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述安[1]2003年在《澧县果树生产现状及其发展对策》文中指出澧县是我省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农业大县，全县管辖32个乡镇，10个农(林)场，总人口87.8万，其中农业人口74万。土地总面积208500公顷，其中耕地面积67300公顷。各类果树面积达7000公顷。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50％以上。果树生产在澧县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澧县有发展果树的比较优越的气候条件，近年来果树发展迅速，果品市场前景乐观。随着石门柑橘节的成功举办，对与之毗邻的澧县果树，尤其是柑橘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石门县的柑橘生产的巨大成功为澧县提供了示范，同时更为澧县的果树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外市场，并为澧县果树(主要是柑橘)的扩大生产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澧县的果树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大的果树专业种植户、果树场较少；果树种植总体上是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开始形成初具规模的专业化生产；还没有形成较有名气的果树品牌；外来投资和机关投资是其新兴的生产形式。 全县7000公顷果树当中，柑橘类5338公顷，占76.2％；梨类785公顷，占11.2％；桃李类518公顷，占7.4％，其它果树360公顷，占5.2％。柑橘类中，桠柑1764公顷，温州蜜柑2570公顷，脐橙1004公顷。 技术服务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以政府为主体的推广体系，澧县的果树生产由林业局主管，其主要通过免费向农民提供生产技术资料，并由各个林业站进行技术指导；由科研、教学、和推广等单位组成的专业服务渠道，在澧县主要是以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湖南园艺研究所、常德农校等科研单位与当地政府或果农合作，建设示范基地，进行果树生产技术的推广；以民间经营为主体的社会服务渠道、产后服务体系，果农自发性的进行生产技术的摸索、研究和技术的社会化服务。 澧县果树生产存在的问题：果树专业户生产规模偏小，不能形成龙头产业，发展空间受土地所有权制约；一般果农生产经营极其分散，专业化程度不高；果树生产技术推广受体制、成本、果树行业过高的比较风险等因素的制约；政府的“角色”错位，政府职能的转变跟不上生产形势的要求和时代的变化；果实采后商品化处理薄弱、果树品牌尚属空白；农资物品质量难以保证，农资市场不规范，价格偏高：品种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发挥澧县资源优势。 澧县果树发展对策：加快果树产业化步伐，果树产业化是有效解决澧县果树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衔接这一矛盾的经营体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拥有市场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品牌；完善果树生产技术推广体系，加快科技服务体系的社会化步伐；转变政府职能，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指挥型和审批型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指导型和服务型转变；加强采后商品化处理；发展绿色果品生产；尽快调整当前果树结构不合理现象，充分利用澧县的资源优势。
叶敏[2]2007年在《农民培训的资金来源与调控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培训农民,教育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而资金问题是农民培训的基础,离开一个健全高效的农民培训投资系统的支撑,农民培训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本研究系统阐述了农民培训资金来源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拓展农民培训资金来源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的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及述评,以把握相关研究成果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采用历史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阐述农民培训的资金来源及其调控政策的发展。把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培训活动划为叁个阶段,并具体描述了每一阶段的农民培训资金来源及其调控政策。第叁章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统计分析,阐述农民培训资金来源的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资金投入总量不足、资金来源不稳定、资金投入的区域不协调、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资金来源立法不健全;并进一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欠发达、认识不到位、管理体制不健全、投入机制不完善。第四章采用实地调查法,通过对某县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培训机构以及农户等的访谈,掌握第一手资料,阐述当地农民培训资金来源与调控政策的现状,分析了该县农民培训资金来源与调控政策存在的具体问题。第五章提出了拓展农民培训资金来源的对策建议。本部分试图从五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建立农民培训的激励机制;二是发挥政府投资主导作用;叁是出台支持农民培训的优惠政策;四是发挥舆论的宣传引导作用;五是加快立法进程,实现资金来源的规范化。
