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使命和价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使命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立65年来，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初步工业化和80年代以来的加速工业化两个阶段，当前正走到一个必须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具有深刻的意义，是中国工业化内在逻辑的现实演绎。其中，工业转型是关键。科学认识工业的使命和价值，对于工业转型的顺利实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技术是自我进化着的“第七种生命体”，技术总是通过工业活动而取得其存在形态，如果没有工业，任何技术都只能是幻想。技术进步表现为工业发展。而工业转型实质上也是技术进化过程中的一次突变和创新“涌现”。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不仅是物质技术过程，还是人类文明进程。因此，研究工业转型实际上就是探寻工业的本源性和工业发展的价值实质。据此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规律，并以其理论逻辑指导实践进程。 一、工业是人类发展的翅膀 人类生存和繁衍最初依赖于自然界中可以直接获取的可用于消费的物质，例如植物、动物等。其居住地也是天然的或略经处置就可以遮风避雨的自然场所，例如洞穴、草棚等。以后人类逐渐学会了将原本不能用于消费的自然物转变为经加工制造便可以消费的物品，这就产生了“工业”活动，并逐渐发展起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有了工业就可以制造工具，而且可以制造各种用于制造工具的工具，从手工制造发展为机器制造，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经济活动，其中包括“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即原材料。这样，工业就不断发展成为庞大的“迂回性”生产体系：对于最终的直接消费使用过程，工业生产活动的很大部分是间接的和迂回的，是为生产“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而进行的生产，工业生产的“迂回”性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高度分工化，不仅是各种技术分工，而且是普遍的社会分工，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不过，无论工业生产的迂回过程如何复杂，工业的本质都是将无用物质转变为有用物质，将有害物质转变为有益物质。这种“有用”、“有益”的物质有些是可以直接消费的，而更多的“有用”、“有益”物质是用于生产性消费的，即相对于最终消费而言的间接消费。前者通常称为“消费资料生产”，后者称为“生产资料生产”。 工业既然能够将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那么也就是可以让废物变为资源，如果对于人类无用即为“废物”，有用即为“资源”。工业越发达，就越能使更多的物质转变为资源。在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因此，从最终意义上说，所谓“资源”都是由工业所创造的。如果没有工业，地球上大多数物质都是无用的废物；而随着工业的进步，将不会再有“废物”，连原本丢弃无用的“垃圾”也可以成为宝贵的“矿藏”，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可以说：工业面前无废物，城市垃圾也可以成为“第二矿山”。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由科学与技术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并且逐渐地也在全球别的地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不仅是建造起来的城市区域，而且绝大多数其他地区也都成了人类调整或控制的对象”[1]。工业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工业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使人类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工业化”了：农林牧渔、交通运输、信息传递、文化艺术、教育医疗、体育健身、休闲旅游，无不贯彻工业主义，依赖工业技术。当然，自从有了工业，战争形态也彻底改变了，出现了“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整个20世纪充斥了“工业化”的战争，钢铁、石油、火药、汽车、飞机以致核技术等所有工业品都可能成为战争工具。军力的强大依赖于工业的强大，工业的强大表现为军力的强大。 工业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它是科技创新的实现载体和必备工具。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至于人类任何杰出想象力的实现，都需要以工业为基础和手段。科技进步是工业的灵魂，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躯体，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表现为工业发展或者必须以工业发展为前提。所以，科技与工业实为一体，技术与工业几乎是同一概念，可以说工业就是人类生存和人类发展的技术，也可以说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技术“绝活”就是工业。因此，只有工业国才可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拥有发达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国家。因此，科学技术革命同工业革命同命运，工业化就是科学化，即科学知识的成功运用，科学理性是工业精神的精髓。迄今为止，以科学理性和科技进步为标志的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发展最辉煌的阶段。 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将“能量获取”作为度量人类文明的核心指标之一。人类获取的能量包括食物能量和非食物能量两类。工业化之前，无论经济如何繁荣和富足，每天人均能量获取都难以突破25000千卡的上限，“直到19世纪，企业家们学会了将煤燃烧释放的热能转化为动能后，非食物能量获取才得到极大增长，这便将人类从马尔萨斯所说的陷阱中解救了出来”。2000年，日本每天人均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为大约104000千卡，而美国达到230000千卡[2]。工业化使人类文明迈上了过去数万年所不可企及的发展高度。以其他指标来衡量，当进入工业化时期，全球的人均产出(收入)增长率比工业化之前高10多倍，其中已发生工业革命和进入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数十倍于工业化之前的几千年。实际上，现存的物质财富包括自然物质财富和人类创造的财富。人类直接取自自然的经济活动，例如狩猎、采集、种植等称为第一次产业，或广义农业。而第二次产业即广义工业则是将不可使用的自然物质转变为可使用的物质的经济活动，其产业形态主要包括：手工业、采掘业①、制造业和建筑业，现存的由人类创造的几乎所有可以长久保存的物质财富都是工业创造的。除非采用工业技术手段，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产品是难以保存的，因而不可能成为物质财富的主要储存形态。所以，第一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甚至非物质财富都是程度不同的“工业化”的。极端地说，如果没有工业，人类将一无所有，虽然可以苟活，但没有任何财富积蓄；如果没有工业，即使是自然财富也不属于人类，大多不可为人类所用。 在发达工业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到工业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其生活条件也都是“工业化”的。“今天，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远远领先于大部分非洲人，也远远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富裕的美国人。如今，99％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都能用上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至少一台电冰箱；95％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88％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拥有一部电话；71％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拥有一辆汽车；70％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甚至还用上了空调。初看起来，这些东西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100年前，就连亨利·福特和科尼利厄·范德比尔特这些跻身于全球最富行列的人，也只能享受到这些奢侈品当中极少的一部分”[3]。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着学者们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在《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一书中写道：“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急剧的转折期，从现在开始，科学技术将会极大地提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男人、女人与儿童的基本生活水平。