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维约夫普世主义的上帝观——以《神人类讲座》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人论文,讲座论文,上帝论文,主义论文,普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0年前，俄罗斯宗教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与德国哲学家尼采相继辞世，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19世纪的人类在希望与痛苦之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支配人类几千年的价值观念面临着强烈的挑战，虚无主义开始在思想界蔓延，精神与价值信念的重审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索洛维约夫与尼采可以说是这场价值重审运动中两个典型代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是尼采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他全面清理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传统，进而宣称“上帝已死”；与尼采激进的批判立场不同，索洛维约夫在批判传统的同时，更着眼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以期建构新的价值世界，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索洛维约夫却找到了普世主义的上帝。
20世纪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普世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最初由新教神学家和教会发起，陆续得到天主教与东正教的支持，但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为学界忽视，特别是被誉为“当代普世合一运动的先行者”（注：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的索洛维约夫的普世神学思想尚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普世运动”要回答现代社会对基督教提出的三大挑战：各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分裂，特别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新教与东正教、天主教之间的分裂；近代启蒙主义世界观的人性对神性的挑战；在现代化世界中，其他世界性宗教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1995年版，第327页。）。索洛维约夫立足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积极回应现代社会对基督教提出的这些挑战，改革东正教传统神学的弊端，建构了包括上帝学、基督学、教会学在内的普世主义神学体系。
宗教的核心是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上帝观是宗教哲学的根本问题（注：何光沪：《多元文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上帝观集中体现了索洛维约夫的普世神学思想，也是他整个宗教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一般地和抽象地说，宗教是人和世界同绝对原则和一切存在着的事物的中心之间的一种联系。”（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绝对原则、一切事物的中心便是索洛维约夫所理解的上帝，他也称之为“万物统一”。索洛维约夫从理性与信仰统一的原则出发，系统论述了上帝的多方面规定，即：肯定与否定、个性与理念、万物统一与三位一体、神性与人性等，充分表达了索洛维约夫力图统一基督教各教派、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基督教与世俗文化的普世神学思想。
一、理性与信仰
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根本原则，即上帝的存在需要信仰，而上帝的内容需要理性。
首先，索洛维约夫强调上帝的存在乃至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不能从人的理性中得到证明：“尽管人类最优秀的智者们都从事所谓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但都是不成功的；因为所有的这些证明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前提，所以都有假说的性质，这就不能提供绝对的可靠性。”（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毫无疑问，绝对原则在自身中存在并且不依赖于我们，它的实在性，即上帝的实在性（以及一般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实在性）不可能从纯粹的理性中导出，也不可能纯逻辑地证明。”（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索洛维约夫认为是否有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我们在理性的范围内无法得知，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我们所体验到的，都是在我们之中，而不是在我们之外，外在于我们经验而存在的一切是在我们的实际知识之外的东西，因此不仅上帝的存在甚至一切外在于我们的存在都无法靠我们的理性得到证明，只有通过在我们的现实之外的具有俘获力的精神行为才能被确定，而精神的这个行为索洛维约夫称为信仰（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如果我们绝对地和直接地坚信外界的事物（其他人或动物等）的存在，那么这个信念不具有逻辑性（因为不可能被逻辑地证明），因而只能是一种信仰。”（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信仰是人对人自身以外的一切的确定，包括上帝和整个世界。
