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辛国变期间京官生态研究综述*
孙 凯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 历年以来，对于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是，在过去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大多将研究侧重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把庚子事变看成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决。近年来，借着国家清史工程的东风，不断有新的档案史料被挖掘出版，庚子事变的研究视野也得以逐步拓宽，且不断深入和细化。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对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动向细节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为探讨庚子国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庚辛国变；京官生态；研究综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出逃，连预先指定的随扈各员也未及全部跟出，数千名大小臣工困守京城，出逃无门。他们之中或自杀殉国以全名节，或南下避难以求生机，或株守城内静待和局，或随扈西行以保忠义，走与不走，走向何方？这一权衡过程可能造就他们截然不同的行为动向和求生逻辑，也体现出京官在生命安全、官位得失，乃至朝廷民族大义之间的利弊权衡。但追根溯源这到底是他们的个人选择，抑或是受到其他外力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这场巨变中只能被动承受这一历史浩劫的普通京官的活动、经历、心态进行深度剖析。
毋容置疑的是，庚辛国变期间的“京官”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也是在特殊历史情况下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体上承受着奔走离散的痛苦，精神上承受着家破国亡的冲击。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庚子年的京官而言，庚子国变都意味着不同的生命经历和人生体验。以往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多侧重于宏大叙事，而对于运动中的具体人物特别是中下层京官关注较少，也没有把这一时期的京官当成一个整体来考察。而且关于这一方面的的档案资料多不胜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讲，这一群体的动向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一、庚辛国变的宏观研究
就庚辛国变的宏观研究而言，过去多将庚子国变的研究依附于义和团研究当中，中国史学会编就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中辑有《义和团书目解题》一书，与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在2000年出版的《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中的《百年论著目录》是目前搜罗最富、范围最广的两种义和团材料研究书目，尤其是后者，对义和团运动的百年研究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与述评，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的主要问题得以基本厘清。[1,2]
随着近年来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史实重建”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其中尤以戴海斌的研究最为突出，戴氏以他的博士论文《东南督抚与晚清政局》发轫，陆续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庚子事变的实证论文，一反常态地将目光聚焦在清廷一方，为我们完整勾勒出庚辛国变期间清廷对于事变的因应处理及基本的行政策略。其发表在《清史研究》上的《“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一文主要把目光聚焦在两宫西狩后至奕劻回京前的二十余日里留守京城的大小臣工与联军的交涉，对奕劻回京后的外交行为着墨不多。[3]此后朱英、唐论发表在《史学集刊》上的《奕劻与庚辛议和》一文则补齐了这一研究短板，将问题的重心指向两宫西狩后滞留京师的官员急切敦请庆亲王奕劻回京主持大局的一系列行动及奕劻回京后的外交活动。他们认为奕劻在李鸿章回京前的议和表现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和祖宗基业为宗旨，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两篇文章合起来为我们理清了庆王回京前后各级京官的基本政治动向及对外交往情况。[4]过去的研究多认为辛丑议和是在李鸿章回京后展开的，对奕劻回京前后的外交活动置若罔闻，对以崑冈、徐郙为首的留京官员的外交活动更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这样就造成了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两宫西狩到李鸿章闰八月十八日回京这一段时间的真空和断裂。上述学者利用一手的档案资料很好地对这一时间段进行了弥合修补，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除上述两篇文章外，韩策的《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东南督抚辛丑议和与清廷“三角政治”》、王刚的《从枢臣、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的互动看〈辛丑条约〉的形成》等文章也涉及到了京官博弈。文章大致梳理了全权大臣、东南督抚、行在朝廷三者关系的前后演变，认为《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基于自身立场互相角力的结果，而这一时期行在中枢则扮演着调和双方的角色。但由于篇幅限制，文章未对“留京官员”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进行深入分析，也未把“京官群体”放到整个历史大环境下进行考察。[5,6]笔者在耙梳了与庚子事变相关的档案、日记、笔记后发现，庚子国变后“留京官员”群体之间内部联络较为频繁，与行在朝廷、全权大臣、东南督抚、驻外使臣之间的互动也时而有之，这些都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没有注意到的。此外陆玉芹的《穿越历史的忠奸之辩——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戴海斌的《东南督抚与庚子事变》、郭继武的《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徐锋华的《中外激荡下李鸿章的北上心态与庚子政情》等专著、论文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庚子事变爆发的前因后果及清廷上层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这些文章大多将论述的重心放在慈禧、光绪、荣禄、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上层大员的身上，对影响政局有限且只能被动承受国变恶果的中下层京官群体没有充分涉及和论述。