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朝鲜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三一”运动为起点的朝鲜独立运动同为20世纪远东的伟大革命运动。两国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渊远流长，近代共同遭受日本侵略，面临类似的革命任务，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朝鲜独立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三一”运动席卷朝鲜半岛之时，正值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以满腔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关注着这一场民族革命。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刊物《每周评论》详尽报道了朝鲜“三一”运动，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中国的李完用、宋秉竣是谁？》的社论和短语，称颂“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历史的新纪元”，并向中国人发出了警世之语：“我们中国已快到朝鲜的地位了，你可晓得那李完用、宋秉竣是谁？”[①a]毛泽东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接触过朝鲜革命者。中共建党前夕，他和何叔衡一起在湖南长沙和朝鲜革命者共组“中韩互助社”，并分任通讯部主任和宣传部主任。[②a]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施洋也和朝鲜革命者在汉口创办“中韩国民互助社”。[③a]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至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革命者在中国关内进行的独立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态度是由党的基本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学说，共产国际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和国际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本国革命的共同的理论基石，也是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奋斗的必要前提。1922年1月，中国代表和朝鲜代表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的残暴和无耻，明确提出中国、朝鲜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①b]会议期间，中朝两国的革命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增进了互相了解，奠定了共同奋斗的基础。
关于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有所阐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并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东方弱小民族革命者关系的原则立场。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达到解放全世界的目的，高度评价日益高涨的朝鲜独立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强调中国的反帝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②b]1926年11月30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太洪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讨论中国革命时发言，认为：“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中国革命运动最广泛、最积极的支持”；同样，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革命“也可以指望得到朝鲜人民，特别是朝鲜共产党和共青团积极的援助”。[③b]
中国共产党对于朝鲜国内发生的重大革命运动都作了及时的反应。1926年朝鲜发生“六一”革命运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60期迅速发表署名文章《朝鲜之大示威运动》，详尽报导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这一革命运动，高度评论这次大示威比“三一”运动有很大的进步，“虽然范围没有三一运动那样广大，但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又是受朝鲜共产党首领的领导，联合民族革命团体共同奋斗，而且没有以前的幻想，反有确定的政纲和通俗的适合群众要求的政治口号”，表明朝鲜民众在“经过三四年工农非政治的经济斗争及民族革命团体完全沉寂之后”，“现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政治斗争的新时期”。6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枢字第62号通告，指出“被奴隶的韩国人民已开始做猛力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对于韩国人民这种英勇的奋斗，应该给予精神上的声援”。[④b]7月12日，中共中央更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高度评价“六一”革命运动，“足以使帝国主义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等。[⑤b]这些文章和声明文件向中国人民正确地宣传和介绍了朝鲜革命运动，起到了鼓舞中朝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双重作用。
1929年底，朝鲜爆发了以“光州事件”为标志的反日斗争风暴，形成朝鲜革命运动史上的又一高潮，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64期详细报道了该事件，并发表评论《欢迎朝鲜的“五卅”》，热情颂扬这一运动，科学地预言：1，这一伟大事变是朝鲜全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式大爆发，无论这一事变本身暂时是胜利或失败，运动的向前扩大和深入是毫无疑义的；2，当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以政治罢工来作为运动前锋时，朝鲜的“实业家”（土著资产阶级）及“名士”们不可免的要走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本国王公地主联盟的道路；3，朝鲜共产党在这一事变中可以发展成为群众的政党，其政治威信与领导力量，要随着事变的扩大深入而增高；4，随着民族革命高潮而来的，一定是本国阶级斗争的加剧，随着工人阶级斗争影响而来的，一定是广大农民的反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5，中日韩三国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汇合起来，一定能根本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等。[⑥b]
旅居中国的大批朝鲜革命者，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与中国革命者并肩战斗，从组织体系上讲，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中信奉共产主义的一派同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关系十分密切。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历着曲折的发展历程，共产国际对待中国和朝鲜共产党的方针也经历了某些变化，这就使得朝鲜革命者参加中国革命的方式不断有所变化。在国共合作时期，大批朝鲜革命者加入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行列。他们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和蒙古、印度等被压迫民族民众代表举行大会，发表声明，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们派出大批优秀青年进入被称为“东方各弱小民族学习革命方略及战术的总机关”——黄埔军校学习，根据第1—5期的统计，共有34名朝鲜籍青年成为军校学生。[⑦b]随后他们又参加了巩固广东根据地的战斗和北伐战争，他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的大地。
国共分裂后，信奉共产主义的朝鲜革命者依然与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与共，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起义，朝鲜革命者150余人与中国战友共举义旗，在沙河战役中坚持战斗到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后来，广州人民为此修建了“中朝人民血谊亭”。起义领导者叶剑英撰写碑文，称颂他们“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①c]起义失败后，金山等15位朝鲜革命者随同起义军撤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相结合，继续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金山曾被任命为海陆丰革命法庭的7名成员之一。[②c]
