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我们党面临一系列重大考验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是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什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何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构成的科学体系。经过长时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切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命之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和根基，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基本理论指导。我们党在不同时期所犯的一切错误，都同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重大关系。为了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纠正和克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种种误解，必须从源头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抓住那些揭示客观规律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重点，必须原原本本、反反复复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关键词：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毛泽东到以后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时常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2019年1月，在中央党校举办的以“坚持底线思维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主题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1］这个要求不仅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党长远的理论建设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着重说明，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着力搞清楚三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什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何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连普通大众都耳熟能详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未见得都能够讲清楚说准确。但是，如果真的搞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一知半解，若明若暗，也就谈不上为什么必须学习和如何学好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和根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和根基。在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被区分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本源的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只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思想外，还包括所有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思想的代表人物、组织和政党（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思想。不言而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应当包括在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具体化了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在中国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应当着重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们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和根基。诚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中必然被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体系也是不断丰富、拓展和发展的，但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拓展和发展，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个源头和根基滋生、发育和衍生出来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离开这个源头和根基，就谈不上丰富和发展。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和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南通已经内化的风俗习惯意识理念，可以总结这里的人克己宽人，洒脱飘逸，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坦然面对的心态，借助于特定形式加以弘扬。
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或一般原理属于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反复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一般原理。这个基本思想最初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并构成《宣言》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总纲。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构成《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所起的作用，必定会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作用那样。［2］257这里所说的“基本思想”，首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红线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次是无产阶级最终消灭阶级和获得解放的历史使命；再次是共产主义必将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裂”中实现。可以说，《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一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恩格斯还指出：“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242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4］328
3.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客观反映现实和揭示内在规律的科学
在一些学者（包括中央党校的某些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传入中国的世界众多学派中的一个而已。有一位教授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如果这位教授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就是有意贬低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刚刚问世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新生的“学派”，但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派，而是一个鹤立鸡群、指点江山、指导未来的学派。在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和深刻影响整个世界的理论。还有些学者和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出质疑和否定，矛头所向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一切社会问题、一切邪恶的现象，都是由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暴力革命带来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殊规律，而且科学地说明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理论思想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4］776-777所谓“科学”，就是从普遍存在和反复出现的现象和客观事实中抽象出的规律性的认识。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现实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规律性的认识。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和空想主义作比较，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种科学性了。马克思说：“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加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155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主要经济现象——贫困、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人类社会正在以不同的道路和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做不到。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么，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即劳动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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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学习马克思主义应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著作的内容浩如烟海，对于我们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应当重点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并构成一个科学体系。对此，恩格斯作了高度概括。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有两点最为突出：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认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而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他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4］334-338恩格斯还以另一种表达方式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构成基础（经济基础），而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等等，则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只能由这个基础来解释。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人们就豁然开朗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是科学，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4］776两种概括讲的都是“两大重要发现”，同时也是“两个重要事实”和“两大规律”，但角度不同。前一种概括是从理论思想角度讲的，后一种概括是从经济社会规律角度讲的。概括地说，马克思在一生中有许多重要发现，但最突出的是“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前者是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此，作为共产主义同义语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从“两个伟大发现”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和共产主义事业所起的作用，完全可以和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作用相媲美。在恩格斯的概括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体系。这个概括是最科学、最准确、最具有权威性的。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虽然已经为后来人所普遍接受，但并不十分确切。这种概括不仅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的对立性质，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和创新性质，而且带有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形而上学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按照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划分（当时德国的杜林是这方面的典型）割裂为三个彼此孤立的学科，甚至把本来已经不是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当按照恩格斯的概括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点。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4.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是共产主义
2.要深刻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如何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的层次和内在联系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同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相比，具有更加基本的和纲领的性质；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则只是揭示了一定发展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相对于前者只是一个目。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就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处处渗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括，最早出现于他们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和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1846年）中，而最系统和最成熟的概括，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观点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产生和灭亡都取决于物质条件；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劳动资料（特别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是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人类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任何经济社会形态都是在原有形式内部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只应当解决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社会革命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任何生产方式、社会形式和经济规律都是历史的；暴力只是新社会借以产生的助产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民族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四点：第一，承认物质生产力对生产的社会形式、政治形式、意识形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第二，承认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本身发展的一致性。第三，承认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第四，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并作为科学的辩证方法运用于认识和说明人类社会。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辩证的。正如宗教、神学都是历史范畴一样，哲学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恩格斯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哲学。那种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说法，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的，应当正本清源。［6］
1.如何认识和应对新的考验和风险有待于理论上的科学说明
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核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剩余价值学说的批判。《资本论》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主要包括：（1）资本的前提和基础，资本的存在形式——商品，价值形式，货币；（2）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的规定性和基本特征；（3）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条件；（4）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主要经济规律；（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重要作用和历史局限性；（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和历史命运。马克思所阐明的主要观点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和阶段；资本不是商品、货币或生产资料，而是一种历史的特定的经济关系；对资本的考察区分为资本一般和资本的具体形式；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不同于抽象一般的生产劳动（从一般劳动过程和简单商品生产来看的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占有方式不同于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是工厂制度；剩余价值本质上是雇佣工人无偿提供的剩余劳动；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来看，资本和资本积累都来自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不能离开资本的流通过程；竞争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剩余价值将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并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特殊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特殊的经济规律；现代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普照之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和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的生产方式，最终必然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以充分发挥其潜力为前提；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阶级才成为真正的进步。学习《资本论》，本质上是如何在历史的联系中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最主要的内容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生产的后果和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生产力仍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那么，《资本论》就仍然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4.要正确理解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它不断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当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形式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中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分散在许多论著中，其中，恩格斯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反杜林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等。关于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阐明了下述内容和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于以现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有其必然性和科学性；共产主义制度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共产主义制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过程和途径；共产主义社会有其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和占有方式、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社会直接占有（共同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物质劳动的普遍化并作为劳动者参与分配；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消灭阶级和剥削；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支配全部社会生产力，把自由时间作为生产目的，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有不同于阶级社会的管理方式，国家失去政治性质；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性的。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考察和批判了缺乏科学性的甚至是反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保留了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和半文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理论，既然是以“两个伟大发现”为基础的，那么其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从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上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蓝图，即使在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变革。一部分后发展国家走上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应该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蓝图的直接实践，而现阶段只是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特殊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系统地重温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5.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
