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探索的主要成就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成就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探索
1.改革思想的发酵与改革思潮的萌动。
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前一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否定，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战略，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列宁晚年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列宁之后，布哈林提出了著名的“落后型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发挥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更加突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①历史地看，布哈林所阐述的社会发展方案是更接近列宁晚年思想的方案，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方案。在苏联当时由革命向建设转折的时期，布哈林的思想本来是预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却成了他所代表的那种社会发展道路的先驱者和殉道者。②30年之后，毛泽东曾经怀疑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③60年之后，邓小平说得更明白：“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④历史已经表明，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列宁晚年的思路是不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晚年的思想及其探索本身就蕴涵着对斯大林经济体制弊病的否定因素，即改革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社会的许多领域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成了战后苏联社会改革思潮涌动的原因和动力。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后遭遇了第一次较大的冲击波。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出现了沃兹涅辛斯基和安德烈耶夫等人倡导的昙花一现的改革尝试。然而，由于没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和支持，苏联失去了一次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它毕竟预示了更大规模改革浪潮的到来。
2.20世纪50年代初开风气之先的南斯拉夫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南冲突的大背景下，南斯拉夫开风气之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打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口，自1950年起开始了颇具特色的自治社会主义建设。南斯拉夫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树一帜，第一个突破了传统模式，率先进行改革的探索。尽管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南斯拉夫受到苏联的挤压而被视为异端，尽管南斯拉夫的自治式的经济体制存在着过分分散等诸多缺陷，但它毕竟给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打破了苏联模式的唯一正确性。在南斯拉夫的影响下，其他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要求改革传统体制的呼声。
3.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改革。
苏联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也开始了改革的探索。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下放中央管理权下限，减少国家计划指标，减少国家对农民的干预和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鼓励个人副业，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鼓励原则，等等。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矛盾，触犯了过多人的利益，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改革措施难以为继。随着赫鲁晓夫被罢黜，他的大多数改革措施也相继中止，半途而废。但赫鲁晓夫毕竟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公开揭开了苏联旧体制矛盾和弊病的盖子，并改变了旧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发展，也对苏联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波兰、匈牙利的改革探索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及同年发生在各自国内的流血性悲剧事件的影响下开始的。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波兰将部分领导权下放给地方，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大大削减给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支持解散违反农民意愿的生产合作社，等等。在匈牙利，取消了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实行自由销售和按合同收购的制度；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突出经济手段的作用；实行基本工资范围内的企业自定工资制，建立取决于企业赢得指标的分红基金制度，等等。同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这一时期波、匈、捷等国家的改革，基本上是在不触动中央集权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国内危机，也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4.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改革。
以1965年苏联实行新经济体制为标志，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1968年，匈牙利推行新经济管理体制，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也于同年达到高潮，捷克斯洛伐克则出现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这一时期，南斯拉夫把工人自治推进到了社会自治阶段，罗马尼亚也于1965年开始加入到改革的行列，保加利亚从1971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随后波兰也开始实行新体制战略。
苏联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出台了一些新措施。但是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又逐步后退了，许多措施不是虎头蛇尾，就是名存实亡，改革的目标没能实现。这一时期改革取得比较明显成效的是匈牙利。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了经济改革委员会，专门研究改革问题。经过比较细致的理论准备与改革的试点工作，自1968年1月1日起，匈牙利开始在全国实行新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既不同于苏联过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也不同于南斯拉夫的分权模式，而是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既保持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又发挥微观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国家指令性计划，实行国家指导性计划；实行经济决策分工，宏观经济决策权属于国家，微观决策权基本上属于企业，中央机构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削弱行政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权限；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下，加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力度。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改革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正式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苏联领导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于1968年8月对捷采取了突然的军事行动，“布拉格之春”夭折。“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形势出现逆转，各国相继放慢甚至中止了改革的步子。虽然一些国家仍没有停止探索，但总体而言，改革的势头再次受到遏制。
5.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的改革。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重新开启了苏联改革的闸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改革势头进一步强化。随之，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复兴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除极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加入了改革的行列，一度使社会主义改革的潮流出现了空前波澜壮阔的景象。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苏联围绕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讨论，就其深度而言，较之赫鲁晓夫时期围绕利别尔曼计划展开的讨论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促进体制改革，苏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如强调苏联仍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强调从理论上区分占有方式与经营方式，强调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强调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提高管理效率，等等。在实践方面，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在农业中大力推行集体承包制，在工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改革(执政时间总共14个月)再次激活了处于政治休眠状态的苏联社会。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即明确表示要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苏联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最初几年的经济改革未能使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多大变化，也未能阻止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势头。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领域，苏联社会也迅速进入动荡时期。戈尔巴乔夫的体制内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1980年，东欧国家中改革起步较早的匈牙利开始对计划和组织制度进行更广泛的改革。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民主德国等也相继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探索。但总体上看，东欧国家80年代开始的改革收效并不大，没能扭转各国经济发展的颓势。1988年以后，东欧国家的政局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相互作用和巨大冲击下，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剧变相伴随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失去其原本的涵义，体制改革演变成了制度转轨。