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富足当中，这个目标实际上几乎已经触手可及了”。“划时代的技术进步，如计算系统、网络与传感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人机对接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使今天的绝大多数人能够体验和享受过去只有富人才有机会拥有的生活”[3]。这一切都基于工业的高度发达。工业是一切科学发明和创新想象得以实现的工具，也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技术基础。 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业也具有毁灭性，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创造性毁灭”，而且可能是战争的毁灭和环境生态的毁灭。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发展使战争工业化了，也使环境生态人化了，而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人化，实际上就是环境的工业化，即以工业活动改造了自然环境，工业成为环境生态中不可或缺而且也是无法摆脱的组成因素。 无论如何，自从有了近现代工业，人类发展就如同插上了飞速翱翔的翅膀。人类创造性的伟大力量喷发出来，当然其中包括建设的创造性，也包括毁灭的创造性。因此，建设一些，毁灭一些，在建设中毁灭，在毁灭中建设，这就是工业化的历史，也是技术创新的历史。例如，汽车是最伟大的工业产品之一，汽车使人类生活极大改善，但同时也使人类不得不每年要付出因车祸而死亡120万人的生命代价！工业使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人类可以居住的场所，包括农村、城市甚至海岛、沙漠，但同时工业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也一直如影随形，堆积如山的废旧工业品和城乡垃圾越来越困扰人类。几乎所有的兵器都是工业品，战争的工业化使得工业所制造的武器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但军事工业也成为推动最先进技术创新的源泉。总之，工业化将人类发展的一切领域都彻底改观了。 二、工业化从“丛林”走向文明 既然工业是建设性的也是毁灭性的，那么，这种建设和毁灭是值得的吗？有人认为，工业发展是得不偿失的，工业会毁灭最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原生态的自然，被毁坏的自然比工业化的世界更有价值。所以，自然主义比工业主义更具人性。 原生态的自然意味着原始状态的人类生活。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其描绘为“丛林法则”下的生活。他说，在自然“丛林”状况下，人类生活不仅是“贫穷、肮脏和短命的”，而且是残忍的和孤独的，并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幻想的人性栖息地。有些反科学反工业的人幻想回归到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完全有机的农耕和只运用前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方式，然而，前工业化时代的知识和生产方式只能支撑今天地球上1/10人口的生存，即使可以让少数人享受田园诗般的生活(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不能解决大多数人贫穷、肮脏和短命的问题。相反，工业发展可以使人类生活变得富有、清洁和长寿。“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2]，而工业化时代则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使人类可以走出贫穷(尽管仍有未能消除的贫困现象)，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工业化使人类可以生活在清洁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工业就不可能有大多数人的卫生生活条件，城市和乡村的较好卫生条件都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大大延长了人的寿命：工业化以前，人的平均寿命预期不足30岁，而工业化使得平均寿命预期翻番，发达工业国的平均寿命预期普遍超过70岁，甚至可以接近和超过80岁。这是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所无法达到的。所以，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安全、最清洁、人的平均寿命最长和健康状况最好的发展时期。 但是，工业化也有自己的“丛林”时代。血拼式的竞争、野蛮无序的增长、掠夺式的资源开采、无度的环境破坏，这些现象在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工业化走过的历史确实也往往是“劣迹斑斑”甚至“血迹斑斑”的。不过，这不是工业的本性。工业的本性是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实际上，工业化也正是在创造文明，不过这个创造过程是有代价的。工业的科学理性主义所追求的不可能是丛林法则下的野蛮人类生活，而必然是符合人性的文明社会。 文明的本质是自律和同情(宽容)，工业的理性主义精神可以是自律和同情(宽容)的基础，自律和同情(宽容)可以是理性主义的归结。因此，亚当·斯密一生所写的两本传世巨著，表面上相互矛盾，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它们是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的。其中，《道德情操论》以自律和同情为主题，《国富论》以自利的理性为逻辑出发点。前者讨论人类行为所追求的价值实质；后者讨论人类行为所遵循的现实规律。这两者都是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原理。 工业理性要求工业行为的自律，也就是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对有可能产生的外部性负面影响进行自我约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自我约束。实际上，人类生存环境的现实空间分为两类：自然环境和人化环境，如果说“自然环境”是指未被人类活动改变过的自然生态环境，那么，所谓人化环境就是经人类活动改造过的环境，尤其是人类集聚而形成的社会性环境空间。显然，当人类摆脱原始状态后，越来越多的人生存在人化环境中，而深度人化的环境就是工业化的环境，即由工业方式改造和工业产品造就的环境。不仅是人们的居住地和生产地，即使是享受“自然风光”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是工业化的生态环境，即经过“开发”的风景旅游区或人文旅游区。完全的自然环境不仅难以成为居住地和生产地，而且也难以成为大规模旅游目的地。因为，未经工业手段开发的自然景观一般旅游者是难以到达和逗留的。其实，自然环境之所以会成为自然风光旅游目的地，是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常年生活在高度人化的环境中，未经深度人化的自然环境反倒成了稀罕之地，常住在人化环境中的人去观光自然环境之地，而那些住在优美自然环境中的人却把到人居密集的城市视为“逛风景”。可见，既然人类行为特别是工业行为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成为人化环境，人化环境的目的是使自然环境变得更适宜人类到达、居住和享用，那么，文明的工业行为必须敬畏自然，必须深刻认识：破坏自然环境的野蛮工业行为是根本上违背工业文明精神的。可以观察到在那些工业化国家，公众高度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他们“普遍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应当得到同等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年轻人更偏好环境保护”[4]。 工业理性也要求高度的同情心，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化使环境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越来越强，人类的社会化使得人类的群体性和互动性越来越强。进化过程中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和广泛。竞争就不可避免强弱相争和优胜劣汰。工业理性要求避免丛林法则的残忍性，即人类社会中的强者和竞争优势者不可无视弱者和竞争失利者的生存。因为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不会始终是强者，而总会有居于弱者或失利者地位的时期，例如，人人都有幼、老、病的时候，工业理性要求社会对弱者和失利者的同情心，实际上也是每个人对自身安全的关心，是基于人类理性的同情心和正常社会心理。所以，在各国的发展史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成为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成就之一。例如，观察美国公民，“他们显然都赞同，美国公民应当拥有平等的机会。他们赞同个人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别人。他们赞同政府应当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只要这些人本身同时也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摆脱窘境。