张宇驰[3]2017年在《湖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战略分析与模式构建》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的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有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虽然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了显着的提升,但是过去长期粗放式的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等问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发展绿色、生态、环保、节能、无污染的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实现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湖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探索适宜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对湖南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此立论,深入研究湖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问题,全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其次综述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并进行了研究述评。最后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首先对循环经济和农业循环经济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阐述了与之相关的经济理论,包括农业循环经济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资源经济学理论。第叁章为湖南发展区域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战略分析,首先介绍了湖南农业经济的概况,其次阐述了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成效,最后对湖南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进行了战略分析并构建战略选择矩阵。第四章为湖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首先介绍了我国十大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其次构建了湖南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第五章为促进湖南发展区域农业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完善制度标准”、“强化科技驱动,推进工程建设”、“创新组织形式,健全服务体系”、“积极宣传推广,加强统筹协调”等。
韩学文[4]2008年在《湖南城市群林业建设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探索通过林业建设解决城市群环境问题的途径,本文就中外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城市群林业建设进行了研究,并以湖南省叁大城市群为案例,对叁个城市群林业及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运用城市群林业建设理论,从发挥林业生态功能解决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了林业建设对策。主要结果如下:(1)城市群林业建设理念与重点建设区域。城市群林业建设包括城市群森林总体规划,完善水系林网、道路林网和农田林网建设,维护森林健康发挥森林生态、产业功能,总体评价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城市群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其环境建设应以林网化、水网化理念为指导,重点加强城乡过渡带、城郊生态敏感带林业建设;流域两岸的生态隔离林建设;城市群交通干线的防护林建设;湿地生态系统维护与建设等四个重点区域的建设,构筑点、线、面格局中几个关键的“结点”,充分发挥林业在城市群建设中生态和文化功能的发挥。(2)湖南省域城市群区域范围界定及城市群定位。通过对湖南省叁个区域进行经济关联度和等级规模分析得出,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市区、湘潭市区、株洲市区等县区;环洞庭湖城市群包括岳阳、常德、益阳等县区;盆地城市群由衡阳、邵阳、郴州、永州、娄底等5个城市组成。从城市化程度来看,长株潭城市化水平高,城市群发展成熟,处在稳定阶段,属于国家级城市群;环洞庭湖城市化水平较高,处在城市群的发生和提速阶段;盆地区域城市化水平较低,处在城市群的孕育阶段。(3)湖南城市群景观格局及生态用地潜力分析结果。景观斑块类型数量分析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区域以林地斑块类型为基质,核心区域以耕地、林地为主;环洞庭湖城市群整体区和核心区两个范围内耕地斑块类型均为基质,水域面积比例在整体区域和核心区域分别为16.9%和14.9%;盆地城市群林地占总面积比例为47.056%,为整个盆地城市群景观的基质,未利用土地面积比例达到5.572%,可作为潜在的生态用地。景观格局总体分布特征表明,洞庭湖区域、盆地区域的景观异质性较高。湘中区和长株潭地区的景观破碎化程度最高,分别比全省平均值高2.44和1.02,湘南区最低,仅为8.70;不同亚区域景观斑块的景观格局分析表明,洞庭湖丘陵亚区对洞庭湖区域的多样性指数变化起控制作用。