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生态学：科学理性与人文智慧的合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与人论文,理性论文,人文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生态学是人伦哲学和生态科学相互渗透、整合而成的一门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生命优质化进程与生态系统关系的一门科学。这是一门新学科。本文试就其产生、理论的确立以及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等问题，谈点浅见，恭请专家读者指教。
一
1.人文生态学的产生。人文生态学的提出不是学者突发奇想，而是现实需要的产物。1972年联合国召集各国政要在瑞典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共商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对策，但效果不大。1992年联合国召集120个国家的政要和70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巴西又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研讨了40个领域的问题，提出120个实施项目， 然而落实者寥寥。迄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整体上未根本解决，反却持续恶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一直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生态科技的进步和环保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上，可是在个人本位占绝对优势的西方价值导向下，无论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如何奔走呼号，甚至以死抗争，依然成效甚微。人们不得不把拯救地球的目光投向东方的人文智慧。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目前我们仅仅走过自然经济条件下“狭隘人群的附属物”〔1〕的第一阶段， 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 〕的第二阶段。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对自然资源、环境利益的占有、分配和享用严重不公，全人类不得不为少数富国，少数富翁奢侈消费、贪婪财富而承担生态责任，深受环境污染之害。这种不公平、不合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拼命争抢有限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无序变态行为。在劫掠地球过程中人类自身正在物化，人性沦丧。这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 〕的第三阶段目标背道而驰。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命运已处在沙翁在《哈姆雷特》中呐喊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十字路口。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张扬人性、推崇人伦，抑制自然本能的“非人性”的复活和膨胀，推进东西和平共处，南北真诚合作。人文生态学旨在引导人们走出“人的物化”误区，向“自由个性”的理想社会迈进。
2.理论的确立。人文生态学以人类群体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为研究域。强调“以人为本”，但不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只是整个大生态系统的一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体与系统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生态秩序。人文生态学的研究域决定了其理论离不开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作用等的评价。我国丰富的人文哲学和自然哲学，国外生态伦理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如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基因伦理学”、牛津大学廷伯金的“侵略行为的生物学”等是其主要的理论依据。
人文生态学理论的确立和丰富过程，实际上是人类认识、改造人类自身及自然的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前的数百万年间，人类几乎一直是自然界的奴隶，古人崇拜自然、顺从自然、解释自然，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以提高适应自然的能力，抬升人类在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究天人之际的理论学派众多，但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唯心主义的，把自然看成是造物主或人的观念的产物，人在自然面前要么听凭摆布，要么随心所欲；另一类是唯物主义的，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人们通过实践能够认识和改造自然。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对自然的作用力甚微，生态系统总体上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人们不大可能从大生态系统的视角剖析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天人关系虽是我国古代众多智者必论的题目，但先哲们往往把自然现象的变化与社会人事变动主观联系在一起，相互印证，朴素地猜测到人与自然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可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天人相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论说有一定的人文生态内涵成份，但毕竟大多数古人所说的“天”并非今天所说的自然界，而是指有意识的神性主宰，人们最终需服从它。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对自然的态度由“听天由命”变异为“胜天”、“制天”。这种逆转固然是人类的开化，但不可否认也是人类的愚蠢。工业革命在赐给人类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携来诸多生态灾难。为此，人们开始从生态学入手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近代科学各种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分门别类展开，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及层次研究生态系统的问题，生态研究从经验形态逐渐向单科性理论高度上升，陆续产生了环境生物学等一系列边缘性学科。过细的研究分工往往使人囿于一隅，局限了视野，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力图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破解大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重重矛盾和冲突当然不可能。
人与自然是双向反馈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是多层次全方位的。自然生态与社会心态息息相关，人对自然的思想、观念、态度指导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人性善恶是非，人伦道德高下，情感理智与否以及价值、理想等“形而上”的东西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巨大的导向和规范功能，矫正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生态环境日趋严峻的客观要求，人文科学加盟生态工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命题涉及一切人，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也涉及与人类自身有关的一切知识学科。生态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影响和作用，相互渗透、整合，相互支持与补充也是必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定位于和谐共存、协同发展。
