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生育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实现对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关于农民为什么要生育的解释是一种前提性认识。已有的解释如“效用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以及“社会—文化”等解释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作者从人不仅是“经济人”、“社会人”，也有对于终极价值追求的认识出发提出，农民的生育需求是一个有着一定内在层次组合的结构化动机体系，如果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序，它们依次为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篇末，作者还就工业化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对这些需求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实现对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关于农民生育行为特别是为什么要生育的解释无疑是一种前提性认识。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理论取向。
（一）“效用最大化”解释。它直接来源于西方人口经济学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代表性的观点有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关于孩子的成本一效用理论、贝克尔（Gary Becker ）的家庭劳动一闲暇选择理论、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的关于生育分析的经济学框架以及考德威尔（John C.Caldwell）关于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等等〔1〕。 尽管上述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人口经济学家在研究角度和分析框架上彼此存有一些差异，但在基本的假设上，都认为经营家庭生活的夫妇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对有限的家庭资源（收入与时间）进行理智的分配与选择使用，以直接间接地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这一目标。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国内的人口研究，尤其是“成本—效用”分析框架，成为我们生育研究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性理论〔2〕。
（二）“社会—文化”解释。显然，单是“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无法充分地解释农民生育中传宗接代这种“香火”观念，一些研究者就从社会—文化因素中来寻找解释。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3〕； 一些论者则认为香火观念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殖崇拜〔4〕； 个别研究者则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作出了倾向于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5〕。
（三）“风险最小化”解释。这种开始受到人们重视的观点认为，在没有社会保障或这种保障处于非常低级状态的中国多数农村，生育子女是父母面临风险时寻求保障的最传统、最方便也是最可靠的途径；在微观层次上，农户的生育决策依据的是“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单一取向的“效用最大化”原则〔6〕。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具体来说：⒈“效用最大化”解释关注的是农民生育的现实理性尤其是实际的经济利益，这固然有一定的根据，但这种将农民当作“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带有偏执的“经济学还原论”倾向：（1）在理念上， 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发达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差别，笼统简化为经济水平的差距，忽视了二者在社会文化上诸如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着的巨大鸿沟，在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的多数中国农村，像孩子的“消费效用”、时间的“影子价格”这种概念是否适用还是个问题；（2 ）由于生不生孩子关联着对于夫妇生命任务与价值的伦理化评判〔7〕， 深受以家族与亲属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影响，使得生育决策的基本单位远不止于夫妻二人。此外，在操作上，在目前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干预前提下，要想区分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及个人因素对于农民生育决策与行为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⒉“风险最小化”解释的价值在于它注意到小农生活的脆弱性，这使得普通农民在生活策略中，必须首先具备“风险”理性。但它的遗憾在于：（1）这只是生育决策的必要条件分析， 它框定了行为的宽泛界限而无法说明具体的行为内容，因而在分析模型的可操作性与精确性上存在较大的缺憾；（2）它强调的是， 如果我们不解决有关风险因素，普通农户的行为很难被整合进政府所期望的政策期望中去，但对于这一步之后农民又会怎么行为，它仍然未能作出解释和预测。⒊“社会—文化”解释强调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然而：（1 ）它尚未能提供一个可供检验的关于生育的观念结构；（2 ）如果想从观念来解释行为，那就需要对这两者间的逻辑过程作出说明，并应考虑行为层面的操作变量与因素，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对“农民为什么生育”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需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主位的理解（Emic Understanding）。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生育究竟满足了农民的哪些需求？ 换句话说，在微观上，农民生育需求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有一个内在的结构？下面，我们将围绕农民的生育需求展开讨论。这里需要作出一些说明。生育需求指人生育的根本动因。在这种动因的驱使下，又可有比较具体的生育态度与生育偏好两个层面的表现。第一层面是“生不生”与“为什么生”的问题；第二层面则是更具体的“生什么”、“何时生”以及“生多少”这三个相关的问题。下面的讨论，就常常会透过态度与偏好这种比较具体的表现来分析农民生育的深层动因。