1926年4月，朝鲜革命者曾在上海建立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直属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次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指示，停止活动，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编为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韩人支部，自此在组织系统上，列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序列。1932年4月，中共法南区委举行党代表大会，会议强调该支部的特殊性，指出要“帮助他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完成他们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对外国侨民及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革命者关系的又一侧面。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修正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其第14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必须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第15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运动而受到反动派迫害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第17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等。[③c]中国共产党人据此妥善处理与包括朝鲜革命者在内的各国侨居者和革命者的关系，并为以后新民主主义政权处理相关问题积累了经验。在中国各红色革命根据地，甚至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行列中，到处都留下了朝鲜革命者英勇奋斗的遗迹。
（二）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比较中国关内地区来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一，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侨民达到200万以上，居住相对集中，形成一定的聚居区，而关内地区朝鲜侨民完全散居在中国人之中；二，自朝鲜亡国以来，移居中国东北的各阶层的朝鲜人，在东北地区独立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复国斗争，而关内地区朝鲜侨民的反日独立运动往往与中国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三，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受总部设在国内的朝鲜共产党中央领导，而在关内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党人则与国内的总部没有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革命者相互关系上的某些特殊之处，有必要单独进行探究。
自1919年“三一”运动起到1929年9月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散为止，为朝鲜共产主义派在中国东北单独进行反日复国运动的时期。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和高丽共产青年会在汉城成立，分别成为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支部。1926年5月，该党在中国东北宁安县宁古塔建立满洲总局，并将中国东北划分为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先后设置区域局；高丽共产青年会也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总局。多年来在中国东北逐渐发展起来的分散的朝鲜革命力量团聚起来，成为一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反日复国运动的有严密组织的革命队伍。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东北设立满洲省委，在时间上要晚于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建立。中共中央对于中国东北的朝鲜革命运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28年6月1日，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指出：中国东北是少数民族杂处的地区，提出处理蒙、韩等少数民族的3点指示：1，根据“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原则，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2，少数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须由劳苦群众取得，同时揭破其上层阶级的妥协性；3，在一般工农运动中以共同的口号联合韩、蒙工农群众一致反对资本家地主，并统一其组织（工会、农会等），要求省委注意调查少数民族的情况报告中央。[④c]7月，中共“六大”通过《民族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的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⑤c]
据此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于中国东北朝鲜侨民、朝鲜革命运动以及朝鲜共产党的基本情况的调查。1929年7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韩人支部书记玉真向中共中央送交《东三省韩侨情况报告》，内列韩侨的户口和移住的原因、移住农民的痛苦、民族主义革命团体的状况、青年运动的兴起、朝鲜共产党和共产青年会的满洲总局5个部分，尤对朝鲜独立运动各派状况作了分析。[①d]7月25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朝鲜工作委员会成员的江宇也向中共中央送交《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内列韩侨之移住沿革概略、住满韩侨的革命情势、结论3部分。报告着重剖析了中国东北朝鲜侨民的基本状况，由此提出了韩国革命团体的指导方针和对于农民问题、训练问题等的策略。[②d]这些重要的调研报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侨民及朝鲜独立运动状况的认识水平，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地区关系的大调整作了必要的思想上的准备。
中朝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关系的大调整是由共产国际按照“一国一党”原则决定进行的。共产国际于1928年12月决定解散在中国东北的朝共组织，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满洲组织。这一决定的历史是非暂且不论，然而，当时对于中朝两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却都有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对于朝鲜共产党人来说，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面临着重大的转变，即“把过去以朝鲜革命为目标转变为以中国革命为目标，把过去的种族对立转变为阶级对立，把过去无原则的派争转变为有原则的阶级斗争，把过去的和平运动转变为斗争的运动”。[③d]朝鲜共产党人要实现这个转变并非易事，延至1929年9月20日，才由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第十次扩大会议作出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明确决议。1930年3月20日，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正式发表《解散宣言》。[④d]自此，在中国东北战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正式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序列，成为中国东北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接纳如此数量的朝共党员进入党的组织之内，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1930年4月，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韩人革命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农村（如东、南、北满）的工作完全偏于韩人方面。中国农民的工作刚在开始，同志的数量90%以上也是韩人。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为了解韩国群众的情况，正确地领导他们的运动起见，已在省委之下成立少数民族部，专门讨论韩人工作问题。”[⑤d]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满洲工作大纲》，肯定了满洲省委的做法，指出：“党的省委之下应当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或者暂时只有韩国人，就简单的称为韩国委员会，选拔韩国人干部，计划出版韩国文的刊物和宣传品”，要求满洲省委收集一切有关韩国共产党的材料，寄达中央转到共产国际去解决，切实地帮助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⑥d]
中朝共产党关系的大调整带来积极的成果，大批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中朝革命者之间的团结战斗，有利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朝人民关系的挑拨与离间，而且大大增强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将原先朝鲜革命者组织的零星的反日斗争和反抗中韩统治者的斗争升华到中朝革命者联合战斗的更高级的形式。中共东北党组织成功地揭露和制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离间中朝关系的阴谋。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名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呼吁亲爱的朝鲜兄弟不要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民保护”所陶醉，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号召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的工农兵劳苦群众兄弟们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自身的解放。[⑦d]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挑拨在中朝民众间投下的互不信任的阴影逐渐消除，中朝革命者在艰苦的反日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这对于日后中国东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坚持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起了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中国东北地方党虽然仍认为“援助韩国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最中心的实际任务之一”，“派韩国同志回国，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⑧d]但是其工作重点已移向在中国东北农村组织领导中韩民众。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人周保中回忆说：“1930年时县委书记差不多通常是朝鲜同志，区委书记也是如此”，经中共接收的解散后的朝共党员有2千人左右，“多于东北原有党员好几倍”，“这些同志在中共满洲党领导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①e]
