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的现状、问题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出版产业改革的深入，图书出版的专业分工逐渐打破，出版物分销市场更加活跃，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出版业，出版发行集团建设也逐步取得新成就。伴随着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和教材出版垄断格局的打破，教育出版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
教育出版的现状
教育出版包括教科书、教辅读物、教育研究及教师继续教育和家庭教育等一般教育图书的出版。教科书是系统发行市场的绝对主力，教辅图书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读者人数最多、对学生的未来影响最大的图书门类，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有90％以上都曾进入教辅出版领域，教育研究和教师继续教育图书也有比较大的固定的读者群。教育出版社和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教育出版的主力军，占据了中国图书市场总销量70％以上的教材、教辅图书，支撑了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半壁江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教材出版，竞争惨烈。目前课程标准教材的出版非常热闹，全国有60余家出版社参与进来，包括有科研及教材开发背景的出版社，有在教育出版领域比较权威的教育社和师大社，有专业社（如语文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有许多并不是搞教育的甚至依靠行政职能挤入教材出版领域的出版社也加入进来，使教材出版形势更加复杂。
经过几年的教材实验和推广，目前江苏、湖南、广东、河北等地方教材出版基地已初现雏形，这些集团依托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逐渐成为课程标准教材出版角逐中竞争的一方；而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则依靠其自身的实力和教材开发经验及品牌的积累也成为非常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方；此外，外研社、语文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专业社也有一定号召力，逐渐成为课程标准教材出版的另一极。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课程标准教材出版的格局初定，有几家出版社的竞争优势明显，但是业内人士认为课程标准教材的市场格局仍然有较大变数。未来三五年内，随着教材的实验、推广和课程改革的深入，课程标准教材出版将逐渐形成以教材出版基地、有竞争实力的综合性大出版社、专业社为主的三角竞争格局。
目前对课程标准教材的格局划分基本上是以通过教育部立项编写的教材种类来衡量的，但是随着教材选用体制、教材编审体制和教材的实验推广过程中的优胜劣汰，课程标准教材的出版和市场份额还会有很大的变数：可能有的出版社因为原始积累丰厚，通过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从而逐步淘汰竞争对手，再次回到类似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可能教材的市场越来越混乱，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多级干预下的不规范市场经济中，教材最终也会沦落成为教辅；也有可能政策执行到位，按照教材质量、教材特色、教材的适应性和售后服务决定市场份额，从而导致教材实现真正的多样化，形成教材出版格局的多极化；或者有一天国家实行强制性的教材微利政策，切实监控教材的出版利润，导致参与教材竞争的出版单位纷纷退出，而由国家指定公益性的出版社专事教材出版。多种可能都存在，这其中有政策的变数，有市场经济规律的变数，也有教材选用者的变数，因此笔者不赞同教材出版和市场格局已经确定的说法。
教辅出版，三足鼎立。在经历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辅图书饥渴期和90年代的市场成熟期后，目前教辅图书的市场似乎逐渐饱和、衰退和混乱。选题雷同，甚至连书名、装帧设计都十分相近的教辅图书大量涌入市场，给人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和“大同小异”的感觉，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严重失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以及出版资源重组、发行改革的深入加剧了教辅图书市场的震荡，图书盗版盗印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和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使教辅出版已经成为出版社“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当前形势下，教辅出版仍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是图书出版领域不可缺席的主角。