二、农民生育的需求层次结构：生活世界的透视
“需求”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出发点，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8〕。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马斯洛提出了关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一个结构，由低到高可分成五个层次：（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和爱的需要；（4）自尊需要；（5 ）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只有满足或缓解了低一级的需要，才能开始高一层的追求。从生理需要到自尊需要，是一个人从自我保存到自我表现过程中出现的需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满足，而自我实现则是充分体现了存在的理想意义和价值的巅峰〔9〕。
马斯洛理论的价值在于：（1）在理论上， 他指出了人的行为并不仅仅只有直接的功利性目的，还关联着自尊、自我实现等等更高层次上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成为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人〔10〕。（2）在方法论上，他提醒我们：a.不能将人的行为和动机分解为一个一个“简单的部分”，而应该采用“整体分析”的方法论；b.人的动机系统应该有一个内在的有机结构〔11〕。这正是马斯洛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的启示。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农民生育并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经济学意义上的行为，而是充满着社会性动机的行为。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微观层次，农民的生育需求是一个内化着社会文化价值、制度规范以及个人、家庭情感和实际利益，并有着一定内在层次组合的结构化动机体系。如果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序，农民的生育需求依次包括这五个层次：（1）终极意义需求； （2）情感需求；（3）继嗣需求；（4）社会性需求；（5）生存性需求。
（一）终极意义需求
终极意义是人最根本的需求。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生命哲学，因而实现人生终极意义的途径与方式也各不相同。基督教是通过“上帝”信仰，在信念上是通过赎罪最后进入天堂来达到灵魂净化后的“永生”；佛教则认为生即是苦，只有求诸佛法来超越轮回，脱“苦海”而入“涅”。但在中国，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借助于极端世俗化的方式得到实现的，那就是“生育”。对此，冯友兰先生曾有很好的解释。他认为，最迟在《礼记》中，就对“永生”问题有了生命哲学上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赋予生育以特殊的意义：“一个人所生的子女，确切就是他身体的延伸”〔12〕。而这又是通过婚姻来得到实现的。所以《礼记·哀公问》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物之嗣也……”；《礼记·郊特牲》又说：“天地合而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冯先生解释道：“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千万年生命的一个环节。结婚生子就是要继续千万年以来的生命（‘万世之嗣’），也是要使自己的生命延长至千万年。这真正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的任务”〔13〕。赵国华则将这种信念归结为“生殖崇拜”，认为它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14〕。张铭远则更直截地将它称作“种子信仰”，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重生主义的信仰模式。在生命观结构上，人死后化为祖先，就等于永远地加入到生命的原体之中，一切子孙都是祖先生命的体现〔15 〕。当然， 祖先也就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永生。
陈俊杰在对浙东越村的实地调查中也同样发现，在当地农民心中，生育是他们今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他们对于祖先承担的“种”的延续的义务。这里的农民说：“做人做人，要不‘做’出几个人来，做人过日子还有什么意思？”“没有儿子，‘种’就要断了！”〔16〕。这里的“种”，就是冯先生所说的继续千万年的生命，也即“万世之嗣”。对他们来讲，生育是一桩庄严的人生使命。中国文化对于生育的终极价值的关注，使农民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不管怎样，生是一定要生的。陈其南用“房”意识来概括一般中国人潜意识中这一根本性的心理情结，认为这是我们传统宗教信仰中最绝对化的领域，并激起了“大部分中国人肯定其生命意义和工作伦理的努力”〔17〕。也正是因此，“断子绝孙”在中国人看来是最恶毒的咒语，更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一句话，生育满足了农民人生终极意义的需求。
