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舞蹈，是相对于西方舞蹈而言的。但二者的界分，并不仅仅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使之与历史、与东方之间界划了一道鸿沟；从此，与传统生活相联系的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舞蹈）被归结为传统，而西方舞蹈则成了与“现代”相维系的一个文明范畴。讨论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不能不注意其与西方舞蹈之间的这种时代落差。
一、东方舞蹈的伦理型文化特征
我们还是从把握东方舞蹈自身的文化特征开始。
东方舞蹈，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考虑，它主要包括以印度文明为本源的南亚舞蹈文化圈和以中华文明为本源的东方舞蹈文化圈。关于南亚舞蹈，我曾读到印度学者的论述：“印度艺术确实接受了一个有性有形的梵——具有一定性格和形态的神……舞蹈也是认识神的一种方式”；“印度古典舞的目的从来不是去暴露人的身体。相反，人的身体被看作可塑造成为宗教感情的一种媒介；印度舞蹈以对称、和谐、平衡和节奏的原则为前提……”（S·夏尔玛：《印度音乐与舞蹈的美学》）关于东亚舞蹈，我曾读到日本学者的论述：“日本舞蹈注意姿势以稳为基础……无限眷恋和热爱大地的‘邦舞’（指日本传统舞蹈——引者注），表现的是一种徘徊于大地且难以离去的动作”，“日本舞蹈中有一种否定的理论，即针对‘舞蹈是动’这一原理提出来；这种理论以‘不动则舞’为理想境地……”（郡司正胜：《舞蹈的美学》）
有些学者在东、西舞蹈的比较中来论述各自的文化特征。中国台湾有位学者谈到：“与（西方）直立文化相对，中国大大发展了坐的文化……西方耶稣站着升天，东方释迦坐着涅盘。中国的京戏可以坐在椅子上唱，西洋的歌剧则大都非站着唱不可”；“中国人对于坐之文化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尤其是中国的佛像雕塑，更可以具体地感受到坐姿所散发的身体文化感。佛像的坐姿，主要在表现一种‘随意’，然而这种‘随意’中又包含着一份进入化境的圆明清净的大觉。”（王墨林：《中国人的身体生态学》）一位美国学者也曾对东、西舞蹈加以比较，提出“尽管‘外开’对古典芭蕾举足轻重，却不是其风格特性的唯一要素。‘外开’也是印度婆罗多舞的特点。该舞的双腿完全打开，躯体像古典芭蕾那样向上高提；但与芭蕾形成对比的是，舞者几乎一直保持半蹲，全脚着地，常常还要跺入地面之中；对下肢重量的承认似乎与另一条古典芭蕾的特性——即普遍地向上冲击的特性发生了矛盾。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芭蕾女演员将自己提起来去问候诸神；印度人的观点则不同，他们的诸神是走下天界来拜访人类。”（珍妮·科恩：《舞蹈美学绪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舞蹈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东方舞蹈是“坐的文化”。由于“对下肢重量的承认”，由于“徘徊于大地且难以离去”，使之对“手舞”的关注重于“足舞”。其二，东方舞蹈是“静的文化”。由于“舞蹈也是认识神的一种方式”，由于“包含着一份进入化境的圆明清净的大觉”，使之对“心动”的关注重于“形动”。其三，东方舞蹈是“和的文化”。由于“以对称、和谐、平衡……为前提”，由于“注意姿势以稳为基础”，使之对“顺应”的关注重于“征服”——这后一点最为重要，从具体的舞台时空到舞蹈包罗的大千世界无不如是。需要指出的是，东方舞蹈上述可以从形态直观到的文化特征，是农耕文明与伦理本位的文化境遇的产物。中国的儒学是这种文化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国文化“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仁——礼”结构的社会秩序，“至善”的人生主题和行为范式，以及“体用不二”的“实用理性”思维模式，均为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参见高力克：《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国舞蹈乃至东方舞蹈在其艺术表现上，也多带有上述伦理型文化的印记。
伦理型文化作为“传统”东方文化的内在结构和价值取向，既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内质，也是东方文化现代抉择的起点。事实上，我们把握东方舞蹈的伦理型文化特征，不仅仅是出于对一种传统文化的认识，而是为了对其现代走向的抉择。的确，在当代世界的文化格局中，西方舞蹈对应于欧洲技术革命以来所建立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东方舞蹈似乎仍然是古老的农耕文明在当代的遗存物。“东方是传统的而西方是当代的”作为一种较为普泛的观念，使东方舞蹈现代选择的问题往往变成了要不要选择“西方”的问题。进入本世纪以来，思考东方文明的特性及其现代走向就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学者的问题。有人认为，历史可分为神权、玄想、科学三时期，东方文明是第二期文明，西方文明是第三期文明，按文明进化的趋势，东方文明“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常乃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也有人认为，东方是静的文明，重自然，崇尚与世无争，西方是动的文明，重人为，崇拜竞争之胜利；西方文明浓郁如酒，腴美如肉，东方文明淡泊如水，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这是主张用东方文明去救济西方文明（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显然，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发达，相信其未来对东方文明的依赖，这代表了一种相当“东方式”的看法，即“以不变应万变”，即相信在西方的“现代”之后会回归东方的“传统”。 二、现代化是东方舞蹈不可回避的课题