从国家层面来讲，他的下意识或许是“还是不了解社工是干什么的，但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交给社工来做就可以，他有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层面是不会过于重视这些有效性的知识和方法背后所持有的价值理念，也就同时并没有意识到当这种信仰和国家信仰冲突的时候社工的立场。但是社工需要深刻意识和理解这点。社会大众要么直接接触社工了解这一职业群体，要么间接接触社工服务的人群了解社工，或者通过媒体了解社工。除了媒体报道外，社工也要有意识地懂得包装，这个包装更多是如何宣传社工行业，社工在呈现很多活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活动背后理念的强调和坚持。
马克思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包含了辩证方法，并运用于《资本论》。辩证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独立的方面；况且就辩证法的内容本身来说，完全属于黑格尔。但是，辩证方法作为方法论的确有一定独立的理论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22恩格斯指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他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4］364，366他还说，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的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257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辩证法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立脚点出发而展开的”。黑格尔的立脚点是：“精神、思维、观念是本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立脚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就正像热质说同机械的热理论的关系一样，正像燃素说同拉瓦锡的理论的关系一样。”［3］288-290辩证法实际上是思维领域一般规律的体系。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包括：量和质的转化规律（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两极对立的互相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规律（对立的双方不是截然分离和固定不变的）；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规律（发展的过程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发展的螺旋形式规律（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除此之外，根据恩格斯的考察，还有一个辩证法的规律，就是：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中间状态不是表现为非此即彼，而是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这个规律不仅适合于动物界，而且适合于整个生物界。进一步说，作为一种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运动。辩证方法已经寓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了，而且不能将其视为解决具体问题的药方，但它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合乎客观的运动规律，变得更加聪明，以至于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代表作集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主要观点，集中和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代表性著作中，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1.阐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纲领性文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虽然属于初期的著作，但包含了几乎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都是共产党人必读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最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
我国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关系中内在地包含着各种社会矛盾。这里所说的各种矛盾，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矛盾，而是多元化的经济关系本身不同方面、不同利益主体、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矛盾，民族经济和外资经济的矛盾），而且存在往往被忽视或被掩盖的一系列矛盾——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国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和已经分离的经济所有权的矛盾，国有经济内部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人民政府的社会导向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矛盾，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等等。矛盾的双方体现的是不同的利益关系：一方体现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社会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另一方体现的是私人利益和资本权益，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不一致的。矛盾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但都是从同一个基础性的矛盾派生出来的。概括地说，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一任务的新的特殊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这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特有的矛盾。我们绝不能回避、掩盖和抹杀这些矛盾，但也不能以牺牲一方利益的方式消除这些矛盾，不能不顾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满足一个方面的利益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生产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么，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尽管在发展进程中单个人和个别阶级、阶层作出了牺牲。在我国现阶段，尽管存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的适度发展同工人阶级乃至人类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现阶段历史任务和新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还存在于国际关系中。在国际社会，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发展道路的矛盾，还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全球化运动中的先行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之秀（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家和对霸主构成挑战的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过去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现在开始反对全球化，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设置重重障碍，就是上述矛盾的突出表现。无论是国内的矛盾，还是国际的矛盾，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都会始终存在。中国共产党必须有长期进行“伟大斗争”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集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式的稀世巨著《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至第四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不仅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且阐明了《资本论》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研究对象和科学方法。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是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或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
3.集中阐述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
推荐理由:作者除精选适合阅读的诗歌外，还挑选了优秀的学生作品向诗人致敬，通过看同龄人的作品，接近诗歌与孩子的距离，让写作不再成为难题；本书插图精美、富有想像力，与诗相得益彰，有助于挖掘孩子的想象力。
主要是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社会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系统批判杜林理论体系的《反杜林论》（尤其是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们在批判庸俗社会主义的同时描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
4.着重批判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论著
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二是恩格斯系统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唯心史观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些著作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同时，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5.关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论著
从1993年的戛纳电影节，到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巩俐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二个主演影片包揽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演员。除此外，巩俐还是法国荣誉勋章获得者，奥斯卡委员会会员，1997年受邀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2000年受邀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2年受邀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2003年受邀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主要是恩格斯批判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农民共产主义）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和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此外还有恩格斯批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著（书信）。这些论著批判了后发展国家超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批判了把公有制形式和国家职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反省和总结了早期忽视经济条件和过分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为什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是一个必须搞明白的问题。在革命年代，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只是在于，存在以超阶段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和片面性。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教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但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倾向，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产生怀疑和动摇。理论界的主流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否还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居然成了一个问题。“过时论”“空想论”“缺陷论”“原罪论”以及庸俗化的倾向充斥整个理论界和教育界。这不仅关系到要不要学的问题，也关系到怎么学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处于什么地位，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什么关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所走的中国道路是什么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
1.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科学真理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是同后发展国家特殊道路相联系的经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是，以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式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此，在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必须采取市场经济形式。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经济关系的基本架构和实现形式同市场经济形式（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处于统一体中。二者既是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又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这就必然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社会形态和经济关系。我们通过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同与之并存的资本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相比较，都有一定的联系，都有某些相似的甚至共同的要素；但是，又都有一定的质的区别。概括地说，中国道路现阶段具有某种亦此亦彼的性质。既是以全新的形式完成尚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任务（经济，政治，文化）的阶段，又是以变异的形式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创造条件的阶段；既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又是和资本主义道路并列存在的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就表面形式来看，中国没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就实际内容来说，不过是以新的形式完成资本主义阶段应当完成的历史任务。因此，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是这样一种特殊经济关系：是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相联系的经济关系，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处于同一经济体的复合经济关系，是既存在非此即彼又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同资本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相比，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主要有三个特殊性：一是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宪法不允许资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二是我国的政府机构是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直接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权益；三是我国的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控制力。但是，二者在经济关系方面也有某些相似性和共同点。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占有相当大比重的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内部，也包含着不同的经济关系，从而具有两重性。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体现的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因素，是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和雏形。在这个层次上，劳动者乃至全国人民都是共同所有者和社会的主人。但是，同法律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所有权已经独立化、资本化了，企业内部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体现的是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劳动者表现为雇佣劳动者，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的价格。第二方面，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比，也有三个特殊性：一是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历史任务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具有一定质的区别；二是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国有经济并不具有社会所有制的性质，尤其是进入市场的国有经济不可能存在联合劳动的关系；三是政治上层建筑（构成现实的政治结构）和现实的复合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政治形式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而经济基础则是多元的。但是，二者也存在体现共产党人“初心”和发展趋势方面的联系。这就是，借助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道路，同未来社会建立起逐步过渡的联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有可能成为共产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关系被规范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框架之中。由上可见，如果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无论是把中国现阶段说成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直接实践”，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现阶段要完成的任务，是通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任务，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经济关系必须同这一任务相适应。就经济基础而言，虽然国有经济在法律上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市场经济关系内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仍然处于支配地位。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前身和预备阶段。就这一点来说，社会形态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但是，还远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社会形态。
按照1.2.9处理细胞后，将收集好的细胞进行超声破碎10 s后，10 000×g离心10 min，分别收集上清液及细胞破碎物。继续按照1.2.7方法测定细胞上清中SOD、GSH-Px、CAT的酶活力。