[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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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庚子西狩”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期间东南各省官绅合力援救被困于京津地区的官民的救援行动关注颇多，其中尤以冯志阳的博士学位论文《庚子救援研究》最为全面细致。该文以陆树藩的《救济日记》、救济善会征信录《救济文牍》为主干史料，辅以《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上海图书馆藏“盛档”等资料，对庚子救援的缘起、组织、过程、结果等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讨论，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庚子救援的全貌和本来面目。[36]此外，池子华新近发表的《庚子救援：成功背后的无奈与辛酸——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人道行动述论》也将目光聚焦在庚子救援，因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所以自然把文章的侧重点落在探讨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初创与影响上，把东南士绅陆树藩、严新厚主持的庚子救援看作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37]此外还有很多文章涉及到庚子救援，冯志阳已在他的论文中有过详细的梳理，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从学术脉络上来看，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大多将庚子救援置于地方灾荒史、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范畴去考察，而上述文章大多又是以救援的一方即东南官绅的行为动向为切入点，对被救援的这些士民官绅当时的行为动向和心理状态则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也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的探讨空间。
对于清代京官特别是宣南地区京官的士林交游历来是学界考察的重点，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这里我只对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专著进行列举分析。魏泉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和赵雅丽的《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利用晚清文人日记和档案资料生动描摹了晚清城外宣南地区文人群体的交游方式与政治生态。[24,25]伍珺涵的《晚清中层京官的社会交往——以朱学勤为中心》、王新迎的《清代京官团拜活动研究》、刘凤云的《从清代京官的资历、能力和俸禄看官场中的潜规则》、王刚的《论晚清官场中的请托——基于〈荣禄存札〉的分析》、李文海、赵晓华的《晚清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张一驰的《京官社交网络与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为例》、杨国强的《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等文章则以档案日记为依据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清代官场基本生态环境及清官在交往过程中所秉持的准则和技巧。[26,27,28,29,30,31,32]当时京官本就清苦，五品的实缺官一年的俸禄不足一百两，候补官员则还要减半，靠捐纳起家的官员则官俸全无，平时只能依靠外官的冰敬、炭敬、别敬和印结费为生，由于官员在京应酬较多，经济入不敷出是经常的事情，多数京官靠借贷为生。早在1970年代，台湾史学家张德昌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对京官的经济生活进行研究，其专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以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为主要史料依据，用计量史学的方法为我们再现了清季一个京官的吃穿用度和社会交游活动。[33]刘锦的《晚清一个官宦子弟的经历和思考——孙宝瑄研究(1893—1902)》则主要利用的是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又辅助了其他报刊资料，为我们叙述了1893年到1902年间孙宝瑄的人生轨迹，并以孙氏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34]青年学者张宏杰的博士论文《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京官的收与支》则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京官时期曾国藩的基本生活状况和交游状况，这在之前的曾国藩研究中是没有过的。[35]
翻译心理学是“应用性质的学科，是将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学科”。[4]任何交际或翻译都只能表达部分意思，有些意思在交际或翻译过程中丧失了。因此，如何表达原语意义完全取决于译者。
另外雷亚妮的《庚子大旱对陕西的影响及应灾成效的探讨》将重点放在灾荒的本身和社会赈济活动上，没有体现行在朝廷对西安当地的盘剥和朝廷对于灾荒的救济。[22]而陈德鹏的《慈禧、光绪“庚子西狩”对河南民间的骚扰》与上文所关注的重点则截然相反，将矛头直指“两宫西狩”，把庚子年河南民间遭受兵差滋扰之苦、供奉粮饷之难和迎接回銮之累皆归之于“庚子西狩”，未免有失偏颇，不够客观。[23]
论文研究方面。高丽丽的《“西巡”时期清政府施政状况考察》主要探讨和介绍了清廷“西巡”时期的施政要项、施政方式及对施政的影响。[20]郭媛的硕士学位论文《慈禧“西狩”与清末新政的肇始》则主要对两宫“西狩”“回銮”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拓展，结尾部分又论述了慈禧经历庚辛之变与清末新政肇始之间的关系。文章资料扎实，考证充分，并利用表格为我们直观地呈现出西巡、回銮期间详细的时间、地点、大事记，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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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史研究的带动下北京史的研究开始逐渐复苏，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为主导，出版了一系列北京史研究著作，此外各个领域也加入到研究的行列，民族史研究、少数民族史研究、城市史研究、历史地理学、中外交流史、经济史、文化史尤其是北京会馆史等多学科的融入使得北京史研究更加丰实和多元，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研究态势。
