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8)01-0067-07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对外国的研究。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秦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期，同时也是中国史家对外国认识和研究的开拓期，即最初的萌生时期。人们谈及中国古代史家对外国的最初认识时，往往会首先谈到战国时期齐人邹衍，他将世界分为九大洲，在“大九州”之中，中国为1/9，即赤县神州。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分为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计130卷。有关外国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传”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部中国最早的“世界史”，是一部立足中国，面向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的历史性的著作。《史记》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陈书》、《北齐书》之外，其他二十三种史书中，都涉及到了对外国的介绍和研究，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的地区和国家。
近代以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交流和交融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极力要建立起自己统一的世界市场，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些认识，首先是对世界历史认识。这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认识历史，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回答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始终和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解放这一时代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回顾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海国图志》作者魏源是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之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这一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1]。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为“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内容尽妆其中。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开设工厂。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为了达到“富国”的目的，开始仿效西方，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技术，兴办“洋务”，创办自己的民族工业。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亲身体验、了解，进而研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宝贵的感性知识，为他们对外国史地的编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以实地考察为主要特征的外国史地研究。王韬等人的著作，表明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已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王韬。王韬是我国19世纪研究世界近代历史先驱者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此外还有未刊行的《西古史》、《俄罗斯志》、《美利坚志》等。王韬对十分赞赏法国“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是他矛盾的历史观的具体反映。他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则亘古而不变”，他既反对“政出一人”的专制统治，又反对“视君如弈棋”的“民主之国”的社会改良主张。在他看来，“专制”和“民主”都不可取，只有“君民共主”才能够“上下相安”，使国家远避动乱之源，稳定发展。
《普法战记》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欧洲战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记述巴黎公社的著作。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首先报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
《普法战纪》出版后，很快在日本引起重视。1879年，王韬应邀到日本。在日期间，见到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冈千仞，就撰写或编译《法国史》、《美国史》、《俄国史》交换了意见。1884年，冈千仞来华访问时，曾将所著《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带到中国。王韬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不少亲身体验，对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认识。他认为，日本的可取之处就在于“贵知所变”。日本虽然是亚洲东方的一个小国，“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人之不深”。日本在向西方学习时，从日本的实际出发，是有选择的，并非是全部“西化”，这给王韬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能够做到“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所以近代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韬认为，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通过变法维新，以适应世界在“变”的形势，使国富民强。他还充满自信地说：“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2](卷二)。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19世纪另一部名著。“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国内产生大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3](p.204)。黄遵宪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1877年为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广泛地收集、阅读有关日本的历史文献资料。黄遵宪通过研究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以其作为中国变法自强的借鉴，他同样是世界近代史的先驱者之一。黄遵宪还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晚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3](p.206)。
