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_社会学论文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_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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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系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极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我想,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学者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最好方式之一。

一、80年概述:“合”一“分”一“合”轨迹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约30年、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约30年、改革开放后约20年三个时期来考察。

在建国前的第一个时期,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尽管还不是主流学派,但却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不小的学术影响,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积极的贡献。那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几乎是同义词。在这个意义上,党和社会学是“合”的关系,即良性互利的关系。二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夺取和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获得了“双赢”。

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发生了逆向变化,党对社会学采取了负面的态度和政策,使社会学学科陷入了被取消的“严冬”。这不仅严重地打击了社会学,反过来也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那时,党和社会学是一种“分”或“离”的关系,即恶性互损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应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潮流,对社会学采取了正面的态度和政策,使社会学迎来了恢复与重建的“春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对社会学的关心和支持。这时,党和社会学又回到了“合”的关系。这种重新构建的良性互利关系,既促进了社会学的发展,又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也有利于党的事业。

这种由“合”到“分”再到“合”的过程,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说明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利、避免恶性互损的极端重要性。

现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稳定、改革和发展直接密切相关的学科,正在中国共产党营造的比以往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下,以自己独有的视角和方法,抓住现代化社会变迁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对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展开锲而不舍、富于探索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在非经济因素日益突出的今天,已经和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已经和必将进一步培育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不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看,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社会学,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看来,正在步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它正在并且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它正在并且将对世界社会学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它在21世纪的人类文明史中,将成为美好、多彩的一页篇章。

以史为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以史为鉴,着眼现实,是更重要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则是最重要的。

二、建国前的“合”: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19世纪末,当中国社会深深陷入社会危机和恶性运行、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求救亡图存大计之时,欧洲社会学中的两大系——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双双传入了中国。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产生

几乎与维新派人士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孔德系西方社会学著作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很陌生了。当然,这段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非常零碎的。同时,十月革命以前,陈独秀等人进行的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新文化运动,解放了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准备了思想条件。真正给中国送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是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同时也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形态。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一批激进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人。在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五、六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指出这三个部分之间“都有不可分的关系”。李大钊除参加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外,自己又主编《晨报》副刊,并于《晨报》副刊创办《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译文。实际上,这些文章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形态的系统介绍。

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对现存的旧制度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以彻底打碎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为最终目的。这种形态的社会学与孔德系西方社会学主张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一点一滴的改良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批判型社会学的广泛传播,激起了资产阶段改良派人士的不满与不安。曾经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建立功勋的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的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貌似关心中国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实则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客观真理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让人们只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以达到一点一滴的改良。如果不对胡适的上述文章及其论点加以批驳,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开花,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为此,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加以批驳。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实际的问题固然应当研究并加以解决,然而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伟大的运动。只有通过这种运动,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多数人的共同活动,实际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而要造就一个多数人支持的伟大的运动,就必须宣传主义,并使之变成一个多数人共同趋向的理想。如果没有主义的指导,那么任何具体的社会问题都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李大钊认为一方面必须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必须以此为指导去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指出了经济问题的解决对其他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在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必须进行根本改造,只有来一个根本的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能有解决的希望。同时,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与阶级斗争相结合,形成工人运动,这样才能求得根本问题的解决。

“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的、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分道扬镳,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与改良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回合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经过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人,那么,瞿秋白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占领中国大学社会学阵地的第一人。1923年中国共产党于改组后的上海大学创办社会学系,由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教育教学活动,在中国社会学教育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按照邓中夏和瞿秋白两人制订的社会学系统教学大纲,该系教学内容与孔德系社会学内容明显不同。在教学方针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其教学目的旨在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同时他们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孔德系社会学二者之间也不是绝然断裂的,可以从后者汲取合理的思想与方法作为对前者的补充。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存在两大传统——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一历史事实是当时两个传统中的学者,特别是孔德系的学者,都承认的。那时,孔德系学者中的多数人都力求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其中,将存在两大传统的观点表达得最为清楚的,是学院派社会学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他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一文,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划分为两大主流,一为文化学派,一为辩证唯物论派(赵承信,1948)。前者为正宗和主流;后者尽管影响较大,但并非正宗。这种对中国早期社会学两大主流的划分及其所居地位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把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工作归于“主义学说的范畴”,认为它们“非

