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_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_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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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指包括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贵州、青海以及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密切相关的甘肃、四川部分地区等。全国共有30个自治州,分布在西部的共有27个自治州。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共有913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04%。至1996年底,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有1亿多人,大部分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进入90年代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迅速扩大。1991年上海与贵州人均GDP之比为7.3∶1,1993年上升为9.5:1,1994年又扩大为9.9∶1;1991年广东与贵州人均GDP之比为3.2:1,1992年上升为3.5:1,1993年又上升为4.0:1。1992年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人均GNP为1369元,相当全国人均水平2288元的59.83%,其中有14个民族自治州人均GNP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50%,12个位于西部。如何认识日益拉大的差距,利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具有的后发展优势,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既注重效率,又兼顾公平,实现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中的平等,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合理调控,建立效率型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实现全社会各民族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主要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问题。社会主义界定的是保证社会公平机制和提高综合国力。市场经济机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交换机制。竞争机制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保证,差距既是竞争的结果,也是竞争的基础条件。区域性竞争(区域竞争)、结构性竞争(产品和产业竞争)和社会性竞争(利益主体——个体和团体之间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区域性差距是我国基本国情之一、彻底消除地区差距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发展经济和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如一的中心任务。

承认差距、认识差距、调控差距、利用差距是我们面对日益扩大的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差距的存在既是历史的、现在的,也是未来不可彻底消除的。地区差距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合理的地区差距,有利于充分利用经济资源,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过大的地区差距或追求地区之间绝对均衡,会失去发展的稳定社会环境基础和发展的活力,均无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效率型差距,才是保障西部民族地区和全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正确方向。

关于我国地区差距,仅仅停留在宏观上东、中、西三大地带“一刀切”式的认识已经明显不适用于经过近20年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地区差异格局,从根本上无助于指导我国投资决策。在东部沿海省区也有非常落后的地区,如苏北地区、沂蒙山区;在西部地区也有人均经济指标较高的地区,1995年少数民族占很大比例的新疆人均GDP4819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759元,也高于沿海省份河北省的4444元;西藏自治区人均消费水平也居全国前列;西南的成渝地区、西北的河湟谷地、天山北麓地区等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明显不同于西部其他地区。

城乡之间差距大及其蕴含的城乡间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在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1992年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8∶1,中部为2.2∶1,西部高达2.73∶1;城乡居居民人均消费之比东部为2.09∶1,中部为2.53∶1,西部则为2.91∶1。1994年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以30个民族自治州来统计,人均GDP绝对差距为727元,相对差距为52.3%。最富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自治州人均GNP为3719元,最穷的贵州黔西南自治州人均GNP仅465元,两者之比高达8∶1,相当于省际人均GDP差距最大的上海与贵州之比,比值为9.8∶1.0。

建立以缩小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差距为宏观调控目标,以合理控制各大经济区内部差距为主要内容的效率型差距调控机制,是解决我国地区差距的根本任务。利用中短期不可逆转的地区差距格局,为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服务是建立效率型差距的出发点。效率型差距至少有三方面的内涵:(1)在效率与差距的关系上,充分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是目的,差距是可以利用的现实和条件,片面追求地区均衡,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2)从其产生合理作用的机制来看,表现为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劳动力、技术人才和资本),通过经济效益或利益杠杆,由低效率区向高效率区合理流动。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一过程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是不可避免的。(3)它本身具有保障公平机制的内容,不排斥控制过大的差距,是一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型的地区差距格局。50年代,美国各州之间人均GDP高低之比为3.1∶1—3.3∶1;日本、原西德1976年人均GDP高低之比分别为2.62∶1、2.92∶1;伊朗、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最富与最穷地区人均GDP之比值高于5.0。我国1994年东西部人均GDP之比为2∶1,省际之间高低如广东与贵州之比为4.1∶1,高于发达国家,小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地区差距和我国地区差距现状及未来趋势,我们认为合理的宏观差距一一东西部之间差距的理论阈值为2.2—2.5,省际之间为4.0—4.5。从我国地区差距状况来看,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还没有达到阈值,而省际之间已接近阈值。近期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采取措施解决省际之间的差距问题。对东西部差距主要是遏制其迅速扩大的势头。