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
1.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缓和了各国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次改革都是传统体制内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结果，都是对传统体制程度不同的冲击或修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旧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方面，缓解了社会的危机，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各国社会的发展。正是因为南斯拉夫决然地抛弃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才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找到了一条克服困难、发展自己的道路。正是因为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体制的强大冲击，才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社会已经积聚起来的尖锐矛盾。同样，正是因为卡达尔和哥穆尔卡的改革，才使得匈牙利和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度过了1956年悲剧事件的难关。
2.改革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神话，使人们认识到改革旧体制的必要性。
传统经济体制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神化斯大林、神化苏联经验、神化苏联模式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在总结战争胜利的经验时，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苏联经济和科技上的成就来证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正确性，排除了对旧体制进行任何改革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思想和实践提出批评。⑤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被进一步神化。不仅如此，随着苏联模式的泛化，这种教条主义的认识也不断地向各国党内渗透。社会主义国家对旧体制进行的一次次改革冲击，揭开了盖子，打破了神话，解放了思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旧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也不断增强。
3.改革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非常简单，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结果，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东西，却屡屡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这些到头来都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⑥
4.改革促进了各国对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二战结束后，东欧不少国家都有探索本国特色建设道路的愿望。但随着这些国家内部一批独立意识较强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这股潮流也受到遏制。是改革开启了各国重新探索的闸门。率先冲破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明确表示：“我们自己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再照搬任何套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南，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走我们自己的路。”⑦匈牙利也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做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⑧波兰的哥穆尔卡则说得更明白：“社会主义模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模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模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模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最好模式的社会主义。”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国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苏联模式的打压，但通过一次又一次改革浪潮的冲击，“走自己的路”已基本成为各国的共识。正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等等。
5.改革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探索，而理论探索反过来又推动着改革实践的深化。
南斯拉夫的改革实践首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问题。在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影响下，苏联理论界发生了有关“利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理论探索的成果成了其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柯西金实行新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这场讨论甚至越出苏联国界，波及东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学界，形成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波”，冲击了斯大林关于价值、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在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思想的解冻与改革浪潮的影响下，产生于20、30年代的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全面改革传统体制的“东欧学派”脱颖而出，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涌现出一批倡导改革的经济学家，如波兰的符·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内等。他们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局限
1.各国的经济改革在启动之初普遍准备不足。
大多数国家的改革是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之时的“不得不为”，对改革的自觉性认识不够。南斯拉夫的改革是在斯大林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对它施加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开始的。赫鲁晓夫的改革所面临的经济局势是：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的日常生活相当困难，经济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等等。波兰、匈牙利的改革更是在出现了社会动荡之后的紧急应对措施。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每一次改革的启动几乎都是在社会危机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进行的。这样，虽然改革暂时缓解了矛盾和压力，但深层的危机并没有消除，只是被掩盖了。改革启动的盲目性和应对性表明了社会整体的改革心理准备极不充分，理论准备不足，改革思路不明确，对改革的难度估计不足。同时，从最高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的预期太高，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理。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改革措施不系统、不连贯，甚至有不少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现象，容易给社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混乱；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思路和可操作的目标趋向，改革多限于策略性的应对，瞻前顾后，进退无状，一旦遇到挫折，马上后撤，甚至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大多数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没能走出这种因改革准备不足所造成的阴影。
2.尽管各国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国家的改革普遍存在着不深入、不彻底的毛病。
从南斯拉夫冲破苏联模式探索改革开始，在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几乎都表现出两大特点：即在行政系统内由上级向下级放权和在国家统制经济的框架内扩大企业自主权。结果是：一浪又一浪的改革总是有始无终，深入不下去，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行政系统内的放权，突出的表现是赫鲁晓夫1957年的分权改革。赫鲁晓夫把权力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经济区的改革，不是市场的经济性分权，而是在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从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进行的行政性分权；不是根本改变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把该体制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层次；不是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而只是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将其由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成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结果，改组不仅不可能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反而还导致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如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泛滥等。改革受挫后，当局采取紧急补救措施，中央回收部分物资分配权和部分生产计划权，合并和调整经济行政区，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改组前的情况。所以，这种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内权力转移的改革始终跳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就国家统制框架内扩大企业自主权而言，各国的改革都采取了简化考核指标、扩大企业权利的措施。但是，一方面，企业由于依然隶属于行政机构，实际上仍然缺乏自主经营权利；另一方面，企业因为只负盈不负亏，导致行为扭曲。