近年来的学术专著主要有孙丽萍、陕劲松的《流亡日志：慈禧在山西的33天》，该书将目光专注于山西一省，以山西一省之个例，以小见大地对“庚子西狩”的全局性样貌进行观测，为后续的细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18]杨红林的《慈禧回銮——1901年的一次特殊旅行》以外国记者拍摄的大量慈禧回銮时的照片为基本史料，并结合其它档案资料对这些照片进行详细的解析和考证，图文并茂地为我们展现慈禧回銮的全面貌，是近年来庚子事变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19]
三、京官的士林交游及生活状况研究
史料专著方面。目前国内对该题的相关研究多是以怀来知县吴永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为基础的，“庚子西狩”期间，吴永因在“西狩”途中首次接驾，获得慈禧宠识并始终得以伴驾西行。该书由吴永口述，刘治襄整理，对“西狩”途中的遭遇进行了全方位的描摹和解读，是研究“庚子西狩”和义和团运动不可多得的史料。[11]吴庆坻《庚子十二月赴行在日记》、文悌《庚子西幸纪程》、日人吉田良太郎《西巡回銮始末记》、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优钵罗斋《回銮纪事》、岳超《庚子—辛丑随銮纪实》、王文韶《庚子两宫蒙尘纪实》等过往史料皆涉及到庚子年慈禧西狩的基本情况，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撑，与传统的档案奏折互证后，基本能够还原出庚子年间慈禧西狩的来龙去脉。[12,13,14,15,16,17]
四、庚子北上救援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庚子西狩”的研究多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相关，多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一个分支。近年来随着“史实重建”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于“庚子事变”的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拓宽、细化，关于“庚子西狩”的研究渐渐脱离义和团研究范式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课题，但仍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深入。
五、庚辛国变期间的北京城研究
“慕课”是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不论何时何地教授者与被教授者都可通过某一个共同话题联系起来，并进行互动、探讨等。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要想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将青年教师培养成“双师型”教师，就必须通过“慕课”的形式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同时，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还应借助网络资源让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与青年教师通过“慕课”进行探讨，这对“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涉及到庚辛国变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姜纬堂的《旧京述闻》、王德威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王岗的《北京城市生活史》、张善培的《老北京的记忆》、王宏伟的《晚清北京社会救济制度研究》、王洪兵的《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蒋薇的《清末北京城市治安管理制度研究》等论文、专著或辟专章对庚辛国变期间北京城的整体面相进行描画，或就细节问题进行尝试性讨论。[38,39,40,41,42,43,44]
2016年北京史学论坛的召开涌现出一批青年北京史研究学者，他们发表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文章，与庚辛国变期间北京城相关的文章也有不少，其中尤以周增光的《庚子事变前后北京的社会救济与政府行为》、张建斌的《晚清政府的一次救市——以“庚子之变”中“四恒”钱庄为中心》、贾琳的《庚子事变中的北京城》最为精彩，三篇文章从两宫西狩前的社会救济、政府救市到联军入城后的京师破败为我们完整地构建出了庚子西狩前后北京城的基本状况和上层试图挽救北京乱象所作出的努力，这在之前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45,46,47]
除此之外，近来的研究也打破了以往对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的一元叙事结构，利用翔实的史料对联军占领时期的北京城进行了重新解构与建构。毛树华的《庚子事变后陈璧对北京城的恢复》和孙丽丹的《义和团时期的陈璧研究》利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中的《陈璧档》为主干史料，为我们再现了时任顺天府尹的陈璧如何与联军展开合作，进一步稳定京内局势并对大小臣工及城内普通百姓进行社会救济，及至后来各占领区的安民公所成立，这些事物才交由安民公所具体处理。[48,49]关于安民公所的性质和作用，金泽璟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期安民公所的设立》和腾德永的《安民公所与北京近代环卫事业的进步》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文章中提到安民公所是在留京政府官员的支持下，由各占领区的官绅出面，通过各占领当局的认准而成立的，它不仅维持了城市秩序，而且处在联军当局与留京政府中间，起到中间带和缓和矛盾的作用。[50,51]安民公所等机构的设立对北京道路交通、通信电灯、警政制度、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改革，从近代化的角度而言，联军在北京的统治及安民公所的成立在客观上为北京的近代化作出了些许贡献，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但是从民族感情上来讲，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应该坚决抵制。
六、庚子时期中下层士民心态研究
