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竞争战略视角的跨国公司Ramp;D机构区位机理研究——以诺基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基亚论文,区位论文,为例论文,机理论文,跨国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战略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为确保技术领先地位，跨国公司由单纯的技术转让转向技术研发当地化[1]，并由此建立其全球研发体系。跨国公司R&D机构区位成为理论界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以国际信息通讯技术(ICT)行业巨头、世界500强企业——诺基亚为例，从竞争战略的视角探讨跨国公司R&D区位机制。.
1 跨国公司R&D机构区位的影响因子
跨国公司R&D机构的区位通常是R&D机构的内在诉求与国家或城市的环境要素的外部供给相耦合的结果。在全球布局R&D机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素在空间层面上具有差异性。在国家尺度上，跨国公司关注的是东道国的市场和消费者、科研实力[2]，低研发成本列位第3个核心因素[3]，公司本身的FDI流向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程度也逐渐被考虑[4-5]。基于不同的战略动机，跨国公司的R&D机构并不是仅选择在经济技术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也会进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战略体系。跨国公司R&D在发达国家多侧重于对研发基础设施及技术等研发环境的利用，而在市场挖掘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背景下，则主要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充足、高质、廉价的研发资源和较大市场的需求[6-7]。从一国内部的城市来看，公司的区域总部及生产单元区位、城市研发实力、人力资源、市场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更为跨国公司所关注，因此它们通常会选择一国的中心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8]。而在城市内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信息资源易得地区且经济活动聚集的高科技园区[9]、工业区[10]成为R&D机构的首选区位。
现有的跨国公司R&D区位研究主要以大量的样本调查为基础，以某些特定国家或城市为研究区域，缺乏对单个公司的案例分析。而且通常将视线聚焦在研究区域的外部供给条件上，对公司内部战略决策以及R&D机构的组织属性关注不够，实际上仍将企业看作是一个暗箱。其结果造成现有结论对跨国公司在资源基础与现有条件相似的区域之间的R&D区位决策差异的解释力不强。R&D机构的全球布局是跨国公司为适应全球竞争的结果。在全球竞争时期，区位决策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公司活动，它已经构成跨国公司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D机构“与生产机构、工厂和商店的区位决策会有明显差异”[11]，其区位决策与公司内部因素(如公司总体战略部署、组织结构等)有着重要的关联。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通过单个公司的案例，探讨跨国公司R&D机构全球布局机理。
2 研究假设与分析构架
在具有R&D所需要素差异不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看似带有随机性，然而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本文并不否认R&D机构区位因子的已有研究结果，而是站在产业竞争的角度，强调公司内部要素及产业竞争合作环境对其R&D区位决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假设前提：第一，区位之间存在竞争，具有竞争关系的区位往往在要素方面的差异性并不明显[4]；第二，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区位成为竞争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12]。
在此假设前提下，本文的基本逻辑如下：首先，R&D作为公司内部组织与其它组织有重要的相关性。因此，研发战略奠定了全球区位的基本模式和空间布局构架，与公司相关组织部门联系性和组织邻近性也成为影响彼此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其次，公司的外部合作关系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竞争对手的空间区位使其R&D机构产生空间邻近或分离。这些要素与东道国要素层层耦合最终形成了跨国公司R&D机构全球区位格局。其基本的分析构架如图1。
图1 基于竞争战略视角的R&D全球区位分析构架
3 诺基亚R&D机构全球布局案例分析
诺基亚是芬兰最重要的ICT公司，全球最大的移动终端提供者，重要的通信网络开拓者。截至2006年底，诺基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1个国家建立了44个不同等级的R&D机构，其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以诺基亚在海外8个国家(德、日、中、英、匈、美、加、印)的19个较具规模的R&D机构为研究对象，不涉及诺基亚西门子网络部门合并前的西门子网络技术R&D机构。
3.1 研发网络与研发战略
诺基亚研发体系中最高等级部门——Nokia Research Center(NRC)，于1986年脱离诺基亚电子研发部，成为独立机构。如今NRC是诺基亚公司的研发主体，是内部开发技术重要产生地，下设核心研究中心(CTC)和系统研究中心(SRC)两大分支(图2)，分别进行核心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为保护公司核心技术，全部CTC和少量SRC分布在芬兰本国，其余STC(6个)和NRC以外的大部分R&D机构则分散在全球。
