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正义的前提批判是对前资本主义交换的批判，它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可交换劳动能力的批判。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使劳动者具有“自为性”和“为他性”，是劳动与财富分离的首要条件。其二，对货币内在矛盾及其所有者“致富欲”的批判。货币通约一切使用价值的“质”与现实中始终是一定“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货币所有者的“致富欲”，是财富增殖的根本动力。其三，对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的批判。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是劳动与财富分离的重要途径，也使象征资本主义正义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走向自身反面。马克思基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从前资本主义的交换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正义的必然性。
关键词：交换；财富分配正义；前提批判
当前对马克思分配正义研究的一个误区是，基于西方政治哲学复兴背景下设定的政治哲学语境，脱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要围绕财富①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认为，财富既指使用价值也指交换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使用价值受交换价值支配，不再具有财富的属性，财富仅指交换价值。批判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不正义性，是认识分配正义悖论性的关键，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着重对此展开了批判。一般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围绕资本逻辑展开。同样，资本逻辑也应当成为批判财富分配不正义的逻辑主线。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在透析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时，揭示了劳动与财富分离和所有权、自由与平等走向自身反面的必然性，以及导致这两种必然性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在历史和逻辑中的相互作用和展开，使蕴含其中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可见，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正义的线索中，还应包含着前资本逻辑批判即前提批判。事实上，只有在前提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秘密”，也只有通过前提批判才能真正超越当前研究的局限。
一、对可交换劳动能力的批判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中，并行着两种生产关系：一种是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旧生产关系，另一种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新生产关系。其中，新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可交换劳动能力的生成。
劳动能力作为主体能力能够满足人的不同需要。人作为劳动能力的载体，双重地存在着。在马克思看来，“从主体上来说作为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来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484。即是说，人既作为主体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存在。同样，人的劳动能力也具有双重性。首先，劳动能力是主体的生命力体现，并通过“主体本身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2]399；其次，对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来说，劳动能力是满足主体需要的根本条件。以人自身为载体的劳动能力与其他劳动条件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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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随着生产的发展成为“抽象”的主体能力。除劳动能力这个主观条件外，劳动所必需的劳动条件还包括满足劳动者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和从事生产所需的劳动工具等客观条件。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解体之前，劳动能力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归劳动者所有和支配。即劳动能力、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劳动产品统一于劳动者。因而，劳动者能够独立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但是，随着劳动资料逐渐向一部分劳动者集中，也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因缺少劳动条件而无法自给。这就意味着劳动能力、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之间的统一关系开始分离。具体说来，劳动能力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一方面会使部分劳动者丧失满足自身需要的必要条件。“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1]490，“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1]491，使劳动能力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为劳动者对他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劳动能力和劳动产品归劳动能力购买者占有和支配。劳动能力作为一种主体能力，最初归劳动者所有，因此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也应归劳动者支配和所有。但是，伴随劳动能力与其他劳动条件分离的是，劳动的支配权事实上属于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仅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生存资料，剩余劳动产品不再归劳动者占有，而是归劳动能力“购买者”所有。总之，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之间关系的解体，使其发展为一种“抽象”的主体能力，也使其由仅具有自为性转变为具有为他性与自为性。