2.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先进性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性。“科学”就在于，理论认识和相关范畴是对现实经济社会关系的抽象，以客观历史事实为根据，不带任何偏见，没有人为歪曲。同科学性相对立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离开现实条件的空想空论，被狭隘利益和阶级偏见所歪曲的理论观点，以及庸俗的辩护论，等等。二是彻底性。“彻底”就是理论认识不屈服于任何非客观力量的阻挠，不以主观好恶、利益关系、阶级偏见、政治倾向随意改变应当得出的理论观点。只有理论上的彻底性才具有强大和广泛的说服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使对立的阶级和政治势力哑口无言。三是规律性。规律是对普遍存在和反复出现的现象的理论概括，是对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反映规律的理论认识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都存在规律性。但是，规律性是内在的东西，是一种科学抽象，规律性寓于无数的偶然性之中。四是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具有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性质。这不是阶级偏见，而是由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无产阶级是这个时代的被剥削阶级、被压迫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代表着未来。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一旦完成，下一步的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头上了。五是革命性。革命性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核心。革命就在于，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切肯定的东西都包含着否定的因素。革命性的本质是弃旧图新、革故鼎新，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不崇拜任何绝对权威。实际上，这几个方面（“五个性”）是统一体的不同方面，而不是各自孤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正是体现在科学性、彻底性、规律性、阶级性、革命性的统一上。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都充分体现了这“五个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决定了，它不能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颠覆不了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也包括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中作出非凡贡献的领袖人物（如列宁和毛泽东等）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源头，也是基础和主干，其基本思想代表一般原理。后来的革命家、理论家，只要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著作及其理论观点都是从这个源头出发的，都是从这个理论基础和主干生长和繁衍起来的。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会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9］“追根溯源”非常重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衍生而来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就没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使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种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所谓“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理论体系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共产主义。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那么，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中得出的科学结论。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共产党人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是共产主义。起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从共产主义出发的，是围绕着“共产主义运动”展开的，整个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共产主义。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都是这样。所有在阐述共产主义理论的地方，同时就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共产主义首先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提出的，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物出现的；进而又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奋斗目标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就是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2］122显然，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以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为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实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一开始就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一问题。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230在这里，“共产主义”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出现的，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同一的。因此，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即共产主义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既是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样，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既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这些一般原理和基本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宣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裂”，而最核心的内容和理论观点是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宣言》郑重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293“《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2］251“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2］286因此，我们绝不能离开共产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源头。2011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开学典礼上，专门就“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先进性很重要的体现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阐发的基本原理始终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体现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过去和学者的丰富实践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我们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问题，就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请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体现着经典作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和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品格。”［10］227-228那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无关的认识，或者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否定的认识，是完全不正确的。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命之本
1.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根本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命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是迷信，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建立在现实条件、科学认识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11］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指出：高扬党的理想信念旗帜是根本。党校姓党，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而且要让党的旗帜在各级党校上空高高飘扬。坚持党校姓党，首先要坚持姓“马”姓“共”。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这里所说的“姓”，指的是阶级性质和社会性质。“党校姓党”就是党校具有共产党的属性；而共产党的属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属性。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奋斗目标。其实，具有姓“党”姓“马”姓“共”属性的，并不仅仅是党校，还包括党的所有组织机构。习近平总书记说，他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说，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他告诫全党，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他要求：党校要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党的性质、讲党的宗旨、讲党的传统、讲党的作风。中央批准中央党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坚持党校姓“马”姓“共”之举。他针对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他进一步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他针对党校的现状指出，党校不是世外桃源，党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听到的、看到的问题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会在党校汇聚。这就给党校提出了加强思想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党校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12］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概括起来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党校姓党”就是姓“马”姓“共”，党校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始终如一。
2.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他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他进一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742-743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3］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今的社会中，现实的经济基础决定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不可避免；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多元化。
科室之间或者同事之间,可以直接沟通解决的问题,非要上报护士长甚至护理部来间接沟通,影响同事间的友谊,降低工作效率,影响工作气氛。
3.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
领导干部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履行好义务和职责，需要多方面的素质和本领，但首要的和关键的一条，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9］2017年9月，他在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我们才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就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1］习近平总书记以“基本功”和“看家本领”比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极端重要性，是有强烈针对性的。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些理论家和党校的个别教授看来，“万变不离其宗”的、真正的“看家本领”，是从“人的自私本性”和“私人产权”出发的西方经济学。这是极大的误导。一旦把追求私利作为自我出发点和价值观，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看家本领”，共产党就要变质和土崩瓦解了。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革命、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指导
1.中国共产党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先进性注定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必然为一代接一代的共产党人所信仰和追求，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克难制胜的法宝，是革命、发展和改革的基本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尽管历史任务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相反，只要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偏离或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2017年，宜章茶叶产量880吨，产值约13亿，上万贫困人口通过茶叶产业受益。据测算，莽山区域每亩茶园可实现年收入8000～10000元，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效果明显。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既犯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右的错误的实质是，放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导地位，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仍然局限在旧民主主义的框架内，甚至具有投降主义的倾向。“左”的错误的实质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力图“毕其功于一役”，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提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来，在革命活动中经常表现为无情打击、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前者片面强调经济条件的作用，后者则完全不顾经济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前者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后者则拒绝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任务为依据，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创新。
老巴说：“是呀，天寒了，罗爹爹的腿软。早上慢腾腾走到东湖边，别人的拳都打完了。不去吧，他又难过得慌。”
3.中国走上新型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
仅可通过线性化误差模型辨识的误差包括仅可过测量辨识的误差包括δl21，δl23，δl33，δl43；仅可通过间接计算所得的误差项包括δλ2x，δλ2z，δλ3z，δλ4z；可通过线性化误差模型和测量辨识的误差包括δl13，δθ13y，δθ13x，δθ21z，δθ21y，δθ23y，δθ23x，δθ33y，δθ33x，δθ43y，δθ43x。
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在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随后也走了一大段弯路，有很多历史教训。只是当我们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大踏步前进。本来，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应该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充分的条件。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发展；还不具备消灭私有制、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在经济上应当实行公私并存、社资兼有、劳资两利的复合经济制度，形成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合作经济为示范、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综合经济基础，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然而，我国国民经济尚未得到完全恢复，就急急忙忙进行以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离开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超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由于这种经济制度过早地消灭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交换也变得有名无实。由于当时不具备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这种变革必然是形式多于内容，而且必然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公有制变成了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计划经济变成了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按劳分配变成了供给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理论认识大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偏离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偏离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位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条件的正确认识。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和歪曲为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为了使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表面看上去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了削足适履的修改。在一些为这种变革提供理论依据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被歪曲了：公有制形式本身等于社会主义（这是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管生产力性质和生产方式如何；国家等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国有经济本身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把计划经济和国家职能相联系，把既脱离实际又违背价值规律的国家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这同样来源于国家社会主义）；把按劳分配看作是公有制形式本身的产物，把没有剥削的分配方式和按劳分配画等号，认为只要是公有制，只要没有剥削，就是按劳分配（这是穷社会主义特有的“按劳分配”）。于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理论公式就成型了。与此同时，为了巩固和扩大超越了生产力要求的经济基础，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接连不断地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继续革命”——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这一系列做法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极大误解和歪曲。其结果是，超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大大束缚、阻碍乃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被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削足适履的理论，反过来又进一步误导了以后的实践；激进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干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公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所有制基础。但是，对这一点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体制的肯定。如果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这种体制越来越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因素了。
不过，社会上接受过急救培训的人数太少。中国接受心肺复苏基本生命支持培训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不足1%，普通百姓也缺乏急救知识。
大力强化国防意识培育。突出管委会和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管理骨干这个重点，推动国防理论知识进入管委会、企业管理层学习内容，军事机关组织重大活动邀请政企相关领导、骨干参加，深化其对武装工作的认识。根据经济功能区特点，结合民众关注的国际国内经济军事要点热点、国家重大经济军事政策出台等时机，突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教育，积极开展国防法规和相关知识针对性宣传教育，推动国防宣传教育融入企业文化宣传和管理要素，使员工在日常管理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国防教育，为经济功能区民兵建设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纠正超阶段的错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20多年的实践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等于可以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很快就可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现阶段尚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尚未处于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而是仍然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因此，既然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那么，中国就不能不再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第二次革命。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纠正超阶段的错误，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同现实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现阶段的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等等，都不能和马克思描绘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蓝图对号入座。在中国的现阶段，必须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因素借以体现的形式和载体是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外资经济），以市场经济形式更多地发展“资本的生产力”。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作出科学的解读。这种“结合”绝不意味着，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关系的理论蓝图直接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更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改得同今天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相适应，而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目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为最终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种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这种认识归根到底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自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理解，来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来自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条件的正确认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防止和纠正两种片面性和错误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于后发展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的是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依据中国现阶段的实践去检验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理论上必须防止和纠正两种片面性和错误倾向：一种是固执地坚持跨越论，否定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以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和巨大成就，力图重新回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经济体制，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为超前的经济制度开辟道路。另一种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资本主义道路视为唯一道路，在“市场化改革”的名义下，按照西方国家的制度架构改造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前者不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历史功绩，不承认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后者同样拒绝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历史的形式，而是看作永恒的形式，进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邪恶”的形式。前者是走不通的回头路；后者是亡党灭国的邪路。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资本主义；它将通过特殊发展道路奔向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4］