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1887年完成。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40卷，200余万言。为撰写此书，黄遵宪参考了200余种图书，历时八九年。该书介绍了日本自建国至明治时期的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治维新时期以来的历史，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以来在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民情、工业、商业、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由于这部著作编撰的原则是从借鉴的目的出发，能够通今致用，效法自强，所以有意识地做到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对日本学习西方，实行社会变革的内容的介绍，尤其详尽，突出宣传维新观点，所以在戊戌变法时期广泛流传，对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急欲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把史学作为重要工具之一，十分重视发挥史学的作用甲午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些有关这次战争的著作，如王炳耀辑《中日战辑》，自1895年开始辑录，并写有《自序》。其弟王炳堃写有《中日战辑·序》(1896年上海书局石印本)。1897年，姚锡光编撰《东方兵事记略》，较详细地记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当时，也出现了少量的国别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续瀛寰志略》。其子薛莹中将其中一部分材料编成《英法意比志译略》，1899年刊行。有关亚洲国家的志略，后也刻印出版。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译著的问世。19世纪末，外国历史著作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成为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的或仅仅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在此过程中，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各国变法、宪法、商务，以至教科书等方面，都有译著出版。梁启超作为译书局的集股创办人曾说，该译书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4]。该书局建立后不久，便出版了《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地球十五大战役》、《瑞士变政记》等译著。大同译书局在维新运动中开办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于1897年2月12日在上海开业。近代以来，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推动作用。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上海宝山路成立。“五四”运动期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对编译所进行了改革，成立了史地部等新的部门。
《万国史记》是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学者冈本监辅依据日本、中国数十种历史文献资料，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用汉语编写的世界通史性质的教科书。1897年在中国翻印出版。梁启超对其评价甚高，认为此书可以使人认识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学者胜，拥虚名而无实际者败”，这可认为是“古今不易之理”。梁启超在他自己所编的《史学书目提要》中，把它列为首条。
《日本新史揽要》，原名《国史略》，日本史学家石村贞一的代表作之一，1877年用汉文编成，1899年在中国刊印发行。该书是明治维新之后问世的日本通史类著作。《东洋史要》，原名《东洋史》，编写者为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1899年由东文学社刊印，在中国出版。王国维为该著作作序，他在《序》中，就历史的科学性问题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王国维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他强调：“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实之社会状态”，才算的上是“科学之研究”[5]。王国维对于史料和历史学的分析表明，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在此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反响。汤睿译《俄土战记》，1897年由大同译书局出版。该书主要内容是18世纪70年代末俄土战争之后，土耳其沦为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的经过。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发表于1898年2月11日《时务报》)。梁启超认为，沙皇俄国不仅要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有改变。现在西方列强为了争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国家亡国史的翻译或编译，如埃及、印度、朝鲜、越南、缅甸、菲律宾、波兰等国的亡国史，在当时中国的世界史著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的情况下，研究亡国史，有向国人敲响“警钟”的作用。这对于激发中国人民维护自强自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情感有积极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为避免中国重蹈埃及之覆辙，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作为警戒。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玉瑟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1900年5月发表在《清议报》第45期；章起渭翻译的《埃及近世史》，为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历史丛书”之一；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1902年出版。此外，还有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为“帝国丛书”之一。麦鼎华认为，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欲想研究中国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前途，完全可以以埃及为借鉴。麦鼎华所以翻译此书，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时事之艰危，悲国权之屈辱，用译是书以助戒惧”[6]。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一些人总结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敏锐地看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紧紧依靠少数志士仁人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他们提出：“国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扑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人民何如哉？”[7]20世纪初的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对当时救亡图存、自强自立的中国，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不仅应从中汲取教训，同时还要学习埃及人民的反抗精神，与外国侵略者展开坚决的斗争。