美国人还普遍赞成应该让富人支付更多的税收”[4]。因此，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最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也形成了基于同情心的核心价值观和公共政策的共识基础。尽管这一价值观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削弱(也许同“去工业化”有关)，但总体上没有根本性变化。 在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是企业，通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的进步。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和人口向城市集中，让旧城变为新城或者崛起更多的工业城市，称之为城市化。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深度社会性现象。所谓“深度社会性”是指，个体经济行为会对其他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形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行为具有更强的外部性。经济学通常假定我们的生产和交换是和其他人无关的，即不必考虑经济外部性的作用。由于经济学的主体分析框架基于上述假定，因而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可以使得各个企业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或其结果，也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通俗地讲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上帝”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通过有效的价格信号)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叫做古典企业逻辑。按照这样的逻辑，企业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主体，其行为完全遵循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这样的理论对吗？很大的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它的成立必须基于严格的假设前提，其中之一是假定个体行为不影响别人，即没有外部性。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活动却是会影响别人的，特别是在城市化条件下，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企业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非常强，即企业行为的成本和利益超过了产权边界。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企业逻辑和市场逻辑，即企业除了要做一个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还应承担社会责任。按照古典企业的理论，企业只有两个社会责任：一个是高效率地生产价廉物美产品卖给更多的消费者；另一个就是依法纳税。除此之外企业再没有其他社会责任，否则就是破坏市场经济原则。而按照第二种企业逻辑，企业不能只顾自己，也要承担社会责任，通俗讲就是：“人人为自己，也要顾大家”。这样，企业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也是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公民”，叫做企业公民或者公民企业。公民企业逻辑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但也有局限性。一是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以后，会不会影响到自身的竞争力？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那样，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企业办社会”，背上社会负担，损害效率和竞争力。二是企业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比如援建学校，援助弱势群体，如何保证真正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如果将钱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有能力有效地使用这些捐款吗？假设有10万个人得了某种疾病，企业或慈善机构只有能力救助其中的10个人，那么，怎么才能在10万个人里面找到最值得救助的10个人呢？也就是说，企业做好事但却难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必然会遇到效率和公平性的问题。但这种企业理论还是很有价值的，它看到了企业的行为对别人和社会的影响，如果不顾社会、不顾别人，企业就不受欢迎，也必然影响其社会信誉。尤其是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和公众舆论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条件下，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会严重缺乏竞争力。 面对上述两种企业理论的缺陷，出现了第三种企业理论，即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家理论。如果说第一种企业逻辑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第二种企业逻辑是“人人为自己，也要顾大家”，那么，第三种企业的理论则是“主观为社会，客观利自己”。也就是说，这类企业的行为目标已经不是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即它们在主观上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益性目的，但所采用的是具有企业创新精神的方式，即以企业家创新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利益目标。例如，比尔·盖茨经营的微软公司可以说首先是一家古典企业，后来成为负有社会责任的公民企业，但微软公司的主观目的毕竟主要还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这是出资人的要求。再后来，比尔·盖茨不再经营微软公司，而立志做社会企业家，因而建立了一个公益性基金会，目的是解决世界尤其是非洲的贫困和穷人疾病问题。但是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是富有企业创新精神的，而不仅仅是捐款做些传统的慈善救助活动。为什么要由企业家来做公益事业呢？因为公益性活动也要有效率，有创新。以高效率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公益目标，是非常难以应对的挑战。如果做公益的人不能够有效地运用资金和管理项目，可能心是好的，但效率低下，浪费资源。而社会企业的逻辑就是不仅心是好的，而且效率也要高，有高度的创新性，实现社会目标的效果要更好，受益面要更大，而且公益活动要具有可持续性。再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办了个穷人银行，成效非常显著。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家，他是为了广大穷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盈利而办银行，但是采用的是高度创新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施舍和救助，从而使得公益性活动具有可持续性，受益范围越来越大。用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企业创新来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就是社会企业的本质。 在现实中，第一类企业为数最多，这样的企业可以做到优秀，但不会伟大。第二类企业不仅能够做到优秀，而且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因为它们要有能力、有实力和高尚的意愿来承担社会责任，为此不惜更大的付出。第三类企业要用创新的方式来实现公益性目标，这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最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做好的事情。成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突出标志之一。 可见，工业化从“丛林法则”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实质是，工业发展的目标更趋向于自觉增进社会福利。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是更加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良心的时代。 三、工业转型体现了创新和革命的本性 工业发展走向更高文明阶段的直接表现就是：以持续创新和“革命”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工业的本性是创新的和革命的，而转型升级是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基本路径。