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保中[1]2002年在《近代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水稻生产大国,也是水稻种植的发源地,因而水稻史的研究历来受到国内农史学界的重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在水田开发中逐渐发展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稻作地带,水稻已经成为该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新兴的优质水稻生产基地。东北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水稻生产经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寒地水田技术。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东北地区水田开发的历史过程中,朝鲜移民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了在高纬度地带开发水田和种植水稻的技术,而且在东北地区开发水田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寒地水稻种植经验。本文拟从朝鲜移民的角度,对近代东北地区开发水田史进行系统考察。这个课题的研究,对于填补我国水稻生产发展史的空白,总结高纬度地带水田开发的历史经验,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朝鲜移民之迁入中国东北,清末时期拉开序幕,民国时期形成高潮,中国朝鲜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也在清末揭开序幕,民国时期进入全面开发阶段,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清末民国时期,无论对于朝鲜移民迁入史和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史,还是对于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史和寒地水田技术的引进推广史,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本书以清末、民国时期朝鲜移民在东北地区开发水田为中心,对朝鲜移民的历史背景、迁入过程与地域分布,当地政府对水田开发的政策与措施,各地水田开发的展开与布局,朝鲜移民的水田技术与经营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力图揭示近代东北地区朝鲜移民水田开发史的全貌。由于本课题系属开拓性的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对有关该课题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尤其是重点发掘和利用了东北地区的原始档案资料和周边国家的历史文献。为了增强本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在研究中注重对朝鲜移民与水田开发的过程进行量化分析和区域研究,并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背景分析和个案研究。本文从朝鲜移民的角度,对近代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全文共分为7 章,各章的要点如下:1、清末时期(1860 年到1910 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朝鲜农民,趁清政府放松对东北边疆“封禁”之机,陆续进入图们江及鸭绿江对岸的中国边疆地区,加入了清末中国东北边疆开发的浪潮。部分朝鲜移民试验着在一些地区开发出片片小块水田,揭开了东北近代水田开发史的序幕。2、民国时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东北地区,其主要原因是:(1)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造成了朝鲜人民的大量流亡。(2)民初以来东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与开发高潮,为朝鲜移民的大规模流入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和广阔的地城空间。(3)日本农业资本侵入中国东北,招纳朝鲜移民经营水田,也导致朝鲜移民的大批迁入。(4)清末以来东北地区旧的封建农村经济逐渐解体,经
宫健泽[2]2016年在《吉长地区朝鲜移民研究（1910-1949）》文中认为本文以吉林省吉林地区和长春地区(以下简称为吉长地区)为地域中心,论述了自清末以来朝鲜移民的迁移过程和朝鲜移民社会的形成。朝鲜移民过程分为4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10年“日韩合并”为朝鲜移民迁入吉长地区的肇始期;从“日韩合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为大量迁入期;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为朝鲜移民迁入的高潮期,从1945年东北光复到1949年为朝鲜移民的分布格局形成期。朝鲜移民在中国东北吉长地区,移民过程充满艰辛。政府制订的“禁止朝鲜移民越垦”、“强迫入籍”、“没收土地”等政策,限制了朝鲜移民的迁入。“九·一八”事变前受日本和奉系军阀的双重压迫,“双重国籍”、“归化入籍”、“驱逐移民”等政策,使朝鲜移民倍受摧残。韩国总督府和伪满洲国根据《在满朝鲜人纲要》,强迫朝鲜半岛的破产农民迁移吉长地区。日伪“满洲农业移民计划”、“集团移民和开拓民”计划等像枷锁一样,牢牢地捆绑了朝鲜移民。清朝末年吉长地区只有零散移居的朝鲜移民,20世纪20年代后吉长地区的朝鲜移民增速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朝鲜移民为10112人,1930年为17732人,1936年为65133人,到1943年猛增至20万人。居住的范围也从“小散居”到“农村村落”,形成了朝鲜人生活共同体。