3.研究的主旨。人文生态学表面上似是解决生态危机、拯救地球的一种新论，实际上它寻找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污染源，更重要的是查找人类为何如此疯狂劫掠地球、愚蠢破坏环境的深层原因，力图在拯救地球的同时拯救人类自己的心灵。人们对自然病态行为的背后是良知的泯灭和人性的沦丧，是人文特质的失落和兽性的返祖现象。从类人猿到现代人的进化史说明，人类的演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人形化、人类化，人兽分离，成为自然的人，趋利避害，求生存、繁衍是其自然本能。二是人性化、人文化，人伦有序，成为社会的人，肩负道义、关注全人类和子孙后代命运是其应尽的社会义务。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伦关系扭曲，“非人性”复萌，社会和自然就要遭劫难。解决生态危机固然需要足够的资金和日臻完善的生态工程技术，但更需要人文科学的价值导向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人文智慧的重要性胜于生态科技，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人类走上幸福与高尚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那些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传播，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生态科学和人文科学从分析走向综合，其作用和意义超越了各自单独的领域。生态科学给人知识，人文科学给人智慧，知识理性和智慧理性合璧体现了人类的进步。人文生态学的主旨正是用知识和智慧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理智地对待自然和自己，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适度消费，防治污染，消除战争，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有机性。其出发点和归宿是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推动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优质化进程。
二
研究人文生态学必然要涉及人文科学和生态科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或相关概念，弄清这些内容与人文生态学的关系，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这门新兴学科。
1.人文生态学与“人文”概念。古人把大千世界粗略分为天地人三类，“人文”是与“天文”、“地文”共生而相系相别的概念。人们通常把一切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学问统称为“天文”，与人类社会有关的知识叫“人文”。“人文”旧指史书礼乐，今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一词源出《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可见“人文”乃“化成天下”的学问，即按人性、人伦准则教化天下的人脱离粗鄙、野蛮，成为心存博爱、行为适宜的文明人，人文生态学正是基于人文教化的功能上展开其全部命题，人之所以为人，是人具有人文特质，能够在文明的熏陶下，以人性抑制原始的自然属性，生态危机的症结在于一些人掩蔽人性，以“非人性”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导致自毁家园、自灭生计的愚蠢行为。人文生态学旨在拂去蒙蔽人们心灵的尘垢，找回迷失的人性，匡救人伦。既拯救地球，又挽救人类自己。
2.人文生态学与人文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或人文科学的概念不多见，但这不等于我国没有人文科学，恰恰相反，我国的人文科学对解决生态危机更具优势。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 ），意即人性、教养，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但由于人文主义运动在德国和英国等地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的，其初始含义是指对耶稣仅有人性的学说的信念，借此以“人道”同“神道”对立，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推崇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等，因此西方古典人文科学的价值导向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张扬个性、维护个人权利、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等至今仍是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础。我国的人文科学也主张“以人为本”，尽管张扬个性不足，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其价值导向基本上是指向群体的，推崇集体本位，强调对人宽厚仁爱，对己修身养性，对事贵和尚中，对物勤俭节用等。其功能不只提供有关道德、正义、人生价值、历史经验等智慧的结晶，更重要的是开启人的悟性，激励人的意志，维护身心健康，规范人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这有助于人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促使人的精神、情感、人格等健康发展，推进人的理想、信仰、价值、道德等“形而上”东西的认知、把握和实践。这正是西方人文科学相形见绌的。难怪1988年1月， 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人文生态学借鉴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把人文主义原则延伸到整个生态系统。强调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持续发展，现代人必须超越自私和浅近的视野，克制贪欲，节制享乐，对自然采取人道主义态度，推己及人，爱人及物。
3.人文生态学与生态科学。生态学是在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汉克尔提出的“自然界的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生物之间或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律。一百多年来生态科学揭示了众多的生物进化规律，人文生态学吸纳了这些科学理性，结合人文智慧推广运用于大生态系统，探讨人类生命优质化进程的规律。因此，人文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比生态学广博，后者以生物及相应的环境为研究主体，局限于小生态系统，前者的研究包括人类社会及浩瀚宇宙在内的整个大生态系统。人文生态学研究的内容比生态学深刻，后者仅关注生物间或生物与环境之间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和平衡规律，人文生态学直接关注的对象虽然是其它物种的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有机性，强调的也只是人对其它物种及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实质上它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转化升值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和伦常关系。人文生态学的目标高。生态学追求自然生态的平衡协调，人文生态学探寻人与自然的协调共进，追求人类生命的优质化进程。虽然人文生态学的有些内容是直接在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拓展的，但人文生态学以整体观、系统观和发展观的思维审视大生态系统，主张既要重视人类自己的价值、尊严和利益，也要尊重一切非人类“物”的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权利”，对非人类“物”的关怀实际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终极关怀”。
显然，人文生态学不是人文科学和生态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相互渗透、整合而成的边缘学科。它并不研究一般的人文学科内容或具体的生态问题，只研究人文科学和生态学发生联系、交互作用的问题，这部分内容超出人文科学和生态科学各自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范围。人文生态学集生态科学与人文科学之精要，合知识与智慧的双重功能，指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责任和义务，引导人们合理改造自身及自然界，使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过程中，发展与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人伦的崇高。