当前的世界和中国都处于又一次工业转型的时期，国外称之为“新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称之为“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或者“发展方式转变”。工业发展没有历史终点，只要人类存在，工业生产就是其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因为不仅加工制造、建筑施工、能源供应等工业生产方式永远不会消失，衣、食、住、行、用的需要永远要由工业品来满足，而且一切其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服务生产活动也都要以工业技术和工业产品为基础和工具。例如，文化活动和产品也将工业化，表演艺术就从舞台活动变为电影工业。工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是解决各种人类发展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说，解决问题意味着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甚至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新问题的出现，而更多的问题意味着更大的进步空间，所以，困难、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工业发展永无止境。中国工业化过程充分表明了工业的这种特点。 工业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加速工业化的时期，工业以年增长率远超过10％的速度推动GDP年增长达到9％—10％，直到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可以同世界发达国家媲美的“法宝”和令世界生畏的财富利器，为国家积累了全世界最多的外汇。但是，工业的迅猛增长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大都同工业增长有关，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工业转型。当前，中国工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正面临着演化过程中的转折和突变时期，必须进行工业转型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但是，工业转型并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强工业化，即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调整中国工业化战略方向，实现两大目标：让现代工业在中国扎根和占据各产业的技术制高点，笔者曾经撰文称之为“从平推工业化转向立体工业化”。 工业品的估值和工业结构的合理与否是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为转移的。无论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关于“合理产业结构”的绝对标准。经济学家曾经有过关于产业结构“标准型式”的描述，其原理是将大多数发达工业国产业结构的平均形态作为标准形式，再将其作为评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参照系。如果显著偏离标准型式就认为产业结构不正常，如果接近标准型式就认为是正常。这样的方法尽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本质上是不严谨的。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技术进步阶段不同、工业化的国际环境不同，后发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很难都收敛为发达工业国产业结构的标准形态。例如，中国未必能用美国或者欧洲工业化国家当前或相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标准型式作为现在或将来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因此，当我们说要“调整产业结构”时，实际上难以描述出合理产业结构的目标状态。既然没有明确可描述的目标状态，那么如何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呢？怎样的产业结构算是“合理”的呢？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说产业结构不合理，每一时期都是说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似乎永远达不到“合理”状态。也许，追求从“不合理”向“合理”结构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试错”过程，实现的“不合理”也许就是一种合理化动态过程所经历的阶段。如果真的“合理”了，可能反倒是更大的不合理。所以，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如同生命体只有动态的平衡，没有最优均衡，而且，平衡状态也是不断被打破的，打破平衡和趋向平衡都是进步。从根本上说，是工业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动态性。既然未来的状况取决于创新，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工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和活跃性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那么，人们当然很难准确预见本身就尚未确定的未来。因此，任何关于合理产业结构目标状态的具体描述，都是自作聪明的妄断。产业结构的这一性质注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产业结构不是人为“设计”或“计划”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进化”形成的，而且，进化过程永无止境。从这一意义说，工业转型并非是绝对的“纠错”或“纠偏”，不是对历史和现状的简单否定，而是不断自我调整的连续“适应”过程中的又一次阶段性突变。人在其中不是料事如神的算命先生，也没有人可以获得什么“锦囊妙计”。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不仅“设计”产业结构调整的所谓“合理”目标是不可行的，而且工业革命的深刻和广泛影响也是难以预料的，未来的状况实际上取决于千千万万个人和企业在不确定预期条件下进行创新性决策的结果。政府和专家如果以为可以自作聪明地描述未来，实际上很少有说对的，其实最多只具有“猜想”的意义。例如，即使是在10年前，也没有人可以说准2014年的钢铁产量或“合理的钢铁产能”，更何况要判断涉及千千万万种工业产品和产能的“合理”工业结构了。因此，工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立足现实，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耐心。中国工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是代际性的，即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工业素质差距的基本性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是难以通过人为压缩一些产业和扶持一些新产业就可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工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 因此，所谓工业转型或产业升级，实质上是工业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自发彰显，在此过程中，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人们难以断定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结构状态，但是可以而且必须“安排”和“塑造”有利于工业转型的制度和政策，实质上就是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创新和推进工业革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体系，而这正是政府应发挥的有效作用。总之，尽管工业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由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所实现的而不以计划中心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演化过程，但是，政府管控和公共政策也应发挥影响未来的重要职能和积极作用。特别是，工业的价值理性往往须由政府的有效作用来实现。 四、工业化在中国远未完成 面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如何科学认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这首先取决于对中国工业化现状的判断。显而易见的事实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现象：从西欧工业革命算起，200—300年的世界工业化进程才使得全球大约20％的人口生活于工业社会中；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则在几十年内使全世界生活于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一番。中国工业让一座座城市和一个个企业拔地而起，建设成就使中国一改贫穷落后的旧貌：上海似乎已经堪比纽约，北京似乎堪比东京，深圳似乎可以同香港一争雌雄了！而一些工业品的“产能过剩”似乎已经标志着工业的末路。