除上述《埃及近世史》外，有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一些。例如，日本学者北村三郎著，赵必振翻译的《埃及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史学小丛书”之一。译者在述及翻译此书的目的时，主要是强调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认为“其历史可为隆替兴亡之鉴”，“我国人者，唯鉴埃及之衰亡，以大奋起，一变外交之局面，则诚国家之幸”。文明书局译刊《埃及惨状》，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该书局译刊此书的目的，是“厥以借镜，庶吾民之早为警觉”[8]。此外，还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1902——1904年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游学译编》，1903年连载等。
印度是中国周边大国之一。16世纪初，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侵略，1757年后，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至19世纪中叶彻底亡国。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不少著述探讨印度亡国的历史教训。例如，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谊译社1903年1月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国人将印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使国人在惨痛的历史事实面前猛醒。1902年，丁文江译有《亚西亚西南部衰亡史》，主要内容是自上古直至近代，印度、安南、缅甸等国衰亡的历史。作者从多方面记载衰亡的经过的同时，而且还阐释了衰亡的原因。1902年第10期《译书汇编》，对此书有所介绍。
关于朝鲜亡国的著作，也有多种。1910年，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全系一家一人之身，这尤其值得国人认真思考。李芝圃的《朝鲜亡国史》，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年出版。作者从历史、政治、民俗等方面分析了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朝鲜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实行君主专制，没有民主政治，人民不享有自由；其二，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对日本侵略者报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会“保护其独立”，“保护其领土完整”。作者强调，所以要编撰《朝鲜亡国史》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从朝鲜亡国汲取教训，牢记“国际只有强权，而无所谓公法；和平但凭铁血，而不可恃条文”。
关于越南亡国的历史著作也比较多，例如，赵伸(直斋)著有《腥风血雨录》，在《云南》杂志1907年第4、5、6号连载。文章内容之一，为越南爱国者潘承珠的《海外血泪书》。潘承珠在文中分析了越南亡国的原因，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赵伸认为，这对当前的中国人民来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南亡国的屈辱历史，有助于治疗“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加快中华民族的觉醒。19世纪，经过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省，被英国占领而亡国。张成清的《缅甸史》，载《云南》1908年第13、14、16号。主要内容是英国殖民统治，给缅甸人民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他译编缅甸亡国的历史，目的是鼓吹爱国主义精神，希望云南和中国人民免蹈缅甸之后尘，振作精神，反帝救亡，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903年，《湖北学生界》第5期、第7-8期合刊发表了《菲立宾(菲律宾)亡国惨状记略》。该文发表后不久，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的主要内容是，菲律宾先后沦亡西班牙、美国的悲惨历史，以及菲律宾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对于外国亡国史的介绍，不仅仅是中国周边国家或亚非国家，也包括远离中国的欧洲国家，如波兰。康有为1898年夏曾进呈光绪皇帝《波兰分灭记》，梁启超还撰有《波兰灭亡记》发表在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上。文章介绍了波兰被俄国等列强多次瓜分的惨痛经历，强调“不图自强，而欲庇大国之宇下，借他人之保护”，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日本涩江保(羽花生)所著《波兰衰亡战史》，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译本：其一，译书汇编社译刊《波兰衰亡战史》，译书汇编1901年第1期；其二，薛蜇龙(公侠)译《波兰衰亡史》，上海镜今书局1904年5月出版，柳亚子作《序》；其三，《波兰衰亡战史》，开明书店1902年出版。作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波兰灭亡的原因。首先是政党纷争，相互倾轧，社会思想混乱，使外国入侵有可乘之机；其次，以俄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时时进行武装干涉急欲瓜分波兰；再次，封建贵族专横跋扈，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无权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
在介绍、研究外国一些国家亡国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介绍、研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史凸显出来。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斋藤奥治著《西力东侵史》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时下最急需之奇书”，是“最新最完备之东西交涉史”，“其中如西人东渡考、古代东西关系考、支那开港考、俄罗斯东侵考、耶教流行支那考等，尤与我国有密切之关系”。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4月9日记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购得此书，并将它和《译书汇编》等书刊，托人带回绍兴，介绍到国内。