是科学的探讨”(赵承信,1948),则是与事实不符的。实际上,中国早期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法则,在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社会学应用研究及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与经验探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尽管该派的有些观点尚不成熟,但它们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位置则是不容否认的。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特点和贡献

在旧中国的特殊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从这些特点中也可以看到她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

第一,坚持以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为内容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在他们的理论活动中,对社会学研究的根本法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社会及其本质,社会学的历史使命,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等各种社会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对社会学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并注意对孔德系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清理。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史观》等文章中,首次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根本法则,指出唯物史观“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李大钊,1984:64)。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之作为社会学的根本法则,是它对社会学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还主张并一再强调经济因素是社会变迁的最根本原因,他说:“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李大钊,1984:369、367、360)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了社会结构问题。例如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1924年上海书店出版)一书中,将社会结构分为“社会基础”和“社会建筑”两大部分。“社会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其中生产力含劳力、技术、自然三者,经济关系含阶级结构与劳动组织;“社会建筑”部分包括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与社会心理、社会思想等内容,其中社会心理又细分为宗教、艺术、道德、风俗等,社会思想细分为哲学与科学等。“社会建筑”立于“社会基础”之上,但受“社会基础”发展的影响,而“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最后的根底。

马克思主义学派不仅对社会结构的一般原理进行了探讨,而且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从宏观与微观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一方面适合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宏观分析便于把握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矛盾,以为中国革命的依据;微观分析,主要是阶级分析,便于找到革命的领导者、同盟军与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毛泽东是对旧中国社会结构进行经验分析方面的典范。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同时实际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革命战争年AI写作作的大量著作中,有一些是分析旧中国社会结构的代表性作品。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22年10月)以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属于微观社会结构分析;而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则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分析了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特点与社会各阶级的状况。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旧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在坚持以人们的经济地位为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政治态度(即对革命的态度)的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发挥。以这样的综合标准来分析旧中国的阶级结构,使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军、革命可以争取的力量等。因此,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革命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深知政治态度对经济地位的从属性质。他指出:“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毛泽东,1991/1939:第二卷:638)因此,对毛泽东划分阶级的标准应当作准确的理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还力图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旧中国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的现状与特点,指出其产生的根源,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途径,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把中国社会问题分为劳动者问题、妇女问题及准无产者问题三类。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劳动问题与失业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则在于西方资本的入侵、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产业的不发展以及军阀的连年混战(李达,1929:225-228)。此外,还有其他代表人物进行的许多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特别是其核心——土地问题的成果。

第二,坚持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线索的社会调查。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解放区农村调查和陈翰笙主持的国民党统治区农村调查。所有这些调查都对中国社会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们仍然是当今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宝贵遗产。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入的1926年至1941年的17篇著作,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解放区农村调查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1941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1942年在解放区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调查结果是《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两书。所有这些调查,从生产关系着手,抓住农村经济最核心的土地问题进行研究,并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农村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以及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态度与表现,分析我党制定的土地政策及其他各项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更加完善的根据地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正因如此,这些调查对于保证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与夺取政权,最终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民运动和农村调查的影响下,陈翰笙利用他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公开合法身份,组织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村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调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即1929年至1934年期间分别在无锡、广东、河北等地农村所作的调查。其成果分别为《亩的差异》一书(1929)、《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用英文写成,1939年于美国出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1934)。陈翰笙之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农村作调查,是因为在他看来,“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找到一个有效的设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从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要的方法”(陈翰笙,1934)。陈翰笙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从生产关系入手,以翔实的实际材料,证明了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揭露了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指出了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所有制,而进行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的惟一出路。陈翰笙等人的研究结果,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理论与实践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斗争的正确性。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指针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领导人。在1938年发表的《论新阶段》一文中,他明确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1938)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1991/1938:第2卷:534)。

