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度路径_外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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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末以来,国际社会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因此加大,我国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和制度调整的两难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0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曾呼吁中国应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2002年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公众媒体提出了一种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日本财务官黑田东彦与副财务官河合正弘联名于2002年12月2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实施世界性通货再膨胀政策正当其时》的论文,指责中国通过出口成长、国内通货紧缩以及紧盯美元汇率三项动作,向全球出口通货紧缩。并建议中国要么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要么让人民币升值,以加入全球对抗通货紧缩的行列。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同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美、英、法、德,意、加)提交的一项提案,将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但该提案未获通过。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3月11日,中国青年报以《人民币币值稳定招惹日本不痛快》为题,揭露日本不断妖魔化人民币。此后不久,日本某主流媒体以《人民币升值遥遥无期》为题,哀叹日本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努力没有结果。该通讯社引述日本财务省官员的讲话说:“中国不可能在两三年内采取措施让人民币升值”,因此,建议日本当局对中国要打持久战。7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指出:“针对使人民币同美元几乎固定不变的中国汇率政策,迫使中国采取灵活汇率政策的国际包围网正在收紧。”

这一期间,美国的新闻媒体也发表了美国一些专家有关“中国正在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2003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敦促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他公开表示,明白中国政府有意迈向市场主导的弹性汇率制度,希望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6月26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讨论是否对中国的“货币操纵”政策提起“301”条款。7月2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长斯诺计划由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美中汇率问题听证,这表明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正逐步加大。欧盟委员会2003年6月发布报告,欧盟15个成员国决定将于2003年10月率先将中国在“普遍优惠制”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由目前的3.5%提高到5%;2004年上半年将正式取消给予中国的“普惠制”。此举表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正进一步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要求中国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这场由日本挑起的“人民币升值论”的风波有其浓厚的国际背景。其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一个低迷和萧条时期,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1.7%,尤其是2001年美国高科技股崩溃以来,美国经济也进入衰退期,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2.4%,而且至今看不出强劲复苏的迹象;欧盟经济增长率2002年为0.8%;日本经济在经历了13年的萧条后,日本政府虽然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三管齐下,但2002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3%;拉美有些国家受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而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却一枝独秀,2002年仍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因此,国际上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以攻击和诋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2002年3月以来,美元一改1995年以来强势美元的态势,出现大幅度贬值,程度最大时对欧元贬值幅度超过30%,而历史上数次美元的贬值(如1971~1976年和1985~1990年)都必须有其他国家来吸纳其贬值释放出来的风险,这次也不例外。但考虑到与美元联系较紧密的几个国家的状况,如加拿大和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与金融一体化较紧密,且墨西哥经济尚未走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阴影,欧元已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美元贬值的风险,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谷,而人民币被认为有实力来吸纳美元贬值的风险,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就升温。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1/10、日本的1/4,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无疑被夸大了。从对外贸易来看,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的5%左右,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就占55%以上,剔除这一因素,中国真正的商品出口仅占全球出口的3%而已,更何况中日和中美的贸易结构呈互补型,而非竞争型。因此,上述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言论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度扭曲因素

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出口贸易方面享有长期顺差,2002年贸易顺差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二是在资本项目方面,中国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事实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扭曲现象。

1.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虚增因素

我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以来急剧增长(如表1所示),自1996年以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2002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2864亿美元,比1993年底增长了12.5倍,1994~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年均增长24.6%。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对保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安全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使人民币在1993~1997年和2001以来存在巨大的升值压力。

表1 中国1993年以来外汇储备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http:/www.safe.gov.cn/0430/main-0430.jsp的统计数据中外汇储备数据整理而成。

但是,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一定的虚增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因为现有的结售汇制度是强制性的,外贸企业必须无条件地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外贸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1997年10月后,为便利中资企业生产经营,虽然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结算账户,但亦受到严格的限制。2001年12月1日进一步降低了经常项目的外汇账户开户资格,允许年度出口收汇额在200万美元以上、且年度外汇支出额为20万美元以上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结算账户。但总体而言,外贸企业在银行的结汇仍具有强制性,而其外汇需求则通过银行售汇来满足。目前在经常项目下,外贸企业的贸易用汇通过外汇银行的售汇可以得到满足,但在经常项目中的非贸易用汇则受一定程度的外汇审批控制,居民和企业仍不能凭意愿持有外汇。由此可见,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以来,企业不得不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不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发行方式全部吃进,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扮演了外汇市场最终出清者的角色,而包括银行、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外汇需求受到高度抑制,造成虚假的“供”大于“求”,难以真实反映外汇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价格与实际相背离。