其次，索洛维约夫在否定理性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的同时，并不拒斥理性对上帝的思考，“上帝存在，这我们相信，上帝是什么，这我们要去体验和认识。”（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页。）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使索洛维约夫能够调和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历史上，俄罗斯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在理性与信仰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东正教强调信仰，天主教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而特别强调理性，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基督教新教的理性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索洛维约夫从东正教的立场出发，对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局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经验的、感性的认识以及理性的、抽象的和逻辑的认识，只有与第三原则，即宗教原则，与直觉认识、即对对象的直观和神秘把握结合时，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注：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但与舍斯托夫激进的立场不同，索洛维约夫力图建构一种将东正教的信仰原则与天主教的理性原则结合起来的“完整知识”，“这样的知识把西方逻辑的完美与东方默想的内容结合起来，以求科学、哲学和宗教的普遍结合。”（注：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哲学与神学的结合便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因为仅有信仰的经验材料，尚不能形成关于上帝的完整知识，“这种完整知识只有通过把宗教经验建立为一个完整的、有逻辑联系的体系，才有获得。因此，除了宗教信仰和宗教经验以外，还要宗教思考，其结果就是宗教哲学。”（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从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建立关于上帝的完整知识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重要特色，也是他普世神学的重要方面，这不仅表现在基督教内部调和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理性原则的承认，为索洛维约夫进一步在现代理性社会中拓宽普世神学的视野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如索洛维约夫试图将现代科学融入关于上帝的知识当中，如果仅仅囿于信仰而无视理性，便难以在现代社会中推进宗教的发展。
二、否定与肯定
索洛维约夫认为作为绝对原则的上帝具有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的规定。“绝对原则确实是无，因为它不是某种东西，不是某种确定的，有机的存在或者是与其他存在物并列的存在物，因为超越任何确定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依赖于任何东西。”（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强调上帝作为绝对原则与一般存在物不同，超越了一切具体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绝对原则是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空无：“摆脱一切存在（肯定的无）不意味着丧失一切存在（否定的无）。事物真正的、积极自由的前提是权力、力量，或者是能力，目的是控制它所摆脱了的东西。”（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因而绝对原则也具有肯定的规定：“摆脱了一切存在的神的原则，同时，因此还是一切存在的肯定力量，或者是能力，它拥有一切、一切是它自己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神的原则是一切。”（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作为绝对的上帝不可能仅仅是某个东西，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个别的确定的内容之中，那么对上帝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这就是，上帝是一切”（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上帝之所以是无，是因为绝对原则不可能满足于任何相对的、限制的内容，否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高的肯定，因此上帝是肯定的无，而不是否定的无，肯定的无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上帝的本质，若不如此，就有某种东西在上帝之外存在，那么上帝就受某种对他而言的外在东西所局限，上帝就不是绝对的了。因此索洛维约夫认为肯定与否定是绝对原则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绝对的’一词意味着：第一，否定的，即摆脱了任何具体规定；第二，完结的、完成的、被实现了的，即已经拥有了一切、在自身中包含了一切；而且显然，这两个意思相互间是密切联系的，因为只有在拥有了一切的前提下，才能放弃一切。”（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肯定与否定相统一的上帝观体现了索洛维约夫力图统一佛教与基督教的普世神学思想。随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与碰撞，如何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是普世宗教必须回答的问题，如今宗教宽容与对话已成为普遍的共识，19世纪末的索洛维约夫便从东正教的传统开其失声。