于是，一些人直观地认为，中国至少是中国的东部地区已经快走完了工业化进程，似乎很快就要进入发达工业国和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些工业产品产能过剩现象使许多人以为，既然“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那么就只有将工业转型为第三产业才有出路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观光式”的感受，可以称之为“观光客幻象”，看到了景观表象，也有些直观体验，但缺乏深入洞察，因而忽视了中国工业的内在素质，高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阶段。 近些年，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研究”和“评估”结论似乎在“印证”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完成，支持了一种舆论，即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工业大国”，而且“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采用一定的统计估算方式，也许确能得到这样的估算结论，但这绝不是客观现实。尽管采用一定的统计准则，中国经济规模和工业产量规模可以很“大”，但在实质上，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的水平仍然很低，最保守地估计也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 当估算国家的经济规模时，通常采用流量统计的方式，即计算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所生产和进行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总量。而这种统计又可采用“国土准则”或“国民准则”两种方式。前者的统计原则是“在哪里生产就算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出”，例如常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后者的统计原则是“由谁生产的就算那个国家的产出”，例如常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即GNP。很显然，按照GNP统计准则，中国的经济规模显著小于按GDP准则统计的经济规模。因为，处于中国工业化的现阶段，更多的发达国家企业到中国的国土上生产，而较少的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国土上进行生产，这样，中国的GDP＞GNP。即使中国的GDP世界第一，也不表明中国的GNP是世界第一。 由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商品自由贸易，资本国际流动也越来越自由，而劳动的国际流动却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于是，国际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更多地采取发达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而不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的途径实现，于是世界工业生产地的地域分布向中国大规模转移，即在中国提供的“场地”上生产出了大量的工业品，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中国，也就是说，其性质是“Made in China”(在中国生产)而不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生产)，经济成果(产品)的归属并非中国。再考虑各国人口数量的极大差距，中国有13亿人口，即使GDP和GNP的总量规模达到世界前列，但更为重要的人均GDP和人均GNP仍将长期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即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发达工业国仍有很大差距，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进入世界排名前列。 更进一步的，尽管采用以经济流量为对象的统计方法，中国经济和中国工业的总体规模确实已经很大，但中国经济的“存量”规模仍然很小，远没有达到工业化后期的水平。经济存量即一国现存的财富量，是真正的经济体量。形象地说，如果要评估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经济流量估算的是“全家一年能挣多少钱”，而经济存量估算的是“全家总共拥有多少财富”。一个祖辈贫穷而近些年收入较高并增长较快的家庭，同一个继承了大量财富但近些年的收入增长不很快的家庭相比，后者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恐怕要远远强于前者。显然，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经济存量规模比流量规模更有意义。 工业化是人类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最快最多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积蓄物质财富是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工业化进程是否完成就看工业发展的这一历史使命是否完成。这里所说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涵义的差别是，前者主要指工业自身的发展，后者则还包括了使非工业产业更多地和系统化地采用工业技术、工业产品和工业组织方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真正实力(不考虑人力资本)即物质财富拥有量，主要包括了自然物质和工业生产物的蓄存量。也就是说，除了大自然的赐予，各国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主要是工业品(尤其是工业所创造的生产设备、建筑物和交通体系及各种物质基础设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类物质财富主要是工业化时代所创造的。 因此，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否完成，不能仅仅看其工业的当期生产流量，而更要看工业所生产和蓄积的物质财富存量达到了怎样的规模和水平。实际上，经济流量的产出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存量的规模，一切生产活动都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财富存量为条件。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有当大规模创造物质财富的任务基本完成，社会追求的目标已经主要不是创造物质财富，而是享用“服务”和积蓄文化财富时，工业化时代才会结束。当然，即使到那时，工业也不会消失。任何时代的人类生产和生活都不能离开工业产品及其所积蓄的物质财富存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钢和刘吉超[5]对物质财富存量的估算，到2008年，美国财富总量是中国的5.9倍，日本是中国的2.8倍；美国生产性财富(工业生产物蓄存量)是中国的3.8倍，日本是中国的2.4倍。而人均生产性财富美国是中国的16倍，日本是中国的25倍。如果美、日、中三国均保持当前的生产性财富增速，中国的生产性财富要到2034年和2035年才能赶上美、日两国；而人均财富总量赶上美、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可见，从工业化创造和蓄积物质财富的历史使命看，中国工业化还远未完成。这不仅表现为物质财富蓄积存量规模与发达工业国有很大差距，更突出地还表现为中国工业的总体综合素质仍然不高。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工业的生产规模已经十分巨大，若干产业中的中国工业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就总体综合素质而言，中国工业化并没有真正到达中后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的主体部分仍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水平[6]。这项研究把中国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低、中、高的次序排列，发现国际竞争力大致呈U型分布，即两头相对较高，而在统计上分类为“中技术”的行业，例如化工、材料、机械、电子、精密仪器、交通设备等，国际竞争力显著较低，而这类产业恰恰是工业的主体和决定工业技术整体素质的关键基础部门。如果这类产业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较低，那么“低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就缺乏坚实基础。即使从发达国家引入高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也是浅层性和“漂浮性”的，无法长久扎根，并会在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专家的另一项研究还表明：中国工业的大多数行业均没有站上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制高点，中国工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一些国际竞争力较强、性价比高、市场占有率很大的中国产品，其核心元器件、控制技术、关键材料等均须依赖国外。总体上看，中国工业品的精致化、尖端化、可靠性、稳定性等技术性能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7]。