城市中的朝鲜移民在不同时期人口数量、分布和构成有较大差异,职业也不尽相同。城市与农村朝鲜移民的生存状态不同。居住在城市的朝鲜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都是小企业和小手工业者,也有公务人员和警察。在长春市和吉林市还有一些官员,他们生活比较稳定,有条件定居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朝鲜移民,一般都是亲日派,走上了协助日本殖民统治的道路。多数下层朝鲜人和农民仍未能改变殖民身份,没有改变受地主和日本压迫和摧残的命运。在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即是韩国人,又是日本人,受到双重国籍的制约。在伪满洲国他们既是伪满洲国公民,又是“日本臣民”。从表面上看朝鲜移民享受了“日本帝国臣民”、“二等公民”的待遇,实际上大部分朝鲜人没有解决国籍问题,受尽了日伪的盘剥和奴役,在民族认同和与国家认同的混乱中、在侵略与抵抗的缝隙中艰难地维持生活。朝鲜移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艰辛劳作的过程。他们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改良水稻品种,自发修建简易水利工程,在吉长大地上开垦出大片水田,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食物元素,为当地的土地开发和社会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为吉长地区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吉长地区的朝鲜移民秉承民族传统,重视教育。从移民初期就开始创立各种学校,创办的形式多样,有社会团体、民众自筹、宗教、独立运动等多种办学模式。由于经费不足和日伪的干涉,学校也是时办时停,很难维系。虽然如此,这些学校传承了民族精神,学习了知识和文化,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培养了反日后备力量。1919年朝鲜叁·一运动以后,一些爱国志士转移到了中国东北。20年代后,吉林市是朝鲜反日斗争的核心地区,朝鲜的爱国人士经常往来于吉林与上海之间,成立各种民族独立团体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民族独立团体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大部分民族主义者向日伪妥协,一部分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共同经历,使朝鲜移民与中国东北民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吉长地区开展秋收与春荒斗争,建立磐石抗日游击队,创立玻璃河套、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为最后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深受政治土匪的迫害,国民政府没收他们的资产,大部分城市移民返回朝鲜国内。留在吉长地区的朝鲜人青壮年积极参军,为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朝鲜移民,自1927年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以来,就把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朝鲜移民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牛伟[3]2016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东北农业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代东北农业史研究异军突起,并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崭露头角,研究队伍建设和史料编纂工作取得显着进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相对集中在农业近代化、农作物发展变迁、土地屯垦、农田水利、近代移民、农产品商品化等领域。同时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可研究的空间和领域。近代东北农业史下一步的发展应当重点放在叁个方面:一是继续推进史料的整理编纂工作;二是创新研究领域,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叁是农史的研究要与现阶段农业发展实际相结合。
邵小翠[4]2010年在《试论近代移民对东北文化的影响》文中认为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不同的民族在此演绎了各自的兴衰更迭,逐渐形成了东胡、秽貊、肃慎等族系的各原生民族。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孕育了各原生民族剽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和开拓进取的价值理念。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迫于压力,在东北宣布弛禁,逐步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当时的东北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又与关内及朝鲜半岛地域毗邻,交通顺畅,成为移民迁居的理想之所。面对严酷的生存危机,关内移民与朝鲜移民背井离乡,来到了东北大地。关内移民由南部的辽宁省逐渐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推进。朝鲜移民则随着水田的开发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扩展。近代东北移民以农业移民为主,从事多种职业,形成了生存型移民和开发型移民。移民的迁入,对东北原生态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各原生民族的物质生产文化发生变革,物质生活文化发生变迁,人生礼俗和民间信仰都产生嬗变。