4.中国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同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
前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都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主观愿望都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生产的目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却经常忘记或者离开“满足需要”这个根本目的，总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同于单纯的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把增长速度本身当作目的，而把体现生产目的的居民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把投资、消费、出口并列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是在由于经济过热而陷入困境时才暂时清醒一阵。但一旦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又会旧病复发，甚至变本加厉。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没有从“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增长怪圈中走出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有过“高指标”“冒进”“大跃进”和急于超英赶美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也有过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攀比“翻番”和不惜一切代价保速度的教训。结果是，表面的速度确实上去了，但并没有达到发展的预期目的。一是投入产出率低，投资过多，有效产出较少；二是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较大，资源利用率低，浪费很多，生态环境恶化，而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又不得不付出很大代价；三是为低品质产品大开绿灯，不少产品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使用价值大打折扣；四是以扩张性经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抑制了市场竞争，保护了落后的产业和企业；五是以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手段，为房地产投机炒作大开方便之门，大大背离了居民住房的本来性质；六是以速度为中心的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工业、城市、资本、政府倾斜，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比例关系失调，城乡发展失衡；七是由于劳动者报酬和其他分配项目之间、消费和积累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等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大大低于投资能力和生产能力，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不仅有悖于生产目的，而且使社会再生产难以正常进行；八是持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货币持续贬值，价值泡沫不断积累，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债务负担过重和财政赤字过大，金融风险成为首要威胁；九是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和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导致多种产业（尤其是投资品产业）普遍和严重的产能过剩，进而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和不断追加新的投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如此等等。
纠正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必须解决一系列不正确的理论认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上，中央相继提出：要寻找一条新的发展路子，要转变企业经营方式，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论是“发展路子”，还是“发展方式”，都指向发展的指导思想。就是说，发展方式不是方法问题，也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关系发展的根本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的根本性问题。后来，中央又把问题提高到发展观和发展理念的高度，提出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但是，时至今日，理论界对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解读，并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层次，没有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根本摆脱“以速度为中心”这个痼疾，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为什么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发生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反而没有发生我们中国这样的问题。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之所以把速度看得高于一切，之所以形成GDP崇拜，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是理论认识问题。第一，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上，而不是体现在作为社会交易价格总和的GDP上。而这种“更高劳动生产率”不过是经济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和充分发挥“劳动的一般社会力”的结果。没有这种“适应”和“发挥”，经济增长就一定是表面功夫，甚至是虚假的。第二，落后国家普遍存在紧迫感，力图通过提高增长速度达到“赶超”的目的。而实际上，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适得其反。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历史地继承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不可能超越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现代化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欲速则不达。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某个特殊产业部门（例如钢铁、房地产开发等等）的单兵独进和快速增长而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追求平均利润的狭隘动机，实现资本和技术的转移和重新配置，我们也必须在产业结构合理、比例关系协调的基础上发展。那种把增长速度置于平衡协调之上的观点是片面的。第三，我们很多领导干部不明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功能和局限性。GDP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的概念，它是以全面的市场化和普遍商品交换为前提的。每一种生产和服务，每一种社会活动，都视为市场主体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合法的卖淫、政府机构和军队的“服务”等等。不管它们（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是真正满足需要的还是强加于人的，只要被纳入统计范围就进入GDP了——拆除和重建豆腐渣工程，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和医疗，设置人浮于事的政府机构，治理被污染的环境，等等，都可以增加GDP。在正常情况下，GDP可以成为比较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数，但局限性和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那种刻意制造的GDP，完全可以和发展失去联系。但是，既然GDP和人均GDP目前仍然是衡量国家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基本指标，那么，不重视GDP的就必然吃亏，GDP的弊端就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第四，我们把战争年代和特殊条件下不惜一切代价的原则运用到经济增长中来。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发展经济必须讲投入产出率，必须讲经济社会效益，必须考虑成本和代价。如果为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意味着有可能得不偿失。第五，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存在误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言的，并不是要以速度为中心，也不意味着以经济建设排斥其他方面的建设，更不意味着把经济建设等同于最有利于增加GDP的建设。“发展是硬道理”就本意来说，是就发展结果同实现发展的不同途径和手段的关系来说的，这和“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一个道理。但如果将其理解为“速度是硬道理”，其他（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等等）都是次要的，那就不正确了。直到现在，理论界仍然有人对新的发展理念不屑一顾，坚持认为，中国必须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为此必须保持更多的投资和一定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后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是同中国独特的体制机制相联系的。上述不正确的理论认识由来已久，但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更加突出和严重，是和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形成的过渡性体制机制相联系的。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承担发展责任、主导域内经济发展和官商藕断丝连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诸多超经济因素干扰市场的机制，必然使各级地方政府本身成为争夺社会经济资源（财政资源和信贷资源）的主体，并促使政府机构把自己的某些目标（增加GDP总量，增加本级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就业等等）转加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于是，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非市场竞争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同时并存并交织在一起。其必然结果是：第一，速度目标高于一切。无论是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还是受政府机构支配的企业之间的竞争，都会把各种目标化为增长速度目标——在速度型经济条件下，有了速度就有了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就业。第二，竭力扩充资本规模。在同等情况下，扩大企业资本规模是企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打垮竞争对手，各级政府都会借助财政和信贷手段支持自己的企业不断追加投资，扩充资本规模——即使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第三，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每一个局部（政府机构或企业）付出的资源、环境等代价，往往主要由整个社会或中央政府承担，因此，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就会难以遏制。可见，这种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的体制机制，是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经久不衰的现实经济基础。
（五）面对新的考验和风险必须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
3.要准确把握《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我们党目前面对的考验和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就像“进京赶考”一样，一直面对各种“考验”和“危险”，只是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情况。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面对的主要是能不能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和能不能建设好新中国的考验。前者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后者是，我们党是否具有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我们经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既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中国，也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经受了缺乏知识、经验、能力的考验。我们党在一系列考验、危险、风险中不断转危为安，走向胜利。当然，在此期间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第一，我们曾经犯了经济关系超阶段的错误，我们把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我们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力图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对号入座，使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大大超前于现实的生产力。第二，我们曾经犯了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超前的经济关系开辟道路的错误，挫伤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至于使现代化建设受到极大挫折。第三，我们还曾经犯了违背自然规律的错误，不仅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而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何从理论上科学认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面临的考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党现在面对的考验，绝不仅仅是治国理政能力的考验，也不是一两次“外部冲击”的考验，而是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的考验。这种新的考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过去种种考验的继续，但是已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继续”就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加尖锐复杂，只是斗争的手段和武器有所改变；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样仍然存在，只是整个社会和环境已非同日而语。所谓“不同”就在于，中国已经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体制转向了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和体制，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是在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组合，经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切考验、危险和风险都由此而生。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判断。［1］总书记所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在一定意义上是“老问题”，但确实是“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新表现。所谓“新”就在于，“考验”和“危险”都是同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同时，也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变化和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有关——而这一点又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结果。
理论界未能从基本理论上说明重大经济风险的实质和根源。在“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重大经济风险，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指导方针。［1］中央之所以提出“六个稳”的方针，自然是因为存在六个主要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就经济领域来说，可以看作是中央的基本判断在当前形势下的具体表现。其实，这些问题早在10年前就存在了，只是现在更加突出和紧迫罢了。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有效应对？如何实现“六个稳”？理论界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对策。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从基本理论上对重大经济风险给予科学的解释。不少学者纷纷到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寻找理论根据和答案，他们给出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主要是：“阶段性问题”，“成长中的烦恼”，“结构性问题”，“周期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某些道理，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说清楚。至于“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就更没有人从基本理论上说清楚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上述诊断和药方作出详细的分析，只是概括地指出如下几点：第一，如果不能说明“初级阶段”和“经济转型”的内涵和经济实质，所谓“阶段性问题”就什么也说明不了。第二，所谓“成长中的烦恼”无非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这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同重大考验、危险、风险没有因果关系。第三，所谓“结构性问题”所涉及的是方方面面、可大可小的问题，既包括经济结构，也包括政治结构。从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到所有制结构、企业结构、资本结构、分配结构，从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到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等等，都属于经济结构问题。政治制度的差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问题。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必须进行的“结构性变革”也是“结构性问题”。可见，“结构性问题”不仅是一个模糊概念，而且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根源。第四，所谓“周期性问题”，代表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说法。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周期性（震荡或痉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病的反映。在西方经济学那里，无非是经济循环往复的正常波动，而且认为可以以“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风险了。第五，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一种假说，提出者力图把经济发展过程的困境和“中等收入”阶段联系起来，而不是和经济关系联系起来，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能和这个“陷阱论”对号入座。第六，所谓“三期叠加”似乎颇有学术味道，其实是故弄玄虚。这三个不同的方面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经济关系不合理和发展思路不科学）及其结果的不同表现。“速度换挡”是因为以速度为中心的高速度难以为继；“结构调整”不过是经济转型的另一种说法；前期刺激政策完全是传统发展方式的表现和产物。显然，这些不同的说法不能为我们应对重大经济风险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可见，如何认识和应对新的考验和风险，尚有待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说明。为此，我们首先从认识我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开始。
