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理解香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角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陆、香港的学者，管理者，政策研究者，企业界，新闻界，关于香港的研究成果，早已浩如烟海。从政治角度，有主权与领土问题，政治结构与政党问题，政府与公务员问题，法制与民主问题，人事与组织问题等等，核心是如何实行“一国两制”；从经济角度，有结构转型问题，就业与增长问题，房价与物价问题，消费与收入问题，贸易与投资问题，等等；从社会角度，有移民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劳工与福利问题，管理与秩序问题，劳动力培训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从外部关系，有中英关系，两岸三地关系，港深粤关系，香港与中央政府关系，等等，核心是如何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随着回归日期的迫近，香港研究也趋于对策性、操作性和利益化。
在现实紧迫感和各种政治矛盾、外交冲突、利益争夺中，学者倒是需要“每临大事有静气”的超脱态度，拉开焦距，更新思维，从更加深刻，更加长远，更加综合，更加广泛的角度，即文化角度去研究香港。
东西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香港文化”
百年以前，英国人的鸦片和炮舰，打破中国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割去了香港。西方文明开始危及东方人的生存，在中国引起了三次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论战；第一次是严复译《天演论》，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第三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国际上对于东方文明的希望也越来越高。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到主张“东西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难道香港不正是由东西文化“杂交”的产物吗？香港文化，不正是在东西文化的共同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亚文化”吗？如果说，过去一百年，香港文化的形成，是在东西文化冲突，西方取胜背景下，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强制形成的，西方文化基因占显性，或者干脆就是在东方文明大门口所树立的“西方文明样板”；那么，在后一百年，香港文化的前途，就是在东西文化融合，中国大陆行使主权但是改革开放，并保持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的背景下，继续进行的发展和变迁。香港文化，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不但不应该衰落甚至消亡，反而应该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要想在回归后继续发展香港文化，首先要承认“香港文化”的存在。我们所说的“香港文化”，不是指狭义的，在政治经济以外的，诸如语言、文艺、体育、教育、风俗、习惯，而是包括上述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和历史传统，以及相关的国际因素在内的，广义的“大文化”概念。香港文化，是一个小文化、亚文化，但是有其自己的独立性，包括香港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心理和社会风俗；香港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大文化。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具有整个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法治制度、自由经济、基础服务、信息分析，聚集着各国的资金和人口，香港文化，是与国际各种文化相融合的。
香港文化，也不可简单地等同于“英国文化”，虽然香港是英国以殖民统治方式强制建立的。英国人统治香港，不是为了香港自身。当时的香港，一无资源，二无人口。英国人是建立了一块“海外飞地”，用以进行向东方社会和全世界的扩张，因此，香港是面向全世界发展的，香港文化也是一种适应于国际交流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它绝对不仅仅是几百万香港人的，小到可以随便忽视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也不能仅仅归结为“殖民主义文化”，可以随着英国政治统治的结束，而随意抛弃的。
真正的人类文明，是在有了剩余劳动、阶级分工、脑体分工以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因此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甚至殖民主义的产物，是为了内外统治者的利益而创造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一般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列宁对于“泰罗制”的评价，对于我们正确对待香港文化，仍旧有指导性的意义。他说，管理有二重性。泰罗制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最残酷的手段，又是为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最精确最科学的发明。在目前，我国面临香港回归种种复杂的矛盾的时候，特别应该头脑清醒，能够整体性地分析和对待香港文化。
香港“法治文化”的直接因素
整体性地看待香港文化，其次要求我们将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视为一体，而不是将它们互相割裂。香港社会的特点和优点，可以称之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东西，无不是整体的文化现象，可惜这样理解问题的人不多。比如有人把香港称为“有法制无民主”的东亚模式的一个典型；有人以为香港的繁荣可以由大陆优惠政策来维持，其它方面搞好搞坏无所谓；有人以为香港的商业文化唯利是图，用利益手段自可以控制香港，有人以“中英矛盾”为主线，忽视港人自身利益，有人只注意香港大垄断资产阶级，而忽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有人仅仅把香港做为发财的地方，等等。这种对于香港文化的片面理解，甚至是不理解，对于回归以后的香港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可以“法治”为中心分析香港文化的整体性意义，因为“法治严明”在香港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优点。我到香港学术访问，最明显的感觉并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和丰富的商品，这些在北京上海也都有了。我的感觉是“省心”：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一切凭规矩办事。规则是详细的、透明的、灵活性不大，你很容易了解规矩，预期结果，自主选择，自我负责。复杂事物和争议可以求助于律师。事件决定以后，一般不会有突然的变化，所以比较“省心”。我到香港所遇一般性的事物，均是通过查询系统，了解规则，进行电话预约，一般的秘书，工作态度均十分热情，只要是说了话，一般都算数。了解规则，按之办事，这样的生活是轻松的。香港人的紧张，在于钱的压力大，而他的赚钱之道，是靠工作态度和专业本事。外来投资者，有些人在本国可以是无法无天，在香港也可以是花天酒地，但是基本上不违反香港的法律，因为香港是自由经济，规矩严明。因此，法治在香港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形成共识。