叁大城市群在自然资源系统,存在着城市生态用地数量不足等问题;在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存在着生态空间配置失衡等问题;在人类社会系统,存在着城乡产业分布不均等共性问题。通过分析,叁个城市群不合理用地较少,但是针对叁个城市群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的局面,必须要提高城区绿化空间利用效率,利用城镇有限的绿化空间,最大限度地绿化美化优化环境。(4)城市群森林景观格局分析结果。林业用地景观斑块的景观格局分析表明,由于相对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长株潭区域和湘中区域的林业用地的景观破碎化程度最高,湘南区域的破碎化程度相对较低,斑块密度和平均斑块大小分别达到了0.5个/km2、186.57hm2。在亚区域林业用地尺度上分析表明,长株潭区域非核心区对于整个区域的景观破碎化程度起控制作用。叁个城市群林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长株潭城市群存在流域缺乏生态隔离林,主干道等缺乏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建设缺乏引导等问题;环洞庭湖城市群存在总体规划落后,水体污染突出。农田林网的结构趋向简单化,防护效果达不到设计要求,系统功能衰退等问题;盆地城市群存在山区林业遭到无节制的开发,水旱灾害频发。植被破坏导致的表土流失,地力衰退和石漠化危害严重等问题。(5)湖南城市群林业发展对策。对不同城市类型,林业建设应贯彻分类规划、合理布局;依托现有铁路、公路网,大力发展绿色通道工程建设,使绿色通道与生态环境、城乡绿化美化融为一体;提出了建设城郊生态风景游憩园、城郊绿色食品生产园等城郊生态过渡带建设模式;提出了乡村人居林、混农庭院林等乡村林业建设模式;根据环境污染特征与景观需要选择不同功能的树种进行污染防护、环境改善和绿化美化;提出了建成区核心片林配置、公园和广场绿化配置等不同类型城市森林配置技术。①长株潭城市群林业建设对策。做好城市林业的配置与布局,营造以乔木为主、灌木为辅、优化草本地被层的乔灌草叁者相结合的复合型城市森林。建设好江河风光带的水土保持林带;建设好市区内生态隔离林带;倡导绿色旅游观念,保护山地生态环境;完善林业建设保障体系,积极落实相关规划。②环洞庭湖城市群林业建设对策。科学部署环洞庭湖城市群林业格局,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完善防浪林等农田防护林体系;加大抑螺防病的力度,积极开展林业血防工程建设;创新林业发展模式,走林工、林经、林牧、林旅结合之路。③盆地城市群林业建设对策。加大雨雪冰冻灾害森林资源恢复重建力度,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开展矿区及废弃矿山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加大低质低效次生林改造;做好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隔离林,以增强城市(群)的抗灾、防灾能力。
石雪晖, 杨国顺, 钟晓红, 刘昆玉, 熊兴耀[5]2011年在《湖南省葡萄产业发展历程与趋势》文中认为本文介绍了湖南省丰富的地理资源、气候资源、土壤资源、种质资源;总结了该省葡萄产业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湖南省葡萄产业的发展现状,根据鲜食葡萄和葡萄酒的市场状况,针对目前葡萄产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本省葡萄产业应朝着优质化、品牌化、标准化、省力化方向发展。
李昕升[6]2015年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指出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叁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叁,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叁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叁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叁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周刚[7]2008年在《湖南省水土保持林树种选择及配置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水土保持林树种选择及配置模式研究,一直是水土保持学科的重点的和难点之一。湖南水土流失面积达40393km2。水土流失治理已成为湖南生态安全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但其复杂的自然条件给水土保持林树种选择及模式配置带来极大困难。该文对湖南省天然次生林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群落类型中的优势种群间联的测定,明确了次生状况下的天然林内植物种群之间、植物群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掌握了湖南主要植物种群、植物群落沿环境梯度分布的状况。从种群生态学角度剖析了马尾松、黄山松和柏木等12个较典型的优势种群的动态规律,编制了“静态生命表”,为区域水土保持林树种和模式配置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湖南水土流失区的调查和分析,获得了19个主要树种的土壤厚度生态适应极限值。进一步对19个主要树种生长区的土壤不同层次及其厚度与各树种胸径生长量(D5)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土壤厚度(特别是表土层A+B)是影响水土流失区树种生长的主导因子。采用模糊聚类分析将以上主要树种进行了生态适应类型划分。采用母质土类+林分组成复式命名,将调查的湖南主要水土保持林分成了27个类型,按其生态经济特性分成了7个组合类群。明确了影响该省林地土壤水稳性指数和渗透系数的有关因子和3个不同雨强下不同类型林地土壤的水土流失规律及有关因子对土壤侵蚀量的影响与排序。