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识与媒体意识的重奏——《钟山》与“新写实文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山论文,意识论文,文学论文,重奏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3-0144-05
《钟山》杂志1979年创刊于南京。作为伴随着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而诞生、成长的大型文学刊物，它已经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化品牌。创刊伊始，《钟山》就确立了“兼容并蓄，唯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显示了先锋意识和开放姿态。近30年来，《钟山》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其首发的作品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图书奖、小说“百花奖”等近百项文学大奖。在对文学思潮的倡导引领，对创作队伍的组织构建，对文化市场的主动应对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尤其是它对“新写实”等文学潮流的倡导，充分体现了文学思维的先锋性和编辑思路的策略性。
一、“新写实文学”的兴起与《钟山》
1988年10月，《钟山》与《文学评论》两家刊物在无锡太湖举办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陈骏涛、陈思和、南帆、吴亮、朱向前、曾镇南、丁帆、王干、李劼等40多位知名学者和评论家与会。会上围绕现实主义和先锋派问题展开了热烈交锋，而有关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话语被再度推崇，并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同时大家对业已出现的一批带有“新”意的现实主义小说，诸如《风景》(方方)、《塔铺》《新兵连》(刘震云)、《烦恼人生》(池莉)、《狗日的粮食》(刘恒)……等展开了讨论。
这些小说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作品往往以伸向日常生活的笔触、关心普通人物质生活境遇的视角、平民化和原生态的写作立场进行现实描摹，并逐渐形成带有群体性特征的文学现象。针对这种创作现象，评论家们先后作出了多种表述。如，雷达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王干称其为“后现实主义”，丁帆称其为“新写实主义”，陈骏涛称其为“现代现实主义”、张韧和吴亮称其为“新写实”小说……应该说，在此次“太湖”研讨会上对上述文学现象的讨论并非中心议题，但却被敏锐的“《钟山》人”捕捉到了。所以尽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是在这次研讨会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写实”文学被最终命名，并由《钟山》杂志开始，引发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以及系列性的相关运作：
“命名”的确立，为积极倡导“新写实”小说而“呼号”。他们认为：“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并强调了要“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1989《钟山》将着重提倡一下新写实小说”，“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种倡导和号召，并衷心期望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和形成一个‘新写实运动’”[1]4。客观地说，这个口号虽然不是《钟山》的“原创”，但在它们的奔走和呐喊之中，逐渐得到了评论界和学术界的认可，成为了约定俗成的名词。
发表推荐作品。《钟山》从1989年第3期起开辟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首批推出的“新写实小说”有四部：朱苏进的《在绝望中诞生》、赵本夫的《走出蓝水河》、姜滇的《造屋运动及其他》、高晓声的《触雷》。此后，《钟山》用了为期1年的时间集中发表作品，并在其后的两年中，依然以主要篇幅刊发“新写实”作品。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钟山》集中兵力来发表推荐新写实小说，使之形成规模效应，扩大了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同时也扩大了刊物自身的影响。
利用研讨会和评奖活动进一步扩大“战果”。1989年10月，《钟山》杂志和天津《文学自由谈》杂志联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进一步张扬和扩大“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影响、深化和拓展这一创作倾向的社会美誉；到1990年，《钟山》又举办了“新写实小说”评奖活动，赵本夫的中篇小说《走出蓝水河》等五篇作品获奖……