具体而言，索洛维约夫从上帝对人的启示上来论述佛教与基督教的一致，佛教的真正教义是“缘起性空”，反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佛教与基督教是东西方两种宗教的典型代表，在教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索洛维约夫认为佛教主张“缘起性空”，是上帝对人的否定的启示：“否定宗教的普世——历史表现是佛教，它把绝对原则理解为无。”（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基督教的“绝对原则”无疑是肯定的启示，从否定与肯定的角度来理解佛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可谓抓住问题的实质，但索洛维约夫的独特之处不是看到二者的区别，而是看到二者作为宗教的统一之处，即肯定与否定是上帝的两个不可分开的规定，佛教强调的是否定的方面，基督教强调的是肯定的方面，索洛维约夫从东正教的立场出发，认为上帝对人的启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必然经过从否定的启示到肯定的启示，基督教作为神的启示的最高形式，并不排斥较低层次的启示，因此佛教作为较低级的宗教必然包含于基督教的完整启示之中。当然索洛维约夫对佛教尚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仍然囿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宗教，但其从否定与肯定统一的角度调和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三、个性与理念
索洛维约夫认为如同在所有的存在物里我们都应该把作为主体的它自己同构成它的内容区分开来一样，上帝本身应该与上帝的内容区别开来，上帝应该拥有自己的个性规定，正如《圣经》里上帝对摩西的回答：“我将是我将是的东西”，即我是我，我是绝对的个性主体（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神的现实有两个必要的因素：个性的或主观的因素，和理想的或客观的因素”（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这两个因素又称为个性与理念、主体与实体：“神的原则是绝对的，是主体，它同时也是实体；作为个性，或拥有个性存在，它同时也是绝对的内容，或填充这个个性存在的理念。”（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主体即上帝本身，实体即上帝的存在，是有意志的个性主体，是对一切的统一，理念的载体；而实体作为上帝的内容，是被统一的一切，纯粹的客体和理念，是对上帝的表达。
索洛维约夫认为完善的上帝必须具备个性与理念这两方面的内容，二者缺一不可。这里索洛维约夫特别强调犹太教与希腊思想的统一，其实质也就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统一，因为希腊思想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索洛维约夫认为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上帝的这两个方面被片面地强调，“如果说神的两个元素中的一个（上帝的绝对个性）主要地是向犹太民族的天才启示了，而另一个元素（上帝的绝对理念）特别地被希腊天才所接受”（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上帝在希腊唯心主义里被确定为理想的一切、纯粹的理念，在犹太教里被确定为纯粹的我、绝对的个性，希腊思想是对理念的片面发展，没有表达上帝自己自身的现实，因为上帝的内容不是上帝自身，索洛维约夫认为这样的上帝是纯粹的客体，这样的宗教是没有道德的宗教。因为理念只是向人的感觉与想象启示，相对于人的意志没有启示，而道德是意志的本质；犹太教是上帝的第一次个别的、个性的启示，但犹太教却又过分强调了个性，把上帝表现为纯粹的我，没有任何内容，这样的上帝是力量和恐怖的上帝，要求人对上帝绝对的服从，这样的宗教索洛维约夫称为“法律的宗教”（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当然索洛维约夫也意识到这种划分是相对的，特别是犹太教里也存在关于上帝拥有绝对内容的观念，因而进一步认为犹太教的实质性原则——上帝在其绝对的统一中作为绝对的我的启示，在以色列的先知启示里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片面性，在先知意识里，旧约的耶和华（存在者）的主观的纯个性因素，第一次与普遍的神的实质的主观理念相结合（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索洛维约夫认为个性与理念的综合（这个综合对完满的神的认识来说是必须的）最可能在犹太民族与希腊民族相遇的亚历山大城里发生，那里有许多爱好希腊文化的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菲洛，他发展了逻各斯的学说，而逻各斯被看作是神的普遍本质的表现。菲洛之后，又出现新柏拉图主义者关于上帝的三个位格的学说，这一学说体现了上帝与本质的关系。索洛维约夫认为菲洛的学说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说体现了基督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希腊一犹太人的思辩之间的内在联系（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7～78页。），而索洛维约夫自己的三位一体学说便是这一思路的继续。
四、万物统一与三位一体
上帝是主体与实体的统一，个性与理念是上帝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那么上帝与上帝的内容之间必然发生各种关系，即“作为存在者的上帝与自己的内容或本质处在某种关系之中：上帝表现或肯定自己的本质。为了肯定这个本质是自己的，上帝应该实体地拥有这个本质，即上帝应该在自己的永恒的内在行为里成为一切，或成为一切的统一。”（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上帝要肯定、表现、拥有、成为自己（一切）是一个过程，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自身中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属于自己的存在，三个阶段也反映了上帝存在的三个方式、状态，上帝存在的三个方式必然要求上帝具有三个主体或三个位格——圣父、道、圣灵，上帝的三个主体确立了上帝的三个行为——意志、表象、感觉，也确立上帝的三个世界——纯精神、理性、心灵，而作为上帝内容的理念也具有三个形式——善、真、美，所有这些内容都通过主体与实体的三种关系来展开的，这种关系索洛维约夫又称为“统一与一切”、“上帝与本质”的三个规定或三重关系。