（二）情感需求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复杂而又稳定的内在心理体验，它能长时间地影响甚至支配人的行为。生育满足了农民的情感需求。这里，情感的内涵主要包括儿孙绕膝的人生幸福感（“子福”）与因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梦想由子女继续实现这种“续梦”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欣慰的体验。
当然，从根源上看，生育为农民情感需求带来的满足植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完成：儿孙绕膝的幸福感源于农民人生终极需求的满足，因为儿孙绕膝本身就是人生终极意义得到实现的形象表现；通过子女“续人生之梦”这种对于人生缺憾的补偿办法则是建立在对个体的生命和“千万年的生命”二者关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对农民来讲，对儿孙绕膝与“续梦”这种内容具体的渴望本身已经成为他们生育需求中深刻的情感动因。
在西方，人们一般在观念上认为孩子是“上帝托付给他们的”，其生育的情感动机，主要是人口经济学所讲的为了孩子的“消费享受效用”；但对中国农民来讲，儿孙绕膝的人生之乐决不仅仅是“消费享乐”的快乐而已。在他们看来，有子有孙本身是人生幸福的要件，生育是自己走向人生幸福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对农民来讲，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家，而自己的人生也将因此而残缺，不再会有圆满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的幸福观可以说是一种“生育幸福观”。
同时，生育还满足了农民情感深处的续梦需求。农民总是习惯于将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能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与抱负，弥补自己今生的遗憾。在他们看来，既然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继续了千万年的生命的一环，那么，上一代的未圆之梦由下一代来圆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这一点也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在西方，子女一旦成年，父母的责任就告完成，因为他们有源于基督教信仰的个人主义传统，生育的动机中一般不存在“续梦”的期待；在中国，“续梦”的期望常常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情结影响着农民的生育需求，而子女的出息也正因此常常带给父母一种深刻的成就体验。
（三）继嗣需求
作为一个社会环环相扣的文化法则中重要的一节，继嗣法则是连结生育的精神意义与现实功用的中间环节。对中国农民而言，它以一整套的价值规范与信仰方式构成了生育需求中的重要部分。
大量实地调查的结果都表明，一般农民脑海深层的观念世界是二元的：人有今生，还有来世。来世里的日常生活要靠子孙的香火祭祀，因而只有子孙相衍，才能香烟不绝，像今世一样维持日后在彼岸世界的生活。如果没有生育，来世就会成为无人供奉的“孤魂野鬼”，因而世系的延续就成为肯定现世人生意义的结构性前提。
由于在继嗣的具体规则上实行男性单系偏重〔18〕，结婚生子，将其抚养成人，并帮助他们及时成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父母一连串的义务与责任。在这一套意义与规则体系中，“生男”就成为农民生育中最核心的内容。关联着一整套祭祀礼仪与行为的祖宗崇拜，其实也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它有这样几个基本的信念：⒈人死之后，可以通过成为后代的祖先，转化为一种永恒的存在；⒉所有已故的祖先有着和活人一样的需要；⒊祖先能像生前一样帮助在人间的直系后代，而后代的命运也常常可以归因于祖先；⒋敬祀祖先，可以得到祖先的护，而对祖先的不敬，则会导致生活中的不幸。这种信念一方面强化了生育尤其是生男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否定了彼岸世界的虚无，从而给活着的人以终极的安慰，给现世生活以积极的意义。这一切归结起来，都表明以男孩为核心的继嗣需求，是一种带有逻辑必然性的文化命令。
（四）社会性需求
这里的社会性需求主要包括：⒈评价需求；⒉交往需求；⒊社会支持需求。
农民的日常生活，通常就在一个以自己的村落为核心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打发，其中分布着他们最主要的交往群体：族亲、姻亲和同村人。族亲和同村人一样大都在本村，姻亲通常也分布在左近。在越村，女儿往嫁的平均距离是3.5公里，媳妇娘家平均则为3.3公里远。这一些交往圈子的成员流动性通常较低，而居处的接近和日久的相处使人们相互熟稔，什么事都逃不过彼此的耳目，可以说是一个“信息共享”的小社会。在这张网络中，每个成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趋同的压力，得到最基本的评价：肯定或否定、赞许或非议。就生育而言，媳妇过门几个月，通常就有人开始关心她是不是有了“喜”；要是一年后仍不怀孕，村里就要议论纷纷：“这人会不会生？”若不生孩子，便要承受异乎寻常的压力。越村就曾发生过一件事：一位不育的妇女，有一回与人口角时，实在受不住对方对她不能生育的恶毒挖苦，气急之下喝了农药，差点出了人命。可以说，生育首先满足了农民对于获得正面性评价的需求。
其次，生育满足了农民的交往需求。交往是人最基本的社会性需求之一，而以亲缘的远近为差序的亲属网络则是农民最主要的交往圈子。根据我们的亲属制度，只有每家每一代都生出下一代，并使他们都结婚成家，才能保证亲属网络的完整性。因此，若没有孩子，日后姻亲与近支族亲都会大为减少，从而失去大量日常交往的机会。越村农民就说：“没有小孩，将来还有什么人来走动？”他们说“走动”的亲戚固然包括儿子及儿媳的娘家，但尤其指的是女儿。与儿子相比，女儿对父母的意义，意味着将来会有一门贴心的亲戚，尤其会在感情上提供比儿子更为密切的交流与支持；而儿子的意义则偏重于下面接着要说的对家庭实体本身的作用，如家庭（族）势力的延续与扩张等等。在农家操办大事如婚丧嫁娶、盖房做寿或每逢岁时年节，亲属的多少就尤其显出它的重要性来。这时，亲友满堂是特别体面的事，而客人的稀少不但脸上无光，更意味着这一家在日常生活中已陷于相对孤立的境地。在越村，六十岁左右的夫妻大多已操办完儿女的婚事，逢年过节常常是儿孙满屋，而一对五十多岁的不育夫妻，每到这时，门前就尤其显得冷清，无形中被打入了社区生活的另册。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生育还满足了农民的社会支持需求。对农民而言，以亲属为核心的初级社会关系，是他们社会支持的最主要的来源，这些支持主要包括：（1）日常支持，主要是指农民在家里有婚丧、 盖房以及农忙等事情时，向亲友寻求的在劳务、资金、物资、管理等方面的支持。