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的加强，则使东南亚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随着其经济日益发展、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日益增强，东南亚国家首先是东盟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始更多地发挥其维护东南亚地区利益和各国利益的独立作用，形成了亚太地区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或称又一极。
一、80年代以来东南亚发生的五大变化
东南亚在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发生的巨大变化，归结起来，有五个方面。
首先，经过8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东盟各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中最活跃的部分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城市人口有较大幅度增加，中产阶级力量增强。1980年时东盟经济虽已有一定发展，但仍以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当时各国中除新加坡由于是个城市国家以工商业为主，菲律宾制造业产值刚超过农业外，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制造业仍然相当落后。80年代初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使东盟各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增长速度放慢。1985年前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经济还出现了负增长。因此，从80年代中期起，东盟各国采取一系列大胆而有力的措施，调整产业结构，以出口导向为取向，发展加工制造业。
1986年以后，东盟经济恢复了发展势头，泰、马、印尼三国在1988年以后，发展速度尤快，东盟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为增加。1991年工业和制造业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印尼分别为41%和20%，泰国为39%和27%，马来西亚达43.8%和26%，农业在三国的比重则分别降至22%、12%和19.3%。各国城市化程度大有提高，城市人口占人口的百分比，印尼达31%，泰国达23%，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达43%。①私人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从拥有数千万美元到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和财团。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专业人员——医生、律师、工程师、大学教师、新闻工作者、文职官员的人数大为增加，他们的社会影响和政治作用也增强了。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盟各国在60-8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政治结构，也开始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一些东盟国家开始探索政治发展的新路子。
在60-80年代，东盟各国大致上形成了四种政治结构，一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式的一党或以一党为核心的联盟独大，而以党的领袖人物、党（人民行动党或巫统）和建立在议会制基础上的政府为三位一体；二是印尼、泰国式的，由军人掌握实权，同时维护多党议会民主。当然印尼和泰国也有不同之处，主要是苏哈托有着国家领导人－执政党－军队三位一体代表人物的作用，而泰国却由国王起着重大而微妙的作用；三是菲律宾式的马科斯独裁统治，但同时也存在着形式上的多党和议会。四是文莱的君主专制。
东盟国家中的政治大变化首先发生于菲律宾。这个国家在马科斯统治后期国内政治上的矛盾趋于白热化，经济上已千孔百疮，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的“2月革命”一举推翻了马科斯的统治。但此后在科·阿基诺任总统的六年中，虽然恢复了菲律宾的多党议会民主，政局却连年动荡，兵变次数之多（前后共七次）是菲律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结束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体制后，菲律宾政治并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泰国，政治结构的变革也采取了流血的方式才得以实现。长期以来军人的干政早就引起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1992年的“5月风暴”中集中地爆发。这是“随着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提高的结果”。②中产阶级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运动不仅迫使素金达军人政府倒台，而且结束了长期以来军人操纵政治的局面，开创了不受军人控制的议会政治，从而改变了泰国的政治结构。但是，大选后产生的以民主党领袖川·立派为总理的多党联合政府，自建立以来就面临执政党内部复杂的矛盾困扰和反对党咄咄逼人的攻势，多次遭到挫折，显得步履艰难。看来泰国的多党议会政治要形成良好的运转机制，真正有效地发挥职能，也还有一个过程。
与发生急剧变化的菲律宾和泰国不同，在政治结构更为稳定的新、马、印尼（他们都有着“三位一体”式的结构），政治发展要更为平稳一些，而且主要通过执政党主动作出调整的方法，实现政治结构的更新。在新加坡，进入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在各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下降，李光耀－人民行动党－政府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开始遇到挑战。但是，人民行动党在每次大选中毕竟都获得了60%以上的多数选票，李光耀的威望是新加坡任何人所不及的，同时，新的一代领导人也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继续采取了维护人民行动党一党统治、允许其他政党活动的方针，加速完成政治领导层的更新（1990年11月，40岁的吴作栋已接替主动辞去职务的李光耀出任总理），并开始实行总理和总统分权的制度，于1993年经全民选举产生了具有实权的总统。新加坡政治结构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实现了过渡，但新的政治发展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在马来西亚，由马哈蒂尔领导的以新巫统为主的国民阵线——政府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也仍是稳固的。马哈蒂尔在1991年提出的“2020年宏伟目标”不仅对马来西亚经济而且对其政治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1991年巫统党内大选中，全力支持和拥护马哈蒂尔的以安瓦尔为首的一批年轻政治家组成“宏愿队伍”，大获全胜，标志着领导阶层的新老更替正在顺利进行。在印尼，1965年10月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遇到了来自大学生和反对党特别是印尼民主党的挑战，苏哈托－执政的专业集团－军队的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看来还是稳固的，但军队和专业集团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苏哈托的第六任总统到1998年将期满，印尼的政治结构如何适应变化，已十分引人注目。