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是货币所有者财富积累的途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劳动能力作为“抽象”的主体能力而存在；第二，劳动能力的购买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财富积累，一方面能预支劳动能力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要为生产以及可能出现的剩余产品的转化提供条件；第三，劳动能力的购买者把价值的增殖作为最终目的。当然，上述条件只有通过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才能发挥作用。“货币与劳动相交换，那么，看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这一交换过程，使现有的价值保存或者增大”[2]39。货币与劳动交换使货币所有者财富增殖。事实上，这种可能性的产生在于，与货币进行“等价交换”的是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超出劳动能力价值的价值。马克思用“G-W-G”表示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从整体上来看，第一阶段的“GW”即“买”是第二阶段的“W-G”即“卖”的前提，“卖”则是“买”的结果，“买”与“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由于“W-G”阶段的交换价值总是多于“G-W”阶段的交换价值量，流通中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不过是实现交换价值增殖目的的两个步骤，因而第二阶段的等价交换实质上否定了第一阶段交换的等价性。即是说，第一阶段中隐含着不等价交换的可能性，通过生产实现的交换价值增殖部分，在第二阶段的等价交换中得到实现。所以，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实质上是不等价的，货币所有者由此实现了财富的积累。
可交换的劳动能力是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方式生成的首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将取代旧的生产关系，而处在新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能力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变得具有必然性。劳动能力与他人占有的劳动客观条件的结合，创造了属于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困，也将引起更大范围的劳动能力交换以及财富与贫困的积累。
最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逻辑主线的形成。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中体现出“自由”与“平等”，却最终无法超出“所有权”的限制，即生产资料占有者实现财富的积累，不占有者仅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所以，旧生产关系的解体，在促使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的同时，也使货币从“作为货币的货币”转变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由此才产生出以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逻辑主线才真正形成。而这同时也意味着货币的内在矛盾转变为资本的内在矛盾。关于资本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这样认为，“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2]405。在资本的本质属性中，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自身的生产设立界限，另一方面又具有扩大生产的趋势。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在资本矛盾的作用下，一方面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所以，马克思才说，“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2]608。也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1]447。而象征资本主义正义性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将对这种权力形成遮蔽。
二、对货币内在矛盾及其所有者“致富欲”的批判
前资本主义时期，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得以可能。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发展中，形成了以货币为形式的交换媒介。由于货币在交换中充当媒介，也使其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
货币具有通约使用价值的功能。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过程中，货币的通约作用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劳动能力与其他劳动条件关系解体的过程中，一方面加速了劳动客观条件的积累，另一方面则加速了“抽象”劳动能力的生成。同时，货币也是将劳动能力与客观条件结合起来的关键。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具有与一切使用价值交换的属性，也意味着劳动者在放弃自身需要的前提下，“以货币形式积累价值”变得可能。可见，货币自产生起就相对于交换对象的使用价值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即货币相对于商品来说，不受商品形式及其所有者的制约，具有转化为任何商品的可能性。货币的这种独立性事实上代表着支配交换对象的权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正义的前提批判，既是基于历史视角的批判，也是基于逻辑视角的批判。由此揭示了劳动者从一种统治关系转移到另一种统治关系的必然性，也证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分配论分配”论调的片面性。
货币的内在矛盾使其成为交换的目的。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本质上代表了一切使用价值。然而，现实中的货币在所有者那里始终是一定的“量”，并不具有购买全部使用价值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货币“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总汇；但由于它始终只是一定的价值量，一定的金银量，所以它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2]386。货币通约一切使用价值的“质”与其代表的有限“量”之间形成矛盾。当然，这也是货币由交换手段转变为交换目的的表现，也说明该生产条件下存在这样的趋势，即“商品交易和交换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1]154。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蕴含着一种不断超出自身“量”界限的内在动力，且这种超越是“无止境”的。货币在内在矛盾的作用下，“质”的无限性转化为财富保值与增殖运动的无限性，而这种持续循环的特性在货币所有者那里表现为“致富欲”。
货币所有者的“致富欲”促使劳动与财富分离。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劳动者创造了属于货币所有者的财富，而货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形式，象征着支配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劳动条件的权力。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货币是一般财富，那么谁占有的货币越多，他就越富，而唯一正当的过程就是积累货币”[2]403。财富积累是货币内在矛盾运动以及货币所有者“致富欲”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对于货币所有者来说，货币表现为“致富欲”的对象，积累得越多就意味着财富越多，也意味着越能够支配更多的劳动条件去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货币也是产生货币所有者“致富欲”的源泉。货币的通约功能促使货币所有者产生获取更多货币的欲望，因而货币所有者将促使货币持续流通；同时，货币所有者的“致富欲”又促使其不断将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作为财富贮藏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所有者实现财富积累的同时，“致富欲”也在不断扩大。马克思总结为，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货币所有者的“吝啬死守着贮藏货币，不让货币变成流通手段，但是求金欲保持着贮藏货币的货币灵魂，保持着它对于流通的经常的渴望”[1]527。所以，货币所有者总是试图让积累的财富得到保存，阻碍货币进入流通，而“致富欲”则驱使着货币流通，以积累更多的财富。换言之，在货币所有者“致富欲”的作用下，“实际上成为基础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1]527。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生产了货币所有者的财富，也生产了自身的贫穷，劳动与财富在“致富欲”的作用下实现了分离。