同时,东北原生民族的经济文化也丰富了移民的生活。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不断发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最终形成了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重农抑商的保守性的新型东北文化。移民为古老的东北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积淀于移民文化之中的开拓创新、勇于进取、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是开发东北地区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东北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移民大部分是出身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既缺少富商大贾,又缺少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带来的文化也并非精英文化。这对东北文化和东北人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移民的后代在解决生存危机后,缺乏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造成了东北人勇敢而又莽撞,热情而又粗鲁,重义气、讲情义,而不讲原则、守规矩的性格特征。新型东北文化依然缺乏理性与商业精神,陷入了开放与保守的双重矛盾。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健全市场经济的规则与秩序。适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契机,我们要积极应对,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东北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要抛弃或改造其中的不合理因素。要大力弘扬拓荒者的传统精神,锐意进取、努力拼搏；打破重情义、不守规则和小农意识的传统思维模式；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引人才,发展科技,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只有提升东北文化的整体水平,才能使东北社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郑光日[5]2010年在《日伪时期东北朝鲜族“集团部落”研究》文中认为“9·18”事变后,日本建设的朝鲜族集团部落是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朝鲜族农村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特殊历史产物,又是对广大朝鲜族农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因此,本论文拟从日伪时期朝鲜族集团部落的角度,对日伪时期朝鲜族农村的畸形发展史进行系统考察,以填补朝鲜族村落史研究的不足,揭开日本“统制”东北朝鲜族农民的真面目。在建设朝鲜族集团部落时,由于日本以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救济”、教育上“支持”、卫生上“改善”为幌子进行,使许多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的美化宣传,掩盖其本质,这不仅不利于进一步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而且有害于汉、朝民族团结。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日本建设东北朝鲜族集团部落的社会背景。首先,以“9·18”事变前朝鲜族村落的形成过程及分布特征为主要内容,阐明东北各地朝鲜族聚集村落的形成与发展。聚集村落是朝鲜族人民在中国东北开创的自然性村落,具有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聚居村落和同族聚居村落的特点,并分布在有利于水田开发的大小河流及支流沿岸；其次,通过叙述日本长期采取“统制”与“利用”东北朝鲜族的政策,扩大自己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以保护“日本臣民”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国人误认为朝鲜族是日本侵华的“尖兵”和外交冲突的“祸根”,加以“驱逐”和“迫害”,使朝汉民族关系恶化；在“9·18”事变中,广大朝鲜族村落成为东北军溃兵及土匪袭击的主要目标,使东北朝鲜族社会出现大量“难民”的全过程,阐明了东北朝鲜族人民蒙受不白之冤的根本原因；再次,阐述“9·18”事变后,东北朝鲜族村落遭受严重破坏,大量朝鲜族“避难民”涌入城市及铁路沿线或返回朝鲜国内,严重威胁日本殖民地“满洲国”和朝鲜国内治安稳定的社会背景。同时阐明了在朝鲜国内舆论及朝鲜民众声援东北朝鲜族“难民”活动等政治压力下,朝鲜总督府视对东北朝鲜族的统治就是朝鲜国内殖民统治的延长线,积极采取“统制”与“安定”东北朝鲜族的政策。总之,本章阐述了日本为了稳定殖民地治安,首先从收容“赤化的祸根”朝鲜族农民开始,建设集团部落的社会背景。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日本推行集团部落政策的过程。首先,剖析日本推行“集团部落”政策的目的。1.诠释“集团部落”名称的内容,阐明集团部落的强制性和歧视性；2.日本以“救济”和“保护”朝鲜族“难民”为幌子建设的集团部落,就是在东北朝鲜族社会扩大自己势力范围,收容东北各地散居的朝鲜族从而进行“统制”；3.日本在建设集团部落中特别注重“治安第一主义”,组织武装自卫团,甚至设置警察所,建设围墙及碉堡,表面上是维护村落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了断绝人民群众与抗日部队的联系；4.