有些工业品在发达国家已属“传统产业”，而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许多重要产品上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几十年的技术差距，例如，数控机床、高端设备、化工材料、飞机制造、造船等，中国尽管已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而且时有重大技术进步，但是，离世界的产业技术制高点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攀登产业技术制高点需要专注、耐心、执着、踏实的工业精神。这样的工业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普遍缺乏攀登产业技术制高点的耐心和意志，往往是急于“做大”和追求短期利益。许多制造业企业过早走向投资化方向，稍有成功的企业家都转而成为赚快钱的“投资家”或进入地产业，企业股票上市后急于兑现股份，无意在实业上长期坚持做到极致。在这样的产业界心态下，工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形成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面临很大的障碍。这也正是中国工业综合素质不高的突出表现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多数地区都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基础。中国离发达工业国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人类数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无论是以幅员、人口还是生产总量计算，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是当18世纪一些西方国家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工业国”后，中国很快成为疲软的巨人，尽管仍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因工业薄弱而成为任人欺宰的弱国，徒有庞大躯体却无力挺腰站立。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工业薄弱的“软骨病”史：没有筋骨，必为病夫。当今世界，尽管一些小国可以从事特色经济而未必一定要以工业立国，但大国却必须以本国工业来支撑其庞大的经济躯体，否则必将衰落甚至崩溃。工业尤其制造业犹如大国之“筋骨”，拥有“钢筋铁骨”，国家方可屹立。新中国6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工业化史，历经艰难曲折，付出沉重代价，如铮铮铁骨般支撑起东方巨龙。 迄今为止，中国崛起最大的“功臣”就是规模巨大的工业体系，工业显著地提高了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工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支撑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实现，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创新能力。中国所面临的各项重大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更加强大的工业能力。因此，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强健工业筋骨。有了工业之筋骨，才能雄踞于世界大国之间，确保国家安全、民生福祉和民族昌盛，并且真正成为一个永远保持活力的创新型国家。 五、工业发展超越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 工业生产在人类发展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工业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财富是创造幸福的工具，但工业生产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本身并不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实质。可以说，就其现实机制而言，工业发展所直接体现的是人类的工具理性，即以高效率的方式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这种工具理性主义是必要的，但是它只是基于人们追求财富欲望的心理倾向，而不能保证这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和提高幸福水平的真实价值。“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够积极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8]。以工业不断增长追求幸福，如同“跑步机”效应：用尽气力，原地踏步。也就是说，工业生产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人们并未因此而更感幸福。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因受时空限制，个人享用物质财富的能力(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无论衣、食、住、行，每个人实际上只需要非常有限的物质就可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工业产品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具有可保值、可耐用和可积蓄的性质，所以，一个人只要有追求物质财富的心理偏向，就可以拥有或希望拥有大量的冗余性工业产品，即拥有、占有并不使用的产品。所以，进入工业化时期，人对物质的贪欲会大大增强。在此之前，人们拥有的可保值、可耐用和可积蓄的财产主要是可保存的自然物，例如兽皮、兽骨、石头等，而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则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拥有可用于衣、食、住、行及各种用途的工业产品，例如加工后可保存的食品、大量的衣物饰品、越来越大的住房、各种交通工具(从自行车、汽车、游艇到飞机)以及工业化的文化产品，例如收藏品，等等。所有这些工业产品对于实际消费来说，往往是冗余的，即大多数时间是闲置不用的。 拥有或占有冗余产品可以产生安全感、富裕感，但毕竟是“不需使用”或“偶尔一用”之物，所以，当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后，再大量积蓄和占有并不能导致人的实际生活质量的同比提高和产生更大满足感(幸福感)。所以，富裕的人和幸福的人、富裕国家和幸福国家，并不是同一回事。总之，尽管工业使人类拥有了获得幸福的物质手段，如果没有工业人类几乎一无所有，但工业发展本身未必就是幸福，财富是获得幸福的工具但其本身并不等于幸福。 人类发展中，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要由物质产品来满足，没有物质产品或物质产品严重短缺就难以提高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但是，物质财富满足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增强幸福感的效率是递减的。工业创造物质财富的根本目的是为幸福生活提供条件，但幸福生活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财富，而且还要取决于主观感受，而作为主观感受的“幸福”的增进同物质供应的增加或者消费的物质量并不是正比例对应的。也就是说。同样的物质量(收入和财富)未必产生同样的幸福感，物质财富数量并非衡量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志。现实是，物质增加到一定的量，其继续增加所产生的愉快感受强度是递减的，甚至可以达到“麻木”的程度。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对物质享用的愉快感将大大弱化。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往往是，随着物质的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抱怨和不满反而在增加，甚至出现极端悲观的行为表现——自杀率也会提高(有些高收入高福利的国家居然成为高自杀率的国家)。因此可以推论：随着物质的增加和物质享用的丰富，获取“幸福”的物质成本趋于不断增加。这意味着由于对物质享用的感受趋于递减，即物质的“效用”递减，物质增长对幸福的边际贡献将趋于减小。因此，当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随着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精神产品的供应增长，特别是精神性享用的感受能力的提高，对幸福指数的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9]。 正因为这样，当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后，人们的价值准则即价值优先次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即从高度评价物质财富的价值优先性，到更加重视非物质因素的价值优先性，有学者称之为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10]。如果我们将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那么，在其初期，摆脱贫穷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所以，发展工业最大的民生意义是“就业”和获取收入，收入水平决定了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②。