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契约模式及其超越——剖析雅克#183;比岱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契约论文,雅克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4-0017-04
雅克·比岱(注：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和“国际马克思会议”负责人，巴黎第十大 学哲学教授。)教授在《总体理论》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从宣称结构(注： 宣称结构，比岱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宣告的结构，它的意思是人权的宣言，我国理论界 又译为元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比岱认为，对于纷争的政治实践，人们只 有从它的起点开始进行认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样的起点也就是当代社会的 起点，比岱称之为“宣称结构”，即“自然(理性)规律”。在他看来，从自然(理性)规 律的角度，当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一个倒置，即一个“颠倒的世界”。并 认为只有从这一起点开始，人们才能够考虑，如何让这一颠倒的世界重新用脚站立。
一、两种契约模式的涵义
比岱的分析首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入手，在他看来，《资本论》的第一部分从抽 象价值的意义上论证了市场所体现出来的是生产的自由和理性的逻辑关系；第二部分界 定了由市场关系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第三部分从榨取剩余价值的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 阶级结构。这样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和平等的市场关系是如何走向了强制和剥 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动力将最终导致自我超越。随着资本的集中，市场的 作用日益减弱，而生产的政府组织程度，以及其他合作形式日益增强，同时工人阶级在 数量上有所增长，在竞争力上有所壮大，从而有能力夺取生产的管理领域，为社会主义 创造条件，例如，伴随着直接的公共交往和透明度的增强，进入生产的民主管理程序。
然而，比岱以前苏联为例说明，在现实中，20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导致了怎样一 个新的阶级社会。比岱认为人们因此需要回到马克思，并且回到他由此出发建立整个理 论体系的起点去重新认识问题。这样的起点在他看来或许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大纲》中通过鲁滨逊和他的孤岛所假设的直接性，当代社会的复杂关系被认为是由这 种直接性向间接性发展而来的结果。
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间接性，一是市场，它产生资本主义；一是计划和 政府组织，它产生社会主义。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因此是直接性(程序)和间接性(市场 和政府组织)矩形理论的发明人，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社会学和当代从纬伯伦到威廉姆的 异化经济理论等等都是由此发展而来。
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描述了两个间接性(或称中介)的历史进程，从市场引出政 府组织计划，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比岱认为，实际上这两个中介，即市场所依赖的个 人之间的契约和政府管理组织所依赖的中央契约，不应该从假设的历史进程，而应该从 其相互蕴涵的建构中加以认识。因为它们不是纵向的历史关系，而是横向的同时性关系 。他认为有必要对《资本论》的理论建构进行重新认识，因为当代宣称结构不能够局限 于市场形式，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综合形式，包含着市场和政府组织计划这两个“中介 ”。
个人之间的契约模式(市场)和中央契约模式(政府组织计划)之间的关系既是当代政治 哲学的基本概念，又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宣称结构 的体系体现了这两个相应的“方面”。政治方面，或者说理性方面：体现了个人之间的 契约和中央契约之间的两端差异。经济方面，或者说理解的方面：体现了市场和政府组 织合作的联系方式，这是当代生产关系的前提。
比岱从这一意义上，基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概念，提出了经济理论的重建，从契约的 角度揭示了当代劳动组合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将经济和政治加以分割的方法相反，比岱 揭示了在认识论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并且相互界定)的市场和政府组织。区别仅仅在于 ，经济方面的理解对这两种模式的结合提供一种“理性的协调”；而政治方面的理解则 是批判性的，在那里，个人之间的契约和中央契约是相互冲突的。
宣称结构体现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和市场和政府组织两端之间的关系， 这两端都是直接交往程序的中介。
二、契约模式与阶级结构的形成
