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阶段深圳特区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特区论文,新阶段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最璀璨丰硕的成果，就是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创造的世界童话——“一夜城”深圳的崛起。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深圳已初具规模，它进一步发展已不可逆转。但深圳今后的路如何走，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将充当何种角色，起什么作用，这是处于世纪之交新阶段的中国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深圳特区功能作用的历史考察
探讨世纪之交新阶段深圳特区的功能定位，不能割断历史。考察过往15年深圳被赋予了何种功能作用及其在实践中发挥得如何，是认识深圳在新阶段功能作用的现实基础。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功能作用，体现在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即开放的“窗口”与改革的“试验场”的作用。特区要发挥对内对外的窗口作用，是邓小平十年前正式提出来的，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至于经济特区要承担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建立特区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改革的试验，具体到特区内部，无论早期的为实现以市场调节为主而进行的改革，还是在全国最早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区在15年间进行了广泛的深层次改革的诸多试验，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改革与开放又是紧密联系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开放，开放不仅需要改革，多数情况下开放也就是改革，所以由特区作为改革试验场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从以上两方面特区的共性功能作用来看，深圳特区发挥得是最好的。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窗口”作用方面，1979年至1993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59.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企业9326家，分别约占全国的1/8和1/15，引进了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发展了外向型经济（1993年深圳特区出口总额达83.35亿美元，已超过上海而居全国大城市之冠），不仅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上海位居全国前列，而且幅射内地，服务全国，到1993年底，深圳与内地联合兴办企业6000多家，为内地进口和代理进口技术设备10亿多美元，转移先进技术、工艺配方等250多项，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其他特区。至于改革中的试验场作用，我们无须罗列15年间深圳所进行的无数改革，仅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大环节作个简要回顾。在企业制度方面，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验，截止到1993年底，深圳已有较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183家，其中上市公司31家，它们基本上做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方面，深圳特区从一开始，市场的开放度就较高。商品市场的价格在全国最早放开，实现了并轨。要素市场中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也是全国最早的，形成了人才合理流动和就业双向选择的机制。金融市场中无论资本市场还是货币市场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根本性改革，特别是其中的证券市场的开创及其向规范化与国际化方向的努力，其贡献是不能低估的。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方面，作为地方一级，深圳的改革探索对全国来说也极为有益。比如深圳市政府在转换职能中较充分地还权于企业（包括人财物，产供销），不仅早就撤销了大部分专业主管局，最近更宣布实现无主管企业。在企业“出生”的问题上，深圳率先以核准登记制取代审批制，既使政府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又大大减少了孳生腐败的寻租空间。在宏观管理上，深圳主要依靠的也是经济手段（主要是经济政策，如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等）和法律手段（10余年间深圳发布了数百项经济方面的法规）。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深圳80年代以来一直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企业效益、个人贡献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彻底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自不待言，以“平常心”对待传统体制下属于禁区的资本收益，甚至股票市场上的风险投资收益。这种有利于激发多方面积极性的分配制度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深圳从1983年起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已于1992年建立起综合社会保障制度，对全国都很有借鉴意义。总之，深圳在探索建立新体制、形成新机制方面为全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深圳特区的功能作用还有特殊性的一面，那就是在政治上制度上承担的特殊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创办特区？当初最直接的动因在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以改变在两种制度对峙前哨我方因普遍贫穷所处的尴尬地位。最直接的鲜明对比莫过于深圳与香港。香港被英国人侵占之前，与深圳同属宝安县，同样的人，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都差不多。改革开放前，富裕与贫穷的反差在两地之间是那样强烈，以至从1957年到1979年，发生了三次逃港大风潮。我们不应沉湎于对香港繁荣的特殊原因的分析而安于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人民共同富裕。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能各地齐步走都很快富起来，只能选择地理位置较特殊，有条件的地方先起步。这就是创办深圳特区的前期背景。在特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战略与政策，生产力就能迅速发展，人民就能很快富裕，那还有什么比它更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深圳与香港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差距急剧缩小，精神文明则优于香港，不仅赢得外国朋友的普遍赞誉，而且使过去从深圳跑到香港去谋生的人不少已返回深圳安居乐业，应该说，深圳在这方面的功能作用发挥得不错，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二、新阶段深圳特区功能的充实与发展
中共十四大及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随着全国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确实存在着特区政策普区化的倾向，担心“特区不特”并非杞人之忧。然而，小平同志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正在实现之中，许多发达国家都还有它们的“特区”，我们的特区更是任重道远。所以江泽民前不久在广东考察时明确表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三不变一贯穿为我们认识特区和处理特区问题定下了基调。具体到深圳特区如何贯彻中央的意图，确定自己在新阶段的功能地位？