需要指出的是，1929年至1930年正是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之时，这不能不影响中朝共产主义者关系的调整。首先，由于朝鲜共产党刚刚解散，朝共党员正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又由于中共采取个别吸收的办法，只有斗争坚决者，方能吸收入党，这就导致朝共党员十分积极贯彻盲动主义路线，纷纷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②e]这些暴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但东北地区的中朝革命力量因此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其次，是在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中推行“打倒一切”的错误做法。第三，反“民生团”的斗争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所谓“民生团”，是1932年2月由日本殖民当局操纵朝鲜民族败类组织的公开对抗中共领导的东满民族革命战争的反革命组织，极力鼓吹“韩人自治”，分裂中朝人民联合抗日的斗争，7月宣告解散。中共东满特委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在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开展反“民生团”的斗争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致使东满地区的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害，一度陷于瘫痪状态。[③e]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关系的又一个侧面，表现了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和政治斗争的多棱色彩，同样值得后人予以注意与研究。
（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4年之久，由于朝鲜共产党解散后，大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与中国共产党人融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群体，而且在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内占有重要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也是中朝共产主义者共同奋斗的事业。
1931年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改组，中共中央驻满代表罗登贤任省委书记，朝鲜革命者杨林任军委书记，决定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次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举行工作会议，通过《抗日救国武装广大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决议案》。4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满洲目前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斗争与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中进而指出：“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切近、最实际的战斗任务。”[④e]省委领导人杨林、杨靖宇、周保中、李延禄、赵尚志、童长荣等分赴东北各地，与朝鲜革命者金日成、崔石泉、李红光、金策等，共同努力，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⑤e]在东北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这些反日游击队中，朝鲜革命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东满的一些反日游击队甚至是以朝鲜革命者为主组成的。
然而，从总体上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致使中国共产党未能正确认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事实，没有及时实现政治军事路线的战略大转变，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种关门主义和打倒一切的政策自然不能不影响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6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也称“北方会议”，批判了所谓的“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对东北的形势作了更加错误的分析，主要内容是：认为国民党各派系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不抵抗主义的领袖，“统统都是汉奸”，强调“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等。[⑥e]这个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大大削弱了东北党组织在中朝群众中的影响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
1933年1月，日军侵入山海关，大举进攻华北，在此形势刺激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中国工农红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⑦e]1月26日，中共中央致信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要求在东北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方针”，“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该信还特别强调要揭穿和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及故意挑拨民族感情及冲突的阴谋，组织和联络在东北的高丽人和蒙古人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等。[①f]组织和动员旅居东北的朝鲜侨民参加反日斗争，成为中共东北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
同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东满特委规定了4项工作纲领：1，将过去按照共产主义路线组织的红色游击队改为广大中韩人民反日群众团体；2，对这些团体冠以反日的名称，并纳入党团领导之下；3，竭力防止中韩人同化于日本，把他们团结到全面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4，强调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从满洲驱逐出去，以此激发中韩人民反日的民族感情等。[②f]表明中共满洲省委的政治路线已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联合体不断涌现。次年2月，以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为核心，联合17支抗日部队在蒙江县城墙砬子举行大会，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杨靖宇为总指挥，朝鲜革命者李红光为参谋长，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4月，杨靖宇又派人持亲笔函前往新宾县四道沟会见朝鲜革命军领导人梁世凤，说明中国共产党不分民族、不分信仰、枪口一致对外、坚持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梁将军派人回访，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抗日的协定。为了统一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部队的建制，中共满洲省委逐步将各部队统一编组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并规定：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民众抗日反“满”的武装组织，是东北民族联合抗日反“满”的一种形式，同时又是工农联合的一种形式，必须巩固人民革命军中的各民族团结和工农联合，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③f]在人民革命军的战斗行列中，朝鲜侨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和总策略，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作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行动纲领之一。[④f]在这一新路线的指引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称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了。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八一宣言》制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统一中共领导的全东北抗日军队，将东北抗日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⑤f]2月20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以东北人民革命军将领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废除原各抗日军的各种名称，统一编组为东北抗日联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装部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⑥f]随后，中共领导的各抗日部队进行了大整编。[⑦f]