2.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我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市场经济的实质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作出科学的解读。在中国现阶段，关系全局和未来的两大理论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阶段；二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是什么。有的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即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再划出一个“不发达”“不够格”的初级阶段。在这种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有“三个不切实际”的理论认识：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不切实际；二是消除了商品生产的按劳分配不切实际；三是用直接计划分配社会劳动和配置资源不切实际。他们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出新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消除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二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他们看来，这个结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实际上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基本上否定了。果真如此吗？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理论家的认识出了问题？如果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商品、资本、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经济分化、经济危机、阶级关系等等就都是社会主义本身内在的关系。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就被颠覆了，共产党借以立足的理论根基也就被摧毁了。我们注意到，提出这种观点的理论家有一个没有给予证明（似乎也不需要证明）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也和计划经济一样，都不过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都可以采用。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个“理论前提”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必须搞清楚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第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吗？第二，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经济是和经济制度无关的方法和手段吗？第三，我们能够用中国现阶段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吗？为此，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作出科学的理论解读。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现阶段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与此相联系，能不能用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实践去检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历来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又有不同的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派社会主义，以及后来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同义语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我国大多数理论家那里，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模糊概念，好像既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这二者存在理论上的联系，但是不能等同的，它们是基于不同历史条件、解决不同历史任务、表现为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前者是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而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后者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要完成的是通常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历史任务（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在现阶段，只是走上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还远远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社会主义。诚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因而，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但它属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可以肯定，绝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社会主义，因为那种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和资本，因而也就不存在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事实上，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是包含各种具有质的区别的经济关系的社会形态，而真正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所有制，共同生产，联合劳动），而是“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私有制，独立的产权关系，资本化的商品和货币，雇佣劳动）。这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是我国现阶段复合经济制度和多种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但它本身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无异于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定位，党的十三大报告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5］12，10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它还远远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仍然处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体现的主要不是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差别，也不是不同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而是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差别。因此，如果有人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去检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然是南辕北辙。
市场经济是从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层面来看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关于第二个问题，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体现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市场经济不过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不过是从交换方式和交易关系来看的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生产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即经济独立的、处于分工体系中的相互依赖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商品生产分为两种：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二者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只要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关系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市场主体的内部关系来说，一是以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为前提，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二是以资本增殖（盈利）为直接目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就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是资本竞争的关系。市场经济的运动表现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而本质是资本的运动——资本的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源配置和社会再生产是由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来调节的，优胜劣汰，你死我活。因此，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交换方式和要素配置方面的表现。市场经济与其说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倒不如说是从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层面来看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所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我们党的考验，本质上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我们党的考验。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说明“市场化改革”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错误认识，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对商品、价值形式、资本的负面作用失去警惕的理论根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几种说法都没有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都没有把两种不同含义和性质的“初级阶段”区别开来；在“社会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上，混淆了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这种特殊社会形态中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区别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和市场经济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经济没有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剩余价值（利润）和工资（劳动者报酬）的矛盾，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关系（因素）和资本主义关系（因素）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借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但社会主义因素不存在于市场经济关系内部，而是存在于它的外部。我国之所以必须对原有的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就是因为在公有制经济内部没有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因而，必须通过根本性的改革创造出市场经济的主体、关系和市场体系。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凡是进入竞争性市场的公有制经济，公有资产（例如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分离，经济所有权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资本化了，而法律所有权则存在于市场经济关系的外部——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于资本关系外部一样。可见，这里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而是同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所有权和市场经济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之所以适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同时也是“社会化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或“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方法和手段，而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内部关系同样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生产目的同样是资本增殖。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我们应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简称。
3.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出发说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思想家、理论家，他们在思想理论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能够作出像马克思这样的重大贡献。2009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纲领和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党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团结前进的精神旗帜，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保持和发展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必须重视学习、善于学习。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7］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今天，尽管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8］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我们全党的共识，也体现了全世界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2.集中阐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现阶段特殊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带来的重大考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政府的重大考验。所谓“四大考验”，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经济关系（社会生产的商品化、资本化）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的考验。所谓“四大危险”，无非是有可能经受不住考验而导致的危险后果。党面临的一切重大“考验”都是同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特殊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一切“危险”和“风险”都是由这种特殊经济关系包含的矛盾和中国共产党解决这种矛盾的能力不足产生的。这不仅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能力和本领，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理论成熟的程度和指导思想正确的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科学认识和有能力驾驭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能够正确处理它所包含的矛盾，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颠覆性错误，而其自身又不会被市场经济关系所同化，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可以经受住考验，就不会发生不可挽回的危险；反之亦然。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消极影响，进而对整个经济基础性质的消极影响。非公有制经济是直接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采取市场经济形式就不能不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且有可能和公有制经济形成优势互补的关系。但是，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坚持的经济基础，如果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支配地位（至少是主导地位），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可能在实际上受阻。第二，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市场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瓦解作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体现的是物的依赖关系，是同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但对公有制经济确有瓦解作用。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考察原始公社为什么会解体时告诉我们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者的独立性和在分工体系中的互相依赖，以及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只要商品生产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商品生产对公有制经济都有一种瓦解作用，甚至导致共同体的解体。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瓦解作用并不是坏事，但在私有制和资本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的情况下，这种瓦解作用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需的公有制是一种威胁。只要允许私有制、商品生产和资本关系自由发展，对公有制的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以往的改革中已经见证了这种危险。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那些本来应该保存的公有制经济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垮掉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从资本增殖角度来衡量的“效率”。第三，商品交易关系和资本增殖关系对公共产品和党的队伍的腐蚀作用。随着商品交易关系的发展，一切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东西都趋向于商品化，教育和医疗的商品化（美其名曰“产业化”）就是这样产生和蔓延开来的，卖淫嫖娼和权钱交易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变成一种交易关系和金钱关系。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是资本化，一切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都可以作为获取利润的资本，许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资本化了。在商品化和资本化面前，党的干部队伍受到极大腐蚀。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追求私利和投机钻营成为一种时尚，行贿受贿司空见惯，以“初心”为基础的同志式的关系被交易关系取代了。这种腐蚀作用完全可以使公有制经济变得有名无实，因而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威胁。第四，市场经济造成的负面结果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市场经济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以资本增殖为直接目的，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规律必然存在并起作用。市场经济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强大力量，但与此同时，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必然导致经济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必然导致工人失业；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过度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已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受到影响，甚至会减低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第五，企业家党员的双重身份对党的性质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一大批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家，他们拥有双重身份：一重是共产党员，另一重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的存在扩大了共产党借以立足和壮大的基础，增强了代表性。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在资本竞争中，不能不受资本增殖的驱使。他们可以成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红色企业家”，但也可能不是。既然身居市场之外的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都有可能腐化变质，那么，那些“人格化的资本”唯利是图就根本不是问题了。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对党的性质和共产主义理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应予认真思考的。第六，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的一般规律，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必须同现实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我国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互相适应的问题。我国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改革，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式，就是为了解决“适应”问题的。但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不能没有底线，绝不允许像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搞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问题是，市场经济按其自身的逻辑，要求无限度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意识形态的自由化，不能不对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产生经常性的消极影响，从而使我们的政治形式在内涵的方面逐渐发生变化。第七，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对改革走向的影响。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全党和理论界的基本共识，但究竟搞成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人们的认识有很大差别。一种是以西方国家的一般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全面“市场化”，“国退民进”，把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及其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照搬到中国来，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变成像西方国家那样执行一般政府职能的政府。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作为“形式”嫁接在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过是模拟市场机制。这两种认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必然导致第一种结果。这就必将使“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变成单纯的外壳，从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第八，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家对中国道路竭力阻止的影响。西方国家本来想以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但反而把中国做大做强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快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这完全出乎它们的意料。于是，美国便改变了策略：一是力图废掉WTO，推行单边主义；二是逆全球化而动，实行孤立主义；三是以关税壁垒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四是以违反国际法的手段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五是在中国培植“颜色革命”的势力；六是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围堵中国和制造事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力图让中国放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斗争包含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对中国构成极大的威胁。上述八个方面的考验，不仅来自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形式，即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来自“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是双重的考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种考验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14］