东盟中的石油小富国－文莱，仍然实行君主制度，该国的国情与东盟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君主制和伊斯兰教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更为全面一些，但经济的多元化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也在对该国的政治发展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变化较其他国家更为缓慢。
第三，越、老、柬、缅四国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在政治结构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各自的特点，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化”与非民主化衡量这些国家的发展。越、老、柬三国在70年代中期后曾走上了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世界性的改革潮流、冷战的结束和柬埔寨问题转向政治解决，使这三个国家在80年代中期后逐步进行改革，转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1985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大”和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标志着越、老两国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历程。到90年代初，两国的改革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越南在经济改革方面已闯过了汇率、物价等大关，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上，由于越老两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及两党都久经考验而在人民中享有巨大威信，两国在经受前苏联和东欧变化的冲击过程中，作出了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的选择，仍然坚持共产党（在老挝是人民革命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柬埔寨在90年代中期也开始了类似于越、老的经济改革，由于该国在1969年之前是一个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在民众中一直享有巨大威望，而90年代初国内又存在着多个党派和对立的政治势力，它在政治上采用了君主立宪的制度。长期闭关锁国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到80年代中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1988年6-9月数十万、上百万的群众走上街头，卷入声势浩大的反政府运动，使这个国家陷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但这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长期处于“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一党统治之下，没有西方式的多党制度，也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及其政党，却存在着多支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武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缅甸军队在1988年9月18日接管了政权后，尽管开放了党禁，举行了大选，政权却一直掌握在军政府手中。1993年8月缅甸国民大会通过的制宪原则，确定了新宪法将保证军人在缅甸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缅甸已不可能走过去的老路，军人执政后在经济上废除了纲领党时期的“缅甸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缅甸市场出现了1962年以来所未有的活跃状况，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四，东南亚地区以军事政治争夺为主的地区战略格局已经被以经济发展、合作和竞争为主的新的格局所代替，东盟与越南的对峙局面也被双方的接近和合作关系所取代。战后在“冷战”阴影下，东南亚一直是美、苏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的南下政策以及苏越结盟，东南亚出现了越南与东盟国家对峙的紧张局势，围绕着“柬埔寨问题”双方以及支持各方的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泰国甚至被视为东盟中对抗越南的“前线国家”。但到80年代后期，由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柬埔寨问题转向“政治解决”，和平与发展成为这一地区发展的主流。东盟和越南的关系趋于缓和。此后，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及其对越关系的变化，以及越南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更多考虑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使得越南更为积极地推行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政策，而东盟各国也需要同越南这样一个在东南亚地理位置重要，虽然经济落后但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邻国发展关系，到90年代初，越南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已取代了过去的对峙关系。1992年7月，越南和老挝被接纳为东盟的观察员，双边关系更为密切。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
第五，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东盟的经济实力增强，正在形成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在亚太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1992年，东南亚的人口从1980年的3.5亿增加到4.5亿，大约相当于日本的4倍，中国的40%；10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约1500亿美元，增加到4000亿美元，其中东盟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37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000亿美元，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受到许多学者和工商业家的高度重视，被认为“代表今日世界中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中心，正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关键地区”。③东盟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被认为是正在崛起的亚洲“新小龙”，越南则可能成为东亚的“又一个韩国”，菲律宾经济正在复兴，而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缅甸也正在显示她的发展潜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并加强了与印支三国和缅甸的关系。
二、90年代初东南亚发展的新趋势