二、发挥西部民族地区后发展优势,促进优势转换

立足差距、利用差距、认识优势、促进转换,摆脱“马太效应”束缚,是发挥后发展优势思想的出发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这些属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后发展国家与地区的兴起,即是成功地利用后发展优势的成功例子。日本成功地利用新兴产业技术追踪和国民凝聚的强烈生存竞争意识,在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新加坡利用地理优势、航运优势积极发展转口贸易,培植国际市场需求日益膨胀的电子产业。韩国利用劳动力资源、国际环境优势,先轻后重,积极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在高起点上,参与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船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香港和台湾则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国际环境优势、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首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商业贸易,实现向以高、新技术产业、朝阳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方向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后发展优势有三个方面:

1.后发展技术优势,包括积极利用率先发展地区证明成功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和具有成熟市场的产品的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积极参与竞争,节约时间,提高发展速度。在我国率先发展地区成功运用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有:优先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基础条件较好,效益潜力较大的地区实施优先发展战略,形成非均衡发展局面,提倡地区之间合理的竞争,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70年代末以来,优先选择发展的地区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以及沿海开放地区。采用的政策措施有:沿海开放城市政策,设立特区政策,建设开发区、保税区、免税区政策,开放边贸口岸等政策措施,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发展外向型或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采取了引资、融资、合资创办外资、独资、合资企业,运用“三来一补”等形式,发展两头在外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战略,利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面向农业和城市发展工业企业,兴办第三产业,使乡镇企业飞速发展。

2.后发展比较产业优势,有利于高起点培植比较优势产业,后发展地区往往具有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资源,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以及相对高的环境容量。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主要有矿产资源优势,在西部9省区(内蒙古除外)538万平方公里内,拥有占全国陆地资源总量的43.9%的石油和78.8%的天然气(1995年),主要分市在新疆、四川、青海等;西部地区理论水能资源55749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82.5%,年可开发电量4883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82.5%;全国5万亿吨煤炭储量中,89%集中在西部;44%的宜农荒地分布在西部;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比较产业优势,主要有资源开发型产业,草场畜牧业和若干经济作物业加新疆棉花、云南烟草业,同时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形成了机械、电子、化工、兵器、航空航天和核工业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及技术优势,己建成的2.9万个工业企业、45个重要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镇的产业实体。“三线”工业企业已成为西部产业高度化的重要依托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

3.后发展地区的人文优势,包括特色文化、民族传统、地域性因素和发展愿望。人文优势非常有利于提高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人文资源在后发展地区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行产品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人文社会优势,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有利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优势,主要有后发展地区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这一因素有利于创造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积累低消费的社会经济环境。韩国成功地利用国民具有的强烈的发展愿望,进行经济发展的总动员,并长期保持高积累,为经济高速发展创造有利的人文环境,这是率先发展地区往往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人文优势可以直接作为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资源,成为区域发展的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具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产品开发的文化要素资源,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传统手工艺等的成功开发,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路子。

三、深化改革开放,加速经济转型

加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力度,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两个转变,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一定程度上讲,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是一场针对全社会包括传统经济、计划经济、传统意识、民族意识以及旧有的社会结构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1.深化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资源开采加工体制问题、国有企业体制问题、农产品流通体制问题、金融体制问题和内陆贸易体制问题,资源开采加工体制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源国家所有体制与资源优势无法转变为区域经济优势和利益优势之间的矛盾问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优势,资源的国有体制将主要的资源品种的所有权、开采权、深加工权、购销权实行直接或间接的计划控制,从而使得资源所在地失去了一大优势。尽管国家在西部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资源开发,除了集中了西部较为宝贵的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占去了西部的环境资源容量外,对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作用不大。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角度来看,国家和地方应对资源这一大优势进行权益分割,国家适当放权,地方获得更多的灵活性,真正使得地方可以大作资源的文章,使得地方可以通过资源开采权、深加工权或购销权的出租、转让、抵押和合作经营获得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资源地真正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国家应该成立资源体制改革机构专门研究和协调与地方的资源权益划分问题。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主导工业企业,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国家建设发展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着生存与发展问题,主要的矛盾是企业效益低、产品结构老化,以及市场竞争加强和原有产品市场变小。因此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必须从两方面入手:采用股份制、合作制以及转、停、并等手段改变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新品种,在适销对路产品上下工夫,根据市场、资金、技术和效益情况,积极参与适销对路产品的竞争,高起点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农村经济落后,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不平衡和结构不平衡,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普遍缺乏乡镇企业发展的农业基础和外部环境条件,导致在我国东中部证明非常有效的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加速农村经济转型的发展思路在西部受阻。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农业资源整体上丰富与开发利用的地域不平衡性之间矛盾突出,传统作物结构与现代农业市场需求之间也存在突出的矛盾,农业资源相对丰富与农作生态环境脆弱和农作综合条件差之间的矛盾明显,也就决定了农业资源相对丰富与开发利用水平低、不能满足解决温饱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业资源的经济转换,发展市场导向的农业资源开发型经济。必须在广大农牧区建立起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产品的区际交换。并尽可能进行深加工,扩大交换的区域范围。