一些礼仪习俗会导致交流障碍。比如，澳大利亚男性土著人忌讳说姐妹的名字，所以当律师问到其姐妹的名字时，他可能回答“不知道”。如果译员只是直译，显然不能促进各方的交流。
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由特殊经济关系及其矛盾派生出来的问题的考验。以上所说都是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考验，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间接考验，即由这种特殊经济关系及其矛盾派生出来的问题的考验。第一，传统发展方式和市场经济形式结合造成的弊端的考验。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由来已久，但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会更大，更难以解决。市场经济有两面性：一方面，市场经济非常注重资本的节约，非常注重技术创新、科学管理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注重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是历史上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最大限度的资本增殖为目的，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弊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劳动力的最大限度的榨取和浪费、对经济资源的滥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工人失业，相对或绝对贫困，两极分化，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在深受早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少数西北欧国家，由于实行高赋税、高福利的政策，对各种消极后果有所抑制）。但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体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在这里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坚持科学发展和新发展理念，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能够避免和减少市场经济的弊端，那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就达到了。然而，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可以不顾资本的节约，不注重劳动生产率、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市场经济一旦和传统发展方式结合起来，不仅市场经济本身的优势难以发挥，而且，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势也难以起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和传统发展方式各自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了，放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体根本不必担心产能过剩、缺乏竞争力、产品没有销路、亏损、无力偿还债务、破产等等；而市场经济机制则变成了投机钻营的手段，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因素借以实现的新形式——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的特殊职能，不是成为制约市场经济消极因素的力量，而是成为提高增长速度的手段和杠杆了，利用政府的力量实行过度倾斜的发展政策和高度扩张性的调控政策，为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服务。因此，传统发展方式和市场经济结合带来的后果不容忽视，有可能使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同时发生部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道路有可能变得名不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变得连一般市场经济都不如。第二，我国现阶段特殊经济关系造成的经济分化和阶级差别的考验。前面所说的八个方面的考验，不仅可以使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受到威胁，而且，我国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关系造成的经济分化和阶级差别，从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大考验。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但没有经济分化现象，不存在阶级差别。这种“大锅饭”体制会影响劳动能力强的一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社会比较稳定。自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绝对地提高了，但收入差距和生活差距迅速扩大。一方面是极少数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富翁，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刚刚从温饱向小康转变的普通民众，还有勉强维持生计的低收入群体。这种经济分化无疑带有阶级差别的性质。这种巨大的差距首先来自和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关系，来自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来自劳动和经营能力的显著差别，来自不同的市场机遇；但同时也来自片面的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能力缺失留守故土的农民，国有企业因减员增效而下岗的职工，在市场竞争中因企业或个人原因而失业的工人。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还有因历史原因形成的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
4.面对新的考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伟大革命斗争
面对前述种种考验，我们既不可能走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头路，也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特殊规律，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对问题和矛盾作出科学分析，走一条同中国道路现阶段任务相适应的新路子。我们的改革必须以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和一般规律，为纳入经济全球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要求和特殊规律，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前提。一方面，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和一般市场经济之间画一条明确的界限。我们绝不能在“市场化改革”的名义下，简单模仿照搬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已经变异的金融体制。我们绝不可以把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概照搬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我们绝不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蓝图和我国现阶段的实践结合起来，也不能以现阶段公有制的比重作为判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标准。为了兼顾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道路两个方面，我们必须摈弃社会主义道路借以体现的传统形式（即力图保持过多的形式上的公有制），必须采用社会主义因素借以体现的新形式（即主要通过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不能不体现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要求，不能不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职能——一重是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属性和一般职能；另一重是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的特殊属性和特殊职能。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执行特殊职能，主要不是靠行政手段，不是以牺牲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代价，而是主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我们既要为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条件，又要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既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能够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在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对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在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当前任务和未来目标、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因素、资本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之间保持积极的平衡。我们应当有两条明确的底线：一条是，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不被颠覆，确保这条道路一步一步通向共产主义的未来；另一条是，确保资本在现阶段生产力发展中的历史性作用，完成市场经济在中国现阶段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必须继续和右的和“左”的两个极端的倾向作不懈的斗争。这也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的继续——既要继续革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体制的命，也要革以社会主义道路对立物面目出现的右的倾向的命。
三、如何学懂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什么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必须明白，如何学懂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里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学习方法问题。
（一）必须纠正和克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种种误解
1.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产生误解的源头在理论界
这里所说的“误解”，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至于那些蓄意歪曲、否定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就不属于误解了。所有谬论力图否定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领导干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不是个别现象。误解总是有自己本身的原因，但误解的理论源头在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早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就存在了，但和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误解具有不同的性质。过去的误解主要具有教条主义的和“左”的倾向，为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后来的误解主要具有狭隘经验主义和右的倾向（包括庸俗化倾向），为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不同时期的误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中国现阶段的现实需要出发任意解读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不少专家、教授、学者在讲课、报告、著述中的某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党校和干校的学员（领导干部），以及高校学生，甚至还影响到党的重要文献的理论表述。新的误解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超阶段的错误，走过弯路，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时候，一些理论家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都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不能解决经济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张消灭私有制、消除商品生产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不仅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撑，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蓝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南辕北辙，不能说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于是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缺陷论”等等广泛流传。与此相联系，他们在“重新解读”“理论创新”“超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弄得面目全非。而对西方国家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体系（首先是西方经济学），则如获至宝，顶礼膜拜，盲目照抄照讲。在西方理论蜂拥而至、铺天盖地之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确被边缘化了。在此期间，不少大学政治理论课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党校、干校虽然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但着眼点在于为“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量和质的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有些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导读课，更多的是削足适履、反弹琵琶和借题发挥。可见，纠正和克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理论界和教育界负有重大责任。如果我们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不能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难以落实，甚至会走偏方向，得到相反的效果。
2.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错误和曲折绝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力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大大超越了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连续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党的工作重点没有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上述两个方面错误的典型例证。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实践证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些错误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导致错误的发生。马克思从来没有主张在落后国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特别强调，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巨大的功绩，是人类社会“必经之点”，是“必须经过”的。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重要限定和补充。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农民共产主义）的批判主要说明，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恩格斯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说明，国家和国家经营、国家职能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内涵，社会主义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都认识到，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单纯靠暴力革命，特别是靠少数人的城市暴动、街头巷战等形式，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错误，都是因为这个时代共产党人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如果要寻找这个时代“左”的错误的理论根源，那么，我们可以从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某些理论认识中找到。这些领袖人物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后发展国家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有可能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错误认识主要在于，没有完全分清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的区别，把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混为一谈了。这些领袖人物的理论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一条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道路，但他们并未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而，也不能把他们所犯的错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3.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为规律性的认识是普遍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2］248这个结论至今仍然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16《］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内容来说，就是后来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也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一般原理”作为规律性的认识，对现代社会是普遍适用的。所谓“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就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具体地说，这些“一般原理”不仅适合于当时的英国，也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西欧大陆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合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适合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合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也适合于以特殊发展道路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任务的后发展国家。按照这一正确判断，对于下述一些认识必须予以辨明。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样适合于今天的资本主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适合于早期的资本主义，不适合于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的确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逐步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没有改变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工人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等；相反，社会矛盾更加深化了。我们看一看现在的美国和西欧就很清楚了。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样适合于世界上的落后国家。不少学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适合于西方（西欧），而不适合于东方（亚洲）；仅仅适合于发达国家，不适合于落后国家。这种认识同样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以英国这一典型形态为依据的，但它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发展的规律性，它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的规定性和基本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世界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发展进程不同，但基本轨迹是近似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前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迟早也会在东方乃至世界的落后国家发生。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样适合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经济国家。就落后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仅适合于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后发展国家（例如印度等国），也适合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例如中国等国），还适合于已经“转轨”的原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国等国）。实践证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力图超越阶段是不成功的，但纠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一些国家走上根本性改革之路；另一些国家则走了回头路。不过，其共同点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都通过发展私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这本身就说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过去我们曾经认为，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阶段。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有一定质的区别，但我们不能不发展市场经济，不能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既然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就其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面来说，同样适合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之所以“适合”，不是因为那些经济规律是社会化大生产或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样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基本特征——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资本增殖为直接目的。