东南亚地区的上述五大变化，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和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加强，使得东南亚的发展在90年代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东南亚各国抓住了世纪之交形势有利于亚太地区发展的机遇，把经济建设作为本国的首要任务，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宏图。新加坡正在全力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努力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预计到2030年，使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9860美元，超过届时美国的水平。马来西亚政府制订的发展计划规定，在1991-2020年间经济增长率为7%，到2020年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泰国的第七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92-1996年）确定了“稳定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环境状况和收入分配状况”三大目标，正在稳步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迈进。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到2020年的第二个25年发展计划，其目标是在未来的25年内使印尼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收入增加到3000美元。菲律宾经济已走出低谷，拉莫斯总统在1993年提出了振兴经济、赶上东盟其他国家的“菲律宾2000年”目标，其目标是到2000年把菲律宾建成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使人均国民生产值达到1000美元。越南在1990年就提出了在1991-2000年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1994年1月20-25日举行的越南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确定把加速工业化作为“具有首要意义的中心任务”。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也各有其发展或复兴经济的计划。
其次，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的目标，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东南亚经济正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继续进行调整改革。经济调整改革的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盟各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发育趋于成熟，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正在把其市场经济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越、老、柬、缅四国都在采取措施，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三，在政治上，东南亚各国继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国情不同，90年代东南亚各国的发展道路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一个共同的方面是在保持现有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点的同时，政治民主将有所扩大。在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已表示要“寻找一种寻求共识的作风”。在马来西亚，新巫统将继续作为执政党的核心，但在努力寻求和扩大华族的合作和支持。在印尼，作为执政党的“专业集团”的统治基础在扩大，同时，印尼民主党等反对党正在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菲律宾，多党议会政治正在逐步恢复常态。在泰国，摆脱了军人控制的多党议会政治正在逐步建立起正常运转的机制。在缅甸，尽管1988年以来西方不少人多次预言军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但它的统治却愈来愈巩固了。从近几年缅甸的政治发展进程看，在保证军人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前提下，国内政治生活将逐步正常化，政党将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越南和老挝，则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进行政治改革，扩大民主，增强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的作用。总的看来，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改革具有渐进性的特点，即在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结构的连续性的前提下，逐步地展开和进行。在大多数国家中，执政党或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始出现新的态势，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逐步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最早是由菲律宾在1982年提出来的，1986年科·阿基诺总统访问印尼和新加坡时又重提这一倡议，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得到东盟其他成员的积极响应。90年代初东盟各国面临新的形势，加强经济合作已成为紧迫问题，因此，1991年7月泰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南在访问新加坡时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很快得到积极反响。在多次探讨和协商的基础上，1992年1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正式签署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和《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决定在从1993年1月1日起的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第一步，在最初的5年到8年内，把关税在20%以上的工业品的税率，都降到20%。由于在天然资源和经济技术发展等方面的情况较相似，东盟国家在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加快这一进程已成为新、马、泰等国的共同愿望，马哈蒂尔总理甚至提出了“再用10年就行了”的主张。新加坡、泰国领导人也提出了缩短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间的主张。