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桥梁就是调查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和强调社会调查、花大力气来反对本本主义的道理。毛泽东所提出并运用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方法,本身也有一个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正是在长期的调查实践及其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一套以应用为主要取向,既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社会调查方法。关于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典型调查、座谈会、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等的精辟论述,构成了毛泽东社会调查方法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套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不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制定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战术,对形成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对中国各机构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活动,尤其行政部门应用性的调查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探索,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和方法中国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贡献。

三、建国后的“分”:走入取消社会学学科的误区及其消极后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社会与国家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政权的执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清理与改造旧中国的社会科学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过程。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次清理改造和高校院系专业调整过程中,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未能取得应有的地位而被取消。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国高校有社会学系20个,另有与社会学相关的家政系5个。1952年起,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全面开始。到年底,全国已有3/4的高校进行了这一工作。结果,只有中山大学及云南大学的两个社会学系暂时保留了下来,其他的社会学系及相关学系都被取消了。接着,在1953年教育部对高校院系的进一步调整中,剩下的社会学系也被并入其他专业。至此,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在高等学校中就完全停止了。由于当时还没有各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各大学进行的,因此,高校社会学系被取消与合并,实际上意味着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中止。

不仅如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费孝通、陈达、吴景超等有关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意见被视作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许多原社会学者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学术问题与政治的界限被混淆了。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持思想理论工作的首要人物的康生,在同年8月北京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对社会学与原社会学者强加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无限上纲,并对建国之初取消社会学的错误做法进行强词夺理的辩护。他说:“解放以后,取消反动派的社会学是完全对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他们所不满意的”,“为恢复社会学的企图,(他们)提出一个总的纲领”。“他们这伙人过去是搞社会学的,实际上是借这块牌子贩卖私货的。究竟该叫什么学,他们也说不清楚,我说,那就叫做‘帝国主义侦探学’”(王康,1989:1-3)。康生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正在兴起的极“左”的政治思潮。他的上述谈话,对于已经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学及原社会学者不啻是雪上加霜。从此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社会学成为不能碰的“禁区”。

本来,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应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地位上升,成为主导的社会学,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它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反而随着社会学学科的被取消,连社会学的名字也与“资产阶级伪科学”挂上了钩,不能用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误区呢?

应该说,社会学当时被取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旧中国两种社会学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的对立;有认识的原因:有历史唯物论就够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问题;有外来的原因:苏联的高教体制和对社会学负面处理的影响;有理论的原因:社会学的对象的模糊性,等等。在所有这些原因中,从党的角度看,有如下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传入的孔德系社会学的负面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青年毛泽东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资产阶级学者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持批评否定的态度,立志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他并身体力行,从20年代起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与考察,由此探索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对社会学理论虽未曾直接置评,但从他的一些批语、评论中还是可以窥见他对这一类社会学理论的印象的。如在1958年6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了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写下了7条批语,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这样的评注。在这里,毛泽东显然不是专门针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然而,旧中国盛行的学院派社会学却正是主张中间立场,“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主张温和路线的。毛泽东对“中间立场”的批评,反映了他对孔德系社会学的负面印象。毛泽东的这种印象使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改造与重建失去了强有力的推动,实际上间接支持了取消社会学的行动。

第二,实际上否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从革命批判型转变为维护建设型社会学的必要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国前坚持的革命批判型社会学,按照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主要论证中国革命的必要性,而与种种认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改良主义作斗争。建国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正确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1949:第4卷:1439)这就是说,党的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社会,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应从主要是为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而揭露它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批判形态,转至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推进、争取和维护它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减少和消除各种各样旧社会遗留的和新社会也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障碍因素和社会问题的新形态。可惜,当时没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有第二种形态即维护建设型形态,毛泽东也没有把自己的正确思想贯彻到底,多年来忽视了从以革命为主到以建设为主的转变,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建立起来的新社会,而不是建设、维护、改善它,这就不能不导致“穷折腾,折腾穷”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恶性运行。这是多么痛心的教训!否认上述转变的消极后果莫大于此。