在抗日联军的队伍中，朝鲜革命者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回忆说：抗日联军第二军“整个军百分之九十是由朝鲜人党员、团员、工人、农民编成的，这个军组织性强，战斗性强，纪律性好；七军差不多也都是朝鲜人，崔石泉、朴元彬、李学福、徐凤山等为重要领导同志。三军的建立也是朝鲜人起了很大的作有，当时建军只有7个人，主要的负责人是李启东（朝鲜同志），当然也有赵尚志同志了，第一军的基础是盘石、海龙游击队合并整编后扩大发展起来的，也是朝鲜人占相当数目和居于领导骨干地位，如李红光同志等。”[⑧f]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对朝鲜革命者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机关刊物《群众》先后载文介绍“联军中的朝鲜支队”，指出“他们牵制了敌人很多兵力，不能抽调入关，同时，他们又是将来我军战略反攻中收复东北，把日寇逐到鸭绿江边的重要支柱”等。[⑨f]
1940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所谓“野营”时期，东北抗联部队处在新的地点和新的条件下，进行了较前形式不同的新的斗争。3月19日，中共代表与苏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中国化名）以及伯力、双城子苏军负责人进行协商，确定在苏方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和远东军对中国东北抗联的临时的工作指导关系与援助关系。苏方指定王新林为代表，直接与中国东北党组织与抗联进行固定的联系。双方还达成一个口头协议：东北抗联各部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这在实际上承认了抗联出入中苏边境的合法性。
至1940年底，根据中共在伯力会议达成的协议，抗联各部队先后转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在野营时期，朝鲜革命者在全体人员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大。如1942年2月一路军一、二、五、七军警卫旅有籍贯记载的野营人员103人中，朝鲜籍56人，占54%；又如1942年4月第一支队在一个野营基地的有籍贯记载的人员54人中，朝鲜籍36人，占66%，均超过了半数。[①g]
1941年4月13日，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中立条约》。苏联出于对苏日关系的考虑，要求抗联进入苏联境内的部队停止大批派遣回国继续开展反日游击战争。抗联领导人坚持原则立场，向苏方表示拥护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苏方的意见，暂时不派主力返回东北，但不能完全“停派”，应继续派遣小部队回东北开展游击战争，大部队则留在南北野营中集中整训。该项要求得到了苏方的采纳。[②g]1942年1月，中共抗联领导人拟定了详尽的抗联人员重返东北开展游击战争的分队派遣计划。[③g]各分队都确定了各自的特殊任务及通讯联络方式，这表明东北抗联的中朝革命者始终没有中断过英勇的反日游击战争。
在整个野营时期，抗联的中朝领导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早在1940年初伯力会议时，他们就要求苏方协助抗联建立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讯联络，苏方口头上也曾允诺，但直至战争结束却一直未能实现。1941年初，大批抗联人员进入苏境后，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曾以国际主义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为由，主张抗联及其党组织划归苏联远东军及其党组织领导，并由王新林任抗联的总司令，遭到中方拒绝。1942年4月20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张寿篯等鉴于南北野营常委与吉东、北满省委同时并存，不利于党对抗联的统一领导，草拟了《党组织彻底改组与集中领导提案》，主张在吉东、北满两省委及南满党的基础上，建立东北地区统一的集中的东北党组织临时委员会。
抗联在其领导人的多方努力下，终于获得了新的发展转机。同年7月，苏方代表王新林通知抗联领导人，苏方同意将东北抗联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1个旅。22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伯力会见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张寿篯、金日成，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少校旅长，张寿篯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旅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柴世劳为教导营大尉营长，安吉、金策、季青、姜信泰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营长）。8月1日，中国教导旅组建完成，全旅1000余人，其中苏籍官兵300余人，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军八十八旅（对外番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因由中、朝、苏3国人员组成，又称“国际旅”，教导旅名义上由苏联远东红军代管，但在内部仍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单独的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游击战争。[④g]9月，抗联教导旅举行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成立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东北党委员会”，由旅长、政治副旅长、支部局书记负责支部局日常工作；与教导旅内的苏共党组织为兄弟党的关系，既要保持工作上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又要各自保持独立性。会议选举周保中、张寿篯、崔石泉、金日成、金京石、金策、彭施鲁、王明贵、王效明、安吉、季青为执行委员，崔石泉为书记，金日成、金京石为副书记。该组织成为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机关。[⑤g]无论是在抗联教导旅，还是在东北党委员会的领导决策层中，朝鲜革命者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战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抗联反攻作战计划，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将现有人员一分为二：中国籍党员组成的东北党委员会，也称辽吉黑临时党委会，以周保中为书记，预定将总部设在长春，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随苏军进入东北作战；朝鲜籍党员组成朝鲜党委员会，随苏军进入朝鲜反攻作战，重建朝鲜共产党，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兵分4路进攻中国东北和朝鲜。中旬，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在会上作了题为《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本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报告。会议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目标。[①h]自1929年以来长期共同战斗的中朝战友挥泪惜别，各奔前程。
9月初开始，抗联各部分批随苏军飞返东北，先后共有330人，分赴六、七十个地区，占领战略要地。鉴于日本已投降，抗联更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至10月下旬编队人数已达4万人以上。朝鲜同志则回到国内，在苏军帮助下，迈开了独立建国第一步。10月20日，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及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赴沈阳，向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工作，东北局领导同志接受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移交的组织关系，宣布该委员会已完成历史使命，予以撤消，所属各地党组织统一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崔石泉在完成移交任务后，由东北局派人护送回国，参加新的战斗。[②h]坚持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四）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的另一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共同在敌后战场抗击日本的侵略，并培植了一支强大的朝鲜独立复国的革命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往单纯与朝鲜共产主义者联系为与朝鲜各独立党派发生广泛的联系，积极支持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屡屡发表社论和评论，声援朝鲜独立复国运动。1938年7月4日，在中共领导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支持下，朝鲜进步青年60余人在汉口成立“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由中共学员金党武担任，直辖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该团与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起，积极开展保卫大武汉的抗日宣传工作。