日本建设朝鲜移民“模范农村”,不仅可以赢得朝鲜人民的欢心,也以它为“版本”向全东北推广集团部落建设模式；其次,通过宏观地阐述朝鲜总督府资助“东劝”和“东拓”在东北地区建设朝鲜族集团部落的过程、经营方式、村落规模、警备状况及奴化教育设施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典型的营口农村进行微观地分析,阐明朝鲜总督府“集团部落”的特点：朝鲜总督府通过集团部落建设,收容朝鲜族“难民”,政治上赢得朝鲜人民的欢心,加强了日本殖民地统治；军事上利用集团部落抗衡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控制和蚕食抗日根据地,并分布于日本移民的第二地带和第叁地带,成为日军维护铁路及交通要道的“桥头堡”；再次,通过阐述伪满洲国建设集团部落的目的、建设过程及经营方式,阐明伪满洲国建设集团部落也是从朝鲜族集聚区开始的特点。总之,日本通过第一期的集团部落建设,基本收容完东北各地的朝鲜族避难民,并利用建设集团部落控制和蚕食抗日根据地,为进一步扩建集团部落打下了“牢固基础”。第叁章主要阐述了朝鲜开拓民与集团部落扩建的过程。首先,研究了满鲜拓殖株式会社经营的集团移民部落状况(1937—1941年)。日本为了控制越来越多的东北朝鲜族移民,把原来对朝鲜移民的“放任自流”政策,改为“新规入殖”政策。通过对朝鲜开拓民“新规入殖”-政策的出台及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建设过程、建设规模、建设位置、移民形式及先住朝鲜移民的集结部落的建设过程等问题的研究,阐明日本以建设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控制朝鲜开拓民的规模及分布地点,防止朝鲜开拓民妨碍日本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实施；其次,研究了满洲拓殖公社经营的集团部落的状况(1942—1945年)。这一时期,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北完全成为日本战争的后方基地,随着战争的激化,日本越来越加强对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的“统制”,可以说满洲拓殖公社经营时期是集团部落建设的最后时期；再次,阐明了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的特点：1.朝鲜开拓团集团部落的形成过程与日军的“治安肃正”工作有紧密联系,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在抗日联军的活动地区集中建设,成了日军“讨伐”抗日联军的前哨基地。2.补充日本移民之不足,以日本移民第二地带为主,最终分布在整个日本人移民地带。1940年之前,为了不妨碍日本移民计划和配合日军的“治安肃正”,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大部分建设在中东铁道以南的延边地区和东边道地区,1940年之后,为了补充日本移民之不足,集中建设在北满地区。3.日本利用朝鲜南部农民扩建集团部落,不仅可以缓解朝鲜国内的民族矛盾,还可以利用于日军的“治安肃正”工作。4.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村名有浓厚的移民特征。日本通过“满鲜拓”、“满拓公社”等半国家型殖民会社,经营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控制朝鲜开拓民的规模及分布地点,防止朝鲜开拓民妨碍日本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实施,使广大朝鲜族农民在指定的地区内,受残酷的剥削和“统制”。本章节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满洲国”建设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的目的、统治机构、“统制”方式、分布特点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阐明了日本利用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进行产业开发和“讨伐”抗日联军的本质。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日伪时期朝鲜族集团部落的作用及其影响。首先,研究了集团部落对反满抗日部队的危害。日军针对抗日武装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后盾,从抗日游击队发展成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东北抗日联军的特点,不断加强集团部落的建设。他们不仅加强防御围墙、壕沟、碉堡等设施的建设,还进一步提高自卫团的素质,配合日军的“治安肃正”工作,甚至大量移民受奴化教育时间相对长的朝鲜南部农民,建设朝鲜开拓民集团部落,使广大朝鲜开拓民成了日军“讨伐”抗日部队的“挡箭牌”；其次,研究了集团部落限制一切人身自由的保甲制度和居民出入、购物、售物等其他各种制度,揭露所谓“自耕农创定”的实质,阐明集团部落是日本帝国主义“统制”和剥削东北朝鲜族农民的“集中营”实态；再次,研究集团部落对东北水田开发的影响；1.阐述“9.18”事变前,朝鲜移民把东北的水田事业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及规模。2.阐述了日本殖民会社霸占东北适合开发水田的土地,以自己的需求来控制大米的生产。特别是以“维持治安”为名,把不少的南部朝鲜移民“新规入殖”在“间岛”与“东边道”等不适合水田耕作的山岳地带和北满寒冷地区,还把散居在适合水田的日本移民预定地的朝鲜族农民集结在指定的地点建设集团部落,使伪满洲国水田事业畸形发展。通过研究集团部落对东北水田开发的影响,澄清了一些对日本侵略者开发东北水田的错误认识。日本大量移民朝鲜南部农民,使人们误认为是为了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发东北水田事业。但是,通过对朝鲜水田劳动力人口及入殖地区限制政策和集团部落耕作品种,不难看出日本一方面利用朝鲜南部移民,经济上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日本移民和影响日本国内的大米价格,就限制朝鲜南部移民耕作水田。