“现代化”作为当代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最关注的课题，是因为它标志着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性趋势。这一趋势是人类在科技革命导引下而发生的社会形变。东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肇因、价值抉择、经济发展、文化变革都很不相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为了民族复兴，中国不能不以西方为参照来选择“现代化”；但作为救亡之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又需通过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来获得现代化的动力，这又势必强化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要选择西方，一方面又要强化东方，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基本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点在于，我们如何从东方传统中获取“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又不受制于东方传统之保守的情性。东方舞蹈的“现代化”要正视自身经济及文化现代化运动的现实，但却不能忘却东方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乃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这当然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的振兴。
我们想以中国舞蹈作为一个个例，追溯一下它近世以来与西方舞蹈的碰撞。在近代以来，是清末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裕容龄（其父为清王朝驻法公使）首先把西方古典舞蹈——芭蕾带进了内宫，为近代中国撩开了西方舞蹈文化的面纱。大约在本世纪30年代，被称为“中国现代舞第一人”的吴晓邦在中国上海首演了他的“现代舞”，他从他的日本教师江口隆哉那儿习得了玛丽·魏格曼（德国现代舞先驱）的舞蹈方法，据说首演时的观众也只有1人，并且是一位波兰籍女士。可以说，在中国推翻王朝和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这两次碰撞（无论是西方的古典舞蹈还是现代舞蹈）仅仅是在舞蹈史家的笔端留下了一丝擦痕。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需求，个人的文化行为很难形成气候。自50年代以来，新中国在光大传统舞蹈文化的同时，也接纳着外来的舞蹈文化：50年代主要是接纳了俄罗斯古典芭蕾，80年代则主要是接纳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现代舞蹈。需要说明的是，芭蕾作为西方古典舞蹈，最初也被中国的观众误读过，叫做“大腿满台跑，观众受不了”。看一种文化传统，结果只看见“大腿”，很能说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时的极端排斥心理。但“文革”期间，两出“革命芭蕾”（《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却成了当时舞蹈文化沙漠中的金字塔，至今仍被誉为“红色经典”；而由此带来的芭蕾普及运动，使芭蕾以“高雅艺术”的名分在中国被推崇为舞蹈文化金字塔的塔尖。与之有别，西方现代舞蹈在中国一直进不了“主流文化”。我想，这或许与其反美学的艺术主张、拒绝“模式化”的变革意识和极端“个人化”的表达观念有关。在中国，尽管传统舞蹈的当代建设受到过芭蕾艺术观念的影响，尽管芭蕾在表现中国题材时并不拒斥中国“代表性”舞蹈，但二者基本上都恪守着自己的风格体系和美学原则。“现代舞”作为严格意义上（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舞蹈文化，不是一种舞蹈风格模式或体系，它实际上是一种挑战一切传统舞蹈（包括老传统和新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否定他者之时却不能肯定自己，或者说它以否定他者的过程来肯定自身。显然，这种观念不仅会遭到其否定对象抵触，而且与中国文明讲包容、讲共存的内涵相距甚远；与中国舞蹈为了振兴民族文化传统而进行现代抉择的意愿更是背道而驰。
这一个例其实说明，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并不意味着抉择“现代舞”。西方“现代舞”就其本质而言，是西方科技革命以来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精神“理性化”的产物。就文化内涵而言，“理性”是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运动所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这种“理性”对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科技理性，是征服自然而实现人的自由的工具；一方面它又是人文理性，是维系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但是，在工业社会文明的飞速发展中，科技理性在使社会结构高度技术化、组织化之时，导致了人文理性的丧失——“理性”从一种使人走向自由的工具异化为束缚人的自由的羁绊。对应着上述“理性”，“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最自由的躯体蕴藏着最高的智慧”的主张体现出“人文理性”的追求；而稍后的“现代舞理论之父”鲁道夫·冯·拉班“‘力效’（effort）赋予动作活动的含义和表现性”则带有明显的“科技理性”的色彩。作为全方位的现代化运动，已有学者要求在唯有“科技理性”及其引发的“经济冲动力”的当代工业社会中，呼唤重建“宗教冲动力”的“人文理性”，主张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统一（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谈到重建“宗教冲动力”和主张“文化保守主义”，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以至许多东方学者也相信：不久的未来，包括舞蹈在内的世界文化建设会出现“东方主义”的趋向。而对西方文明的自省，东方文明不得不对“现代化”的课题作更深的思考。
三、东方主义与东方舞蹈的新世纪精神
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欧美现代舞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进程中，许多著名的舞者都把目光转向了人类文明的久远传统之中，其中当然也不乏对东方文明的关注：如伊莎多拉·邓肯垂青于古希腊神庙，露丝·圣·丹妮丝神往于古印度女神，玛莎·格雷姆体验过印第安人的激情，默斯·坎宁汉则从中国《易经》中悟到变易的法则……这说明，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根源固然主要在其内部的文化基因，但其“现代”的人文理性的建设，却并不排斥从受其“现代化”科技理性冲击的东方文明中去寻觅触发点。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未来的世界文化建设会出现“东方主义”的趋向；对我们来说，会否出现“东方主义”趋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方舞蹈怎样进行现代抉择并从而体现出新世纪精神。