在比岱看来，当代宣称结构的假设，作为历史性的宣言，只是在颠倒了的结构体制下 发出的呼唤。宣称结构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就是当代阶级结构。因此当代社会是一个阶 级社会，在这样的阶级社会中，人们假设市场机制是服从中央契约的，它在既有的不平 等和私有财产关系中运行。这种关系的前提是：我的就是我的。一些人拥有生产手段， 另一些人没有。市场政府组织和中央政府组织都是中介，中介不是制度，是一个机制， 这一机制受着财产关系的约束。然而，比岱认为不仅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市场 才产生阶级，他以前苏联为例说明，中央政府组织也同样产生阶级。从剥削的逻辑程序 来看，是资本将市场和政府组织联系起来。当代阶级结构基于这两个中介复杂的相互作 用，这就是产生阶级的因素。这样的阶级因素，以市场和政府组织为轴心向四周播散， 无论这一具有控制力的契约合作是基于市场(农场、小型贸易、小型服务行业的生产者 等等)，或者是基于政府组织(各种管理模式)。比岱认为工人在这样的处境中具有自己 特殊的位置，他们同时处在公司或管理领域，以及市场这一金字塔般的政府组织中。
市场和政府组织是形成阶级的两个因素，与主导社会的两种逻辑相呼应，分别基于两 种不同的资本占有形式，即占有资本的两种类型，占有者因此构成了统治阶级。这里比 岱将资本视为合法的经济手段，并分别将这两种形式称之为“财产”和“资格”。他认 为，第一个术语是普通用法，第二个术语是针对中央统治而言。
人们可以在双重的资本统治形式中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程序，即财产资本(马克思语 )和资格资本(Bourdieu语)，他们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与此相应，形成了具有不同原 则的政治派别：即基于私有财产的传统右派，和形成于公司和管理政府组织阶层的社会 民主派，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逻辑，不是社会的再生产，而是资本的再生产、是资本的积 累。它摧毁和排除一切障碍，但是它不能够回避宣称结构的假设，并且排除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历史不仅仅是资本的历史，同样是人民的历史。
由于人民被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者，并且由于人们的理性因素(rational)只 有通过其理解因素(reasonable)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平等的契约原则被践踏，即在阶 级结构的条件下，这种理性的批判提出了恢复自由和平等的要求。因此，由于被压迫者 的愤怒和不满，当代的阶级结构是阶级斗争的结构。
三、契约模式向世界范围的延伸
然而，宣称结构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比岱认为，对宣称结构的抽象界定，说明 了当代社会关系的自然属性将在“世界体系”中继续得到发展，当代世界只是世界总体 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历史不仅起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同时体现为在复杂 的地理区域等级中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控制。从其内部来说，每一个民族国家体现 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市场——政府组织模式；从其外部来说，又通过市场关系与其邻居相 连接，在这里市场不再是与其内部的政府组织相对而言。
在世界体系中，市场只是与民族国家的中央形成对象性关系，而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力 并没有在世界体系的范围内被普遍的共同意志所认可，并得到控制。帝国主义就是这一 程序的补充。
比岱因此将当今世界称之为世界体系的超现代时期，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表 现为欧共体和国际“体制”。根据他们所认可的、具有争议性的普遍立法，那些政府组 织(机构，尤其是WTO)形成了超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温床，它们作为世界帝国主义体系 的中央机器而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是私有机构的存在，例如伦敦仲裁法院，它控制着 各个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关系。这些机构除了它们的私有性质，并不亚于国家机器 ，即世界阶级的国家机器。它们所起的作用不是没有国家的法律，而是没有法律的国家 。目前全球市场关系被看作是“自然理性规则”，这是合法规则的反面。这样一个假设 的“规则”不仅仅适用于资本家，同样适用于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它的存在仅仅因为 世界阶级权力的存在。
正如“统治阶级”只是在占有充满矛盾的国家机器并服从于大多数人的条件下，才能 进行统治一样，统治国家也只能通过权威进行统治，这一权威被假设为具有普遍性，但 是从本质上来说，其统治是富有争议的，是对世界体系的否定。帝国主义实践正是以普 遍性为借口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四、两种契约模式的理论基础
比岱接着分析了两种契约模式，即市场契约和中央契约的理论基础。
市场契约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这又可以区分为理性自由主义和理解自由主义。
