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合作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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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很多重点大学都把“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大学”作为奋斗目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国内对此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有一支具有很高水平的、包括一批在国际学术领域有较高威望的学术大师的师资队伍；有一流的科研与实验的设施；有较高强度的教育经费投入，同时还要有一流的教育管理水平。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能够在创造新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与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的高等学校，包括目前已经进入“211工程”建设或重中之重的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尚有一段不短的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加快高等学校的国际合作，是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目标的一个重要选择。
对于国际合作的作用，至今国内学术界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有三个过程：第一是“狼来了”，或者说是“谈狼色变”；第二是“引狼入室”；第三是“与狼共舞”；有人认为，现在所谓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少数人化人，多数人被化”，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骑在“国际化”的大马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蹂躏和践踏。虽然这些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至少存在着一些偏激，即过分强调了国际合作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近年来笔者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我国留学人员回归与使用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研究中，曾在国内数10所大学进行了调研，对近千位留学回国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目睹对外开放给高等学校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有一点很深的体会：国际合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可能是我国若干所高水平大学通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条捷径。
其作用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抬高学术起点
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国际化的大学。“国际化”的主要标志是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产业发展逐步与国际接轨，即所培养的学生应具有国际意识，并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研究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课题；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声誉。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以“一穷二白”为起点，不能简单地从零开始和从现状开始，而应当以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起点，争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才有可能有较大的突破。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就说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大量事实证明，要培养世界一流的研究人才，一定要让学校师生能经常、及时地接触到国际学术前沿的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方法，要把最新的知识引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内容，使他们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一样站在同一学术起跑线上。要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在对国际学术前沿进行一番“火力侦察”之后，结合我国和本校的实际，选择学科发展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才有可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才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
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一些经验教训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曾有过两次高等教育的重建：
一次发生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刚成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扬言要把她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由于有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的扶持，使高等学校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从苏联引进了一整套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从高校布局，部门办学到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从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进口的，后来又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从苏联请来了一批专家，帮助我们培养高等学校的学术骨干。几年时间，我国顺利地完成了对原有高等学校的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缓解了社会急需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高等学校的教学与学术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提高了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注：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另一次发生在“十年文革浩劫”以后。当时的情况是，关门“闹革命”10年，教学设备陈旧，教师知识老化，教育经费不足，教育思想混乱，到文革后期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几近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学校才非常幸运地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
首先是引进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了世界银行贷款，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基金的援助，使得中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得以装备一批较为先进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用比喻的话来说就是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买了一批好马，配了一批好鞍”，这些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为高校科研工作的启动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武汉曾考察过两个大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所学校在学术层次、发展规模、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方面均相差无几，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一些学校获得了500多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使得学校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近百名教师获得资金得以到国外深造，学校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而另一所学校则因为没有得到“世行”贷款，科研工作发展显得较为滞后，教师队伍存在着不稳定现象，学校发展存在着很多困难。