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追求和积累财富逐渐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导因素，工业生产成为积累财富的手段，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价值观。接着，社会经历了财富积累的一定时期，工业生产的目标将从创造物质财富和积累物质财富的工具理性，转向自觉地追求创造高品质生活质量和获得更高幸福感的价值理性目标，体现了工业文明根本性的历史进步。也就是说，工业发展将渡过其“为生产而生产”、“为财富而生产”、“为GDP而生产”的工具理性主义阶段，转向为提高生活质量和获得幸福生活而生产的价值理性主义时代。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被亚当·斯密称为“人类本性的欺骗”，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超过一定限度就成为非理性的荒谬。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人类生活质量和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不仅仅是消费的满足，而且包含了基于“好奇心”的发现真理的本能愿望和基于爱美心的审美倾向，发现真理和寻求审美是人类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表现。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并非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美感也未必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对于真理和审美的追求，本身就是人类的价值，完全不必依附于利益欲望。工业发展对于人类实现这两个价值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一方面，工业是科学发现和发明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须臾离不开工业技术；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工业必然从追求功能性走向创造审美艺术性。高质量的精致工业品都是艺术化的制成品，极致的工业品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黑格尔、歌德和谢林等都曾发出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感叹，优美的建筑物是工业和艺术的结晶。工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可复制的文化艺术产品，而且，高度发达的工业本身就具有追求差异化和唯一性的艺术天性，工业生产业态从标准化大规模制造转变为个性化定制生产就是这一工业本性的体现。设计—制造是工业生产的基本流程，无论是制造还是建筑，其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都深含文化和艺术因素。科学技术使工业品“更有用”、“更廉价”；文化艺术则使工业品“有品位”、“高价值”。因此，工业的价值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功能”、“用途”、“财富”，而且还可以体现“探索”、“发现”、“创意”、“唯美”的创造性价值追求。人类是富于创造性的生命体，工业是人类实现其创造性价值的伟大工具。 工业不仅具有寻“真”和求“美”的价值，而且也有为“善”的价值。所谓为善就是，工业之本质应是有利民生的经济活动。如果仅由工具理性所主导，工业活动既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当然，无论作恶还是为善都是人的行为而非机器的自为，但是，工业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积极活动，所以，机器所为与人之所为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作恶的表现不仅是制造残酷杀人的武器，而且可能是为了满足财富的贪欲而不惜产生破坏环境、损害社会等负外部性扩散。而为善之表现则是以民生改善为目的，不仅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而且为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物质条件。工业之为善本性的张扬，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避免作恶，持续为善，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在价值取向，这才符合工业之朴素本性：将无用变有用，将有害变有益。 工业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重性，使得关于工业发展的认识往往成为最具争议性的经济话题之一。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时代，对此应该没有异议。但加速工业化导致的问题却也产生了许多悖论性现象：工业让物质变为资源，克服着资源的稀缺性，工业也大量消耗资源，导致资源的日益枯竭；工业建设开拓了人类生存空间，工业的无度行为也破坏了环境生态；工业使人类延年益寿，工业也导致疾病怪症；工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工业也消灭了许多乐趣；工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工业也使很多物种濒临灭绝。因此，人们既赞赏工业，也诅咒工业。一边享受工业文明成果，一边责难工业带来困扰，而且，越是享受更多工业文明成果的人，越有可能激烈呼吁“去工业化”。 其实，中国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困难除了工业技术基础不坚实之外，就是过度的“工具理性”倾向，一味追求“速度”、“规模”、“增殖”，追求盈利性的欲望抑制了工业的价值实质，加之中国社会心理趋向于以“大”为好的判断准则。似乎“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目标，规模越大越有成就，工业不过是挣钱的工具，能赚钱就大肆扩张，不能赚钱就放弃，只要资产能增值做大，生产企业不过是“资本运作”的标的物，甚至连国有企业似乎也应该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营利机器。这样“天经地义”的工具理性逻辑，虽然具有现实性，但过度的工具理性如果销蚀了工业活动的价值理性，不仅会导致负外部性的膨胀，而且也会使产业升级失去内在的持续性动力，甚至导致“得不偿失”的窘境和难以挽回的损害。 工业具有开源、增效、积财的工具效用，而其价值实质则是寻真、求美、为善。通过开发资源，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工业成为推进人类物质文明进程的强大工具。而探寻世界奥秘，实现审美创意和创造民生成就则是工业价值的最终体现。因此，工业的基本特征就是技术创新，包括连续性(递增性)创新和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依此而不断地寻真、求美、为善。当前的中国工业转型就是工业的工具效用和价值实质间内在关系的再调整，是工业创新能力的再释放。 六、信息化智能化是工业发展的逻辑必然 工业在本质上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实现形式，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形态是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演化的。工业技术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自动化，现在正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工业产品则从工匠式，到标准化、规模化，再向越来越个性化发展。工业组织形态从集中控制、科层分权，到向分布式、网络化和去中心化方向发展，体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到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新工业革命(也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演化历史。从工业发展的上述历史轨迹上可以看到，工业发展在实质上也是信息关系的演化，特别是人作用于物的信息关系演化：工业创新和工艺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运用，工业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是工程设计和管理知识的运用，工业发展就是工业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也就是如何将“废物”变为“资源”，将“无用”变为“有用”，将“有害”变为“有益”的知识的形成、学习、传播和物化。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工业发展就是人类知识进展并成功运用的过程。 由于知识是工业技术的核心，所以，越是拥有不为其他人所知的技术知识就越是具有竞争力，通俗地说就是“我知你不知，我会你不会”就是技术；如果人人都知、人人都会，那就不再是“技术”。因此，工业生产历来以拥有知识为特征，以信息“保密”为优势。由于工业品是经“加工制造”的产品，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工制造过程越来越复杂，迂回性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所以，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过程的秘而不宣、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关于工业品的知识越来越复杂，消费者对工业品的鉴别能力越来越不适应蕴含着极大信息量的工业品。