2.国际收支顺差中的结构扭曲

199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除1993年经常项目逆差119亿美元,1998年资本项目逆差63亿美元外,其余年份都表现为双顺差。1994~2002年,经常项目顺差分别为305.3亿美元、224.8亿美元、316.4亿美元、297.2亿美元、293.2亿美元、156.7亿美元、205.2亿美元、174.1亿美元和354.2亿美元;资本(或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从1993~1997年分别为234.7亿美元、326.4亿美元、386.8亿美元、399.7亿美元、229.6亿美元,1998~2002年分别为76.4亿美元、19.2亿美元、347.8亿美元和322.9亿美元。(注:http://www,safe.gov.cn/0430/main-0430.jsp的统计数据中1993~2002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数据仅保留整数位。)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人民币保持稳定以及目前存在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但199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背后仍存在着结构扭曲的现象。首先,贸易收支尤其是货物贸易收支是构筑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也是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增加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而1993~1996年,我国非贸易往来一直是逆差状态,1997~2001年,收益项也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其次,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目前具有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产品仍然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以富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为主导的出口商品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而且1997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增大并非完全依靠出口商品品质和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而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退税率以及国家的出口贴息政策刺激。这种状况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利于培养企业的竞争力。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贸易收支顺差维持和扩大的压力也会日益加大。最后,资本项目的顺差则主要得益于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从1997~2002年,我国直接投资共增加2414亿美元,年均增长402亿美元,而证券投资除1997年和2002年外,均为逆差。由此可见,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是构筑我国资本(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乃至总体国际收支顺差的强有力支撑。

3.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

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扭曲一定程度上根源于我国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1996年12月1日,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达到IMF第八条款的要求,但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目前,我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范围和可兑换程度虽有所提高,但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照IMF确定的资本项下43个交易项目,我国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经登记或核准)的有12项,占28%;有限制的16项,占37%;暂时禁止的有15项,占35%。而且,资本项目管制方面存在着非均衡现象,突出表现为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因此1994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很小。

从表2可见,1994~2002年,我国对外国和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共233.4亿美元,年均仅25.9亿美元;而同期我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额为3664.5亿美元,年均407.2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除了我国现有的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能等优势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等方面都享受“超国民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

表2  1994~2002年我国对外投资额

 单位:亿美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国在外国

和港澳地区 20.0 20.0 21.1 25.6 26.3 17.7 9.2 68.3 25.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994-2002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而成。

4.汇率制度的扭曲和错位

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是不完全的。首先是由于人民币1996年12月1日仅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仍然受一定程度的管制,因而,资本项目下的这部分外汇供求并未反映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中;其次,由于现有的结售汇制度是强制性的,即便是经常项目方面的外汇供求也未反映其真实状况。

就银行间外汇市场而言,首先,参加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主体——外汇银行实行的是会员制,其会员资格的获取要通过中央银行或外管局的审批,具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因此银行间外汇市场是封闭而非开放的。其次,中央银行对外汇银行持有外汇的额度作了严格的规定,这使得外汇银行不能凭意愿持有外汇或根据本、外币的资产组合来达到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收益最大化或对外汇风险的规避。再次,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中,由于中央银行对外汇银行的额度控制以及中央银行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权,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中的汇率生成具有较大程度的管制权,属于中央银行管制定价机制。最后,银行间汇市交易的币种虽有美元、日元、港元三种,但其成交量以美元为主,且几乎不存在远期、期货交易,波幅相当小,交易品种十分单一。

实证分析表明,1994~2002年,除了1994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3.5%,1995年升值1.6%以外,其余7年人民币汇率都保持稳定的水平,如2000~2002年,尽管外汇储备增加了73%,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不超过0.05%,人民币汇率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由此可见,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保持高度的“静态稳定”,1999年IMF也因此把人民币汇率制度划为固定钉住汇率制。