二是把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成长三角”，作为推进东南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自1989年1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现为总理）提出建立新、马、印尼“经济成长三角区”以来，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股“三角和多角合作热”，提出和建立了多个“经济成长三角”。其中主要的有：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巴坦岛组成的新、马、印尼之间的成长三角；由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泰国南部地区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组成的“北方三角”；由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印尼的加里曼丹和菲律宾组成的“大三角开发区”。1993年10月，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又就建立环苏拉威西海的“东东盟三角地带合作”达成了基本的协议，并已提出40多个开发项目。在中南半岛地区，泰国最早提出以曼谷为中心，包括印支三国和缅甸在内的“黄金半岛”构想。1993年泰国政府又提出了建立包括泰国北部、老挝西部、缅甸东部和中国云南南部在内的“黄金四角”发展计划。在上述合作计划中，新、马、印尼之间的“成长三角”已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总的看来，“成长三角”型的合作，有利于各方又便于达成协议，今后将在东南亚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有一些合作计划会作出调整，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成长三角”。
三是东盟国家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合作加强，在90年代可能完成把印支三国和缅甸纳入东盟，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东南亚一体化”进程。在1992年7月召开的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上，批准了越南和老挝为东盟的观察员地位。越南、老挝对于参加东盟也持积极态度。1994年3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又率团访问了缅甸，成为自1988年9月军人执政以来第一个访问缅甸的东盟国家政府总理。泰国已邀请缅甸参加1994年7月举行的第27届东盟外长会议。
第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东盟意识”或“东南亚意识”越来越强，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比过去更多的独立性，开始面对西方大国势力说“不”。
进入9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开始从地区格局变化的大环境中考虑他们的作用。这既表现在东盟在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东盟组织、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也表现在东盟在人权、国际贸易、世界经济集团化等重大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立场。首先，针对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事务，1992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公报明确表示，对人权的关注，“不应该成为经济与发展合作的条件”，并指出“虽然人权问题实质上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各国受着文化、历史、社会和经济等条件的影响”。在1993年7月的第26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国家以更明确的态度表达了对人权的看法。外长会议所发表的公报的第17条指出，“发展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利用人权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缓助的条件对国际合作是不利的，而且可能破坏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共识”。该公报强调，“国际社会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时，应当承认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的原则。”同年9月，东盟六国通过《吉隆坡人权宣言》，声明“每个东盟成员国都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目标和轻重缓急次序来发展自己。”
二是在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要求维护东盟国家的利益，强烈反对由某一经济大国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早在199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主张这个经济集团不包括美国在内，这自然就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而日本也因为美国的立场而保持沉默。1991年10月，马哈蒂尔又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会议”，作为东亚的经济协调组织，得到了东亚一些国家的赞同。马哈蒂尔的这一建议虽然尚未成为现实，但表现了东盟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要求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自主自强，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对于美国提出的建立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的主张，东盟国家都表示不赞同，主要就是担心在这样一个由美国参加，经济大国起主导作用又有严格的约束力的经济组织中，东盟国家有可能受制于人。对1993年11月在美国的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印尼总统苏哈托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都表示，这次会议“必须公正，而且要对所有国家有利”。泰国也表示了类似的立场。马哈蒂尔总理则拒绝出席西雅图会议。
三是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上，东盟国家对西方国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马来西亚宣布对英国实行“制裁”一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94年2月20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1985年英国温佩公司在马来西亚争取一个投标项目时，马来西亚一些政界领导人包括马哈蒂尔向这家公司索要了酬金。马来西亚领导人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马哈蒂尔总理表示“再也不能容忍”英国报界对马来西亚的这类攻击。2月25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禁止英国公司今后再承揽马来西亚政府的合同，2月28日又宣布停止向英国派遣留学生。新加坡对违反其法律而胡作非为的美国青年费伊判处了实施鞭刑，则是又一个例子。1994年3月，新加坡宣布对违反其法律，故意用油漆弄脏19辆轿车的美国青年费伊判处罚款、鞭刑和四个月的徒刑。此判决一公布，美国方面就对新方施加压力，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要求减刑，克林顿总统也要求新加坡法庭重新审理此案。但新加坡方面表示，它“不能为美国人制定法律”，仍在5月份对费伊执行了鞭刑。只是由于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才在临刑前改变决定，把鞭刑由原来的六鞭减为四鞭。