他首先批判了理性自由主义的理论：在社会组合二元基础上形成的当代经济体制，揭 示了经济领域的理解因素和政治法律领域的理性因素的同时存在。比岱在这里将理解因 素和理性因素进行区分自然有其道理，前者是立足于个体因素的认识，后者是立足于普 遍性因素的认识。然而仅仅作这一区分并不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他又将理解拓展为三 个成体系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媒介理论”。这些理论渗入于 政治哲学领域。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人们应该在权力效应和市场刺激之间作出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 “选择的社会”。技术关系的成本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例如阶级关系的成本。然而，最 低成本不能够被视为选择的决定因素，至少它所要求的效率必须能够满足理性对普遍性 的要求。理性的概念又不能够取代理解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交易、统治)的内涵，制 度主义理论揭示了由经济向政治的渗透。在制度主义经济学里，在对交易成本的论述中 ，形成了“产权理论”和“媒介理论”，它重申了所有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将公司界定为一种“产权制度”：它体现生产手段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之间的关 系，以及力量和权利之间的特殊关系。马克思在这一合法的制度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 历史合理性”，由此推论出另一个形式，即“公共财产”。马克思已经揭示了为资本主 义进行辩护的产权理论基础。无论怎样，宣称结构对社会合作的两个方面(契约，理性) 和两个终端(个人之间的契约，中央契约)的分析，激励人们再一次在广泛的框架中验证 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即对于谁来说权利必须得到认可，并且是什么样的权利?这正是 目前“新社会主义”研究的问题之一。
比岱同样分析批判了理解自由主义，罗尔斯理论是其代表。与康德关于强制性法律的 陈述比较起来，理解自由主义包含了两个决定性的变革：其一，它强调了经济效率的重 要性；其二，它以“下层社会”为出发点。劣势者(或者弱势者)群体的利益是社会普遍 利益的一部分，以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可以理解为效率。所谓效率 就是从这些最少受惠者的立场来定义的。这使自由主义的原则通过在实践中使弱小者的 利益最大化而超越了自身。这又可以称之为“潜在平等原则”。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够 回答劣势者为什么处于劣势的问题。这是理解自由主义的困境。
集体主义是中央契约的实践原则，这一实践通过消灭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并尝试着 建立完全有政府组织的社会。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有力论证，但是他并没 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理论。前苏东剧变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告别了传统 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说马克思指出了集体主义的发展方向，那么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 缺乏民主，而在于它忽视了宣称结构的矩形，无论怎样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矩形框架内提 出了社会革命的理论。
比岱认为我们批判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从马克思结构的开端(原则上)着手。 所有的困难都存在于开端：马克思在当代阶级结构和市场前提中勾画了这样的关系，这 种关系被假设为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当代社会的前提同样是有规划的，它涉及到中央契 约和个人之间的契约。阶级关系的颠倒通过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体现：用“中央契 约”取代他们的权力(通过他们所建立的法律)，工人得到了其劳动力的“财产”，并且 工资关系不再被贬低为仅仅是市场因素。仅仅是这一理由使得“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 历史阶段是可能的，在这一阶段，生产仍然通过市场——政府组织之间的组合而进行， 这仍然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
比岱尝试着分析前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以中介的一 端——政府组织为媒介，其结果仍然是导致了新的阶级分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为 了废除阶级的当代阶级斗争。它与产生阶级结构的两个因素，即市场和政府组织进行斗 争，这两个因素同时是理性的社会形式和理解的社会形式。这一斗争并不是要废除市场 和政府组织本身，而是废除它们所引起的阶级关系。它力图通过对生产手段、产品交换 和公共媒体进行有效的控制、使用和管理，把经济控制在公共财产的范围内，并使其附 属于理性政治。社会主义尽可能地倾向于公共计划，它排除市场关系及其所产生的拜物 教。国家原则上占有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或者参与其资本)，并且自我管理。
比岱认为共产主义是超越于计划和市场的组合，它在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合方式 中发展，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与人们的实际劳动相分离，这使得普遍的教育、收入、物 质条件和平等的分配环境等等获得保证。马克思所假设的共产主义产生于当代的阶级斗 争，它的目的是超越中介(市场和政府组织)，致力于直接、透明的民主程序。