经过《钟山》的努力，“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潮流或文学倾向，被理论界确认并正式命名。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在对“新写实小说”进行评述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学杂志(《钟山》)的运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可以看到，‘新写实小说’的提出，既是对一种写作倾向的概括，也是批评家和文学杂志‘操作’形成的文学现象。”[2]340张永清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则将其作为新特点重点强调：“文学刊物与大众传媒对文学思潮发展的‘推波助澜’作用开始彰显，开始由‘幕后’走到‘前台’，成为推动文学思潮形成的主导性力量。新写实文学思潮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山》等文学刊物与传媒的倾力倡导。”[3]129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说：“文学期刊策划出一些‘旗帜’来招徕作家和读者，《钟山》是全国文学刊物率先打出旗号的，它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这体现出期刊市场竞争意识的觉醒。”[4]439至此，“新写实小说”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标志着作为一种创作倾向或创作潮流的新写实小说，正式进入了文学史的书写中，地位基本确定。
撇开新写实小说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钟山》与新写实小说兴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本身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钟山》文学意识的主动出击
当今，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媒介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媒介决定着文学存在的基本物化形态、文本形式及与此关联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活动特点等。
刊物的文学意识应该首先表现为刊物自身文学主体意识的建立。作为文学刊物积极参与到文学(史)的活动中，这是从近代社会就开始出现的现代品格。新文学开始时就是以这种积极的文学姿态投身到新文化建设中，如《新青年》之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语丝》之于现代散文随笔的意义，包括《紫罗兰》之于通俗小说及张爱玲文体的意义，等等。文学刊物特定的风格、体制、语境，使它在媒体构建和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了连接作者与读者、作家与作家、评论者与作者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影响和调整着作家队伍、文学运动、文体形式。这是一种新型的理想的文学关系，即“生产者(作家)——传播者(刊物)——消费者(受众)”三者的主体性共同呈现、协调整合运作，从中体现“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关系的变化。也就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实现文学的生成、生存、影响、运行。一个繁荣兴盛的文学时代，其文学创作、传播和消费三者必然是竞相争艳、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在新时期文学链的生成和发展中，读者、刊物、作者三个主体都在不同程度、不同阶段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就影响力作用的角度看，从1978年到1982年之间，读者主体的影响力较大；而1982年到1989年间，作者主体的影响力较大；1989年以后，刊物主体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这种表述自然存在着某些片面武断，但主要是针对最终形成文学现象的原因来看的。
从新时期开始，文学经历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都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轰动效应”，读者强烈的呼应，并且这种呼应和期待心理促进了作者的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的伤痕、反思或改革文学作品，大部分存在着明显的雷同性的原因。命运的悲剧、悲欢的故事、反思与忏悔；以及改革与保守的斗争、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这种创作状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作品一旦适应了大众的心理需求之后，所谓“洛阳纸贵”的影响力就无形中催动着作家的文学生产。我们丝毫不否认作者创作的主体性，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作者的主体思维还不是完全个人化的，他受到由读者反馈来的整个社会心理的影响，所以即便是他在进行情绪的宣泄、理性的反思或昂扬的召唤，还是纳入到了“读者场”的场力控制之中；而在这个阶段，文学刊物大量涌现，但基本上则处于平台的角色位置，自身的主体性并不强烈。到1982年以后，特别是到1985年前后，文学在现代派、现代主义的呼唤中，在文学回到本身的呼唤中，在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派文学、文化小说等的兴起中，创作显示出了与前一阶段不同的倾向。我们认为这就是文学主体在转向作者。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向内转，使创作从工具论和服务论中艰难地起飞，探索、突破、创新，自我表现的色彩十分浓烈。但同时由于文学回归自身，专注于自身审美特性的构建，专注于带有实验性和超前性的尝试，逐渐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读者先前那种前所未有的对文学的关注热情消失了。虽然文学的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也能引起部分接受者特别是批评家的注意，但毕竟不能形成震动全社会的“轰动效应”。