对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中的劳动与财富分离，以及所有权、自由与平等走向自身反面的内涵，马克思对其生成历史进行了回溯。首先，可交换的劳动能力及其与货币之间的交换，预示着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不正义。前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能力可交换性促使这样一种经济关系的产生，即劳动能力购买者不以“享受的使用价值”为交换目的，而是以取得“货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由此，产生了一种异于简单商品交换的特殊商品交换，即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这种交换为“货币财富”的增加提供了途径。而由于货币的内在矛盾，货币所有者在“致富欲”的驱使下，必然又促使这种交换持续地发生，带来劳动能力的买者与卖者之间财富的差异。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进行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发挥了规范侦查人员讯问行为、提升司法人员办案水平、遏制相关人员刑讯逼供等作用。根据《监察法》的规定，调查人员在讯问、搜查、查封、扣押等取证工作中，应当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留存备查。该规定不但对于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取证中严格执行法律和纪律有重要意义，而且保障了调查人员和被调查人员的合法权利。《监察法》中关于调查取证时录音录像的规定比《刑事诉讼法》中要求更严苛，发挥的作用亦更大。
三、对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的批判
劳动能力作为商品被用于交换，预示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开始取代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使交换价值的生产和积累得以实现，也产生了交换双方相互依附的关系。
劳动能力的为他性使其成为他人财富积累的工具。劳动能力与其他劳动条件统一关系的分离，使其相对于其他劳动条件的拥有者即劳动能力的购买者表现为使用价值。不过，与消费一般商品不同的是，对劳动能力的消费即是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活动。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中，使用价值代表着财富，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然而，在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中，唯有交换价值才意味着财富，财富的积累即是对交换价值的追求。“因为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3]。在马克思看来，一切财富的创造均依赖于劳动能力。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中，交换价值支配着使用价值，对劳动者来说，虽然可以通过劳动能力的交换获得一定量的“财富”，但以使用价值为交换目的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这些“财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只是“转瞬即逝”的交换中介。相反，在劳动能力消费的过程中，劳动者创造了属于他人的交换价值，劳动能力成为他人创造财富的工具。事实上，由于劳动者对交换的依赖，劳动能力也必须成为他人财富增殖的工具。
其次，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使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发展为固定的经济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1]490。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过程”即指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所有关系的解体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之前，劳动者还是“所有者”，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具有偶然性。而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使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具有必然性。马克思就这种变化指出，“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1]497-498。马克思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的占有关系在历史中的发展，具有不可逆性，但占有对象并未被改变。其二，将在占有者之间产生出一种新型关系，即“自由的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否定关系”或者说对抗关系。作为“可能性上的”自由工人，“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1]496。这将使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关系变得稳固。
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可能发展出不自由。在简单商品交换中，相互承认对方的所有权实质上也赋予了交换者在交换中的自由意志。从交换行为看，商品或财产等交换客体的转让均是交换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商品交换或财产的转让是自愿的、非暴力的，因而是自由的”[5]。换言之，作为自由的交换主体实质上具有排他性和独立性，不受他人支配和强制。此外，这种交换以自我为目的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了为他人服务的手段，且只有将自身作为他人的手段，才能将自身实现作为目的。但是，在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中，包含着异质于简单商品交换中自由的另一种“自由”。首先，劳动者（工人）的自由中包含着对货币所有者的依附关系。“这里所谓的自由，一方面，是指工人支配他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是指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6]42。所谓自由，即指劳动者对自身劳动能力有支配权，有交换与否以及何时交换的自由。但是，劳动的客观条件被货币所有者占有的事实决定了劳动者必须出卖劳动能力。劳动者通过特殊交换表现出来的是对交换的绝对依附，实质上也是对货币所有者的绝对依附。所以，劳动能力“出卖者”事实上不是“自由的当事人”。其次，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中包含着劳动者对货币所有者生产目的的服从。货币所有者获得了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同时也说明劳动者要服从其设定的生产目的以及对劳动的监督。这说明，劳动者在交换中的自由已经潜在地蕴含着劳动能力消费过程中的不自由。再次，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背后蕴含着统治关系。与简单商品交换相同的是，交换者在意识中将对方同样归结为“买者”与“卖者”。然而，货币所有者因占有劳动条件而实现了对劳动能力的实际占有，使劳动者又必须依赖劳动条件才能生存。劳动者实际上受到“物”的统治。当然，这种交换中也包含着交换者之间对立基础上的统治关系，劳动条件占有者对非占有者的统治。所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劳动能力必然作为商品而存在，劳动者也只有作为别人财富的生产者才能生存。以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为前提条件的财富分配，看似体现了交换者的自由意志，实质上所谓的自由将因这种交换的特殊性而成为事实上的不自由。