师大社和教育社是教辅出版领域的两大传统集团阵营，过去一直是两强对垒，两者依靠教辅出版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回报。目前，师大社和教育社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面临利润下滑、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两者都在教辅出版领域出现了集体溃退。20世纪90年代，民营书商逐渐兴起，民营书业由于成本低、管理明晰、中间环节少、运作灵活，采用低折扣发货等非常规行为，逐步蚕食出版社的利益，渐渐占据教辅图书市场。教育社、师大社和民营书业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初步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如果正规出版社的运作体制和管理制度不进行彻底变革，民营书业还将会有更大的扩张空间和竞争优势。如今教辅市场因为教材版本的多样化，教材版权保护的倡导，给正规出版社带来骑虎难下的两难局面，如果要与教材全方位配套，教辅的版别会越来越多，占用的书号资源等投入和收益将越发不协调，但是这对民营书商而言却带来了更大的营运空间。从2004年3～5月的全国民营书业长沙、南京、广州、桂林订货会的火暴和一些民营总发货商举办独家订货会的气魄，可以看出民营书业正在加大教辅出版的力度。
一般教育图书，尚待开发。目前教育类图书出版主要是在目前尚有较大利润空间的教辅、教材出版领域，但是从终身学习和全民教育的角度考虑，教育研究、继续教育、家庭教育等一般教育图书的出版在品种和数量上都存在进一步扩展的市场空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以指导家庭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家庭类图书成为国内一般教育图书市场的选题和营销热点，如《哈佛女孩刘亦婷》、《千万别管孩子》、《素质教育在美国》等。家庭教育类图书因与教育、社会的重要关系，其发展状况理应受到关注，理应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教育出版面临的问题和障碍
自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和课程标准的颁布，中国教育出版业就面临着减负、降价、竞标的三重挑战，这意味着：教育出版的利润会大幅度下降，中国教育出版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出版成本剧增，教育出版利益将实现再分配。
“减负”、“限价”、“经济衰退”与“软着陆”。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教育部的一纸“减负”、“降价”令，教育出版者的主要阵营都面临着经济衰退和利润下降的困扰。2000年“减负”后，江苏教育出版社码洋损失两个亿，浙江教育出版社总码洋减少了60％，总利润下降10％，江西教育出版社总码洋比上年下降了6000万元，山东教育出版社总码洋、利税下降了30％，而其他各家教育类出版社的码洋也是大幅度下滑。
“减负”造成了教育出版社的“经济衰退”，但是从深层来说，这却是长期以来教育类出版社图书出版的结构性矛盾未能很好解决，而在外力催动下的一次暴发性灾害——损失如此巨大，说是“灾害”也许并不为过。然而对于教育类出版社健康持续的发展来说，这也许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这将挤去各社发展中的泡沫——多年以来，教育类出版社在各省市出版系统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处于“大户”、“富户”的位置，经济效益令人艳羡不已，其他出版社认为教育出版社享受了太多的政策优惠，是计划经济的宠儿，与别的出版社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虽然各家教育类出版社的许多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并在开拓市场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努力，但在市场化运作方面，往往还是处于相对的劣势，经济具有泡沫化的倾向。如果以这样的经营机制和人员素质直接驶入市场之海，教育类出版社非常可能成为无法抵达彼岸的“泰坦尼克”号。“减负”意外地造成了各家教育类出版社的经济“软着陆”。但是只要应对得当，他们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将使这些损失变得微不足道，变成非常低廉而高效的学费。
“一纲多本”和教材、教辅开发成本的大幅度攀升。根据教育部的教改精神，参与教材竞标首先要通过资格认证，申报资格认证的竞争中各出版单位可谓用尽心思和手段，这其中的费用可想而知。获得资格之后，要组建一流作者队伍，编写一流教材的稿酬、劳务费、调研费、资料费、会务费、设备费、评审费等，这是以前出版单位在组织作者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教材编写出来之后，要申报，申报不通过，上面所说的支出就打水漂了；如果申报通过，教材出版之后面临的是巨额的培训费和漫无休止地讨价还价的教育行政部门割据的不规范市场，出版社所得到的回报一般都是3％左右的租型费，至于发行利润、印刷利润和出版利润都被其他的环节利用权利寻租的模式拿去了。每开发一个学科的教材投资都在数百万元以上，由于教材的定价政策、教育部的利润率控制政策，导致一门成功开发的教材很难在3～5年内回收成本，再加上教材评审制度和标准的缺陷，教材开发的所有风险均被教材出版单位承受着，这很难体现市场经济合作双赢的原则。
参加教材竞标的出版社原以为能够用配套教材的教辅等相关产品来平衡巨大的资金压力，但问题是教材的版权保护力度甚是苍白，教材出版者编写的教辅产品进入地方市场的现实操作性微乎其微，根据课程标准教材私编乱印的教辅也遍地开花。据有关行家预测，未来几年，势单力薄、经济实力差的出版社就可能会在教材出版中惨遭出局，最后估计会有50％～60％的进入者能坚持下来，必将有40％左右的出版社淡出竞争。