因此,日本政府移民朝鲜南部农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朝鲜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后,研究了集团部落对朝鲜族传统村落文化的摧残。1.日本在集团部落里进行“皇民化运动”的内容,如：废除反日学校,建立奴化教育基地学校,对集团部落强化实施“忠君爱国”教育等。为消灭朝鲜民族意识,从根本上铲除其反日思想,日本从教学内容、学校机构、神社堂和协和会的建立等诸多方面采取了“皇民化”的措施,驱使朝鲜族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成为镇压东北人民的工具和推行殖民统治政策的帮凶；2.集团部落对朝鲜族农民传统习惯的的影响。首先,阐述集团部落对朝鲜族传统建村地域及建村形态的影响；其次,阐述集团部落对朝鲜族传统衣食文化及卫生等诸方面的影响。总之,本文利用大量新发掘的地方档案等珍贵资料,对日伪时期东北朝鲜族集团部落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填补了朝鲜族村落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领域,对丰富和充实朝鲜族斗争史、迁移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宋佳[6]2008年在《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社会研究（1860-1910）》文中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朝鲜人开始大批迁入中国东北,在东北各地逐渐形成了朝鲜移民社会。关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历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将精力集中于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而对散居地区朝鲜族社会的研究则显得不够系统和深入。笔者认为只有对以鸭绿江北岸为代表的散居朝鲜移民社会特点的深入探讨,以及将其与聚居区朝鲜移民社会的比较研究,才能对中国朝鲜族特征有全面的认识。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论叁部分组成。引言主要阐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简要回顾了学术界关于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历史的研究现状,并对文章的选题范围和资料的运用作出了简单的介绍。文章正文共分叁章:第一章着重分析清朝晚期朝鲜人大批迁入鸭绿江北岸,并定居于此的情况。首先,探讨了明末清初朝鲜人早期移居鸭绿江北岸的轨迹;并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叶后,朝鲜人定居鸭绿江北岸早于图们江北岸的原因;鸭绿江北岸朝鲜人村落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结构特征。第二章分别论述了中、朝、日叁国对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政策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些政策对该地朝鲜移民社会产生的影响。第叁章从经济、民族关系、社会文化等叁方面阐述了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社会实况。结论对全文主要观点进行了简要的综合和归纳,并从中总结出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社会的特点:其一,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在分布上呈散居、杂居的特点。由于朝鲜移民在各地所占比重的差异,使得移民被同化的速度也有所不同。其二,从迁出地的情况来看,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的迁出地显得较为复杂。另外,由于鸭绿江北岸朝鲜人呈散居之势,致使江北各地移民交流较少,大抵保留迁出地的固有特征。其叁,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并非清政府移民实边的主体,与图们江北岸相比,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拥有土地者少,使得该地朝鲜移民具有更强的流动性。
李海英[7]2009年在《朝鲜民族稻草文化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群体长期劳动创造及智慧的结晶,不仅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兴,民族兴;文化衰,民族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其民族的灵魂。朝鲜民族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对于已有3000多年水稻种植历史的民族来讲,稻草文化便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但是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稻草用具和有关稻草的民俗、信仰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朝鲜民族的曾经辉煌一时、无处不在的稻草文化也面临绝迹。虽然农村现在还种植水稻,但除了极个别的农民还住传统稻草屋顶的草房外,已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稻草的东西。朝鲜民族这一典型的文化原型在消失,其作为朝阴鲜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根基在动摇,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当前记录、整理、分析、研究稻草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本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分析与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在已有的文献资料和先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了稻草与朝鲜民族的关系,从中挖掘了稻草所赋予的朝鲜民族的美学特征,并结合调查访淡总结了稻草的社会功能,调查中所得到的图片资料也丰富了论文的内容。