心态史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在我国的发展时间相对较晚，但是近几年来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涉及近代个体人物、士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大众阶层的心态研究以及宏观心态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庚子时期官绅士民的心态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胡成的《可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郭道平的《庚子之变中的联军统治与国人心态》等文章主要利用杨典诰的《庚子大事记》和《恽毓鼎澄斋日记》、仲芳氏的《庚子记事》以及《王大点庚子日记》等比较私人化的记录，阐述了普通人眼中的庚子事变，与以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宏大叙事不同，在该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小人物在庚子国变中的身世浮沉。[52,53]另外，黎仁凯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袁志海的《义和团时期京津下层平民心态研究》及李文海、刘仰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等文章则主要侧重于分析义和团运动时期下层民众的基本心理状态，认为维持生存才是民众生活的首要目的，国家兴亡存废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54,55,56,57]杨国强的《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和张鸣的《世纪末的看客》则对庚子年间整个中国的世道人心及变化进行详尽描摹与刻画，将当时的中国底层的社会情况真切地呈现了出来。[58,59]郭道平的《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欧轶松的《文学中的国变众生相——基于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的探讨》则借助时人诗词歌赋，用文学的手段再现了庚子国变下的众生相。[60,61]但这两篇文章都是文学性质的论文，其侧重点在于分析诗词的文学特征，史学价值有所削弱。此外，文学界的陈平原、夏晓虹等学者开始关注近代北京的报刊资料，并由他们主导开始陆续整理出版，为庚子国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
综上所述，目前史学界对于庚子事变，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大的研究方向基本底定，基本问题大多已经厘清。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逐渐拓宽，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对庚子事变时期的清廷内部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庚子西狩研究”在丰富的史料支撑下，研究不断细化，基本厘清了整个“西狩”行动的来龙去脉，还对西安行在的施政方针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有意识地将“西狩”与灾荒研究连接起来考察，为庚子事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样庚子事变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戴海斌、冯志阳、唐论、王刚等一大批青年学者，在占有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用实证的方法对庚子时期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和史实重建，为我们了解庚子事变的多种面向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史学界对于庚子事变中“京官”的动向研究还处在相对薄弱的阶段，研究较为单一，或侧重于庚子国变上层的宏大叙事、或倾向于庚子国变中下层民众的心理状态及众生相、或将重点放在晚清京官生活状态和交游方式。对于庚子国变期间留守京师的这些中下层官员没有形成群体认识，只对他们进行个案分析，对“庚子西狩”后的京官群体动向全然没有涉及。围绕庚子国变期间的“京官”群体，对1900—1901年发生在北京的这一场历史浩劫进行细化研究，以京官的视角去窥探这场运动的本相，还原庚辛国变期间“京官”在历史旋涡中的跌宕起伏和心态演变，突破民国以来个人日记、笔记对个人的自我形塑。这对全方位了解当时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及庚子事变的发展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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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es on Beijing Officials ’Ecology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SUN Ka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 There have been a great many of the researches on Yihetuan Movement and Boxer Rebellion over the years. However, in the past research process, scholars focused mostly on Yihetuan Movement and Sieg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tions, and regarded the Boxer Rebellion as the confrontations between aggression and anti-aggression, justice and injustice. In recent years, new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excavated and published, and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the Boxer Rebellion has been gradually broadened, deepened and refined with the help of national project of Qing history. Historians begin to study and analyze deeply the details of movements in internal Qi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which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Boxer Rebellion.
Keywords : Boxer Rebellion; Beijing officials’ ecology; review of researches
*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庚辛国变期间“留京官员”动向研究》(CXZZSS2018015)。
标签：庚辛国变论文; 京官生态论文; 研究综述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