与法治社会相反，大陆是“一切找熟人”。了解规则就很不容易，你很难知道什么事可以办，什么事不可以办，政策规定一不透明，二不严谨，三是经常变化。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是有了明文规定，更多的人不是去遵守它，而是想办法去不遵守它，特别是通过“人情关系”去疏通，别人办不成的事他能够办成，这种人自然是“神通广大”了。
这种“人情大于王法”的社会状态，并不完全是立法问题——大陆的法律虽不完善，也不算少，人大平均每月通过2—3项法律。许多问题如廉政、环保等，法律早有规定——更多是执法问题。而体制转轨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有法不依方面显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法不责众”。
法治社会的运转，在立法以后，就要靠强制执行，这需要清廉的、有效的执法队伍和行政管理系统，香港从清除腐败，到完善立法，到训练全社会守法，是经过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最为明显的“一切排队”，就不容易。
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经济制度。我想香港如果搞计划经济，政府什么都要管，也不可能搞好，庞大的政府机构首先拖垮财政，然后产生腐败。最基本的条件是经济尽量自由，政府能不干预就不干预。事情只有管得少，才能管得好。在香港，公司注册方便，汇兑自由，税收低，福利少，限制移民。即使这几项，如果腐败日盛，也不可能搞好。
香港法治文化的间接因素
香港的法治社会，正是因为达到了整体文化的高度，才可能是成熟的、有效的。除立法、监督、经济自由等条件外，还有几项关键性的因素。
第一是有助于形成“单一规则”的社会道德准则。一个人情社会，通行的必然是“多重规则”，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亲友熟人和陌生的人，通行的不是同一个规则。同一个规则，对于熟人是可以宽松的，对于生人是不能通融的。香港文化中没有这样的基因，历史上是由于大量移民，而金融市场的技术发展也不需要“人情关系”。最基本的社会规则是“钱”和“法”两项；而以金钱作为唯一的社会价值标准，有助于瓦解“人情社会”，推进“法治社会”。常听香港朋友抱怨金钱压力大，给老板打苦工，实际上他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一般来说，他的每一分辛苦，都可以获得一份报酬，不需要做许多因规则不清所费的“无用功”。
第二是保障法治社会的政治条件。
法的制订和推行需要政治权威。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强制推行法治方面是有作用的。许多国内外学者以此来证明所谓“东亚模式”的“新权威主义”：依靠专制来建立法治，保障自由，而把民主的作用排除在外，甚至把民主丑化成一种破坏自由和法治的东西。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东亚各国在一定时期实行的军事独裁，有稳定社会的作用，而其专制政权自身的不稳定，是靠美国加以制约的，美国的经济政策也大大支持了东亚的发展。同样，香港的法制是靠总督和港英政府推行的，总督拥有极大的权力，这是一种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特权。但是，总督和港英政府为什么不滥用权力，反而能够在五十年代力反腐败？因为总督的权力是英国的国会赋予的，英国的民主制度在监督着香港的法治，并为香港的法制付出成本，而使香港社会享有法治的好处。否认这点的人意不在香港，而在利用所谓“有法治没民主”的经验为大陆的未来提供一种模式。问题在于，歪曲事实，乱开药方，不仅对大陆改革无益，而且对香港贻害无穷。
第三是法治文化的国际背景。国际投资者需要一个经济自由但是法治严明的社会，需要自由新闻制度，能够获得所投资国家的信息，能够充分分析其投资环境。我曾经问过某些美国律师，香港比起新加坡，投资环境好在哪里？他们认为，没有新闻管制是很重要的一条。当然，实际上的新闻自由也很难做到。比如香港报界就不敢批评大垄断资本家，不能批评英国女皇，目前也开始看其老板的商业利益行事。一份报纸如果得罪企业界，就没有广告。即使如此，目前香港的新闻自由制度，和处于艰苦竞争中的香港报业，仍旧是香港文化中宝贵的一部分。
香港靠什么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九七以后，香港靠什么保持繁荣稳定？单纯依靠大陆的经济支持是愚蠢的，香港应该在经济上为大陆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大陆的经济包袱。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在大文化背景转换之后，能够从整体上继续保持香港文化的独立性，使其能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与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完全一致的。在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就是指的所谓“整体性的香港文化”。这样，香港社会将继续保持活力，并能够对于大陆的经济改革提供支持，帮助大陆度过改革最为艰难的时期。而不是相反，破坏香港文化的整体性和社会的活力，依靠大陆的经济支持去保持表面的“繁荣”。最为可怕的，就是灯红酒绿依旧，甚至变本加厉，但是丧失了整体性的法治精神。
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因素是复杂的，但是最为基本的是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促进香港文化包括民主制度的发展。其前提是，中国大陆坚持改革开放的导向。在八十年代，我们制订回归方针时，全国的改革共识十分明确，中央的自信很强，当时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跳出现行体制之外”，为国内改革创造经验，而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引进外资。九十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改革将进入实质性阶段，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化，中央必须一方面推进改革，一方面维持稳定，考虑比较复杂。但是，总的改革方向是难以改变的。香港作为“现行体制之外”的特区，理应保持它的现行整体文化，并在国内各项改革中起到促进作用。只有如此，香港的前途和中国大陆的改革，才有共同光明的前景。
退一步讲，即使国内政策有变，香港文化对于大陆改革没有作用，也没有必要过多干预。即使在大陆处于“文化革命”最“左”的时期，也没有干预香港，中央不主动干预，也能够管得住各个方面不去干预。目前和今后，要保持“一国两制”，也需要继续这样做。香港的整体性法治文化，建立很难，但是十分脆弱，要想使它名存实亡也很容易，所以我们应该十分注意使之不受破坏，因为天下没有不付成本的行为，破坏容易，等到酿成损失，再收拾就难了。
标签：法治文化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