综上所述,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长是推动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的直接原因,但这些因素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扭曲因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化解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度路径

1.推进人民币结售汇制度的改革

如前所述,人民币强制结售汇不仅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虚假繁荣,而且也制约了人民币汇率市场机制的形成,因此,可考虑提高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程度,如增加居民和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支出使用额度,并将以前一些实际受限制的项目适当放开,尽快实现从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具体措施包括:

(1)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凡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或备案、具有涉外经营权或有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境内机构,包括中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其他境内机构,均可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进一步扩大中资企业开户范畴,统一中外资企业的开户条件。

(2)实行统一限额管理,扩大现行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保留的外汇限额。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经济形势、国际收支和外贸发展需要以及外汇管理要求,确定并适时调整限额的核定标准。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在外汇管理局核定的账户限额以内,可以卖给银行,也可存入其账户,即在限额内,境内企业可自愿保留外汇,超过限额的外汇收入则仍保留结汇。这样企业可以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

(3)延长结汇宽限时间,将即时结汇改为灵活的“限期结汇”。允许企业经常项目收汇后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不结汇,企业自行选择适当的价格结汇,并将在期限内结汇的外汇在银行开立专户存储,适当扩大企业、居民购汇的需求。

2.适时退出事实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随着加入WTO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加快,现有的事实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必将受到挑战。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摆脱钉住美元制最好的时机是外汇市场比较平静或本币趋于升值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机。目前人民币具有较强的升值压力,而且1994年以来资本流入速度加快,出现资本净流入。从1994~2002年12月,我国累计资本流入8125.8亿美元,累计资本流出6079.3亿美元,净流入2046.5亿美元(参见表3)。即使考虑到1994~2002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1004.4亿美元,仍有1042.1亿美元的净流入,因此,我国目前已经逐步具备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退出的时机,应考虑逐渐退出。当然,从我国汇率制度的取向来看,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实施浮动汇率制,现实的选择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实行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表3 1994~2001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中的资本流入与流出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际收支统计年报,1994~2002年

3.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而且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连续五年实现了较高的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这与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的现状极不相称。而且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渠道会扩大,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因此,我国应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当然,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中,应吸取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采取渐进的方式,特别对短期资本的放开要慎之又慎。

2002年末,我国出台了“合格外资机构投资者(QFll)(注: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lnvestors),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的简称,是指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批准后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境内股票投资的规定”,标志着我国资本账户对外开放已出现实质性的进展。近期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还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取消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的要求,简化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手续,允许境外利润留存当地用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放松对境外投资购汇的限制,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的试点;

(2)简化或取消境内机构对外借债、发债和担保的事前审批,完善以登记为核心的外债和对外担保管理体系,统一中外银行的外债管理方式;

(3)做好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资本市场投资的外汇管理组织和实施工作;

(4)放宽对外证券投资的限制。在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基础上,谨慎推出境内机构投资者(QDll)(注:QDll(Qualified Domestic lnstitutionallnvestors),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的简称,是指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允许本地投资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制度。)制度,并逐步允许少数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的资产用于境外运作;

(5)适当放宽个人合法资产对外转移的限制,在加强对境内资产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允许公民在移居境外后分期、分批购汇汇出境内资产。

4.积极支持国内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我国国际收支结构扭曲的原因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而受种种因素限制,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速度太慢、规模太小。因此,目前要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可逐步取消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扶持,并积极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1)制定标准统一而且透明的境外投资用汇审核程序,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对于符合标准的境内机构,简化管理程序,并赋予一定的境外投资自主权。废除境外投资外汇风险的审查,废除汇回利润保证金,为减少管理环节,可以适当增加外汇管理局分局的审核权限。

(2)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购汇限制。优先考虑战略性境外投资项目、援外项目和符合鼓励类产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的用汇需要。鼓励通过境外投资获取国内所需的稀缺资源,带动国内出口,提供营销服务以及设立高科技研发机构,并在用汇上给予支持。

(3)不再强调调回境外企业利润,允许境外企业保留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境外再投资。

(4)鼓励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走出去”,并在外汇管理上给予与国有企业相一致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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