作家在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的时候，远离了读者，孤傲地站立在文学刊物上，执着而悲壮；另一方面，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在经历了许多的激动之后进入到表面相对平静而内心充满焦虑的挣扎的阶段。文学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作家队伍开始分化，有些下海了，有些改行了，纯文学的队伍在不断缩小。这些文学状况也迫使文学自身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中心话语，重新为自己定位。1989年，随着《钟山》对“新写实”文学的倡导，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刊物独当一面倡导思潮的旗帜。随之，以杂志为单位，进行文学思潮的倡导，成为一道文坛风景。在每一面旗帜上都镌刻着各种“新”字招牌下的文学理想，每一面旗帜下都汇集着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学刊物的主体性前所未有地张扬，它直接进入到文坛前台，组织和架构着文学。而读者此时则更为冷静地审视着文学，筛选着作品，它的主体角色让位给了文学报刊。如果说“1985年以后，文学思潮的每一分变动，都与读者的接受状况紧密联系。接受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支配着文学思潮的总体走向。”[5]767那么，1989年以后，文学刊物则开始大张旗鼓地引领文学思潮和作者、读者了。
“新写实”文学的兴起和上述文学环境及文学重心的变化有着内在的关联。
作为刊物主体对文学和文学史、文学思潮等的主体显现，主要是看刊物是否能在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之间主动发现和梳理其中的各类关系，并以媒介的身份来协调、引导和推动。而这种刊物意识，曾经异化为单纯的某一种思想和意识的平台，作为刊物与编辑无须(也无法)去确立自己的编辑思想与刊物宗旨，所以除了“两报一刊”之外，跟风、随流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一来，文学刊物作为现代传播媒体功能中积极能动的一面被屏蔽了，只剩下了单纯的载体行为。《钟山》对文学思潮或文学倾向的积极倡导，对于某一类型的文学作品集中力量的发表和推荐，复活了曾经被屏蔽了的现代媒体意识，是新时期大陆文学刊物中较早成功体现媒体运作策略的刊物。
作为文学刊物，它对于文学影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组织”，使之“流派化”、“思潮化”、“风格化”和“经典化”。可以明确，《钟山》对新写实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的总结和倡导，对这一文学史价值的提供，功不可没。当先锋小说难以在更大程度上切近当下生存现实，艺术探索难以在更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时，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狭隘反映论、庸俗的阶级论，又异于先锋小说陌生化和精神叙事的新小说出现。作为文学内在的需求，新写实小说的原生态写作、直面人生的姿态，“实际上是文学观念转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迂回策略。它主要让文学避开在社会发展重要嬗变时期文学难以言说的社会本质的表达，从而又不至于让文学在纷繁的社会现实面前失语。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文学获得了体面。”[6]65那么，《钟山》抢先“号准”了文学发展走向的脉搏，顺应读者心理需求，将这种“趋势”进一步文本化、学理化、定性化。这也是《钟山》以主人公的姿态积极参与创作的文学策略的有效运作。
无疑，这也将在当代文学史上记下醒目的一笔。于是，几年以后“新状态”文学作为一个口号再次由《钟山》提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钟山》策划意识的成功亮相
从文学刊物和文学潮流的互动过程看，当一种文学潮流或文学倾向一旦出现，它就进入到了公众文化的公共话语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传播媒体的建造。在报刊、影视、互联网三分天下的局面中，《钟山》利用自己刊物媒体的平台优势，集中一批文学评论家的宣传，号召了一批典范作品的支持，从而掌控了相对更有力的命名话语权，使杂志自身的文化空间得以扩张。
我们如果单纯从文学史意义之外的角度看，《钟山》1988年的那次会议，意义非同一般刊物或编辑部召开的各种创作笔会或作品研讨会。它表明了《钟山》杂志在强烈的文学激情激励下，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自我宣传和“树碑立传”的初步尝试。他们依靠敏锐的文学动态的把握能力，依靠更值得重视的媒体自我认同意识，抓住一个热点，树立一面旗帜。在这杆大旗下，明确了“新写实”现象和“冠名”，推动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持续数年的“新写实文学”潮流，也奠定了《钟山》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中的先锋地位。这是一种媒体作用于文学的有效策略。
文学期刊脱离传统的重要标志，就是不再作为单纯的载体，而是成为具有强烈自我认同、发展策划意识的媒介。“新写实”文学成功的倡导，给了在“挣扎”中的文学刊物以有益的启示：