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必然发展出不平等。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简单交换关系中，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体现着交换的平等性。这种平等以人的需要和生产中的差异为前提。生产者的社会身份被抽象掉，交换关系的平等性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平等。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中，“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2]426。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简单商品交换中的平等成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和积累的“外壳”，遮蔽了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平等。从表面上看，劳动能力的交换体现着一般商品交换所具有的平等性，一方交换者是为了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另一方则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双方均是地位平等的交换者。但是事实上，这种平等却包含着不平等。一方面，从交换的目的来看，交换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作为交换者，一方是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是为了满足“致富欲”，具有非必需性；而另一方仅拥有劳动能力，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需要的重要性不同，说明交换双方在地位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显然是一种不平等。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作为使用价值的规定，也蕴含着不平等性。在交换中，由于劳动者提供的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能力，可被认为是使用价值规定中的交换者，货币所有者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则可被看成处于交换价值的规定中，使用价值相对于交换价值来说，形式的多样性使其变得不重要。这其实说明了，劳动者在交换中与货币所有者之间的不平等性。
四、马克思的前提批判存在双重视角
第三，辅助网络规划建设功能。这方面主要对系统技术指标进行确定，从而实现自动生成理论技术参数的目的，比如系统图、拓扑图等，通过对物理资源和逻辑资源的计算，完成对辅助功能的规划和设计，主要包括光节点位置、线缆路由、光缆交接位置以及传输机房等方面。辅助建设功能主要体现在网络实施期，对设计结果进行分析，从而计算工程需要的基本材料，利用电子派单的方式对材料的领用、补充和退还等，从而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材料的不合理使用，同时缓解库存压力，有助于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
1.从历史视角来看，马克思的前提批判是关于历史前提的批判
货币的内在矛盾使自身由交换手段转变为目的，也催生了货币所有者的“致富欲”，而“致富欲”又成为推动财富积累的动力。为了形成积累财富所需要的劳动能力，货币所有者必然促使可供交换的劳动能力生成，同时也促使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相结合。表面上看，不论是在促使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分离还是结合中，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始终体现了等价性，也体现了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如马克思所说，“其实，货币使之流通的只是所有权证书”[1]309，同时“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1]204。交换中蕴含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赋予其正义性，也使得交换的结果即分配具有了正义性。然而，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实质上蕴含着劳动与财富的分离以及促使所有权、自由与平等走向自身反面的必然性。
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蕴含着劳动能力出卖者所有权的丧失。马克思就事实上的占有与“合法性”意义上的所有权做了区分，认为“私有财产的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无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4]137。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从事实占有到“合法占有”，才能上升为“权利”即所有权，占有的对象才能成为“私有财产”。因此，所有权蕴含着私有性和排他性。在简单商品交换中，“所有权还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购买便是如此”[1]192。就是说，单商品流通是建立在劳动者拥有商品所有权的基础上。从交换目的来看，双方均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从交换内容来看，用于交换的对象是代表等量交换价值的等价物。“对他人的劳动的所有权是以自己劳动的等价物为中介而取得的”[1]192。然而，劳动能力被用于交换改变了交换的性质。如前文所说，这种交换以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分离为前提，劳动能力购买者支付等价物的是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从而形成这样的结果，“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1]192。这说明，在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中，劳动能力所有权的转让意味着生产中超出劳动能力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不归劳动者占有，而是归劳动能力购买者占有，劳动能力出卖者“合法”地扩大了购买者的所有权。
因此，新经济环境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进步的共同结果，技术和市场对于中小制造企业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正确认识技术环境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的发展状况，是中小制造企业制定战略的思维基础。
从造景手法看，采用对景与夹景、借景、隔景、框景手法配合使用的方式.其中对景手法居于主导地位，且与其他造景手法之间呈现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失去了对景其他造景手法也失去了意义.它们彼此间相互配合，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适宜的组合方式，塑造出多元的城市景观环境.因此，对景手法是青岛城市景观组织的主要手法，也是景观特色得以体现的基本方法.