第三,实际上也否认了中国受西方影响的孔德系学院派社会学从维护旧社会转到维护新社会的可能性。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现实可能性。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家是爱国的。同时,他们所持的治标不治本的改良主义观点,主要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到了抗日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时期,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民主人士,在跟反人民、反民主的蒋介石政权作斗争中,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正因为如此,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时,各大院校的社会学家基本上留了下来。从建国后大约三年时间的活动看,这些来自旧社会的社会学家,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改造思想,愿意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上来的,愿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逐步清除受西方影响的社会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而且,学院派社会学作为维护形态的社会学,在如何维护上有较多的经验,对维护新社会也是有用的。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却被当时高校院系调整人为地中止了。

现在看来,如果上述两个不同的转型问题解决得好,作为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社会学本来会在新中国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遗憾的是,事情恰恰相反。社会学被取消,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关系中最不幸的一页。这一结果,对党的事业和社会学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改革开放后的“合”: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迎来重建和前所未有发展的春天,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进行,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或者说,沉寂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是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所给予的重要支持与推动分不开的。换言之,取消社会学的是中国共产党;纠正这一失误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邓小平,1994:180-181)

邓小平在这样隆重的场合,用这样郑重而有自我批评的方式,从政治的高度,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问题,对在极“左”思潮肆虐年代备受打击与迫害的社会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过去由于错误地取消了社会学,造成了这门学科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对落后的现状,所以应当“赶快补课”,“急起直追”。邓小平的讲话消除了当时不少社会学者的心理顾虑,解放了思想,给予筹划中的社会学恢复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邓小平的讲话也促使不少在不同学科从事教学研究的党和非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学者转向社会学,为社会学增加了生力军,增加了多学科的视野。这对社会学这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变了过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可以说这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延续了近30年,要真正改变对社会学的看法,特别是真正认识社会学的作用,不是某个领导人一说就能做到的。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讲话以后,我国新老两代社会学人,在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领下,致力于建立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费孝通当时所作的关于社会泶着重通过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防止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滋生等论述,实际上就是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费孝通,1980)。无论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起了特殊重要的、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由于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被推迟了近30年,整个社会学界充满着一种在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后特有的紧迫感,并把这种紧迫感化为“急起直追”的行动。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除了其他原因,也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最初与最直接的动因是他提出的拨乱反正的需要,是解决当时迫切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当然还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涉及到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和定位问题。我们国家自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的社会将由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型社会加速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城乡结合的、现代型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的?为什么这样变?没有现成的解释和认识,这些都需要探索,都需要给出社会学的回答。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问题、改革的问题、稳定的问题,以及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都会突出出来,这些也都需要探索,也都需要社会学从自己特有的视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予回答。