（2）“关系”资源。 处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中的农民，其家庭拥有的有限资源常常无法满足他们日常生活之外的需求，诸如得到一个较好的非农工作、应付法律纠纷等。这时，农民常常通过亲属来寻求“关系”，获取所需的资源。在中国，“关系”是可以影响资源分配的一种资源，它为行为双方提供至少是最基本的信任感，减少行为预期中的不确定性，以互惠的方式为人们带来利益，具有明显的功利价值。而在诸多关系之中，亲缘关系是最重要的部分。子女多则亲戚多、关系多，所以在世代的交替中，生育是使它得以维系的前提条件。（3）家族势力。生育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延续和扩张。在遭遇灾祸时，它是可以依靠的重要资源；在出现纠纷和冲突时，又是可以仰仗的基本力量。正因为如此，农村小姓、小户人家会因子女少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直接刺激着农民的生育需求。近年来，上述几种因素又因农村治安问题而愈发凸现。农村改革后，许多农村基层政权所能掌握的资源大量减少，其功能受到削弱，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多，使农村的治安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于是，源于血缘和地缘的初级社会群体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抬头和发展就是证明。
（五）生存性需求
在这一层面上，劳动力问题和养儿防老问题是农民生育需求中最现实的内容。
劳动力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体能在当前的农业劳动力中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直到1987年，全国耕地仅有40.04 %是机耕，机械播种和收割面积更少，分别为9.65%和4.22%，其余的必须手工操作〔19〕。这表明了农业劳动对劳动力体能的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强烈的以男孩为中心的生育需求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这就更加刺激了生男的需求。
生存性生育需求在养儿防老的需要方面表现得更具刚性色彩。在目前，农村极其少量并且薄弱的社会保障使家庭必须承担养老的责任。在男性单系偏重的继嗣制度下，儿子成为养老的实际承担者。农民对于“养儿防老”的需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风险预期。越村有一个老病无依的“孤老”，他的凄惨晚景就作了反面的教材，村里人常用他的遭遇向作者证明，若没有后代，会招致什么样的人生结局。一般地讲，在农村中，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它总会强化农民的这类风险意识。
总起来看，从意识深处的观念到日常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这些方面正构成了一般农民“生活世界”〔20〕（Life—world）的全部。 农民在其生活世界里产生的以上五个层次的生育需求构成了农民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因。它使得农民在生育态度与生育偏好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层面上表现出这样的特征：⒈在生育态度上，是一定要“生”的。⒉在生育偏好上，（1）在性别上偏好男孩；（2）在时间上，倾向于尽可能早结婚早生子；（3）在生育数量上，至少是若没有男孩， 通常都会倾向于多胎生育。在越村，妇女平均在结婚一年后就生下第一胎。生育需求的数量问题，在目前严格的人口控制形势下，村里凡头胎是女孩的育龄妇女，在满五年生育间隔后，无一例外都生了第二胎。这些事实最终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在农民的生育需求中，最核心的是性别，其次才是时间和数量——早生是为了生男，多生也是为了生男。近年的婴儿出生性别比研究表明，追求男孩是农村家庭多生、超生或瞒报女婴的根本原因〔21〕。
三、社会变迁对农民生育需求的影响：社区层面的剖析
上面是对于一般农民的生育需求所作的“理想型”分析。这种分析固然可以使所研究的问题凸显得更为典型，但也带来下述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由于过于注重现象的同质性而忽视了对于差异性的分析，二是由于侧重于静态的解剖，却未能充分考虑变迁因素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鉴于此，下面将对当前农村社会变迁中有可能影响农民生育需求的主要因素作一些概要性的分析。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将下面的讨论放在乡或村这种基层社区层面上展开，因为基层社区是农民经营日常生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人文环境，主要由农村工业化引致的社会变迁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育需求。
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变迁，从内在构成看，主要在两个最基本的层面展开：⒈在经济层面，可以用“工业化水平”来刻画不同社区的发展水平；⒉在社区组织层面，可以用“集体化程度”来刻画社区政府对社区资源的不同控制程度及其对本社区的社会控制力〔22〕。下面就从这两个维度来分析当前农村社会变迁对农民生育需求的影响。
一般来说，社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至少在三方面影响了农民的生育需求：⒈它使得农民在农耕之外找到了更好的谋生方式，从而相对降低了对于劳动力体能的需求；⒉它拓宽了农村妇女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空间，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参与水平（如苏南），也就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客观上促进了生育偏好向“少生优育”的倾斜；⒊随着工业文明进入农民生活的进程，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也日益浸润着农民的生活，从而一点点地削弱乡土传统对农民生育需求的影响。这三个因素至少首先减少了农民生育需求中对于生育数量的追求，并为今后以诱导型、服务型为主的人口政策的实施，打下了社会—经济与心理上的基础。