我们还是想回到中国舞蹈的界域内来谈这个问题。在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80年代以来），有学者指出因“人文理性”建设的缺席，国民心态产生了一些负面倾向，如物欲化倾向、躁动化倾向、冷漠化倾向和粗鄙化倾向。而在相当一个时期，躁动、冷漠、非人化和反经典也成为我们年轻的“现代”舞者们的一种时尚。他们认为，这就是“现代舞”，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时尚”折射了国民心态的负面倾向同时也加重了负面的国民心态的倾斜；他们当然更没有意识到，中国舞蹈由于他们缺乏文化批判意识的抉择，不仅不能互补于“科技理性”而激荡的中国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会由于其“反人文理性”的偏颇而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在中国舞蹈的现代抉择中，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现实是，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的人，是有着深刻的伦理型文化烙印的。在吴晓邦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调节着的价值抉择：30年代前后，晓邦先生先后三次发表他的“现代舞”作品，主要是通过现代舞的技法表达他内心的苦闷；他这一阶段的“苦闷”不仅是对世界现代化趋势中“中国的迟滞”的苦闷而且也是对自己这一“苦闷”的表达难觅知音的苦闷。稍后，晓邦先生投入到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运动中，发表的作品已不是一己的心语而是大众的呼声，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体现出“人文理性”的张扬并以此构成他这一阶段作品的显著特征。50年代中后期，晓邦先生建立个人风格的“天马舞蹈工作室”，作品大都是根据中国古代名曲来编舞，体现出伦理型文化境遇中的人生慰藉和人格追求。作为晓邦先生舞蹈创作实践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价值抉择，其人生慰藉和人格追求的本质是“和”，这不失为中国舞蹈现代抉择的一种范式。
实际上，自80年代中国加大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以来，中国舞蹈的主流仍然体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表现之一是持久的“舞蹈仿古风”。此“风”以《丝路花雨》再现盛唐舞风为起始，上溯大秦的《秦俑魂》，下追满清的《清宫行》，始而表现一种历史的开放精神终而表现一种自足的闭关心态，说明“人文理性”有追随“科技理性”的一面，但又很容易与之相悖离。表现之二是无边的“舞蹈地域潮”。此“潮”以《黄河儿女情》再现三晋民俗为起始，东来《太湖鱼米乡》，南来《长长的红背带》，西来《西出阳关》，北来《月牙五更》……四面八方都弥漫着对农耕文明及其基础上的伦理型文化的依恋。表现之三是高扬的“芭蕾经典热”。《天鹅湖》一演再演，《胡桃夹子》、《吉赛尔》、《睡美人》接踵而来，“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也加盟助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中国舞蹈现代抉择的主流形态，但这种“保守”主要体现为对人的传统伦理需求的关怀而并非拘泥于某些传统舞蹈的形态。
我们之所以在论及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时正视中国舞蹈现时代“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趋向，是因为我们无法忘怀中国文化现代抉择的难题，即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传统人文价值不受侵蚀？这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即使在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中，也不能不审慎地思考自身的价值抉择。说到底，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是作为“人文理性”的文化价值抉择。根据艾略特“文化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的观念，一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精神理想作为其创造源泉，文化的进化不可能不是传统的绵延。包括中国舞蹈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同样需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在中国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理想可以在凝聚民族和变革文化中产生巨大的作用。就中国舞蹈的现状而言，我觉得不用排斥有舞者引借或照搬西方现代舞蹈，舞者特有的文化基因及其展演的社会背景自然会对其发生影响而使其产生变异——这种变异当然不是回到中国舞蹈的传统审美范式之中，而是当代中国人重新设计自身发展前景中的审美需求。同时，由于这样一种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舞蹈艺术的流传，中国传统舞蹈至少有了某种“现代抉择”及与世界接轨的参照。这将会为中国舞蹈的现代抉择提供更多方法论的参考，使之在多元的抉择中产生中国舞蹈“重新设计”的多样化；对于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我也做如是观。东方舞蹈未来可能怎样？我想它应当具有“和”的品质，它应当是能互补于“科技理性”的“人文理性”。如果说，西方现代化不能从自身文明中解决“科技理性”对“人文理性”的羁绊，那么，包括东方舞蹈在内的东方文化的新世纪精神倒不妨去为西方作一参照。至于在未来世界的文化建设中是否会出现“东方主义”，我以为不必介意；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应当相信，为人类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东方文明不会不在新世纪中发挥它应有的精神动力。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