比岱试图用市场与政府组织这样两种不同的契约模式来概括资本主义和前苏联式的传 统社会主义，他的分析说明以消除阶级为使命、排除市场关系的前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 同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分化。试图以此说明借助于社会中介，或者间接性的市场和政府组 织模式都是阶级产生的温床。
五、对程序伦理的批判
我们可以将比岱的分析归结为，通过对宣称结构的分析批判中介因素，这一结构通过 在三个要素中取得平衡而使得当代社会对人权自由、平等和理性的要求更加彻底，这三 个要素是：(1)交往程序的地位，根据这一地位“我们在程序的模式中取得合作”；(2) 契约宣称，通过这一宣称“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自由、平等和理性的”；(3)对平等的界 定，根据这一界定，“世界平等地属于大家”。如果人们不能够自由地使用这个世界的 某一部分，就不能自由地订立合同，这关系到每一个人。
比岱认为宣称结构的前提中包含着对程序伦理的批判，这一理论假设了无政府——斯 宾诺莎主义者的要求：即任何权力和财产的不平等，如果不能改善底层人群的处境，就 必须被废除。这也就是所谓“潜在平等的原则”，即“普遍性是由那些处境较差的人的 观点所决定的”。与此相关的正义原则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从普遍性原则出 发，底层人民是上层人所不能够排斥和坚不可摧的。这不是一个超越契约原则的前提条 件，而是对交往境域的假设，蕴含着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流，它排除所有的强制性。这 多少使人想起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哈贝马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前提并没有异议，然 而这样的前提接受既成的阶级差异。
不过比岱却对此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根据程序伦理的观点，其理论深处蕴涵着这 样的允诺，即“我们承认世界是属于权力者的，我们只是要求他们赋予我们自由和民主 ，这将使我们能够达到共同点”。然而卢梭曾经对此批判，认为交易契约显然是一个奴 役性契约。
比岱认为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人们必须接受不同的前提：即，严格说来，如果不直接 从普遍原则的程序出发，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商量的。在他看来，这样的程序涉及到的 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废除任何不平等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底层的人们不能够找到提高自己权力的必要条件。这样，比岱就从马 克思的立场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程序伦理，不仅仅将平等界定为程序交往的自由和平等， 这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同时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前提的平等，这体现在人与物 之间的关系之中，即“世界平等地属于大家”。前者实际上受着后者的制约。
这样，同样以契约原则为前提，比岱作出了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推论。在他看来，在当 今世界，如果说契约原则主宰了政治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那么其理由并不是像自由主义 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契约原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经济剥削、政治主宰和世界霸权所 展示出来的恰恰是契约原则的悖论和局限性，是其原则——自由和平等关系的颠倒。
比岱将这一颠倒现象的原因理解为：正是“中介”契约产生了主宰、压迫、剥削和排 斥的因素。当今世界的结构关系(或当代阶级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市场和政府组织)和 世界体系(霸权现象和世界暴力)，只能被理解为宣称结构的颠倒。在他看来，人类社会 在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最终解放意味着直接交往关系和在公共领域中商议民主的建立，这 是对既有契约模式的超越。
比岱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基础，对20世纪末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思 考，对前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从中介契约的意义上进行了分析批判，同样把 它看作是产生阶级的因素。该理论框架的形成说明比岱的思想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放弃了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罗尔斯正义理论加以协调 的尝试，着手对自由主义理论基础进行批判，这一观点的转变，产生于他对契约原则局 限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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