图2 诺基亚的研发组织与内部机制
资料来源：诺基亚官方网站(欧洲)。
诺基亚的全球研发网络可以归纳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功能等级制，即具有行政性质的R&D上级对下级的扩散。主要表现为国际扩散(母国研发扩散到海外)与区域内扩散(如北京NRC衍生出另外3个研发组织)；另一种是技术联系制，即以某种技术为研究对象，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例如，美国圣地亚哥是CDMA技术的研发总部，分别在达拉斯、中国北京、印度孟买和加拿大温哥华设有相应的研发部门；而3G网络技术同样使德国波鸿、中国杭州与成都具有内在联系。
这种研发网络虽然不能直接决定R&D机构的布局，但是根据自身需要产生扩散下一R&D机构的推动力，进而决定R&D机构的空间构架。研发网络的衍生是基于市场、技术与资源寻求3种区位选择模式而产生的，是研发战略的表现，即进入以美英德日为主的技术发达地区和进入以中印为主的新兴市场及低研发成本区。从设立R&D机构的时间序列上可以发现，诺基亚早期的研发扩张战略属于技术和市场导向型，即优先进入市场广阔的技术发达区域。而近年来受不断上升的研发成本影响，开始采取低成本资源导向型扩张战略，在发达国家研发比重减少，而在东欧、中国和印度明显增加。
3.2 区域总部与生产单元
与理论研究结果[11]有异的是，诺基亚的R&D机构与区域总部的空间邻近性特征并不明显。诺基亚海外R&D机构，特别是NRC受区域总部的控制很小。一方面，区域总部控制的重点在网络、手机的市场业务和客户服务[14]，由于R&D机构的特殊性，其巨额研发投入一般由芬兰母公司以签订技术合同的方式进行，各地区研发机构直接从母国总部领取任务，再将成果应用于全球产品中[15]。另一方面，缺少区域总部的中间控制作用也使R&D机构运行具有高效性和独立性。因此在空间表现上，诺基亚海外R&D机构与区域总部的地域趋同性明显偏低。
诺基亚在海外的12个生产单元中仅有2个在同城范围内有R&D紧跟布局，分别为德国波鸿(1个研发中心、1个生产单元)、中国北京(4个研发中心、2个生产单元)。从这一尺度上看诺基亚R&D机构似乎与生产单元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但是，通过研究各R&D机构的研发内容，可发现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R&D机构都与技术、产品的本地化相关联(表1)。因此，从本地化角度来看这类生产支持型R&D，它们将为生产单元提供技术支撑。突破城市尺度的局限，还可以发现生产支持型R&D中的绝大部分与生产单元之间的区位依然存在邻近关系。例如，中国华东地区的杭州3G网络技术R&D与苏州网络设备生产基地；匈牙利布达佩斯R&D与科马罗姆移动终端生产基地；印度班加罗尔R&D与钦奈移动终端生产基地；美国达拉斯R&D与相邻国家墨西哥雷诺萨移动终端生产基地。
3.3 竞争对手与竞争格局
研发竞争是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积极的角度看，增强公司发展实力、提高市场地位，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和行业支配权；从防御的角度看，发展是使公司不被竞争对手所击败，从而生存下去的有效手段[8]。诺基亚的R&D竞争布局与东道国耦合表现为其R&D机构邻近竞争对手已存在或有可能布局的生产单元、R&D机构和区域总部，尤其与R&D邻近最为明显。
在3类研发内容中，移动终端(手机)研发与设计的区位竞争最为激烈。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与三星电子是诺基亚的重要竞争对手，从这一层次上来看，竞争的重点地区是研发资源尤其是研发人才资源的密集区域；中国的北京、印度的海德拉巴与班加罗尔成为诺基亚与摩托罗拉、三星等公司的重要竞争城市。1993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R&D机构，诺基亚于1998年建立中国区NRC；摩托罗拉从1991年起在海德拉巴、班加罗尔[17]分别建立了3座和4座R&D机构，而诺基亚则从2001年起在海德拉巴、班加罗尔各建立1座R&D机构。由于互联网与手机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诺基亚也越来越重视位于硅谷的有意进军移动终端的诸多竞争对手(如苹果与谷歌[18])，并最终设立了帕罗奥多NRC。
除移动终端外，网络技术与设备的研发也是各类ICT公司竞争的重点，不仅限于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与三星电子，阿尔卡特、高通等亦是区位竞争的重要对手(图3)。中国目前正处于2G向3G网络过渡的重要时期，诺基亚曾利用1G到2G网络的过渡时期在移动终端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击败了摩托罗拉[19]，因而在2G到3G这一过渡时期，也尝试战略性地设立杭州3G研发机构，希望打破摩托罗拉(与上海东方通信、浙江大学存在3G技术合作[20])、西门子(区域总部在上海)、阿尔卡特(浙江移动的网络设备提供商)三强对华东市场的垄断[21]，从而抢占一定的市场份额。出于类似目的，诺基亚通过设置成都3G及IMS应用性研发中心，与各类跨国公司抢夺低成本的研发资源与优良客户。因此，无论在杭州还是成都，诺基亚都试图推行类似北京的星网模式，将拥有配套设备与软件的中小企业纳入体系之内，以便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更为稳定的市场资源与要素。
图3 诺基亚等主要ICT公司在中国三大区域的R&D机构扩张
注：主要包括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西门子、高通、阿尔卡特、中兴、NEC、华为、TCL；由于1998年以后跨国公司R&D大量涌入中国，因而起始年为1998；根据大量网络资料整理。
3.4 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者
由于研发的特殊性，同等级ICT公司之间的技术研发合作较少，通常表现为与大学科研机构、政府相关部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在发达地区或国家，这些组织与机构的科技实力较强，为寻求技术合作而导致R&D布局的出现；而在发展中国家，合作往往是跨国公司在R&D区位选择时的一个辅助或吸引条件。地理接近性的合作通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即提高东道国研发资源的利用效率[22]，寻求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以及技术渗透与控制。