三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态问题累积如山。人口还将增加，资源还在锐减，环境仍会恶化，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和生存空间的矛盾有增无减，贪婪成性的国际资本胃口越来越大。如何解决人类利益之争在自然生态领域里的冲突，这既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也是伦理问题，研究人文生态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拓宽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视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外层空间、大气圈、水圈、陆地圈和生物圈等自然生态系统，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系统，这两种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可是治理生态危机的传统方略往往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层面和外在价值，习惯上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流、转换关系和平衡规律，忽视生态系统的精神层面和内在价值，看不到人文科学在提纯人性、崇尚道德，高扬正义、追求真理，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能动作用。人文生态学以全方位的视角分析了造成生态危机自然的和社会的种种原因，拓宽了人们审视生态灾难的视域，使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关系，它还反映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表现出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
第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是由社会各要素构成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由于我国已不可能有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享有的全球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也没有他们目前拥有的资金和环保技术优势，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总体水平低，至今尚未超越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模式。加之全国刚刚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性张扬，利益重组，竞争加剧，国人生态意识淡薄，社会环保措施滞后，生态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完备，监察惩处机制乏力等原因，使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以掠取资源、污染环境方式违法致富。这种饮鸠止渴的经济活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并终将要社会全体成员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研究和宣传人文生态学，可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可以复萌人性和爱心，引导人们把对真善美的追求化为善待生命、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爱护大自然的具体行动，有助于矫正部分市场主体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错误观念和愚蠢行为。
第三，提高解决生态危机的能力。目前国外开列的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处方有四种：一是依靠现代生态科技和环保管理手段防治污染。二是从生产到消费走“绿色道路”，减少污染。三是借口集约化清洁生产，强化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四是怪罪科技进步对生态的正负效应，主张“零增长”方案。前两种对策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全面，充其量只能治末而不能治本；第三种对策是以剥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权为代价的，它最终并不能消除生态危机的经济根因，是变相的殖民心态和霸权行经，其谎谬性不值一驳；末一种对策有悖人类生命优质化进程，也非良策。科技无善恶，善恶全在于运用科技的人。反对科技在生产、生活上的应用不仅不会使人与自然的平衡向高水平发展，反有可能使人类退向丛林。生态危机说到底是不同群体的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享用的不合理造成的，而造成占有、分配和享用生态利益不合理的原因首推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和殖民时代确立并保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以，人类要想从与自然的交恶中摆脱出来，必须首先从人与人的生态利益矛盾中解放出来，必须打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生态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应不同。发达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仅靠生态科技加“绿色革命”难以奏效。君不见，在两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要发表承担“拯救地球”的诺言时，是何等慷慨陈词、信誓旦旦，但散会后国际垄断资本变本加利砍伐热带雨林，发达国家也从未中断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垃圾，工业化国家打着“合资”、“援助”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把高污染产业迁到欠发达国家，殖民时代确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仅不容改变，反而呵护有加，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继续廉价出卖资源和环境。因此，两次世界环发大会后，全球生态危机不但丝毫未减缓，反而日趋加剧。显而易见，对嗜血成性的垄断资本讲“绿色道路”无异对牛弹琴。解决对抗性集团之间生态利益矛盾，马克思主义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出了正确答案，即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代替私人占有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红色道路”。这是发达国家声嘶力竭反对的，也是毫无人性的垄断资本诅咒的方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她在人文科学中独特的主导地位，人文生态学没有阶级的偏颇，唯求天人和谐、生态平衡。事实上舍“红色道路”别无抑制贪婪成性的国际资本疯狂吞噬绿色世界的善策，也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生态规律合理调节人的行为，才有可能逐步达到“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
当然，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灾难，仅从道义上谴责发达国家是制造生态危机之首恶并不解决问题，污染毕竟是全球性的，受害的是全人类。人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不分国籍、地区、种族、意识形态等差异，携手合作，共同防治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至于国内一些市场主体违反国家环保法规的谋利行为，除加大政策引导和法律制裁的力度外，还应加强生态伦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借助人文生态学的研究开启人们的仁爱之心，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并重，抑制对金钱、财富的疯狂追求；用人伦道德约束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只有世人对人文生态学真谛真正认同和皈依，“绿色工程”、“绿色革命”才能顺利进行，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注释：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