筛选出7个高产型水土保持林类型和13个抗蚀性较强的水土保持林类型。根据上述研究,在板页岩、花岗岩和石灰岩3种地质类型区建立了11个水土保持林配置模式,对其进行定位观测研究发现,在降雨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与对照相比,各水土保持林配置模式均能不同程度的减少地表径流量和产沙量。在水土保持林营造的初期,坡改梯工程措施可极大地增强林地整体的水土保持功能。本研究将为湖南水土保持林的建设提供了实用技术,并为遏止该区域内日趋严重的土地退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减少进入四水和洞庭湖的泥沙等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艳玲[8]2012年在《湖南农业大学葡萄种植技术推广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日益加大。新时期发展农业要求必须改革原有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农技推广体系,发挥所有农技推广机构的合力作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大学作为农业科技产生的摇篮、农业专业化人才的聚集地,应该充分发挥其农技推广的优势和潜能。多年来,全国各农业院校在推广方面不断摸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推广模式,为农村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弥补了原有政府推广体系力量不足的缺陷。但是目前我国农业大学在农技推广体系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推广服务尚未规范化,在工作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湖南农业大学“双百”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葡萄种植技术推广为案例,分析研究农业大学在农技推广服务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具体说来,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和具体的研究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关系辨析本文以技术扩散理论和农民行为改变理论为基础理论；同时界定了“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的概念,阐述了此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第叁章接着分析了农业大学承担起农技推广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介绍了四种典型的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模式。第四章湖南农业大学开展葡萄技术推广服务的实证分析湖南农业大学葡萄技术推广服务无疑是农业大学农技推广的成功案例,但是在实际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调查了作为接受过湖南农业大学葡萄种植技术指导的葡萄种植户,他们的生产管理及技术需求现状；作为技术推广者湖南农业大学葡萄课题组技术推广状况；技术接受者农户对技术推广者推广工作的评价、选择及期望。最终得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发挥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的作用、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推广中仍存在诸多困难的结论。第五章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的问题与对策探讨可持续发展观是当前全球公认的发展理念。因此作者认为,农业大学要想在农技推广服务方面谋求更大的发展,同样应该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实际工作中农业大学所面临的推广困难,然后从宏观政府保障到微观学校操作全面优化农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的内外环境,发挥农业大学在农技推广服务中的最大化力量。
古农[9]2001年在《《农业考古》1991年──2000年一、叁期总目录》文中指出本刊在１９９１年曾经将自１９８１年创刊至１９９０年的《农业考古》总目录 编辑成册，现将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０年的一、叁期目录汇总，以便读者查阅。１９９１年 至２０００年的二、四期（即《中国茶文化专号》）目录已经汇总在１９９５年４期和２０ ０１年２期《农业考古》上发表。
参考文献：
[1]. 澧县果树生产现状及其发展对策[D]. 唐述安. 湖南农业大学. 2003
[2]. 农民培训的资金来源与调控政策研究[D]. 叶敏. 湘潭大学. 2007
[3]. 湖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战略分析与模式构建[D]. 张宇驰. 湖南农业大学. 2017
[4]. 湖南城市群林业建设对策研究[D]. 韩学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08
[5]. 湖南省葡萄产业发展历程与趋势[J]. 石雪晖, 杨国顺, 钟晓红, 刘昆玉, 熊兴耀. 中外葡萄与葡萄酒. 2011
[6].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7]. 湖南省水土保持林树种选择及配置模式研究[D]. 周刚. 北京林业大学. 2008
[8]. 湖南农业大学葡萄种植技术推广服务研究[D]. 韩艳玲. 湖南农业大学. 2012
[9]. 《农业考古》1991年──2000年一、叁期总目录[J]. 古农. 农业考古.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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