[③h]10月10日，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和倡议下，经国民政府批准，由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4党派共同创建了朝鲜义勇队，金若山任队长，下设3个支队。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郭沫若等参加了组建朝鲜义勇队的工作。[④h]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朝鲜义勇队奉中国军方命令分赴各战区，参加抗日战争，但中国共产党仍对该队保持相当的政治影响力。11月下旬，该队部分队员随周恩来到了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指导下开展工作。更为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是，1939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新四军党委领导。[⑤h]中国共产党对朝鲜义勇军若干部分实施组织上的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直接影响了随后朝鲜义勇队大部分队员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已正式形成，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敌后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粉碎日寇的分化中朝团结的阴谋，争取华北的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成为敌后根据地军民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新形势的要求，决定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在中共影响下的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根据地。[⑥h]自此，朝鲜义勇队实现了向华北敌后的大进军和战略大转移。对此，国民党的官方档案中也有明白的记载。1941年10月29日，国民党中统局在《朝鲜各党派活动近况报告》中指出：“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分子，素称复杂，自第二次欧战以来，日苏签署协定之后，该党不稳份子认为中日战局将改观，于是纷至陕北活动。盖八路军内炮兵团长武挺，原籍朝鲜，在中共颇有权威，以此咸与联络，希得延安方面之欢心。据闻朝鲜义勇队分队长朴孝三及号称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之石正，均已前往”等。[⑦h]
1940年，朝鲜义勇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各级领导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陈锡联等先后会见朝鲜义勇队成员，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1941年1月10—12日，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志士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称颂朝鲜人民30余年来不但不断在进行反对日寇压迫统治的斗争，并且英勇地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战争；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虽然很是困难，但就是再困难也一定帮助你们。会议选举武亭为会长，李维民、张振光、韩德志分别为组织、宣传、经济部长，并通过联合会纲领，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和我们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朝鲜义勇队要抓紧培养干部，统一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团体，把华北朝鲜侨民扩大到革命战线中来”。[①i]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同时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有 组织的朝鲜独立复国运动已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开展。
随着敌后根据地朝鲜侨民的日益增多和朝鲜独立运动的逐步开展。如何制订对朝政策的问题摆上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议事日程。与国民党当局的联系、笼络、支持、运用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上层人物的做法不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敌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下层朝鲜群众参加抗日复国斗争的原则，制定了一整套对待朝鲜侨民和朝鲜独立运动的政策。目前见到的主要文件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1年11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的《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指示》（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办法》（4月15日）、山东临时参政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条例》（5月10日）等。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1，援助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迅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边区政府保护因反抗日本和逃避战乱来到边区的朝鲜人民；3，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其解决土地、住所及低利贷与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维持其生活，帮助发展生产；4，朝鲜人民可享受子女免费入学以及设立学校、发行刊物、帮助旅费回家、介绍参加工作等各种优待；5，支持和援助朝鲜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建以光复朝鲜为目的的抗日团体和武装等等。[②i]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主义精神与中朝友谊的结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心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帮助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42年7月11—14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某地举行代表大会，根据太平洋战争后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和朝鲜革命力量已有较大发展的新情况，会议决定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两者为军政统一体，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并行。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参照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经验和朝鲜革命的实际制定了朝鲜独立同盟关于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开展民族独立运动的纲领，表明朝鲜革命者在理论上的日趋成熟。会议的另一成果是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会议选举金白渊（金抖奉）、武亭、崔昌益等1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朝鲜老革命家金白渊为委员长。总部设组织、宣传、经理三部及秘书处，由李继民、金昌满、洪林、文正一分任各部部长及秘书处长。同时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朴一禹为副司令。这个领导核心为朝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③i]12月1日，朝鲜独立同盟在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朝鲜青年革命学校，金白渊为校长，朴一禹为副校长，张治民为校务主任，培养大批用马列主义武装的、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朝鲜革命干部。[④i]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以及各根据地的分盟、支队、分校三位一体的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新体制。
至1945年8月，朝鲜独立同盟先后在山东军区、新四军、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晋西北军区、延安、太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华南东江纵队设立了11个分盟，除太行的两个分盟直接由总部领导外，其余都与各军区的敌工部发生联系并接受领导，总盟则主要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生联系。同时，还在敌占区建立了分盟和据点。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协助下，由同盟总部直接领导这些分盟和据点。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朝鲜义勇军的支队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分校。[⑤i]