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的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革命的理论”，看作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至少是一种误解和片面性。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中，“革命”和“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是同一事物运动和发展中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的理论。就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它不仅要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旧世界，而且要创建一种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共同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的新的生产方式，建设一个旨在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确首先是革命的理论，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任何成功的革命，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不过是新的生产方式从原有的生产方式脱胎出来的助产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讲的是历史事实和现实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而“一个科学结论”讲的是由唯物史观和现实经济关系必然导致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无论是“发现”还是“结论”，都不是为了“革命”而“发明”出来的，而是从事实中“发现”出来的，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这种“反映”自然也包括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包含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觉醒，包含着变革现代社会的目标和奋斗，但绝不包含离开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盲目地鼓动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就完事了，还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本身就是“建设”。至于同经济关系无关的“建设”，即发展生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是生产力学的任务。那种以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建设的理论”为由，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观点，是一种糊涂观念，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在纯粹的生产建设、科技创新领域，在自然科学和工艺学领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但是，中国的改革，中国发展方式的变革，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已有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一革命的艰巨性不亚于过去的政治革命。改革就是为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根源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无论是拒绝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力图把市场经济嫁接在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基础上，还是照搬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抽掉社会主义的因素，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也是改革，同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速度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虚假的高速度，同样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
5.绝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的偏差和错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应当指出，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提出和概括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确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不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画等号。列宁和斯大林有一些重要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具备条件的西欧发达国家发生，而不是首先在落后国家发生；在西欧实现革命变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农村公社）的俄国和某些殖民地国家、半文明国家，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但不可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仅阐明“两个必然”，而且强调“两个决不会”。列宁和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而不是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率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产生（当时的俄国是封建性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帮助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俄国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便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等等。在他们的观点中几乎看不到“两个决不会”的内涵。问题的实质是，列宁和斯大林混淆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把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绝不仅仅是在“战时共产主义”那个阶段“犯了错误”，而是在理论上大大低估了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条件。中国很多的革命者和理论家是通过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大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列宁主义区别开来，而且更多的是以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但中国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急急忙忙趁热打铁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力图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蓝图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并把这一理论认识运用于“文化大革命”。他对暴力革命作用的认识也存在偏差，认为“枪杆子”里面不仅可以出政权，而且可以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他认为中国可以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一张白纸”上建设社会主义，把“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说成是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视为社会主义，把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统一分配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把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供给制看作是按劳分配，等等。可见，无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某些误解。正是由于这种误解，才导致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都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我们绝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的偏差和错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二）必须从基础和源头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其涵义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党的十六大报告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和实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都重要；但如果离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中国化”了。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把不属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强加于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搬弄马克思主义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套语和标签，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不适用的经济条件，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基本原理，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至少不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条件下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正因为如此，它只有采取具体的形式才能运用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但采取具体的形式绝不是要根本改变一般原理的基本内容，否则，就不是具体化了。在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或基本理论是完全适用的。即使到了人类社会第三阶段，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同样是完全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所谓“科学认识”，主要是：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可能穷尽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体系中，贯穿始终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这种历史观是以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这种辩证方法承认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是运动的、发展的、变化的，是永远不会停滞和一成不变的。因此，随着自然界、科学、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系列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7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作家和政论家海因岑的错误观点指出，“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2］210-211他指出，“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3］677“那里（指美国费城‘劳动骑士团’——引者注）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3］679-680马克思就巴黎公社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60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既不是先验的哲学或宗教教条，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或僵化的理论原则，而是对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是为了把已经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解放出来，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在上述意义上去理解。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国现阶段是完全适用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必须明确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任务和正确做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我们应当避免两个极端的错误：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把“中国化”变成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毫无关系的东西，变成了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的借口；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作现成的乌托邦，当作施工的图纸，而不是行动指南。那些指鹿为马的理论家所说的“中国化”属于前者，那些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则属于后者。在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任务和正确做法应当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中国现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找准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选择同生产力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分析我国经过根本性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关系，探索社会主义因素借以体现的新形式，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弊端的办法，在通过发展“资本的生产力”完成“第二阶段”任务的同时，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奋斗目标，发现把中国现阶段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但现阶段不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对号入座。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不会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依据，但不可能成为现阶段对号入座、照抄照搬的教条。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一定要追根溯源。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经典著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论及。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2009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9］2011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是学习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10］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理论上既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反省和扬弃。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而言，从新民主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体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也是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回归。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普遍经历了一番曲折，曲折的理论根源是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使它回归正确轨道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直接适合于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国家的，是不能照搬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但是，马克思揭示的规律性的认识（“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是适合于现代社会所有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向前发展的。按照马克思揭示的发展规律，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之后，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向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后发展国家也在亦步亦趋地按照这样一条规律向前发展，只是进程相对缓慢。中国道路是一种例外。在西方国家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尔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但革命很不彻底，任务没有完成，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根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也没有根本改变，是半拉子革命。第一阶段的革命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第二个阶段是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采取了新的革命形式，而且一举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际上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固然是在变革传统社会主义（第二次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如果抛开传统社会主义这段弯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直接继续，是以新的形式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发展“资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不断积累和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因素，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因此，整个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完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那里。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17］146-147
3.理论创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个源头