近代中国对世界史的认识，发端于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推动了对世界史认识的新发展。20世纪初，随着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近代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辛亥革命期间进一步深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外国史编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方面，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以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使有关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较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一时期有关外国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救亡图存，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将实现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提上日程。彻底结束在中国沿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社会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前后，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广泛介绍了世界各国革命和革命历史的文章。例如，1911年出版的第8卷中就有《纪巴西之乱》、《纪墨西哥之乱》、《墨西哥乱事记》、《摩洛哥事件》、《三年中之四大革命》、《葡萄牙之政变》、《土耳其国近时之状况》等。这些文章和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在《墨西哥乱事记》中，针对墨西哥总统、独裁者狄爱士(今译迪亚士)的专制统治写道，狄爱士认为在墨西哥不能实行共和政治，只能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所以“以共和政体之名，行专制政体之实”，引起革命爆发。作者强调：“夫以狄爱士功业之著，威望之隆，尤以贪权恋栈，轻视民心，激成大变，则谋国者亦可以引为殷鉴矣”[9]。这显然有所指，如果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该汲取教训，那中国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结束了1 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揭开了法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由此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对世界各国“革命史”的介绍中，法国大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涩江保著、冯自由译《法国革命史》，1900年底开始在《开智录》上连载，1900年12月至1901年3月，译文刊载在《开智录》第1、2、3、4、6期。涩江保的《法国革命史》是在参考德国、法国历史学家关法国革命史的论著基础上编写而成。这是在中国对法国大革命最早介绍。译文除了介绍法国大革命之外，还介绍了卢骚(卢梭)的《民约论》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著述。
日本奥田竹松著、留日爱国学生组织青年会编辑部编译的《佛兰西革命史》，1903年由上海明权社发行。该书是当时诸多中文本法国革命史中，影响较大的一种。作者高度评价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欢呼这场革命给法国、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1903年第7期《浙江潮》介绍此书时，明确指出编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购而读之，不觉起舞，真救吾国之妙药，兴吾国之主动机关也。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上海明权社谈到为什么要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时说，因为这本书被认为是“国民奇书”，“凡吾国青年志士有不愿为奴隶而愿为国民者，当各手一册，以朝夕自励。”[10]
1903年，上海至少有三种关于法国革命史的译本问世：其一，赵天骥译《法国革命战史》，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1月出版；其二，中国国民丛书社译自日文《法国革命战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4月出版，系《战史丛书》中的一种。1911年辛亥革命时，1912年、1913年先后再版。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书《例言》充分肯定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功绩：“此革命之目的，在扫除封建之余习，打破门阀之积弊，抱持平等之主义，组织活泼之社会。法民此等目的，就直接上观之，当时固仅达其半；就间接上观之，则实已至于极点。法之所以能确立于世界上者，实以此革命为之母。然则其功固伟矣哉”；其三，人演社社员译《佛国革命战史》，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5月出版。书中较多地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作者强调，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革命爆发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深入人心，才使民智大开，民气大变，激发爱国之心，鼓舞革命斗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犹如18世纪的法国，只有通过革命鼓动，使国民从蒙昧中猛醒，自觉地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中国才有希望。
寄生(汪东)著《法国革命史论》，长文约3万余字，连载在《民报》1907年第13、15、16、18号，1908年第19号。该文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初，在介绍法国大革命史的专文中，史论性最强，联系中国实际最密切，反清革命旗帜最鲜明的文章，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撰写此文时，作者采用了日本学者河津佑之译本，奥田竹松著《佛兰西革命史》的一些内容，还参考了有贺长雄、本多浅次郎的《西洋历史》等著作。内容始于革命前的法国，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止于1793年在法国革命的高潮中，路易十六被处死。