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叁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及本人对稻草文化的理解和定义。正文共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水稻的起源和朝鲜半岛、朝鲜族水稻种植的历史。第二章主要介绍和分析稻草与物质文化方面的内容。为便于理解,本人把物质文化又分成了生活用具、生产用具、饲养用具叁大类,分别阐述了朝鲜民族生活中稻草与这叁种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用途、制作方法。第叁章主要探讨稻草与风俗习惯的关系,而风俗习惯又分成了人生仪礼习俗与岁时风俗。第四章主要探讨稻草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其中主要研究禁绳与家神信仰。第五章是论文的重点部分,着重分析阐述了稻草文化的深层内涵,即由稻草的特性联想到朝鲜民族的美学特征——曲线美。而这种特征的完美体现就是稻草屋顶。这种美学特征也体现在朝鲜民族艺术的各个方面,如传统舞蹈、传统音乐和传统服装。朝鲜民族传统舞蹈动作中最大的特点——含胸曲背,正是体现了朝鲜民族的曲线美这一美学特征。这种曲线也体现在传统舞蹈的基本站姿和舞步中。传统音乐也体现了这种曲线,朝鲜民族的传统音乐最大的特点便是节拍形式属于叁拍子系统。这种叁拍子连起来正是一种曲线,也体现了朝鲜民族的美学特征。除此之外朝鲜民族的传统服装——韩服也充分体现了曲线美这一特征。韩服中袖子最具此特点,袖子两边窄,中间宽,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曲线线条。与服装相呼应的便是朝鲜民族的传统鞋,其最大的特点便是鞋头向上弯起,呈勾状,这种弯起的鞋头正与韩服的袖子相呼应,演绎出完美的曲线。第六章也是本论文的重点。这部分结合笔者的调查访谈,重点阐释了朝鲜民族稻草利用的文化含义即稻草文化的社会功能。编制稻草用具是农民农闲期最主要的组合生产活动,它不仅增进和巩固了农民之间的感情,对强化村落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性,提高连带意识起了媒介作用,同时在编制稻草用具的过程中可以把稻草编制技术传承下去,代代流传。稻草用具的循环利用也对环保做了一定的贡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对整个稻草用具进行了梳理与详细分类;第二对稻草进行了深层分析,挖掘出了稻草文化中所蕴含的朝鲜民族的美学特征——曲线美,并通过对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的美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第叁分析了稻草利用的文化含义即稻草文化的社会功能;第四本文在正文和附录中列出了很多稻草用具的图片,这些图片全部都是第一手资料,是本人在朝鲜族农村和稻草博物馆、民俗村拍摄的。
刘朝钊[8]2013年在《浅析近代中国鸭绿江流域的资源开发及其正负效应》文中研究表明鸭绿江流域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近代以来，伴随着闯关东浪潮的高涨和朝鲜移民地涌入，东北作为封禁之地骤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后，日本侵入东北地区，对鸭绿江流域掠夺式开发，使这一区域原本的生态和环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文共由四章组成，以鸭绿江流域为研究对象，以移民浪潮和日伪时期为断限，对这一地区的资源蕴藏、开发、利用状况进行归纳和总结，试就资源开发对社会发展及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简单概括鸭绿江流域资源开发与东北地区整体开发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而阐述鸭绿江流域在东北近代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正负效应。第一章主要对我国境内鸭绿江流域的资源环境状况进行概括和介绍，包括：地形地质构成、水文水质情况和气温气候条件等。自然资源状况是鸭绿江流域资源开发的前提条件，因此，对该流域的自然资源状况进行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才能为资源开发地研究做好铺垫。第二章主要对鸭绿江流域资源开发的主体即关内移民和朝鲜移民，涌入的原因、经过、资源开发状况及成果进行阐释，这是本篇论文的写作重点之一。资源开发，离不开人，移民涌入使资源开发出现重大变迁，而鸭绿江流域独特的人口结构，是导致这一地区资源开发状况呈现一定特殊性的重要原因。第叁章的主要内容是阐释日本在华期间对该流域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背景，鸭绿江流域是日本最早染指中国的区域。在该流域的资源开发当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开发数额相当巨大，对鸭绿江流域的自然、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第四章主要对资源开发所引起的正负效应进行分析和总结。适度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不计后果的过度开发，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本章是对鸭绿江流域资源开发的深入探究，是对前叁章阐释内容的升华，也体现了本文的立意。