理论创新本来是一个完全积极和正面的词汇，但也可以被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一个时期以来，它的正面涵义已经受到了不小的污染和伤害。本来，“理论创新”无非是依据新的情况、新的事实，在原有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新的理论认识，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发现和抽象出新的规律。新的理论认识和理论观点，有的包含着对过去认识的部分否定，有的则是全新的科学抽象。在现代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传统发展方式转向科学发展方式，都包含着理论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理论创新的过程。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改革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探索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一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改革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按照西方国家的愿望进行改革，实行全面的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自由化，无异于自我“颜色革命”，其结果必然是三个颠覆：颠覆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我们有些理论家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不少理论上的糊涂事情。以经济学界为例：有的经济学家的所谓“理论创新”被自誉为“三个超越”，既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其实不过是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庸俗经济学“融合起来”，搞成折中主义的大杂烩。有的经济学家的所谓“理论创新”不过是力图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说成是“社会化商品经济”或“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把历史性的特殊的经济规律说成是抽象一般规律，把《资本论》变成“商品经济论”“市场经济论”。有些经济学家的所谓“理论创新”，不过是打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重新解读、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等手法篡改原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重要范畴、重要观点进行歪曲。他们在“商品生产”“社会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股份公司”“计划经济”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其他学界的状况大同小异。不少理论家的所谓理论创新，一点都不新鲜，完全是从西方国家搬来的资产阶级理论。其中，搬得最多的是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政治学、政党学、社会学。他们力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些理论家的所谓“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否定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谓“创新的劳动价值论”“创新的剩余价值论”“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创新的公有制”“创新的按劳分配”等等，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否定和颠覆。所有这些所谓的“理论创新”，在理论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贻害无穷；现在到了必须下决心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三）必须原原本本反反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1.只有原原本本读原著才能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要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研读”本身就意味着，必须原原本本地读原著。原著和阐述性、解读性论著的重大区别是保持原意，原汁原味，没有掺杂任何“作料”。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可以借助有关的教科书，许多人（尤其是学生时代）是从学习教科书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最好的教科书也不过是经过过滤的原著。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教科书不能代替阅读经典著作。教科书不仅受到编者理论水平的局限，而且受到表达形式和篇幅的局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借助于辅导材料，可以听导读讲课，但辅导材料和导读课同样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原著不仅有简单结论，而且有事实依据和分析过程；不仅有理论内容，而且有时代背景；不仅有正面阐述，而且有反面引述，即对错误理论和观点的批判。只有原原本本地阅读原著学原文，才能够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己不下苦功夫认真阅读原著，单靠第二手材料是根本不行的。很多错误观点之所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就是因为没有认真读原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例如《资本论》），不仅量大，而且难度大，单单掌握几个名词概念，几条结论，不可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总是要求领导干部乃至广大党员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中央同样要求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是这样做的。1991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老祖宗不能丢啊！”［17］369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原原本本地读原著。2009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9］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11］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2.只有原原本本读原著才能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鉴别真伪
前面曾经指出，不少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存在误解。误解的根源是听信了某些专家教授的错误解读，看了一些已经包含误解的二手解读材料；而直接的主观原因是自己没有原原本本研读原著，缺乏鉴别对错和真伪的能力。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语，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经济关系没有质的区别，差别只在于，在第一阶段存在“旧社会的痕迹”，不能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直接占有（社会所有，共同占有），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社会生产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在这里，私有制、商品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阶级关系都不存在了。然而，在我国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被简化为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但是，在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占优势、普遍贫穷、国家仍然存在的条件下，一旦离开了具体的生产方式，公有制便仅仅表现为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甚至表现为原始类型的共同体；按劳分配变成了供给制和平均分配；计划经济变成了国家统制经济或命令经济。经过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的解读，公有制形式本身等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等于社会主义，大锅饭等于社会主义，只要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没有资本、没有剥削就是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任何时代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包括原始共同体）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极大歪曲。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解读更加面目全非了。市场经济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同经济所有权相分离的公有（国有）资产法律所有权等于公有制，劳动者报酬和劳动收入等于按劳分配。就连人格化的资本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更加严重的歪曲。在这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要素的是：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国家职能，劳动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之，在一些专家教授那里，中国现实存在的经济关系，都是社会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出的而中国现在做不到的，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时候，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人们真的说不清楚了。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就存在商品生产了。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前是简单商品生产。但在公有制或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消灭私有制必然同时消除商品生产，而消除商品生产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灭阶级的前提条件。有些专家教授却断章取义，仅仅从“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这一句话，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结论，并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在这里，他们不仅误解了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而且也混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区别。关于“社会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和股份公司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个人的所有制”，简称“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社会直接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是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同义语，是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产物，也是对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作为小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和企业社会化的形式，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消极扬弃。但股份公司既没有改变股权的私有性质，也没有改变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只是转向新的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有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化”等同于“社会主义”，把股份公司中的私人股份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进而把股份公司本身说成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说成是“社会所有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极大误解。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时进一步指出，第一，共产党人要消灭的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不是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这种小私有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第二，共产党人绝不消灭作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因为人们不可能凭借这种个人所有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但是，一些专家教授却认为，“消灭私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即不消灭股份公司中的私人股权（私人资本）。对经典著作基本理论的种种误解，来自理论家错误的指导思想。他们总是想让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现实相适应；总是力图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现实去检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岂不知，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挖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由上可见，只有原原本本读原著才能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鉴别真伪，分清是非。
3.只有反反复复研读经典著作才能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要认真阅读，而且要反复研读。每读一次，都会深入一步，都会有新的发现，都会有新的收获。反复的次数越多，越能够前后左右互相印证和连贯起来思索，越能够做到掌握全书概要，对内容和观点的理解也更加准确和深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高难度的理论著作，那就不是读五遍就可以的了。读书必须深入、细致、多思，蜻蜓点水、大而化之、不求甚解，是不可能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例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非常重要。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用一段简短的话作出概括。因此，要想真正搞清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涵义和基本内容，首先必须反反复复仔细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如果要深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内涵及其形成过程，还需要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著作。甚至，只有读完《资本论》以后才能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谛。又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只有通过反反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才能够搞清楚，这里所说的“私有制”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消灭，如何消灭，消灭的条件是什么，消灭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习近平同志在2011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要求学员：一是要刻苦研读原著。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浮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不行，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通过细嚼慢咽去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他还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曾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借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二是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下功夫。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0］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5］
4.只有扩大研读原著的面才能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然要从自己的知识现状和理论起点出发。一般来说，开始学习不必贪多，先从最基本、最主要、篇幅比较短的经典著作学起。例如，可以先从学习《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开始。但是，对于大多数中高级干部来说，仅仅学习这些经典著作还远远不够。进一步的学习需要扩大阅读原著的面。扩大阅读面的第一步，首先必须学习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还要学习《共产主义原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步应当学习《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应当学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第三步应当学习《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还应当有选择地学习《资本论》的手稿（《全集》第46卷至49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包含重要理论观点的书信。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著作，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本源。在上述阅读过程中，还应当穿插阅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经典著作。除了阅读上述经典著作之外，还应当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著，了解他们的主要观点，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我们只有逐步扩大研读原著的面，才能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理论上成熟、政治上清醒、行动上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我们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做到：探索和掌握现代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真正懂得改革开放的实质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搞清楚中国当前任务、历史趋势和长远目标的关系；真正明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四）当前领导干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点
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全是为了认识和解决中国道路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基本理论依据。因此，学习和阅读必须要有重点。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主要是：（1）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3）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4）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5）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6）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7）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8）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9）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16］概括地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以民族交往书写世界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搞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这些重点内容高屋建瓴，不仅仅适合于当前，也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为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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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Cadres Should Intensively Stud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Stud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reatises on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Marxist Theories
CHEN Wentong(College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Marxist basic theories. While our Party faces a series of severe challeng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quires leading cadres to enhance theoretical cultivation,to intensively stud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and to understand, comprehend, and implement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prerequisites to stud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well are to make clear what are basic Marxist theories, why we must stud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and how we can stud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well. Basic Marxist theories construct a scientific system that comprises Marx's “two great discoveries” and “one scientific conclusion.” Long tim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actice proves that Marxism is the most advanced an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till present, the guide of action for all communists, the root of lif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China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guid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very mistake of our Party in different periods significantly corresponds to the deviation from basic Marxist theories.To stud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well, we must clarify basic Marxist theories from the origin, grasp the key points that reveal objective laws and have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uthentically and repeatedly study the classics of Marxism.
Key Words: leading cadres; basic Marxist theories; classics of Marxism;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4-0005-37
收稿日期：2019-04-07
作者简介：陈文通，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郭彦英 黄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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