其次，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国际人才交流，使得我国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较快地进行了知识更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同类人员在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方面的差距。通过联合培养博士生和开展科技攻关的“强强合作”等活动，促进了高等学校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
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国际合作带来了信息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我国大学教育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变革，引进了世界著名大学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加速了我国教育管理科学化和教育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今天。
关于留学人员作用的评价，目前很多人都停留在对其个人知识和能力方面作用的认识，认为这批人具有“外语水平较高、学术视野宽、能熟练使用先进仪器设备、发展国际交流能力强”等特点和个人优势。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发挥学术辐射和网络节点的作用。即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新课题、新方法和新思想，会像辐射一样在本学科内，本校内，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扩散和辐射作用；他们可以将其在国外所建立的学术网络与国内的学术网络连结起来，起到一个闭环网络的节点作用。
国际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的世界系统理论，也叫中心－边缘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系统包括为“中心国家”、“边缘地区”及在两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中心国家是在世界经济系统的中心，边缘国家是在边缘，稍微有改变的就是半边缘的国家，其中有些曾经是中心国家，有些曾经是边缘国家，他们的变动是因为世界经济扩张及地缘政治不断改变的结果。它会依据全球性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而向中心或边缘迈进。中心－边缘的格局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途径之一，是发展高等教育，而发展高等教育的有效途径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先是学习和引进，通过自我消化，办成自己的东西，达到学术与经济的位能平衡；然后才是创新，从边缘进入中心，最后成为中心。
实际上，留学回国人员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来华留学生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载体，他们的作用可以使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效地进行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实现优势互补，较快地抬高学科的学术起点，达到学术上的位能平衡，推动学术水平的整体上升。
二、造就学术大师
一流大学，一定是一流大师的聚集地。大师，对一所大学而言，是实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声望的象征。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好学术带头人，就有一个好学科。“办大学，要懂得教师的重要”，这是教育家的经验之谈，也是著名大学的发展之道。应当说，在所有教育资源中，人才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前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也曾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能造就和聚集世界一流的大师，谁就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很难象发达国家的大学那样，面向全球招聘一流大师，或者不择手段去挖人家的“墙脚”，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靠自主培养。对大学生、研究生，包括一般的学科带头人，可以立足于国内培养，目前国内已具有很好的条件与很强的能力。但对于有可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人，能够在新时期主导学科发展潮流的人才，一定要有很扎实的深厚的学科基础和人文底蕴，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社交范围。最快的培养途径是先送到国外一流大学去，或者是在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科技合作中联合培养，使他们在国际学术前沿领域“战斗中成长”。
应该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科技发展方面，我们尚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科学的中心仍然停留在美国，我们正在力图将边缘转化为中心。因此要造就学术大师，捷径是把他送到国外的科学中心和经济中心去。
1978年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就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从此新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测的那样，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就在这批留学回国人员之中出现。据统计，在两院院士中，留学人员139人，占61%；在现任的423名中科院院士中，有227人是留学回国人员，占54%；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有留学回国人员124人，占77.5%；院系主任中共有留学人员1742名，占46%；教授中留学回国人员为6287人，占51%；博士生导师中的留学回国人员3511人，占63%；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基金”、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等工程和计划中，近年来学成回国的人占到半数以上的比例。
1978年-1999年，清华大学派出的留学人员已有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8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现任的11名校领导中有7人为留学回国人员；在132位院、系、所、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开放实验室主要负责人中，有出国经历的为102位，占77%。（注：韦钰.出国留学工作二十年[N].北京.中国教育报，1998-06-23(3).）这一方面反映出留学人员经过国际学术交流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学术交流在造就学术大师方面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
台湾学者曾经对公派留学教育进行过研究。他们认为，公派留学教育的实质是精英教育。其原因是，公派留学人员是由国家资助出国的，他们的选拔非常严格，可谓是百里挑一，或者是千里挑一，可以说，在出国前就已经是精英；而且他们出国所学的专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说是严格按照国家建设与发展实际需要，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批人还应有学成回国的责任，国家出资派遣，具有必然的回国服务的义务。
目前国内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留学教育恢复已20多年，自费留学条件已趋成熟，很多高等学校的国际联系与合作的网络已逐步扩大与加深，可以取消或减少公费出国。台湾地区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实际上，由于公派出国是精英教育，其目标就是要造就国家最需要的、最有发展潜力和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精英。这是其它留学形式不能取代的。
三、培养创新能力
现在正进入知识经济时期，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集中在一点，就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这种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