薛凤敏[9]2011年在《奉天省水稻公司研究（1912-1931）》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奉天省水稻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界定为1912-1931年。笔者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有关水稻公司的兴起原因、成立概况、集股筹资形式以及所涉及到的中日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具有代表性的水稻公司作为个案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分析水稻公司这一不同于传统经营模式的企业形式对奉天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通过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题为民国初年奉天省水稻公司的兴起与初步发展,简要介绍1912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省水稻公司的兴起原因和初步发展情况。第二部分题为奉天省华资水稻公司的成立及经营管理特点,主要介绍中国人投资的私营水稻公司。并通过水稻公司简章,分析华资水稻公司的成立及经营管理情况。第叁部分题为奉天省日资水稻公司及个案分析,主要通过对日资水稻公司的个案研究,分析日资水稻公司与奉天省政府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题为水稻公司的衰落及历史作用,主要分析水稻公司衰落的原因和水稻公司对奉天省产生的影响。虽然水稻公司持续时间较短,然而它作为一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有效提高资本效益的企业形式,通过广集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奉天省垦荒资金的匮乏,促进了奉天省的水田开发。同时,促进了具有水田耕作技术的朝鲜移民的大量移入,有利于奉天地区水田开发的自主化,给奉天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鲁子权[10]2014年在《19世纪中后期朝鲜移民及延边农业开发问题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清季朝鲜移民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推动了延边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的进程。延边地区的近代史涵盖了几条相互衔接的重要线索:其一，对东北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造成图们江流域人烟荒芜，边防空虚，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严重滞后；其次，朝鲜北部的农民因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原因迫于生计越过图们江北的中国境内偷垦，从最早朝耕暮归的形式逐步演化为春来秋去的半定居状态，最后甚至举家迁往中国境内；第叁，由于朝鲜移民越聚越多，中朝两国政府都无法有效阻止，导致的封禁政策名存实亡。沙俄野蛮侵占中国领土使东疆危机日益严重，不得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防御，于是废除封禁，实施移民实边政策；对朝鲜移民的招垦引发了李朝政府的强烈不满，遂要求刷还中国境内的朝鲜垦民；由于在中国境内垦居的朝鲜移民数量庞大，朝鲜根本无力安置，于是刷还的计划化为泡影。朝鲜垦民不愿回到动荡不安，灾荒连年的朝鲜，更不忍舍弃艰辛开拓的家园。于是就在朝鲜垦民中流传出“两江说”，李朝政府看到“两江说”不仅可以解决刷还移民安置的难题，还有机会诈骗中国领土，于是对“两江说”推波助澜，引发中朝边界争端。日本吞并朝鲜后，也试图通过移民和边界问题作为侵略中国的入口，于是处心积虑炮制出所谓的“间岛问题”。在以吴大澄为首的有识之士据理力争下，间岛问题以《中日间岛条约》暂落帷幕，以放弃局部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承认，日本则利用间岛问题实现了向中国进一步渗透的目的。在这些相互交织的线索中，有两条线索是密不可分的，那就是朝鲜北部农民移居延边的历史过程以及每个阶段他们对延边地区的农业开发。本文将朝鲜北部农民移居延边的过程大致分为叁个阶段：清初被俘虏至中国东北的战俘；封禁时期陆续犯越入境的朝鲜垦民；19世纪中期因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原因涌入延边地区的朝鲜难民。其中尤以19世纪中期迁入延边地区的移民规模最大，对延边地区农业开发的贡献最为显着。他们有力响应了的移民实边政策，在延边地区辛勤开拓，并把水稻种植技术引入中国东北，为近代延边地区乃至整个东北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 近代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史研究[D]. 衣保中. 南京农业大学. 2002
[2]. 吉长地区朝鲜移民研究（1910-1949）[D]. 宫健泽.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东北农业史研究述评[J]. 牛伟. 农业考古. 2016
[4]. 试论近代移民对东北文化的影响[D]. 邵小翠. 延边大学. 2010
[5]. 日伪时期东北朝鲜族“集团部落”研究[D]. 郑光日. 延边大学. 2010
[6]. 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社会研究（1860-1910）[D]. 宋佳.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7]. 朝鲜民族稻草文化研究[D]. 李海英. 中央民族大学. 2009
[8]. 浅析近代中国鸭绿江流域的资源开发及其正负效应[D]. 刘朝钊. 吉林大学. 2013
[9]. 奉天省水稻公司研究（1912-1931）[D]. 薛凤敏. 辽宁大学. 2011
[10]. 19世纪中后期朝鲜移民及延边农业开发问题探析[D]. 鲁子权. 烟台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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