该文章主要特点在于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有意识地将中国和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进行比较。作者写道：“述法国革命之旨，在与中国一一相较，否则何取乎以异国往事为谈资。故叙清虐史，至于万言，使读者知憸人之诬妄，与革命之真理”。作者认为，中国人对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虐史”，与法国的封建统治者十分类似。“法国当十八世纪，在上者之专制，与夫文士党锢之狱，民以困，议论之沸腾，无一不与中国类。”法国大革命不仅仅只影响到欧洲国家的革命，“欧洲列国之革命，靡不由传播于法者故以法事影响为最大”。清王朝的“政治无一善而有百弊，君相百僚，相与游魂于釜底，安处于风幕而不自救，改弦更张，非可属望，张皇微眇，又无所补于今之世”，只有革命才是唯一出路。某种意义上说，本文通过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鼓吹中国进行反清斗争，这实际上是在为推翻清王朝制造革命舆论。此外，文章还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康有为等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作者认为，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的要害，是企图阻止中国的反清革命斗争，然而，这只是一相情愿，法国封建王朝的下场，就是清王朝的下场。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法国大革命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被称之为“全欧革命之先声”，“近代文明之春雷”，“惊天动地之伟业”。争取“自由、平等、博爱”，使他们深受鼓舞，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决心和信心，憧憬着在中国实现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惊天动地的伟业。1906年，革命青年柳亚子著文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的同时，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与之相提并论：“欧洲法兰西大革命，既开十九世纪之新幕，由是而伊大利事件，而匈牙利事件，而奥大利事件，全欧大势为之一变。潮流东渐，遂开巴尔干半岛之风云。而洪氏适以时起，甸南服，欧人大注目于其举动，称之为中国革命军。”[11]柳亚子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放在欧洲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认识，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反映出他认识中国问题时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
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其表现之一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表现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都极力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康有为在《法国革命记》(戊戌六月奉旨向光绪进呈)中，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一场大的灾难。宣扬“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革命的结果使“兰玉碎焚，流血横尸”，“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几希。”还认为，这种革命是不能在中国发生的，如果爆发这样的革命，“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必然引起自相残杀，致使外国人入侵，亡国灭种。章太炎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康有为进行反驳。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决非是康有为所说的“大劫”，而是18世纪以来法国王公贵族“骄恣暴戾”，失去民心的结果。至于法国大革命“杀人流血”，那也是封建统治引起的。还认为“法民既成功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
除法国大革命之外，当时还编译有意大利、苏格兰、荷兰、希腊、葡萄牙、俄国、菲律宾等国的革命史著作。这些著作同样是通过各个国家革命历史的记叙，阐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发动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介绍，始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期间，尔后一直不曾中断，只是到20世纪初，美国独立史的介绍、研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通过独立战争，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成为中国人民学习的对象。美国独立的历史对中国辛亥革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世纪中期，林则徐在《四洲志》中，简略地提到美国独立战争。而在中国首先较系统地介绍美国独立战争的，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高理文)。1838年，他在新加坡出版《美理哥国志略》，较多地介绍了美国独立战争，其中包括《独立宣言》等重要历史文献。1861年，裨治文在上海将此书修订再版，书名改为《联邦志略》。在该书中，有专节介绍美国独立的经过。1882年，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著《万国通鉴》(中国传教士赵如光笔述)，其中有专章论述“美国事略”，较全面地叙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经过。1899年，美国传教士蔚利高，根据美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以及裨治文、蔚利高的著作，编撰有《大美国史略》(中国传教士黄乃裳执笔)，在福州刊行。该书第4卷的主要内容即是美国独立战争。
1873年，日本学者冈千仞、河野通之合译美国学者格坚勃斯所著《米利坚志》，共计4卷。其中第2、3卷的内容为美国独立战争。中国学者李善兰为之作序。在序言中，李善兰对独立战争，以及美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对华盛顿十分钦佩，认为他犹如中国远古的尧舜，使国家太平，繁荣昌盛。1896年，湖南新学书局重新将《米利坚志》排版印行，为“仿日本版刊行”，加快了在中国知识界的流传。1897年7月20日，《湘学新报》发表书评文章，对《米利坚志》给予高度评价。论者认为，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战争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879年，日本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上海慎记书庄1897年出版。此外，还有上海申报馆等版本。该书的“美国记”中，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过程，也有较多的记载。