三、东南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东南亚已经以新的形象、新的态势，出现在世界上，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上蓬勃发展，充满活力，在亚洲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地区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是，世纪之交的东南亚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东南亚面临新的外部环境。当代世界正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完全有利于东南亚的发展。西欧、北美两大贸易集团的形成，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在技术出口方面的限制和垄断。无论对东南亚国家首先是东盟国家的扩大贸易、采用新技术还是引进外资，都不无影响。而周边具有更为广泛市场和发展潜力的中国、印度等国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韩国、台湾、香港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也同东南亚国家在投资、先进技术出口和市场等方面展开了竞争。因此，在世纪之交正在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如何像过去那样大量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是东南亚各国面临的一大新问题。
其次，从内部条件看，基础设施不足的弱点在短期内无法改变。
长期以来，东盟多数国家生产水平的提高，主要靠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而实现的技术转移，走的是一条“引进外资－吸收技术－仿制成品－出口创汇”的道路，本国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在1985年前，各国的研究和开发投资都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5%。除新加坡之外，基本上还没有具备创新能力，主要产业结构也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东盟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被认为是“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至于缅、老、柬等国就更为落后了。与此相关的是，东南亚国家的教育水平也不高。90年代初，在泰国的全部劳动力中，85%的仅有小学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到5%，其中有2/3来自水准较低的开放大学。在印尼，据1988年统计，在全部劳动力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78%，初中、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的分别占9.8%、10.5%和1.7%。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人才培养、科技水平方面远远走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前面，但其他东盟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
再其次，社会贫困和地区不平衡，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对东南亚的一体化进程无疑会产生负作用。1993年越、老、柬、缅四国人口已达1.2亿，为东南亚总人口的约四分之一，但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300亿美元，仅为东盟的1/1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只有新加坡的1/50，马来西亚的1/12，东盟六国平均水平的1/4。在较为富裕的东盟国家，也存在着大量贫困现象，贫困人口在印尼约有3000万，菲律宾2000万，泰国1500万。泰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印尼外岛的大部分地区，菲律宾广大农村，仍然是较为落后的农业地区；而许多贫困、落后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在东盟一些国家的大城市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和贫民区，菲律宾的马尼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国内要求消除贫困现象、实现社会公平和平衡协调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却既面临着加速发展的紧迫任务，又存在着大量贫困现象。如果顾此失彼，在发展的同时扩大鸿沟或为平衡协调发展而放慢速度，都可能带来新的严重问题，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或在国际竞争中落后于他国。因此，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和平衡以及协调发展，是东南亚各国发展面临的又一问题；至于各国之间差距的缩小，还涉及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第四，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暴力活动，仍困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缅甸，仍然存在着多支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在1994年6月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甚至把缅甸列入17个“潜在的索马里”之一。在柬埔寨，“红色高棉”还没有参加政府，仍不时与政府军发生冲突。即使在东盟，也有几个国家受到暴力活动的困扰。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亚齐，分离主义游击队组织“苏门答腊解放运动”声称要为亚齐的独立而斗争。亚齐成了印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在菲律宾，政府与南部穆斯林武装的冲突已持续了20多年，造成5万多人死亡，目前双方虽在进行谈判，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泰国南部四个省，也有伊斯兰游击队组织的活动，他们袭击火车、伏击军警，在1993年还纵火烧毁了35所学校。
第五，卖淫、吸毒、艾滋病等问题日趋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泰国的妓女人数，估计在10万以上，而在菲律宾，仅马尼拉一地的妓女就不下2万。越南自改革开放以后，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卖淫问题也十分严重。贫富差距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现代都市生活的诱惑、西方性观念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旅游业发展中消极因素的作用加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措施和有效的管理，使得卖淫问题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日益严重。
世纪之交的东南亚正在经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东南亚各国正在加快与扩大经济调整和改革，正在进行政治改革；东南亚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东盟正在亚太地区形成美、日、中之外的“第四极”，同时，东南亚也面临国际竞争加剧、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人口和债务压力加重、科学技术落后、生态环境恶化、毒品泛滥、艾滋病蔓延等问题。一个具有将近5亿人口的东南亚在世纪之交将如何发展，值得举世关注。
注释：
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
②日本《朝日新闻》，1992年10月19日。
③翁古·A·阿齐兹主编：《结构调整战略——东南亚的经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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