课程标准教材的“一纲多本”，对于教辅出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不改变教辅出版的思路，还在同步训练的圈套中固执己见，将导致教辅出版的各项成本大幅度飙升，其中的书号资源就是巨大的消耗，同时还会让编辑加工人员、编写者疲于应对，可谓劳心、劳力却很难保证有比较好的市场回报。
教育出版的出路
教育出版社对教育改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较了解，有一支长期以来积聚的专业人才和作者队伍，有比较成熟的发行网络，有较雄厚的资金积累，因而将在教育出版领域内和市场化、产业化的浪潮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有做大做强的机遇。
认清出版形势，走“精品化、品牌化”出版之路。面对课程改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趋势，教育出版的产品直接关系和影响几代人的未来，无论是教材出版还是助学读物、一般教育图书的出版，都必须走“书出精品，社创品牌”的出版道路。
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为了适应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作为教育出版单位必须认清教育改革的形势和环境，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特色和发展方向，打造精品，锻造品牌。纵观国内比较强大的教育出版单位无不是在适合自己特色和方向的教育出版领域横向扩张，横观国际大型的教育出版集团，无不是以专业教育出版的品牌向全世界扩张，培生、麦格劳希尔、威利父子等就是很好的案例。
山东教育出版社从1999年开始削减教材教辅，本着少品种、多批量、板块化、精品化的精神开发了一批与教辅相近的课外读物和教材。全社集中力量和群体智慧，一年开发两三个如“课外阅读”、“名师解惑”丛书等精品课外读物，对市场板块进行细分和深刻研讨，自己的产品绝对不互相冲击市场，把教材教辅做成精品，不断研究修改，提高质量。江苏教育出版社认为教育图书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认真分析市场需求，策划好适应市场的产品，教育出版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减负”主要减学生课堂用书，如试卷、习题集等，但可以增加学生课外读物和助学读物的出版，以质量优良的图书配合素质教育的开展。
认真分析市场需求，多层次地深度开发选题。尽管媒体对教辅用书颇多诟病，认为教辅脱不了应试教育的窠臼，但是教辅图书确实大有市场，教辅图书是图书出版中永不缺席的主角已是不争事实。业内人士认为，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教辅、助学类课外读物，素质类、研究性学习类图书，将会成为教育出版的主流产品。从事教育出版的单位，应当在这些图书的内容和市场培育上用心创造和开发，寻找合适的出版方向。
从以“哈佛女孩”、“清华男孩”、“天才儿童早期教育”、“0岁家教”等图书的畅销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类图书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但是，目前这类图书以个案的精彩来取代对一般规律的阐述，普遍存在着功利性超越科学性的现象，片面强调“开心”、“快乐”、“轻松”、“玩”学习，故意弱化学习的艰苦性、长期性，重智育轻德育，这些都是违背教育科学规律性的做法，可能对家庭教育产生误导。家庭教育类图书的开发要注意从反映教育规律的角度去深度开发，从而取得较好的市场效应。
教育图书在广大的农村和特殊教育领域还有开发空间和需求。农村市场是广阔的，我们需要的是深入实际调研，切实了解市场需要什么产品，再根据需求去设计和策划选题，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特殊教育类图书的开发是为了满足特定群体需要，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市场。对于这两类人群的家庭教育类图书策划，如果能在经过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恰当选择内容，合理定价并辅以适当的推广活动，将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关链接：
◎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摘自温家宝总理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
◎一些出版社以前没有做教辅的经验，也没有相关的人员配制，更不了解教辅市场的实际情况，只是看中了教辅市场的巨大码洋，就贸然挺进教辅市场，一旦遇到了经营困难就采取大折扣甩货，真是令人难以想像。折扣大战的危险在于，它不仅会对个别出版社的经营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而且会破坏整个教辅市场，扰乱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可以说在目前整个教育出版进入打破垄断后的无序的竞争状态中，一些出版社选择退出不仅是必然，甚至可谓一种明智之举。
——姜革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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