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社区，由于其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农民的生育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总起来看，社区集体化程度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农民的生育需求：一方面是冲击了生育需求本身，另一面则从制约性层面限制了需求实现的可能性。
在“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的“Ⅲ型”社区（如苏南），非农化的主要方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在这里，社区的秩序通常比较安定，家族势力也没有强化，农民生育上对于安全与家族势力的需求趋于缓解。同时，由于社区政府掌握着占主导地位的集体资源，拥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使得它能够在诱导性层面有足够的能力通过宣传教育和强化社会性服务来影响农民的生育需求，还可以在制约性层面通过控制诸如超生的机会成本和代价（如罚款、开除工作等）或者直接干涉生育行为本身来制约生育需求向实际行为的转换。
在“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的“Ⅱ型”社区（如温州），农村工业化主要体现在个体与私营经济的繁荣上，社区政府无法掌握主要社区资源，从而使其社会控制力弱化。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这些年来农村宗族势力作为农民的社会联络与支持力量一直有蔓延的势头，从而强化了农民生育的社会性需求，另一方面，这种非农化模式下特有的人口的高流动性与政府的弱控制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后者无论在诱导性层面还是在制约性层面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由此看来，社区较高的集体化程度与工业化水平通常会使农民的生育需求比较接近政府的人口控制目标〔23〕。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不过，还须看到，就农民的多层次生育需求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其的作用是局部的、有限的。具体而言，这种冲击主要弱化了生存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但越是到内隐、抽象的需求层面，这种作用就越是微弱。
也许有人会问，正在开始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又会对农民的生育需求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为，这将主要发生在社会性需求层面上。城镇化意味着居住方式的改变和次级社会关系的发育，这将明显淡化农民初级社会关系（亲缘的、地缘的）对于农民行为决策乃至观念的影响，个人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行动者，从而导致生育的评价需求、交往需求和社会支持需求进一步弱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不会对生育需求的其它层面构成冲击。这就愈发表明，农民生育需求的深层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四、结语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还想在理论上对本文的主题再作一些探讨。
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在探索文明起源问题时发现，以中国和美洲为代表的亚美古代文明在信仰体系上属于萨满教式的（Shamanistic ）宇宙观，天人之间是一个可以逐渐过渡的连续性有机整体；而西方文明则在这种连续性的体系里作了宗教上的突破，建立了以一元神宗教为核心的宇宙观体系〔24〕。
正是这一在文明初创时期宇宙观的不同，导致这两种文化在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自基督教成为普遍的信仰后，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通过对于上帝的信仰来得到解决；而在中国，民间的各种信仰在基本结构上仍是萨满教式的，求神拜佛主要是为换取俗世的幸福，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要经由世系的延续，通过成为子孙的祖宗来得到解决。
正因为如此，农民的深层次生育需求就相当稳定，“生男”成为他们最根本的追求。在有着深厚儒家传统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虽然工业化水平已很高，但都普遍呈现出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特征，这显然不能排除宗教信仰的作用，而与经济发展与否没有必然的关联。比如， 从1982—1989年，中国与韩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都在109左右，高出正常值2—3〔25〕。
我们提出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去研究他们在生育需求上的层次结构，其初衷是想强调这样一种长期被忽略的理论基点，那就是对人的理解。人不只是“经济人”，也不只是“社会人”，同样，自然也不只是只顾终极价值追求却不计较生活现实的人。生活的这些面相，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讲，都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我们所说的任何方面，都只是人为的诠释与切割，若执于一隅不计其余，在认知与方法论上就存在着缺憾。因此，单从成本—效用、风险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农民的生育需求，尽管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为了克服这些局限，使我们对问题的把握尽量接近客观现实，从而将有关决策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需要我们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预测，以降低人口政策的实施成本，提高它的实际效率。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解农民是关键的第一步。努力从农民本身的立场去理解他们，这套方法在人类学上叫主位研究法（Emic Approach）。在本研究中， 我们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方法。应当说，过去的种种解释也是一种主位角度的解释，我们无非是更为自觉罢了。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启发下，我们总结自己几年来实地研究的收获，提出了这一关于农民生育需求层次的理论构架，希望引来大家的批评与讨论。