从社会发展本身看,发展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全面发展。把经济搞上去是首要的,但把发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是片面的,忽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促进或制约是有害的。社会学主要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研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把不协调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底。这样的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社会进步的社会科学,它在推进社会全面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稳定看,社会学既正面研究社会保持稳定、有序运行的机制和条件,又研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动乱、造成社会问题的种种障碍因素——其中非经济的障碍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如何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稳定与发展。从社会改革看,改革越深入,非经济因素越重要、越突出,往往成为改革深入的瓶颈;研究如何减少改革的社会代价,增加改革的社会效益,是社会学的任务。对于社会改革来说,社会学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社会学本来就是一门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它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这样作用的社会学,在中国是必然要恢复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邓小平的成绩和高瞻远瞩在于他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将会拖现代化事业的后腿,因此他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及时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得以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几乎同步开始。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学科建设的较为顺利进行,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邓小平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而且表现在他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有内在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的。例如,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拨乱反正,与中国社会学在治乱兴衰方面有着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实践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拨乱反正中实现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在拨乱反正中开创的。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7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邓小平,1993:141)。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不仅是对这7年的概括,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概括。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无疑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味很浓的命题。第一,即使从“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上也可以看出,它没有离开治乱兴衰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第二,它包含着中外社会学、中外社会思想的两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秩序和进步。就秩序来说,一方面追求大治、有序,一方面避免动乱、失序;就进步而言,一方面追求兴盛、发展,一方面避免衰败、停滞。因此,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拨乱反正、实现发展,一句话,在社会运行的两个方向——横向和纵向,摆脱恶性运行(大乱),进入到中性运行,争取达到良性运行(大治),这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可以说,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是中国历史上运用治乱思想获得巨大成功而且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少数范例之一。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内在的结合点,不仅表现在拨乱反正与作为社会运行轨迹的治乱兴衰的关系上,也表现在拨乱反正本身包含的社会学含义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拨乱反正包含着“结构性调整”和“功能性调整”两个方面。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结构的问题。例如,他在1978年就已经多次谈到城市结构、劳动力结构、工农业结构的问题,提出“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邓小平,1998:61),等等。同样,他也很重视发挥社会结构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多次强调要转换政府的职能,这主要涉及的是功能性的调整。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既抓了结构性调整,又抓了功能性调整,并且灵活地该抓什么就抓什么。这也是他的拨乱反正能够成功,并且富有成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面向未来的“合”:党的政策与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今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社会学的关系,就总的趋势来看,将向进一步良性互利的“合”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地、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的,它要求互动双方都作出相应的努力。

(一)中国共产党:营造有利于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营造的比以往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恢复与重建后中国社会学无论在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在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理论和经验的研究方面,以及在自己的国际影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一,在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可以着重指出如下几点:

1.社会学教学机构初具规模。据1999年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统计,初步结果是: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所属院校中,已有社会学专业37个,其中社会学系33家;已有社会工作专业30个,其中社会工作系9家。因而在社会学教学的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旧中国。这从一个重要方面表明,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学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2.社会学研究机构普遍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各省、市社会科学院几乎都有社会学研究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浙江、辽宁、云南等省、市的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都有很强的实力。在研究机构方面值得提及的最新发展,是国家教育部在全国建立的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社会学学科就有两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3.社会学学术团体的成立、发展。中国社会学会已经经历4届。各省、市也有社会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近40个。中国社会学会还建立了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的“年会制度”。年会已经召开了10次。学术年会越开越兴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4.社会学学位体系的完整设立。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其中,现有社会学博士点7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硕士点超过20个,并已建立博士后流动站3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5.社会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社会学课题是增加最快的学科之一。在“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社会学的课题共立项210项,其中重点项目42项,一般项目116项,青年项目52项。到“九五”规划,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学项目的立项数,就与前三个五年计划的立项数相差无几。除经济学科之外,社会学立项数的增加,是最快的。在“十五”规划中,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2001年申报社会学项目的有446项,立项44项。

第二,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几点进步:

1.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本土化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学科的性质等问题上,社会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集中体现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用费孝通先生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笔者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也对此作了论证。

2.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相对完善和独立的分支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包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理学、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企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国外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学、社会调查学、体育社会学、法社会学等等。

3.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出版了一系列不同层次有影响的著作。出现了一些有影响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社会学理论,如小城镇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等等。在经验研究方面,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等,就是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村进行深入调查的成果。同样,雷洁琼指导下的《中国城市家庭》、《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也是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五个大城市的家庭生活,开展建国后首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以大规模调查为基础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现在一些社会学术语,如“社区”、“协调发展”、“运行机制”、“结构转型”等,已经成为社会公共领域的通用语言。

4.社会学的课程体系已经建立,社会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已经确定。1999年7月于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确定了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10门专业主干课,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或中国社会学史、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现代化)。会议同时决定:以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名义编写和出版这10门专业主干课的教学大纲。这些共识和做法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此外,还达成了对本、专科社会工作专业8门专业主干课的共识,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生活保障、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学课程已在各类高校普遍开设,成为大学生最为欢迎的课程之一。

第三,在其他方面的进展,应该指出的还有:

1.1992年底《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卷首文中,中国学者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社会学的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学对象、性质、功能、地位等,描述了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对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趋势也作了分析。该卷辞书收集了千余条词条,概括和总结了社会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了社会学知识,成为社会学学科的一本总结性成果。

2.社会学有了像《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社会》(上海大学主办)等自己的杂志,出版了《中国社会学年鉴》。

3.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学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1995年底亚洲社会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都是在执政党营造的比以往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下获得的。这是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一方面,也有一个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另一方面,无庸讳言,要营造有利于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例如:

——在学位制度方面,社会学在分类上,二级学科太少,限制了它的博士点的进一步发展,与它有超过100个分支学科的情况极不适应。1996年前,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中,有4个二级学科:即1)社会学理论和方法;2)应用社会学;3)人口学;4)人类生态学。其中社会学本身有2个二级学科。1996年调整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和应用社会学2个二级学科被合并成1个二级学科。这样,社会学本身成了既是一级学科,又是二级学科,实际上是只有一级学科,没有二级学科。这无助于促进社会学的发展,相反实际上限制了社会学的发展。

——在出版体制方面,社会学的学术杂志太少了。审批刊号“只作减法,不作加法”的做法,对经历恢复与重建过程的社会学尤其不利。

——在学科规模上,从学科的设置到招生,与经济学严重失衡。经济学应该“大”,问题是社会学太“小”,小到不成比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重视经济因素,不重视非经济因素。这是不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迟早要付出大的代价。

——在投入的政策和体制上,与自然科学严重失衡。重理轻文的倾向对社会学的影响极大。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在对社会学的认识和定位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社会学是一门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在我国有特殊经历的新型学科。所谓“占有重要地位”,从大的学科分类来说,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社会学要和政治学一样要赶快补果前后,胡乔木等同志对社会科学提出这样的分类:文、史、哲、经、法、社。这是有道理的。所以,社会学作为一个大的门类也是有根据的。在1996年1月6日至12日于河南郑州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六次会议期间,费孝通先生为此向学位办写了书面意见;我作为那时社会学界惟一的代表,反映社会学界的意见,正式提出了关于将社会学学科上升为大门类的建议。从社会学的功能来看,它身兼三职:社会学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学又是一门基础性的文科学科;更重要的,社会学还是一门应用文科。所以不能笼统地说社会学是一门“长线学科”。现在,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社会学系。所谓“正在迅速发展的”,是指社会学是一门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学科,它随现代化进程而迅速发展,现在国际上它已有170多个分支。所谓“新型”,同样指社会学是一门与现代社会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学科。在我国,社会学尤其是跟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趋势相适应的,即与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的趋势相符合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着重研究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影响,从而既促进社会的稳定,又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是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学科,不能笼统地把它叫做“敏感学科”。它研究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出消除不稳定因素的建议。所谓“在我国有特殊经历”,是指建国后它被停办近30年,又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重建后,全社会、政府及各部门、老百姓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据各院校社会学专业招生生源和分配的实际分析,每年的最后情况是好的。但总的来说,社会对它还了解得不够,特别需要扶植。

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中国社会学:坚持正确的学术道路,高水平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客观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再加上客观的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学术机遇,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有了好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学能否真正抓住学术机遇,得到健康发展,还有赖于自己的主观努力。

这里,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切切实实地推进学科建设,对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十分关键,可以说是它要常抓不懈的当务之急。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生命源泉和主要内涵,学科建设是积累创新成果的体制化形式和主要渠道。没有理论创新就谈不上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没有学科建设则不能巩固理论创新的成果。应该说,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是中国社会学的薄弱环节。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是一个涉及很多层次、极为复杂的话题。这里谨就我认为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几点个人想法。

第一,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代欧洲社会学重新发现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简称。中国社会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中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社会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学习领会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个社会学者,如果不自觉接受作为2500年来智慧之花发展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打着各种时髦旗号的最坏的哲学的支配。另一方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的最基本的结论,对中国社会学者来说,特别要掌握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论述。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其他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要的是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体会其中的精神实质。无庸讳言,现在在一些年轻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学专业青年学生中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风气:不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往往从西方社会学家评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述中,抓住一些片言只语,就发议论,对马克思说三道四。这是很不严肃的。这可能也是“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的表现之一吧!