表面看来，南斯拉夫的改革似乎比较彻底，但实际情况却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南斯拉夫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和协商经济体制，最初的动机也是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曾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后来随着联邦当局权力层层下放，各共和国(民族)便打着加强“自治”和“协商”的旗号，纵向与联邦政府争权，横向相互之间夺利，结果是前者大权旁落，后者权力不断扩张，民族主义膨胀，形成了多个分散而平行的经济、政治权力中心。各共和国当局大权在握之后实行的仍然是官僚集团的集中领导，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领导人等制度一概有名无实，生产计划均由共和国政府下达，企业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都由他们委派，政企依然合一，权力并未下放。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管理过度集中的那些弊端在南斯拉夫也都存在。⑩后来，南斯拉夫经济改革中途夭折，主要原因是各共和国自治省并没有实行国家的改革措施，而是截留了联邦下放的权力，割裂了国内市场，形成“中梗阻”之症。而工人自治的所谓“社会所有制”，即在职职工所有制，实际上同传统的国有制一样，也是一种没有明确所有者的所有制。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改革，原则上取消了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和物资调配计划，部分放开了价格，实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体制。但是，实际上，1988年以前，匈牙利的企业仍然停留在所谓“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上级机关”的双重从属状态。也就是说，原来主要采取指令性计划形式的行政直接控制体制被废止了，但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代替指令性计划体制的不过是非规范的、琐碎的、暂时的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行政微观干预，企业对上级行政机关的纵向从属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匈牙利改革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在于没有能在培育竞争性市场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11)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指出，斯大林之后，苏联在总体上并没有发生运行体制的根本改革，没有在企业和中央一级进行体制民主化的改革。(12)应该说，布鲁斯的这种分析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3.各国经济改革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缺陷是改革不全面、不配套。
社会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相应举措。但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改革没有得到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苏共二十大之后，政治生活方面开始解冻，在此背景下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但是，一方面，经济改革本身不是以扩大市场机制作用、增加人民经济自由权利为方向的；另一方面，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过度集权的层面上，所谓的民主化，更多体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而在一个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无论是理论的探索还是实践的探索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反过来钳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后来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化，用政治改革淹没甚至取代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历史表明，经济改革的政治色彩太浓，并不利于经济改革，它甚至会冲淡经济改革的主题。说到底，仍然是没有形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匈牙利的改革先是由于政治民主化过程太急太快引起社会不稳定，最终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的经济改革则是在缺乏政治改革的背景下悄悄进行的，因而也受到许多限制。结果匈牙利虽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模式，但却没有建立适应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体制。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此外，没有观念的更新与理论的创新相配套，也是经济改革难以为继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改革必定要以价值观念转变作为前提，而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又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开始改革旧体制的时候，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旧的因素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无论哪个方面有所创新都非常不易。如果观念的变革与体制改革能够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改革的步子就会更大一些，改革的过程也会顺利一些。但苏东国家的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种情况。由于长期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带有文化专制主义色彩、以行政强制干预为主要管理方法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的存在，理论的创新异常艰难。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需的理论探索、舆论准备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相反，一些理论创新还常常受到极为严厉的政治批判。这也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实践的探索。勃列日涅夫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一例。经济改革除了需要体制外的改革与之配套之外，还需要体制内改革的相互配合。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诸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价格体制、贸易体制等各项改革的彼此呼应，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常常是单项独举、孤军深入，结果往往是某一具体领域的改革因为受到其他领域的掣肘而最终失败。
4.经济改革的理论探索明显不足，没能与改革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首先，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大多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启动的，理论没有起到应有的先导作用。其二，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大量问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必要的理论相配合，使得经济改革失去了坚强的理论支点。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只是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在赫鲁晓夫本人的授意下，1962年9月9日的《真理报》才发表了利别尔曼教授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对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利别尔曼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并且不时遭到反对和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的改革当然很难触及传统计划体制本身。再如南斯拉夫的改革，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但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本身却不是市场化取向的。作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家的爱德华·卡德尔的整个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反异化论”的基础上的，他既反对行政协调，也反对市场协调，而主张道德协调，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空想色彩。其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没能得到解决。以理论探索获得较大成就的东欧学派为例，作为这一学派先驱者的奥斯卡·兰格与作为这一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符·布鲁斯、奥塔·锡克等都提出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巨大贡献。但是对于诸如为什么要实行这种“结合”？这种结合是否可能？假如这种结合得以实现，它是否会优于计划经济同时又优于市场经济？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并没有解决。传统经济模式是有其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在没有完成基础理论创新的情况下，改革的对策性研究便存在着极大的缺憾。再如，布鲁斯的理论曾为当时各国的体制改革指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影响极大。但布鲁斯的理论并没有涉及诸如政企分离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他的计划—市场模式中的市场也只是一个只包括消费品和劳动市场而排除了生产资料和产权市场的“半市场”，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际上也不过是两种体制的并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改革理论的贫困并不是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不是理论家的过错，因为在那种体制下，理论的探索困难重重、荆棘丛生。
注释：
①参见[苏]布哈林：《布哈林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②参见蒲国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⑤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1—49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⑦[南]铁托：《铁托选集(1926-195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⑧转引自刘祖熙主编：《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⑨转引自[波]哥穆尔卡：《关于波兰目前的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⑩参见马叙生：《南斯拉夫悲剧的背后》，载《百年潮》2002年第4期。
(11)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12)[波]符·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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