注释：
〔1〕参见G·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J·奥威毕克：《人口理论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22—238页；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2—248、270—292页；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367页；Becker，Gary S.：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wir， Published by the Univ ersity of Chicago，1976。
〔2〕如田雪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3〕董辉：《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与人口控制的难点》， 《人口学刊》1992年第4期；
朱国宏：《传统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控制》， 《人口研究》1992年第1期。
〔4〕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391—393页；
李竞能：《生殖崇拜与中国人口发展》， 《中国人口科学》1991年第3期。
〔5〕如李银河、陈俊杰：《家本位、 个人本位与农民生育观念》，《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李涌平：《广东客家农民的生育观念》， 《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2期。
〔6〕参见彭希哲与戴星翼合作的两篇文章：《试论风险最小化原则在风险作用中的作用》，《人口研究》1993年第6期； 《生育决定的风险最小化模型与农村计划生育环境的优化》，《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2期。
〔7〕陈俊杰：《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8〕B·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9〕A·H·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第23—69页。
〔10〕A·H·马斯洛曾在一篇论文里尖锐地指出，以往的心理学家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看法，对人类的生活抱负缺乏充分的估计，因而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342页）。
〔11〕对于A·H·马斯洛的方法论思想，可参阅他的《整体动力学、有机结构理论、症候群动力学：心理学资料及方法的性质》一文（同上书，第358—397页）。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94页。
〔14〕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389—399页。
〔15〕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8—171、283—297页。
〔16〕陈俊杰：《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17〕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第131—138页。
〔18〕见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董辉：《中国农民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社会化与生育行为的思考》，《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1期。
〔20〕这里并不纯粹在舒茨（A.Schutz）现象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而在引申之后用来描述农民实际的生活处境与状态。可参见Schutz，A.：Collected Paper I；The Hague ：MartinusNijhuff，1973；详尽的讨论可参考Thomas Luckmann：Lifeworld andSocial Realities，Page42—49，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Books Ltd.，1983。
〔21〕曾毅、顾宝昌、涂平、徐毅、李伯华、李涌平：《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1 期。
〔22〕根据社区工业化水平与集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将农村社区划分为四种“理想型”：⒈低工业化—高集体化，简称Ⅰ型；⒉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简称Ⅱ型；⒊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简称Ⅲ型；⒋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简称Ⅳ型。Ⅰ型代表改革前的多数农村，后三种则代表改革后农村社区的不同“理想型”，Ⅱ型以温州为典型，Ⅲ型以苏南为典型，Ⅳ型则代表了目前多数农村的典型状况。可参见王汉生：《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社区政府：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23〕“低工业化—低集体化”对农民生育需求各个层次的强化是显而易见的。
〔2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31—142页。
〔25〕曾毅等：《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