首先，索洛维约夫认为上帝（绝对存在者、个性、统一）与上帝的内容（一切、理念、本质）表现为三种关系，也称为上帝存在的三种状态、方式、规定：第一，在自身中的存在，一切被包含在上帝里，即被包含在神的主体里或存在者之中，一切都消融或隐藏在上帝里，因此，在这里，一切还没有被现实地区分出来，而只是潜在地存在于可能性之中。第二，为自己的存在，为了使这个本质成为实在的，上帝应该不仅作为他者来肯定它，而且还要表现和实现它，把它当作某种与自己区别的东西，把它与自己对立，或通过自己的自我规定的行为把它从自身中分离出来。第三，属于自己的存在，绝对存在者在自己的内容里保存或肯定自己，绝对存在者在他者中找到了自己，或者是永远地向自己复归的存在者，是属于自己的存在者。
既然上帝与自身的内容有三重关系，上帝有三种存在状态，那么就必然要求上帝具有三个主体：第一主体是绝对的原始，也称为圣父、绝对的精神；第二个主体是道，也称为理性，是由第一个主体直接产生的，是它的直接形象，用自己的现实表达第一个主体的实质内容，是它的永恒的表达，或它的道；第三个主体，是从第一个而来，这第一个主体已经在第二个主体里拥有了自己的表现，第三个主体确定第一个主体，如同是已经被表达的，或者在它的表现里确定它，是上帝的确立者。索洛维约夫认为上帝的三个主体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承认了上帝的三个主体，并不导致三个上帝的问题，也不会与一神论冲突，“在存在者真理中，尽管三个主体中的每一个都拥有神的内容，或神的完满，因此都是上帝，但是因为它拥有使之成为上帝的这个完满，不是在自身独立的前提下，而只是在与其他两个主体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的和实质的统一之中，那么，由此所肯定的不是三个上帝，而只是在三个不可分割的和同质的主体（位格）里实现自己的统一的上帝。”（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与上帝的三个位格、主体相应，上帝有三个存在方式或行为，第一个存在方式是意志，本质还没有从存在者里分离出来的时候，存在者与本质的区别只是潜在的或在渴望之中，这个存在的方式向我们显现为意志。第二个存在方式是表象，为了使存在者能够愿望这个他者，他者虽然应该以一定的方式给定存在者或在存在者那里被给定，应该作为他者为存在者而存在，也就是说被存在者所表达，或者向存在者显现，因此，存在者的存在不仅被确定为意志，而且还被确定为表象。第三个存在方式是感觉，被表象的本质作为他者获得了作用于表象者的可能性，因为表象者同时还是个有意志者，通过表象从存在者里被分离出来的意志对象重新与存在者结合，存在者在本质里找到了自己，并在自己里找到了本质，存在者与本质相互作用着，他们成了相互感觉着的。
如果存在者的三个基本的存在方式因此而被确定为意志、表象和感觉，那么与此相适应，我们应该获得关于他者（上帝的本质）的某些规定，上帝作为存在者就是在这三个存在状态里与这个他者发生关系的，“在第一个关系里，即作为存在者的意志的内容或它所愿望的东西，理念被称为善；在第二种关系里，作为存在者表象的内容，理念被称为真；在第三种关系里，作为存在者感觉的内容，理念被称为美。”（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正如上帝的三个主体是同一上帝的不同位格，三个主体在自身的内在统一中实现着万物统一的上帝，理念的三个形式也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现着上帝的本质，因为被绝对存在者所愿望的，所表象的和所感觉的，只能是同一个一切，只有在自己的内在统一和完整之中，一切才能成为绝对存在者的对象，因此，善、真和美是统一的不同形象或样式。
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三位一体学说是索洛维约夫将哲学、科学、宗教综合起来的顶峰（注：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在这一学说中，索洛维约夫力图将所有人类的知识围绕上帝统一起来，使上帝成为真正的“一切事物的中心”，在这里，不仅个性与理念、理性与信仰、宗教与哲学达到统一，而且宗教与科学、上帝与世界、神性与人性也达到了统一，因此三位一体的学说集中体现了索洛维约夫普世神学的上帝观，是对来自各方面挑战的总体回应。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应该以人类意识的全部内容为基础，它不仅包括传统基督教的各种形式，而且还应该包括表面上看来与宗教对立的科学。基督教应该从传统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应该用当代科学知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各种伟大的文化遗产来论证基督教真理，这样才能克服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克服信仰与生活之间的隔离状态。”（注：张百春：《索洛维约夫的宗教神学思想概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这样才能使上帝真正无所不在，进而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确立对上帝的信仰。
五、神性与人性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真正的上帝还应该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他总结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认为传统与现代在此一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弊端：“传统形式的宗教的出发点是对上帝的信仰，但没有把这个信仰贯彻到底。当代的非宗教文明的出发点是对人的信仰，但这个文明也是不彻底的，它没有把自己的信仰贯彻到底”（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传统的宗教即天主教过分地强调神性，这样的上帝是纯外在于人的，没能根植于人的个性之中，人对上帝只能是不自愿的被动的服从，上帝对人也只是镇压与暴力。索洛维约夫认为对神性的过分强调其结果反而是对神性的背离，因为人性自身也具有神性，绝对的神的原则与人的个性之间有着自由的、内在的联系。