国家应对涉及西部开发的金融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目前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干预型取代地方自主性投资决策,形成支配与被支配投资模式,极不利于西部获得自主发展的能力。

贸易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调控制约明显,急需向市场机制转型。

2.改变观念,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和区域条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起着较强的作用,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而又难以变革的社会经济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同较为落后的基础经济一起强化了落后地区的落后观念。这种观念主要表现为过分依赖心理、缺乏自主竞争意识、难以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等、靠、要”思想严重,并且形成狭隘保守的乡土意识。同时形成政治意识重于经济意识,依赖国家轻视自我发展的思想。

改变观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互促关系,主要靠自我发展而不是靠国家扶持发展区域经济,只有发展才能真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摆脱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走向大市场,才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改变观念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冲破狭隘的地方意识,立足区域实际,面向市场正确选择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培植比较优势产业,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构建开放的区域经济体系。

3.加强区域经济联合,建立开放型经济合作体系

面向国内市场,立足区域优势,加强区域经济联合,建立开放型经济合作体系,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关于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农业部组织实施的“东西部合作工程”、全国工商联组织的“光彩事业计划”等都已取得很大进展。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国家已实施东西部合作示范工程166个,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大批乡镇企业纷纷进入中西部。到1996年底,全国东西部合作项目已创办3万个,仅1995年就签订项目2500个,为中西部地区引进资金300多亿元。通过东西部合作,西部地区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建立开放型经济合作体系的形式有: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形成从资源开采到深加工并与国际接轨的、东西部利益互动的实体型经济机制;鼓励跨地区的企业兼并、转让、合作和合资,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建立东西部共同发展的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整合。

4.发挥地缘优势,发展边境贸易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缺乏沿海的地理优势,但存在与11个国家接壤的内陆地缘优势,有20个少数民族跨国而居。同俄罗斯、蒙古、缅甸、越南等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是对外开放的最适宜的区域,已经有数百个边民互市点。这些地区对外开放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与周边国家处于几乎相同或较早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通过边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广西凭祥市长期受战争影响无暇发展经济,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和对外政策的实施,199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对外开放边境城市,边贸成交额由1988年的2000万元上升到1995年的9.3亿元,形成国贸和边贸共同发展的局面,全市财政收入的70%来自边贸。1995年广西、云南、新疆边贸出口总额达到6.1亿美元,五个民族自治区及云、青、黔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近25.6亿美元。

5.设立少数民族经济开发试验区,实施特殊优惠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时,国家是有试点的。如建立若干经济特区等,这些特区对东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在西部民族地区,国家也应选择适合的地域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进行充分实验,给予民族地区超前改革的实验权。可以考虑在西部各省区选择一个民族自治州作为经济开发实验区,实行特殊政策。

1994年国家民委和国家体改委在民族地区建立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乌海市、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青海格尔木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西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实验区,有关政府部门应认真研究,赋予实验区政府人事权、财权、决策权,使其享有更多的灵活性、自主性。

四、结束语

加快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必须具有科学的发展战略思路。承认差距、认识差距、调控差距、利用差距、建立效率型差距,才是正确的对待差距的态度;充分认识和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后发展优势,真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培育比较优势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综合转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的方向,真正实现民族的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的协调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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