最近20年来,欧洲社会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布迪厄、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等,为了突破和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也即突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僵死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从各个不同方面作出努力,从而导致了当代社会学建构主义这种学术取向的产生。例如,吉登斯的“社会结构二重性”认为,社会结构既是个人行为的前提和条件,又是个人行为的结果和产物。把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都看作一种建构过程,从而打破了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实这不过是在根本观点上重新发现了或回到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思想,并把它运用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把人与社会看作是一个互生、互动的讨程;也即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实际上做了建构主义思潮近二十年来所做的事。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现成事物的集合体”的辩证思想运用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个人与社会互为因果的思想:“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1956/1844:42卷:121)还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1956/1844:42卷:122)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当然就具体论断说,无疑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校正。我们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是以其根本观点为指导。从欧洲社会学以各种形态回到马克思,并日益成为世界社会学理论中心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性。

第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明了世界社会学的整体态势——吸取欧美社会学的强点,走自己的路。

首先,欧美社会学是强势社会学,处在中心地位,而中国社会学是弱势社会学,处在边陲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树立主体意识,防止“边陲思维”特别重要。就是说,处在边陲地位,不等于应该有那种对西方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还以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边陲思维”,而应该有中国学者自己的主体意识。客观地承认自己是弱势学科,不等于甘当弱者。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而成为强者,做到“你懂的,我也不是不懂”;“我有的,你却不一定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

其次,由于美国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失衡,陷入实证主义的困境,很少产生原创意义的社会学大家,世界社会学的中心,至少是世界社会学的理论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回顾中国社会学,自1978年重建以来,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一直是中国社会学模仿的对象,实证主义范式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中的主流话语。这样一种知识取向与中国社会学独特的发展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实证主义范式对中国社会学的消极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汲汲于具体的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缺乏甚至有意回避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大量经验研究停留于低水平的现象描述;研究成果自说自话,相互之间缺乏综合、整合和积累,缺乏一个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将具体的经验研究成果贯穿起来。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第三,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将世界社会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的,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立足现实,中国早期社会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应用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的著作,中国也因此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被誉为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重新获得大展身手机会的社会学界,仍然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并把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实连接和桥梁和纽带。应当说,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不论是在理论社会学方面研究的进展,还是在应用社会学方面研究的进展,凡是有重大影响、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无一不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果;而凡是没有中国社会现实感的社会学作品,总是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应有的生命力。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一个用之不尽的宝牢,可资开发的思想资源。我们现在还做得不够。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史论结合对社会学是同样重要的;没有历史感的社会学作品,是缺乏底蕴的。

创造中国特色,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社会学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从我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我国悠久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料,并同欧美社会学各自强点所反映的世界社会学普遍原理结合起来。这样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社会学,既使世界社会学的普遍原理扎根于中国,同时又对普遍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还必须建立起有影响的、相互友好竞争的中国学派。这是坚持和贯彻“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必经之途。现在,在社会学界能够进行正常学术争鸣的学派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笔者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提倡中国社会学界“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就是因为学派是学术繁荣的标志,而宗派则是学术繁荣的障碍。

最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要靠我们中国社会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社会学者自己来承担;“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学术之路要靠我们自己来跋涉;高水平的良性互动的中国学派也要我们自己来创立。只有“方向正确、人品高尚、学问扎实、体魄建全”的社会学者,才能真正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

总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抓住快速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学术机遇,吸取欧美社会学的精华,开发我国悠久的社会思想学术传统,拥有众多彼此友好争鸣的学派和一批高素质且年龄结构合理的社会学者队伍,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主要条件。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创造这些条件。随着这些条件的不断具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将会作为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成果而呈现于中国和世界。这样,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共产党营造的有利于社会学进一步繁荣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就会更好地结合起来,两者的良性互利关系就会持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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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_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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