索洛维约夫认为现代文明过于强调人性而忽略神性，同样导致对人性的背离，“现在，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每个人的头脑和心灵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性和道德上的分裂和无原则”（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理性与道德取代宗教占据了人的心灵，神性与人性的张力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当代西方文明否定了宗教原则，认为宗教原则在其给定的形式里是主观化的软弱无力的东西”（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但索洛维约夫并不是简单地迎合世俗化，而是以充满人性的上帝来回应这一挑战，他坚信“人类不可能在这个状态上停滞不前，人类无论如何都要寻找统一的和联结的原则。”（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人仍然渴望着上帝，人对自己的信仰，同时就是对上帝的信仰，因为神性同属于人和神。区别只在于，神性在上帝里是永恒的现实，在人那里只是可能性，只是渴望，但人能达到它、获得它。“渴望在绝对的宗教领域之外建立人类，渴望在暂时的、有限的需求领域肯定自己和建设自己，这个渴望就是整个当代文明的特征。”（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只有“彻底地被贯彻了的，彻底地被实现了的这两个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的信仰，将在统一而完满的和完整的神人类真理中获得一致。”（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索洛维约夫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传统与现代的调和，而且也是对东西文化的统一所作的努力。索洛维约夫所理解的东方文化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西方文化是欧洲现代文明，特别是基督教新教所奠定的人本主义精神，认为“在基督教历史上，神的稳固的基础在人类的代表是东方教会，人类原则的代表是西方世界。”（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索洛维约夫认为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真正结合一直没有完成，东方教会与西方世界独自发展，只有当人类的原则完全独立出来，然后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独立中的无能之后，它才能自由地与被保留在东方教会里的基督教的神的基础结合，才能实现神性与人性的统一，索洛维约夫认为这时将会产生“精神的人类”（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六、结论
索洛维约夫普世主义的上帝观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回应，他作为神学家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我要谈的是关于肯定宗教的真理，这些东西与现代意识，与现代文明的需求相去甚远、格格不入。”（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索洛维约夫没有走极端的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道路，而是寻求俄罗斯文化的现代转换，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他并不局限于东正教信仰，片面地批判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与世俗化运动，而是理性地审视自身的不足，“我不去同在当代否定地对待宗教原则的人们辩论，我不去同现代的宗教反对者们争论，因为他们是正确的。我说否定宗教的人们在现代是正确的，因为宗教自身的现代状态就能引起人们的否定，因为宗教实际上没有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东西。”（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为此索洛维约夫着手进行彻底的宗教改革，他认为宗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宗教意识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逐渐地达到完满的真理。”（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而且“由于宗教发展的客观性和肯定性，那么宗教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层次，任何一个时刻自身都不是假的或是错误的。”（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在宗教发展过程中，较低层次的宗教并没有被较高层次的宗教所否定，而是成为更高级宗教的一部分，由此索洛维约夫将他知道的一切宗教按照历史进程统一起来，得出“宗教应该是普遍的和统一的”（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的结论，并认为基督教是宗教发展的最高层次，应该包含所有宗教的内容。这就意味着索洛维约夫已超越了东正教传统，建立了普世主义的宗教思想，正如洛斯基所说：“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学说表明，他既不是东正教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超出了这一信仰的范围，始终希求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广博的基督徒。”（注：H.O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理想中的宗教和上帝应该拥有最大的自由，摆脱任何片面性和单一性、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同时应该拥有最丰富的肯定内容，应该是最大的完满和完整性（注：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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