与知识传授不同的是，创新能力培养更强调于实践的训练和个性的发展。因为能力培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它是不可能靠采用灌输方法而实现的。实践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最重要途径，是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选择。能力培养的关键是发展个性。而个性的发展、自我特长的充分发挥，决不是采用同一模式和同一规模所能奏效的。由于经历、环境、兴趣、爱好、特长的不同，能力发展的取向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能力培养应当着重张扬学生的独立性，尊重其主体性。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曾经谈过，“西南联大教会了我严谨，西方大学教会了创新。”这反映出不同的教育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是不同的。
与世界著名大学相比，我国重点高校在创新能力培养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缺乏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多的科学实验无法进行，富有创意的思想无法验证而只能停留在假设、猜想阶段；由于经费不足，人力投入不够，科研工作往往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下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由于缺少承担高精尖项目的机会，不少教师只好搞一些“短平快”的应用性课题，科研档次太低，加上教学与科研不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使教学过程中的科研含量不足，质量不高，因而难以通过严格的科研训练，真正达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目的。特别是由于很多导师缺少高水平的课题，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事理论研究的往往是闭门造车或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研究，进行应用研究的只能是解决低水平的实际问题，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活动的实际训练。
实践证明，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没有先进的科研设施和雄厚的经费投入，就不可能从事高精尖的科学研究，不从事重大的科学研究，就根本无法跻身于学科领域发展的前沿，取得突破性的科研成就，而不进入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创新活动的训练，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
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头脑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真正把创新当作是我们的国际上抢占科技和经济的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的话，我们应当彻底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行业、部门、地区的的界限，在全社会范围内通盘考虑教育科技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合理配置。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不但要寻求与其它高等学校的强强联合，而且应当走出“围城”，甚至要走向世界，实现与国内外有关大、中型科研院所的联合，真正把科技攻关与教育创新结合起来，让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能经常和及时地得到科技大师的指导，受到创新活动的训练，不断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重点大学一定要承担重大课题。重要的研究基地一定要承担国家级或世界级的科研项目，在重大的科技攻关上取得重大的突破，才能获得国家级的大奖，形成重大的社会影响；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机构一定要在重大问题上发表重要的见解，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作用。笔者曾建议，广东省或广州市可以结合本省或本市的实际情况，像经济领域建立一些跨国集团或跨国公司一样，也可率先在中山大学或华南理工大学建立几个跨国研究中心，或者叫国际产学研联合体，采取特殊政策，面向国内外招聘一流人才进行科技攻关。其目的不单是提高学校科研能力和科技开发能力，同时也是让大学生、研究生尽早地进入科技前沿，参加一流科研活动的训练，在参与创新活动中培养创新能力。
四、改造学术生态环境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种自然的生态平衡。一个学科与大学的生存发挥，需要一种良好的学术生态平衡。它反映在学科结构上需要一种综合化的特征，“大学”中的英文一词"University"源于“宇宙”，也就是说明它是一种教学内容和活动形态上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意味。实践证明，单一学科的院校发展是受局限的，它可以成为一般性的大学，但绝不能办成一流的大学。
美国有很繁荣的高等教育研究，很多大学都设有院校发展研究室，需要承担学校发展战略研究、高校发展信息收集和院系质量和效益评估的三大任务。但研究室人员的组成，一定要有搞教育学的、搞社会学或统计学的、搞经济学的、搞历史学的，还要有两个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经济师和会计师。其目的就是要有利于研究室的人员能够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项目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实现学科交融、优势互补。美国很多大学规定，一般不选留本校的毕业生留校工作，至少也要在校外工作几年后才能受聘回校任教。其目的是防止学术的近亲繁殖，影响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创新。
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一种国际化的大学。笔者曾根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编辑的《教育研究参考资料》第18期的有关资料，整理了一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部分学年度注册学生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分类统计表。发现从70年代以来，麻省理工学院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基本上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并已占全校人数的17-22%；外国留学生所来自的国家也多达93～103个。一位留美学者对我说，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信息非常灵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当天就可以在校园里流传。
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如此重视发展国际教育呢？我们的发现是：数量众多的外国留学生进入大学，决不是表面上的“锦上添花”。除了它可以为学校带来一大笔数量可观的学费收入和创造很多与外国合作的机会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学校建立了一种异质性的、语言混杂的、文化多元、种族多种的人文和学术生态环境。这种环境是一种能够使各种外部刺激实现最有效运作的环境，使大学成为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的集散地，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发生冲突和融合，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这里得到互补和改造，不同的创新思想在这里得到凸现和升华，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得到综合和创新，使师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一种最容易和最经常的方式发生，因而使得大批的高质量的、极具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在这里得到薰陶、培养和提高而脱颖而出。
最后，笔者还想引述澳大亚利南威尔士大学校长J·尼兰德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学校长论坛》讲话的一个观点，作为本文的结束。
他认为，大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发现和传播知识，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大踏步前进，这是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第二个目的是“大学应当担当二级外交机构，一级外交机构是正式的政府之间、外交事务官员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还有一种通过社会机构，不是官方实体
而是具有国际性的重要社会机构建立关系的二级外交。如果大学成为我们每个社会跨越地平线的重要机构，如果大学成为没有国界的机构，那么看起来我们的作用不只是在于发现和传播知识而是建立民族的关系，我认为在以后20或30年，那将是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将与发现和传播知识一样重要。”（注：转自魏新，马万华，陈向明.21世纪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也许，这位校长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高等学校国际合作特殊作用的一种肯定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