魏源撰写《海国图志》、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时，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为他们所采用。魏源《海国图志》中有关美国独立的内容，是近代中国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的较完整、较系统的介绍。魏源在肯定美国人民团结一致“遂克强敌，尽复故疆”的同时，痛斥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是“无道之虎狼”。继魏源之后，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推行民主制度尤加钦佩，所以有较多的记载，并赞扬其为“人杰”。书中写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潜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迴与诸国异。”[12]继魏源、徐继畬之后，1868年，蒋剑人刊刻《啸古堂文集》，内有《华盛顿传》一篇。简要地介绍了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886年，黎汝谦、蔡国昭合作译刊《华盛顿传》，亦称《华盛顿全传》。该书译自耳汾华盛顿(欧文·华盛顿)所著《佐治·华盛顿传》。该书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由中国人直接译自美国学者有关华盛顿的著作，亦可看做是介绍“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该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视，出版10年后，由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馆再版。1897年，青年学子汪荣宝在《实学报》创刊号发表《书<华盛顿传>后》。文章在高度赞扬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的同时，深刻批判中国封建世袭制度。他指出，“一姓相承”必将祸害国家，使国家灭亡，而贵族子弟，也将有“灭族之灾”。汪荣宝在极力推崇华盛顿倡导的民主选举制度，彻底否定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国家实行维新变法。
20世纪初，美国独立史的研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姜宁著、章宗元译《美国独立史》，1902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为《求我斋丛译》之三。该书原书名为《美国史》，共14卷，其中前6卷的主要内容为美国独立之前的历史，故译出后称之为《美国独立史》。该书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出版三个月后即有再版；后8卷的主要内容为美国独立之后的历史，概述100年来美国历史发展的概貌。1903年也由章宗元翻译成书，书名为《美史记事本末》，为《求我斋丛译》之四。除以上外，章宗元还译刊有《美国宪法》(《求我斋丛译》之一)、《美国民政考》(《求我斋丛译》之二)。由以上可以看出，章宗元在美国留学期间，对美国历史，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更多的人对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了解。
留日学生杨毓麟撰《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发表在湖南留学生主办的《游学译编》1902年第1、2册；1903年第3册。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美国独立的简要历史。作者在编撰此书时，参考了多种外国史学著作。例如，久松义典的《革命史鉴》、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福山义春的《华盛顿传》等。作者在本书的《结论》中写道：“欲造国民者，必先造其魄力；欲造其魄力，必先造其思想；欲造其思想，必先造其根性”。而联系到中国实际，却令他失望。他认为，中国缺少诸如富兰克令(富兰克林)、阿丹士(亚当斯)、哲勿逊(杰斐逊)等英雄人物，所以至今使中国仍然沉寂在黑暗之中，不能“振救”。他对中国的一些“志士仁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们尽管口头上也大讲“自由”、“民权”，但在洋人的百般利诱面前，却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实在是“奇辱殊耻”！
日本羽化生(涩江保)著、中国东京留学生译《美国独立战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战史丛书》中的一种。1911年辛亥革命时，商务印书馆《美国独立战史》重新修订再版，使该书的再版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译者《序》中强调，这本书可以“作吾爱国青年的先导”。1912年和1913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美国独立战史》在1903年有两种中文译本。另一本《美国独立战史》由作新社出版，但未署作者姓名。《美国独立战史》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译者将美国独立战争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战争的胜利，是“掷头颅，流颈血所博而来”，是中国有志之士的必读书。
对美国重要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的介绍，在辛亥革命时期外国史的介绍和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间，《独立宣言》曾五次全文发表，在国内广为流传。1901年5月10号，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国民报》创刊号，刊发《美国独立檄文》。这是在中国最早全文介绍美国《独立宣言》。该报在创刊之时即发表美国《独立宣言》，是借该宣言，表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独立、民主的崇高革命理想。希望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推翻专制政体，建立自由国家。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有《译文四种》，其中之一即是《美利坚独立檄文》。1903年，文明书局刊印《美国独立檄文、法国人权宣言书、玛志尼少年意大利章书、噶苏士戒国人书合刻》。编印者强调以上是“政治思想之源泉，最为我国人对病之药”。
1911年11月21日，由上海一些革命派学者创办的《民国报》创刊号，刊发了《美利坚民主国独立文》，此文根据美国《独立宣言》全文译出。此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40天。1912年1月11日，《民国报》发表《北美合众国宣告独立檄文》。此时，正值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国报》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先后两次发表美国独立宣言，是在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时，将美国《独立宣言》中所体现出的自由、民主精神作为借鉴和榜样。孙中山早在1904年著有《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该文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宣言书，其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明显地受到《独立宣言》的影响。孙中山说，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开明的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孙中山最后对美国人民说：“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13](p.69)，由此不难看出，《独立宣言》所体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通过回顾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看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突出优点和特点，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始终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些是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明确这一点，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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