2.从逻辑的视角看，马克思的前提批判主要围绕分配的逻辑前提即交换展开
首先，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6]53。劳动条件归资本家阶级所有，而劳动能力归工人阶级支配，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以交换为起点。由于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资本家与工人所占有的财富生产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生产中地位的不同，也必然造成财富分配的差异。就是说，财富的生产过程伴随着财富分配，而劳动能力的交换既作为财富生产的前提，也作为财富分配的前提。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劳动能力交换中，事实上已经预示着财富分配的结果，而财富分配结果的实现只不过是前提条件在社会再生产中展开的外在表现。
人作为群居性生物，从出生到发育到长大到渐渐老去到不得不向这个世界辞别，都或多或少受惠于以下十个方面的助力：天、地、父母、老师、亲戚、乡邻、单位、朋友、运气、时代。
其次，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及交换所需的要素，构成了马克思前提批判的主要内容。这也说明，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中具有产生分配不正义的逻辑必然性，也蕴含着劳动与财富的分离。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章”中这样描述资本的生成，“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1]501。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过程中，货币一方面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交换，另一方面与劳动能力交换，两种交换共同促进了资本的产生。不可否认，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促进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快速增加。但对于劳动能力卖者来说，以使用价值作为交换目的决定其始终与财富无关。相反，劳动能力购买者通过交换实现了财富的积累。所以，社会财富总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贫困的快速积累。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程项目占地面积19.2万 m2，总建筑面积36.7万 m2，设总床位2 000张。医院采用“诊疗中心+重点专科”模式，设置综合门急诊、20个诊疗中心、12个医技中心以及特需诊疗中心，可容纳日门急诊量8 000～10 000人次，是设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与国际现代化医院相接轨的区域性现代医疗中心。
最后，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中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延伸至财富分配中，赋予其“正义性”。与简单商品交换中蕴含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不同，货币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占有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错乱”[2]363。前资本主义交换中，从简单商品交换发展到特殊商品交换，事实上已经隐含了资本主义所有权、自由与平等中的内在矛盾。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将这种矛盾显性化了。
马克思基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视角，通过对前资本主义交换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不正义的必然性和根源。由此从前提中透析了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正义的悖论性内涵，应当成为马克思批判财富分配正义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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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Prerequisite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Unjust Wealth Distribution: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
ZHANG Feng,XU Ru-gang
Abstract Marx's prerequisite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unjust wealth distribution is the criticism of the pre-capitalist exchange,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first,the criticism of the capacity of exchangeable labor(the separation of labor capacity from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labor makes the laborers have“the nature of selfbehavior”and“the nature of acting for others,which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for the separation of labor and wealth)；second,the criticism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urrency and its owners'desire to get rich(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quality”of all the use value commensurate with currency an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quantity”is manifested in the currency owners'desire to get rich,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wealth proliferation)；and third,the criticism of the exchange of currency and labor capacity(the exchange of currency and labor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eparate labor and wealth,and also makes the ownership,freedom,and equality symbolizing the capitalist justice turn to their opposite side).From a dual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logic,Marx reveale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apitalist unjust wealth distribution from the pre-capitalist exchange.
Key words capitalist exchange；justice of wealth distribution；prerequisite criticism
收稿日期：2019-03-0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5AA020）
作者简介：张峰（1958-），男，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如刚（1983-），男，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9）03-0060-06
（责任编辑 王志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