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清代论文,沿海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展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以华南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华南经济圈”的兴起。但其基础却并非近10年来迅速形成的。实际上，与现在的“华南经济圈”相类似的经济圈早在18世纪业已形成。另外，作为“华南经济圈”中心的华南地区在中国大陆也并非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与中国其它地区的发展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本文拟以清代乾隆时期（公元1736 —1795年）的奏折为中心，从航运史的角度考察当时中国社会的物资流通情况。
一、中国沿海地区的动向
（1）渤海沿海地区
嵩椿宜兴在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呈奏折〔1〕中记录了锦州、岫岩、复州、金州、盖州、 牛庄等六城市所属港口来航船只的总数。这些港口都在现今的辽宁省境内，散布于从辽河河口到辽东半岛的海岸线上。奏折中记录的从南部地区来的海船数目如下：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4149 艘；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3378艘；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1782艘。
从这三年的统计数字，不难推出每年从华北沿海、华中、华南沿海来辽东地区的船只大概都在三、四千艘左右，其中大部分为从长江河口的上海等地来东北贩运大豆等特产的沙船。
（2）天津和华南地区
天津与华南地区通过海船的往来早在雍正时期（公元1723—1735年）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2〕， 在乾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倾向。根据长芦巡盐御史兼管天津钞关事务的三保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八月八日上呈的奏折〔3〕记载， 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 年）八月四日到乾隆元年八月二日的一年间， 计有78艘福建船将砂糖、纸张、粗碗等货物运到天津港，又据西宁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六月二日上呈奏折〔4〕统计， 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至乾隆四十六年的一年里抵达天津的闽粤商船总数多达85艘。
（3）上海和沿海地区 江苏巡抚王师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 年）三月二日的奏折中记录了从福建、广东到上海的航海帆船鸟船以及从上海附近前往山东、东北地区港口的平底海船沙船的运营情况〔5〕。 两江总督尹继善在乾隆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上呈的奏折中则记述了每年来自台湾、厦门的海船来航上海的情况〔6〕。
（4）厦门和南洋诸国
据议政大臣广禄等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九月6日上呈的奏折记载， 当时已查明从厦门到南洋的噶拉帕（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距离为280更、即陆地上的16800里〔7〕。 另据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的新柱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九月八日上呈的奏折中统计，当年度返回厦门港的中国海外贸易船有五十三艘，载回“米二万七千七百二十二石，稻谷八百二十石”〔8〕， 这对福建省南部的漳州、泉州地区的粮食供给作出了很大贡献。
（5）广东和海外诸国
广东巡抚尚安在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呈的奏折中说，自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一年里，抵达广州的船只中有来自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船14艘，来自马尼拉的船3艘，广东的海外贸易船17艘，广东等地进行沿海贸易的商船430艘，而驶抵澳门的外国船有25艘〔9〕。
二、长江流域的动向
（1）长江流域的流通 关于长江流域的物资流通状况， 通过穆克登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十一月九日上呈的奏折可窥一斑〔10〕。奏折称，自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785年9月24 日）到十一月八日（12月9日）的77天内，由江西省到湖北省的1,541 艘米船运输了18万4900石大米（每船平均约120石）， 由江西省到安徽省和江苏省的1,591艘米船运输了42万1896石大米（每船平均载重约265石），此外由四川省到江南的1,164艘米船运输了37万4698 石大米（每船平均载重约322石）。以上说明，以长江中游的九江为基地， 江西省的大米由水路被运往长江的上游及下游流域。
（2）沙市与长江流域
清代在湖北的沙市设置了名为荆关的税关。负责荆关税务管理的郎中丽柱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呈的奏折中，言及通过荆关的船舶主要是运载湖北、湖南、四川三省大米的船只以及四川省的木筏。此外，奏折中还记录了湖北等三省的大米沿江而下，被运往河南、山东等省的情况〔11〕。
（3）九江与长江流域
九江在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中处于重要地位。如果上游的湖北、湖南等省的米价高，下游的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的米就会被运往上游；如果下游的米价高，湖北、湖南等省的米就会通过九江通往下游〔12〕。据江西巡抚阿思哈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一月三日上呈的奏折记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途径九江的船舶数计有48,250艘，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计有44,795 艘〔13〕。也就是说乾隆时期经过九江的长江航船每年有4至6万艘。 平均每天多达百艘至百数十艘。
（4）芜湖与长江流域 安徽省的芜湖在清代形成了大米市场， 长江上、 下游的商船往来其间〔14〕。 尹继善在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六月九日上呈的奏折中统计了两年度的装载货物进入芜湖户关的货船数量：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为3,718艘，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为3,445艘〔15〕。
（5）扬州——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接点
清代在长江北岸沿大运河建有瓜洲税关由闸以及扬州关。据两江总督高晋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七月十二日上呈的奏折所载，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通过两关的船舶数分别多达94,026 艘和89,389艘〔16〕。另外，据两江总督书麟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呈的奏折记载〔17〕，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通过两关的船舶数分别多达66,344艘、54,485艘〔18〕。
三、结语
在探讨清代中期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各地区间物资流通状况时，作为寻找线索的一个方法，本文列举了散见于奏折中的船舶数量。
现代中国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全国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东南部沿海地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面积仅占国土的40%。而占国土60%的西北地区的人口却只占总人口数的10%”〔19〕，人口分布不均显而易见。这种状况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200 年前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很可能就已经集中了人口的百分之几十了。不难想象，这些地区人们的食品、日用品等物资的供给、流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上述船舶。例如，征瑞于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呈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伏查南省货物，为京城民间日用所必需，而粮船所带，有江浙之货、有江广之货。江浙之布匹、丝线等物，尚有客商自行贩载；惟江西、湖广之竹木、磁器、纸油等物，全赖粮船携带。”〔20〕由此可知，当时北京城内消费的主要物资特别是产自江南、长江流域的物资是依赖船舶运送。
尽管以上列举的散见于乾隆朝奏折中的商船数量并非有系统的连续的记录，但它至少可以真实地再现乾隆时期18世纪中国的面貌。
（丁毅译自原稿）
注释：
〔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七四辑，页四三四——四三五， 台北故宫博物院。
〔2〕香坂昌纪：《对清代前期沿岸贸易的一考察——特别以雍正年间福建—天津间往来贸易为中心》，《文化》第三五卷第一、二号，一九七一年。
Ng Chin-keong：《贸易与社会：中国沿海的厦门网络， 1683—1735年》，新加坡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3〕—〔6〕〔8〕〔11〕〔13〕〔15〕—〔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项。
〔7〕同上，外交类。
〔9〕《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五辑，页八○一——八○二。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商业贸易类。
〔12〕松浦章：《清代九江常关与民船的航行》，《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四二卷第三号，一九九三年。
〔14〕松浦章：《清代芜湖市场与民船——清代芜湖海关前史》，《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四○卷第二号，一九九一年。
〔18〕松浦章：《清代的扬州关》，《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四三卷第二号，一九九三年。
〔19〕《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对策》，《人民中国》一九八八年六月号，页三四。
〔2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六一辑，页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