在发达国家5个NRC机构中，其中有3个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合作寻求倾向，即在美国剑桥、加州帕罗奥多市以及英国剑桥，诺基亚则是以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技术优势为合作重点(表2)。在发达国家设立的研发中心注重与拥有创新技术团体的邻近；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诸如北京NRC及生产支持性R&D机构的合作对象更倾向于寻求当地拥有本地化能力的技术团体。北京产品设计中心寻求与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进行产品的本地化设计合作，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与诺基亚N91手机设计；成都3G研发中心与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存在广泛的通信网络和软件技术本地化合作；杭州3G研发中心的成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浙江大学出色的软件研发能力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支持[23]。除此之外，与政府以及地方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合作也是区位邻近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关资料显示，美国达拉斯、中国杭州、成都等R&D机构在最初设立的时候，均受到当地政府和电信运营商发展试运营等合作需求的影响[13]。
3.5 研发需求的耦合
诺基亚公司的发展战略、组织构架、利益相关团体对R&D布局的影响实际上是整体表征，但各因素又具有各自的影响力程度。在公司战略之下，母公司控制着整个研发网络进而产生扩张的推动力，与生产单元、合作者、竞争者等进行选择性邻近。该条件下的区位邻近又必然与东道国宏观经济背景、基础设施、研发资源等发生耦合。
邻近生产单元、合作者、竞争者，甚至出现扎堆的R&D群体(如北京)实际上是诺基亚对市场、技术与资源寻求的研发布局耦合的叠加表征。在东欧、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市场、低成本的研发资源是研发布局耦合的重点，因而邻近生产单元、合作者、竞争者三位特征都较为明显，尤其以获取低成本的研发资源以及本地化技术而展开竞争与合作更重要；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高质量的研发资源与合作伙伴是研发布局耦合的重点，因而围绕合作者的表征尤为明显。同时这一耦合在尺度上亦有着变化。在国家尺度上，公司战略及研发网络起着巨大控制作用，并与东道国宏观经济背景、基础设施等产生布局耦合；中小尺度上，公司生产单元、合作、竞争等要素占主导地位，并与具体城市区位的研发资源、政府需求等产生布局耦合(图4)。
图4 诺基亚R&D机构布局的耦合表征
4 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竞争时期，R&D机构区位构成跨国公司竞争战略的重要组分。通过诺基亚的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基础设施和研发资源是吸引跨国公司R&D机构的外部动力，但是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主体，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组织构架与产业竞合关系使得R&D机构布局有其内在制约。第二，R&D机构的现实区位决策行为正是在R&D机构的内在诉求之下，东道国及其特定城市的竞合环境和要素供给等影响因子与公司内部要素层层耦合的结果。后者导致跨国公司在条件相似的地区之间的权衡与取舍。第三，公司研发战略奠定了R&D机构全球区位的基本模式和空间格局，公司组织架构不仅关系到R&D机构与其它相关部门的功能联系，还进而影响到部门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就是说，R&D机构并不必然与地区总部、生产单元存在空间邻近性，相互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强弱通常取决于公司的研发战略与组织架构。第四，公司R&D机构通过地理邻近寻求、维系或发展外部研发资源，因而与合作者及其它利益相关者在空间区位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而在产业内的企业竞争博弈中，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通过区域分割或“合谋”，形成空间上的对峙或共生。
当前，我国不少大城市争相提出建立R&D中心的战略目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此有两点启示与思考。首先，从跨国公司的R&D布局内在因素上来看，城市之间的招商引资没有必要建立在对峙性恶性竞争之上。跨国公司R&D投资活动晚于跨国的生产性投资与技术性合作，这些先期的公司活动会使R&D投资区位产生惯性或“路径依赖”的效果。因此，客观认识城市已有的投资基础与结构，有助于有效增强城市竞争优势，并建立城市间适宜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此外，大城市在R&D活动所需要的硬环境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城市决策者应从对硬件设施的关注转向软环境建设。尤其那些与国内外建立频繁且密切的技术合作的科研机构及科技公司更应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通常既是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关键性节点之一，又是城市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形成技术高地的重要的内在动力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