在敌后根据地的朝鲜抗日军民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1944年8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其著名文稿《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高度评价朝鲜革命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贡献。指出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以下的大批成员都为中国抗日战争“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①j]在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他们也是不甘人后的好汉和模范。在整风运动中，朝鲜革命者更是把整风学习视为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最好机会。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后更名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成为朝鲜革命者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场所。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武亭在该校整风动员会上强调为使朝鲜同志在思想行动上统一起来，必须认真进行整风。[②j]整风运动对于朝鲜革命者总体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涌现了一批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朝鲜籍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除了对敌斗争的英雄和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外，还有文化事业方面的专家。优秀的医学专家、朝鲜独立同盟陕甘宁分盟负责人方禹镛大夫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原是朝鲜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教授，1928年来中国，1936年来到边区，担任和平医院内科主任。为了纪念他的五十寿辰，毛泽东曾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题词相贺。[③j]《解放日报》也发表文章纪念。朝籍青年音乐家、中共党员郑律成是另一位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他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延水谣》、《准备反攻》、《陕公毕业同学歌》等近300首歌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威武雄壮的旋律至今依然回响在神州大地，令人振奋！催人前进！[④j]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为争取中国抗日的胜利和朝鲜的独立复国作了政治、组织、军事方面的全面的准备。1945年8月，随着苏联的对日宣战和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骤变，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一系列向日军发动总攻击的命令，其中第6号命令的内容是：“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命令“在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⑤j]朝鲜独立同盟闻风而动，一面致电各地分盟，要求全体盟员紧急行动起来，尽一切力量鼓动在华朝鲜士兵及朝鲜居留民迅速起来反对日本军，一面决定停办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全体人员按朝鲜义勇军组织整编，准备进军东北。随即，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3000余人随同中共中央编组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从延安出发，直指东北。
11月7日，已经到达东北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沈阳举行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由武亭司令员宣布将全军改编为7个支队。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义勇军立即开入朝鲜作战，该军奉命开赴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开展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领导下，这些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发展为6万多朝鲜族官兵，为解放全中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⑥j]
（五）
自1919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至1945年11月该政府主要领导人归国，历时近27年之久，在此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待韩国政府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体现了对待朝鲜民族主义党派政策的变化，从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又一重要侧面。
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很深，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韩国临时政府成员中也有共产主义者，或倾向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他们和当时还没有十分成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特别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并成为其支部和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的所谓共产主义派退出政府后，相互的认识距离就逐渐拉开了。1923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之主张》对以韩国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朝鲜独立党人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热衷于乞求列强谋取独立的观念和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内称“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有些朝鲜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力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①k]但是，从总体上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还是平和的，即便是批评，也是劝告性的。
1927年国共分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主义派别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三次“左”倾盲动路线盛行时期，更是将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列为无情打击的对象，这无疑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以韩国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朝鲜民族主义党派的态度。另一方面，受国共分裂的影响，朝鲜独立运动内部的左右各党派也互相分裂，不仅共产主义派退出了韩国临时政府，就是民族主义各党派也是四分五裂，韩国临时政府陷于其历史上最为低落的时期，这种状况也对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产生着消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执行只与朝鲜共产主义派发生联系的方针，在朝鲜共产党解散后，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韩人支部的成立就是证明；对于韩国临时政府转而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1930年3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在纪念朝鲜“三一”运动的署名文章中对韩国临政府作了评价，认为“革命固然应当建立新的临时政府，但这个政权必定要建筑在革命的劳苦群众之武装暴动的胜利上，在上海设立韩国的‘革命’政府，这是一件滑稽的事，这个政府必然不可避免的只能成立另一个官僚机关。”“所谓这种政府绝对没有任何真实的革命意义，绝不能得着韩国革命群众的拥护，也不得不走到夭亡的道路上。”[②k]显然，中共的这个权威刊物完全是将韩国临时政府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对立面进行笔伐的，将它视之为朝鲜群众的“剥削者”，也即为朝鲜革命的对象之一。