工业的复制技术能力可以让行家也难辨真伪。例如，在数十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人是靠味觉辨别什么食物对自己有利或有害的。喜欢吃什么，感觉什么好吃，就表明吃这样的食物对身体有利，反之则有害，不能吃。正因为人类具有这样的本能，才可能繁衍至今。而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者以味觉鉴别食物的功能越来越不适应了，好吃的食物未必有益。因为各种食物都经过了加工制造，而且，作为食材的植物和动物的种植和饲养过程中也使用了大量经过加工制造的工业品，例如肥料、饲料、抗生素和杀虫剂等。消费者自身具有的鉴别食物利害的信息处理能力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业化的形势了。 为此，在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特别是技术诀窍(Know－how)；另一方面，又要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制度，例如，要求生产者公开产品的原料成分、生产日期、生产地等。尽管如此，一些生产者仍有可能甚至有动机向消费者和社会隐瞒不良行为，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工业缺乏自律性的客观信息环境。 不过，由于工业实际上具有信息本源性，即工业是信息的物化体，总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运用可以获取和处理的信息，包括科技知识、行为信息、商业信息等，所以，必然走向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级和信息化水平越来越发达的工业化阶段，这不仅表现为运用越来越丰富的科学知识、不断积累和传承工艺技能经验，而且越来越高效率进行信息处理，表现为信息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特别是信息传递处理越来越互联网化、分布式化，而不再是“中心—科层”纵向信息传递。因而，工业的信息关系和信息环境必然变得越来越透明，工业生产的迂回性关系在发达的信息化条件下将变为网络型关系并越来越具有可视性。这样，信息化必将有力地推动工业文明进程，演化为更具人性化的工业体系和组织形态。不仅生产技术、市场机制、企业竞争行为、竞争规则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有可能抑制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野蛮的掠夺性行为。因为，人们在信息公开的“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之下，总是比在私密场合更加自律和检点。 更重要的是，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信息公开作为竞争手段，颠覆传统竞争格局。因为，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获得信誉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例如，可以实时公开生产过程信息的绿色食品企业一定比不公开信息而只是依靠广告宣传的企业更具可信性和竞争力。我们注意到，一些先进企业已经开始有了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明显动向。例如，国外有些产品已经可以电子信息方式向消费者提供该产品生产过程几乎所有的相关信息。甚至可以设想，有些企业采用发达的生产信息公开化系统，通过互联网将生产过程的全部可公开信息及时提供给消费者，直至可以让消费者实时了解产品生产的现场过程。这样的企业将获得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对顾客产生极大的吸引力，那些仅仅依靠广告宣传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同类生产企业将完全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企业信息公开化程度的提高将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只要有一些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将不得不这样做，从而彻底改变整个产业的企业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 总之，信息化可以促进工业生产更快地提高效率，实现绿色化和增强精致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更高水平地实现工业设备的数控化和生产工艺及流程的科学化，从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产品向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产品生产转变；更重要的是，信息化可能使工业品的经济学性质、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竞争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使工业化进入文明进程的新阶段。 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将使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工业，不仅是工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而且将生产各种智能化的工业品，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以致具有各种拟人功能的机器人产品。其实，整个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和模仿人的过程：“人像机器一样”和“机器像人一样”，“机器延伸人的功能”和“人使机器具有智能”，以致“人机信息互联”和“人机智能一体”是工业技术进化的基本逻辑。过去，人们以机械论隐喻看待人和工业，认为“人是机器”；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以生物学的隐喻看待人和工业，则可以认为“技术有生命”，“机器是人”。因此有国外学者认为，人类正面临新工业革命，意味着进入“新生物时代”[11]。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一观点，都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机器、信息、智能、艺术、人文，在工业化进程中汇聚，形成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经历其最辉煌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中国工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理论逻辑。 七、结语 纵观历史，工业化的实质是人类文明进化现象，信息化将使工业化更透彻地展现其文明本性。工业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更不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而是人类摆脱野蛮、走向现代文明的进步过程。但是，在工业化的早期，确实存在野蛮的掠夺性生产行为和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从野蛮中过来，表现为缺乏自律、为所欲为和不择手段。而文明的精神实质是自律，因此，高度信息条件下的工业文明自律精神，决定了工业技术路线和创新方向的绿色化和以人为本的行为取向，即大规模地运用科学技术将“废物”变为“资源”，制造成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福利水平的产品，并彰显其增进人类幸福的价值实质。 工业化时代不仅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节约、最清洁、最安全的时代，是人类生命预期最长、身体最健康、享受物质和精神福利人数最多的时代，而且更是人类最聪慧和最富创新精神的时代。尤其是在人口极大增长、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条件下，建立发达的工业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性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当人类进入高度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工业化的文明本质，特别是绿色本性和幸福价值实质将得到全面的展现，反文明的野蛮行为将终无藏身之处。工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使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新境界。 本文为作者《工业转型》一书的绪论，该书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因其“直接取自自然”的性质，有的国家将采掘业归为第一产业。 ②当然，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就业仍然是大多数人的谋生手段，但就业的观念会发生很大变化。标签：产业转型升级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企业的社会责任论文; 社会责任标准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产业转型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