在自我形象的策划上，突破区域性的局限，定位为全国性的文学行为。《钟山》虽为一个地方的区域性的文学刊物，但从办刊开始就确立了当“国家队”的目标。因此在宏观的策划上突破地方性，不偏重江苏地域性特点，不局限南方风格，表现出一种对文坛整体格局呼应的大气和魄力。无论是创刊之初提出的“兼容并蓄，唯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或是后来提出的“原创、拒绝、远行”、“展示最新的优秀文学成果，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的口号，都显示了其目标策划上的高度。因此，《钟山》的一系列举措都带有这种宏观策略性的特点。如：作家队伍的构成，他们打的是全国牌。或利用签约的方式，或利用笔会的形式来为自己建立稳定并具有一流影响的作家队伍。1985年上半年，《钟山》杂志与北京、天津、上海、陕西和湖南等地一些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达成协议，在两年时间内，王安忆、刘心武、冯骥才、贾平凹、何立伟等17位作家，将自己一些具有一定艺术追求的作品集中在《钟山》上发表。1987年4月，《钟山》杂志和南海舰队在海南岛联合举办“南海笔会”，与会者有林斤澜、史铁生、高行健、李陀、陈建功、理由、戴晴、韩少功、何立伟等十几位作家。1997年5月，《钟山》杂志在南京、苏州、无锡三地举办“九七文学笔会”，与会者有迟子建、林白、徐坤、余华、刘醒龙、邓一光、杨争光、李贯通、朱苏进、苏童、叶兆言、储福金、黄蓓佳等。1998年4月21日至25日，《钟山》杂志与《特区文学》杂志在南京、扬州、镇江联合举办“新生代作家笔会”，与会者有朱文、韩东、李冯、鲁羊、丁天等十多位青年作家。这种利用各种形式来汇集作家的做法，虽是一般文学刊物的常规性策略，但《钟山》则明显是带有主题策划性质的，不仅在汇集作家，更是围绕刊物某一阶段的专题进行稿源策划、受众策划，显现了非常明显的自主意识。
《钟山》杂志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全国各家文学刊物中，理论的敏锐性最强，文学性和理论性并重，甚至就影响而言，理论性超过文学性的分量，这也实现了做好理论引领潮流的宗旨，成为新时期风起云涌文学思潮的主要阵地。《钟山》不仅当年拥有王干、费振钟等批评家，后来还特聘著名评论家丁帆为杂志社副主编，使自身的理论编辑栏目更加强化。所以在主体呈现上，它们一般不是依靠某一作家的作品来引起轰动，而是利用理论的倡导和争鸣来形成理论界、学术界和读者中的更广泛，也更持久深入的轰动效应。因此我们发现，凡是《钟山》所举办的理论性质的会议，一般都有另一家理论权威刊物或学术机构来合作，利用组合媒体从而形成强强联手的局面。如1988年10月，《钟山》与《文学评论》联合举办“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之后开始倡导新写实小说。1989年10月，和天津《文学自由谈》杂志联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进一步张扬和扩大“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影响。1993年3月10日至13日，《钟山》杂志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1994年《钟山》杂志与德国歌德学院在南京联合举办“1994中国城市文学学术研讨会”，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召开了关于“新状态文学”的小型座谈会，之后联合倡导“新状态文学”。1996年第6期至2001年第6期，《钟山》杂志又与《大家》、《作家》、《山花》以及《作家报》等四刊一报共同发起“联网四重奏”活动，四家刊物同期推出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一篇，同时《作家报》配发该作者这四篇作品的评论文章，活动历时五年。1998年10月，《钟山》杂志在南京举办“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在文学界反响强烈，有关文学“断裂”的争论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这种思路和策略，对于《钟山》这样的综合性文学刊物而言刊物影响和社会影响都非常大，它利用自己既有理论栏目又有文学栏目的优势，既可以弥补理论刊物无法承担作品展示的不足，又可以完成文学刊物理论倡导和总结的使命，使作品与理论齐头并进，适时引发文学风潮，此也是其栏目和专题定位比较准确带来的。
有效运作文学刊物，就必须考虑到作者/评论者/读者/媒体互动，而实现行为的共建性、媒介场中各个环节的平衡性。相比后来几年《钟山》运作新状态文学的失败，它在倡导“新写实”小说时的成功，关键在于读者/刊物/作者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发展。新写实小说在内容上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关注，技巧上与传统写实手法的类似，使读者从先锋派的迷宫中走出，重新获得对文学的喜爱；因此作为思潮的总体状况，是创作在前、理论在后。有了读者和评论者的环境基础，再加上《钟山》的积极倡导，杂志的需求、评论者的需求和读者的需要三者契合，所以，“新写实”的口号就具有了公信度，从而获得了良性效果。
《钟山》的媒体运作策略还表现为“命名”行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克制、以温柔敦厚为本，但从来都没有回避和放弃“命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人文自己似乎应该低调、卑躬，但文学思潮从来也没有低调过，这已经无须证明了。这次“命名”的策划是通过一次关于小说创作的聚会，提出一个文学话题的设计，利用“旗号”的呼吁，主动向读者发出强烈的召唤信息。“轰动”效应的建立，《钟山》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分值。正因为如此，“命名”权的获取，也就是获得了某种话语权，也就奠定了文坛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场”。
总之，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兴起，《钟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文学意识和媒体意识的重奏，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亮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