但中国共产党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策划或实施的反日举措，则仍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最显著的例子便是1932年4月29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策划的上海虹口公园尹奉吉向侵华日军首脑掷弹事件。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日军在上海疯狂拘捕朝鲜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韩人支部、上海韩人反帝同盟先后发表《告全上海革命青年书》和《告全上海朝鲜居民同胞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及负责法租界治安的法帝国主义者无理逮捕朝籍亡命者的行径。[③k]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以《上海日要人全体受伤》为题报道了此事件的全过程，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行义者的同情和赞美。[④k]1936年3月，当华北事变导致中日矛盾更为尖锐以及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后，中共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特意发表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直接指挥的韩人爱国团为纪念尹奉吉烈士遇难日而发布的《泣告中国同志书》，不仅不忌讳该文书对韩国临时政府的颂扬态度，而且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该文书“实系代表韩国三千万人民呼声之义书，确值我国每个同胞之再三诵读”，“我们正应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联合韩国等敌忾同仇的兄弟民族，作最诚恳、最亲密的携手，联合一致，向共同敌人之日寇进攻。”[⑤k]这表明中共中央在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后，不仅大幅度地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也开始调整与包括韩国临时政府在内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关系，以结成东方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确立了与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广为联络的新路线，与韩国临时政府也建立了联系，并给予相当的尊重。首先，中共中央在重庆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以大量的篇幅直接报道了韩国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活动，据不完全的统计有近30篇，间接的报道和文章多达数百篇，内容涉及该政府发表的宣言、文告，韩议政院、政府、光复军及参加政府各党派重要活动的报道，政府要人、光复军将领、各党派政治家的谈话和文章等。[⑥k]这些报道和文章向全国人民介绍了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中国抗战中不断壮大的历程，由于是出于中共党报的宣传，更增加了在中国一般民众中的说服力。
尽管从总体上说韩国临时政府出于历史关系及现实政治需要考虑，主要是争取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依附于中国国民党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与韩国临时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在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地位，承认金九在朝鲜独立复国事业中的领导身分。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联合东方各民族代表在延安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曾将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和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等30余人共同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①l]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董必武等曾积极促成并签署了国民参政会关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数次议案的提出和通过。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军驻重庆等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办事处广泛参加了韩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复军及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举行的各种活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还担任中韩文化协会的名誉理事。
中国共产党对于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及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间的团结问题，也表示出极大的关心。1942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韩文化协会招待韩国临时议政院全体议员的茶会上呼吁朝鲜志士加强团结，“把他们的血流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能回到韩国，实现韩国的独立与自由”等。[②l]随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也在《解放日报》发表《团结复国》，呼吁“朝鲜一切抗日复国的志士警惕日寇的内奸阴谋，克服自己队伍内部的分裂倾向，脚踏实地，深入到朝鲜人民中间，为了建立抗日复国的朝鲜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艰苦的工作”等。[③l]中共领导人的劝告和呼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促成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团结联合的真诚希望。
抗日战争后期，国共两党间的磨擦和冲突日趋激烈，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严重分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两党的对朝政策。中国国民党改抗战初期支持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的政策为全力扶助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军。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出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考虑，在全力支持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同时，仍然支持以韩国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朝鲜民族主义党派的反日复国斗争，包括韩国临时政府争取国际社会正式承认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如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针对日本法西斯准备恢复朝鲜君主政治，成立类似“满洲国政府”及“南京政府”的傀儡政府的传闻，报道了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韩国临时政府是当前能够代表韩人的唯一的统一的政府；同盟国能够迅速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援助韩国光复军，积极协助发展中国敌后和韩国国内韩人的反日运动，这是打击日寇当前这种企图的必要措置。”[④l]这对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朝鲜独立运动内部的团结问题，中国共产党依然给予热情的关注。1944年4月韩国临时议政院第36届议会在通过新的宪章和选举包括国民政府统治区主要朝鲜独立党派在内的新的临时政府后胜利闭幕。《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短评和社论表示祝贺，内称：“韩国实现了民主团结，不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发展史上有光辉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的民主浪潮中，在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⑤l]6月7日，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在重庆设宴招待韩国临时政府新任国务委员和各部部长。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尽管存在着思想意识上的对立和在朝鲜义勇军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但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的共同利益之下，始终友好相处。1945年11月，当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行将归国之际，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名义设宴欢送。金九、金若山、洪震以及韩国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全部到场，宾主频频举杯，殷殷话别，[⑥l]在中朝友好关系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本文仅是对此课题的历史线索和主要问题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粗略的研究，文中有一些论点虽属首次提出，却只是建筑在现有史料基础上的个人管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我期待着本文的发表能推动本课题基本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并引起专家们的批评指正，从而将该课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①a] 《每周评论》1919年3月16日，3月23日。
[②a] （日）金正明：《朝鲜独立运动》（二）第289页，东京原书房1967年出版。
[③a] 《施洋先生纪念录——为纪念施洋殉难一周年》，1924年2月刊印。
[①b]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464—46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刊印。
[②b]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489页。
[③b]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245—247页，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④b] 《中共上海区委枢字第62号通告》1926年6月20日，藏上海市档案馆。
[⑤b] 《向导》第163期，1926年7月14日。
[⑥b] 《红旗》第64期，1929年12月25日。
[⑦b] 《黄埔军校一至五期毕业学生统计表》，《黄埔军校史料》，第93页，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1982年印行。
[①c] 叶剑英：《中朝人民血谊亭碑文》，广州市革命历史博物馆藏。
[②c] 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第107—108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出版。
[③c]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543—544页。
[④c] 《满洲省委文件》第2卷第6号。
[⑤c]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928年7月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347页。
[①d] 《满洲省委文件》第12卷第1号。
[②d] 《满洲省委文件》第12卷第2号。
[③d] 《南满特委报告》1931年3月17日，《满洲省委文件》第25卷第4号。
[④d]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散宣言》1930年3月20日。延边档案馆朝共卷档案第16号。
[⑤d]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农村韩人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档案681卷。
[⑥d] 《中共中央满洲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10月25日，《满洲省委文件》第13卷第5号。
[⑦d] 《满洲省委文件》第41卷第27号。
[⑧d] 《满洲省委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议案》1931年5月26日，《满洲省委文件》第30卷第18号。
[①e] 周保中：《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和与朝鲜民族的关系》，1959年12月28日，转引自杨昭全、李铁环编：《东北地区朝鲜人民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40—4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e] 《满洲延边（特支）报告目前延边的情况及“五卅”暴动原定计划》1930年6月1日，《满洲省委文件》第22卷第10号。
[③e]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182—1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④e]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80页。
[⑤e]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表》，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附录。
[⑥e]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501—502页。
[⑦e]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631—632页。
[①f]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2—41页。
[②f] （日）嘉村龙太郎：《间岛抗日军与共产党势力的展望》，见杨昭全、李铁环编：《东北地区朝鲜人民斗争资料汇编》，第879页。
[③f] 中共满洲省委：《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34年6月16日。转引自《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170—171页。
[④f]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49—358页。
[⑤f]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244页。
[⑥f]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2页。
[⑦f]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表》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附录。
[⑧f] 周保中：《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和与朝鲜民族的关系》，1959年12月28日，转引自杨昭全、李铁环编：《东北地区朝鲜人民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40—41页。
[⑨f] 国：《战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第1卷第13期，1937年8月9日；敏：《东北抗日联军活跃》，《群众》第3卷第1期，1939年5月21日。
[①g] 《A、B野营一路军一、二、五、七警卫旅人员履历表》，1942年2月；《第一支队B野营人员履历表》，1942年4月18日，见杨昭全、李铁环：《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939—969页。
[②g]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446—447页。
[③g]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部队分遣计划表》1942年1月22日，《满洲省委文件》第147卷第6号。
[④g]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449页。
[⑤g] 同上，第451—453页。
[①h] 刘文新、李毓卿著《周保中传》，第275—27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h]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494页。
[③h] 文正一、池宽容：《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④h] 参见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252—253页。
[⑤h] 《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
[⑥h] 《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
[⑦h]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第118—119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内“武挺”应为“武亭”。
[①i] 《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参见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310页。
[②i] 参见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336—337，421—422，422—423，427—428页。
[③i]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9日。
[④i]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7日。
[⑤i] 武亭：《华北朝鲜独立同盟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工作经过报告》，1945年5月9日，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第1150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
[①j] 《解放日报》1994年8月10日。
[②j] 《朝鲜青年革命学校扩大规模加紧学习》，《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③j] 黄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民日报》1981年8月3日；《向方禹镛大夫学习—为庆祝他的五十寿辰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27日。
[④j] 刘建勋：《郑律成在延安》，《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⑤j]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591—592页。
[⑥j] 《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
[①k] 《先驱》第24号，1923年8月1日。
[②k] 金坚：《纪念韩国的三一运动》，《红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③k] 参见石源华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193页。
[④k] 《红色中华》1932年5月25日。
[⑤k] 《救国时报》1936年3月5日。
[⑥k] 张云：《〈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与韩国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1995年4月编印。
[①l]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日。
[②l]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1日。
[③l] 《解放日报》1943年3月1日。
[④l] 《韩国临时政府人士表示：希望盟国迅速承认》，《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⑤l] 《民主团结的光辉在东方开放》（短评），《新华日报》1944年4月23日；《韩国的民主团结》（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4月30日。
[⑥l] 金九：《白凡逸志》，第259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出版。
标签：军事历史论文; 朝鲜共产党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朝关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朝边境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苏维埃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大日本帝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