从目前的情况看，仍然需要深圳继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排头兵的作用。由于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运行机制的转轨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名符其实的跨世纪工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深圳都可以在许多领域继续率先改革（包括已进行的改革需要深化和配套）直至率先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全国的整体推进提供经验，这种试验场的作用将持续到下世纪初。至于“窗口”的作用，虽然其他特区和开放城市也有，但毗邻港澳，特定的人缘地缘优势和逐步形成的体制优势等，都大大强化了深圳的这种“窗口”作用。
我们还应当看到，经过特区建设者15年的努力，深圳已成为我们共和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具活力的一个增长极，幅射源和示范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的强化也将获得一种加速度。比如深圳服务于内地建设，80年代后期以来，深圳企业向内地投资合起来已有100多亿元，且一年比一年多，仅1993年一年就高达40多亿元！因此，15年的发展使深圳的功能作用又增加了一项，除了改革与开放，在发展方面，它作为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能对内地，特别中西部的经济发挥幅射功能和起促进作用、带动作用。
最后还必须考虑到在政治方面深圳承担任务的变化。深圳与香港仅融一条小河，为了改变两岸两种制度对比中我方那种使人心里感到不是滋味的处境而办特区的动因，随着深圳从根本上摆脱了贫穷而基本消失了，现在已经转到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并在1997年之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进而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作贡献。应当说，即使在前一阶段，在以往的15年中，深圳事实上已开始了为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作贡献，这里仅举一例便足以说明：办特区后，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从1979～1980年度的168亿港元骤升至1980～1981年度的303亿港元，增加了80%，从此进入一个高增长时期，是香港开埠以来未曾有过的。在新阶段，维持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的繁荣稳定和进一步发展，除了人们通常说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进一步稳定人心的问题。我们知道，不仅香港，尤其还有台湾，有相当多的人从目前他们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有颇大差距的现实出发，担心回归或统一后两地被人为拉平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产生某种离心倾向（更有甚者是拥护“台独”）。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在于使整个国家现代化，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现实可行的途径是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有人说，“台湾看香港，香港看深圳”。这句话倒过来说，就是深圳的发展进步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以深圳的繁荣稳定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最现实最有效；深港之间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使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最终圆满实现。因此，采取特殊政策，继续发展深圳，在港台与内地之间的深圳构筑一个在发展水平与富裕程度上较接近香港的“平台”，在那里又不出现吃“唐僧肉”的现象，其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
三、新阶段深圳特区的定位
从新阶段深圳特区内部建设发展需要和国家要求它发挥的功能作用出发，深圳应当继续保持“特中之特”的战略地位，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成一个以高新技术为龙头，外向型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主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文明健康的多功能经济特区和综合性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这样的定位，上下上下应该是能够接受的。不过，有两个问题需要作一些 说明，一是关于国际城市，二是未来的深港关系。
（一）关于深圳成为综合性国际城市。
现在，有相当多的城市都在讲要使自己成为国际城市，我们认为，成为国际城市的基础在于有以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撑起的国际化的第三产业。因此，目前大多数想使自己成为国际城市的城市都不可能如愿以偿。深圳则有成为综合性国际城市的条件。目前深圳的旅游、贸易、房地产、信息、中介服务、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势头及其国际化程度均居全国领先水平，并将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当然市政当局要有战略眼光和正确的行动方针。比如要科学规划旅游与贸易的结合发展，使深圳既成为旅游胜地又成为购物天堂。我们特点想强调深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深圳的某些同志似乎有点自卑感，认为近邻香港已是国际金融中心，北边有早年曾是远东金融中心、目前占天时的上海，怯言深圳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因而勉强提出使自己成为华南金融中心。其实，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恐怕深圳也成不了华南的金融中心，因为还有已历数世、威名赫赫的华南第一重镇五羊城！香港、上海、广州对深圳来说，似乎都是“此诚不可与争锋”了。我们对此不以为然。深圳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敢想敢干。事实上，深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已有一定的基础，它已经有了一批外资金融机构（尚需象上海那样放宽政策继续引进），已有一个较上海成熟、规范的证券市场（深交所不要盲目追求热闹反过来向上海的不成熟不规范学习）。我们认为将来深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区别于香港以及上海的特色很可能在期货市场方面。国际上有专家预言，到下世纪，象经济发展的中心在中国一样，世界期货中心也将在中国。因为中国将既是资源供给大国，也是资源需求大国。深圳要抓住机遇当仁不让。深圳有先进的机场，深水良港，将有京广、京九两条钢铁大动脉交汇于此，有四通八达的公路和发达的通讯业，现在已是连接国际国内两种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大通道，成为国际期货中心是有希望的。我们建议深圳立即着手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目前政策虽不明朗，但期货市场的大发展将是无法抗拒的，深圳应预为之谋。在政策方面深圳人要开明，对全国各地来说深圳做期货的，一定要提供优惠和方便，对外商当然也不例外，千万不能有地方保护主义，不能迁就地方某些利益团体的私利。
（二）关于新阶段的深港关系。
谈到深圳的定位，由于距香港回归剩下约两年半的时间，也就不能不分析深港关系。现在很多学者在论及深港关系时较多地使用“深港衔接”。仅从字面上看，这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如何去理解所说的“衔接”。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式的合作和深圳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同香港衔接，而不能是前店后厂式的，也不能融合为一个城市。深圳和香港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吞并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香港作为多种国际中心的地位，是在香港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深圳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取而代之。同时，深圳也不应该成为香港污染严重、技术落后工业的“避难所”，不能仅仅成为香港的“后勤基地”。深圳可以以它之长补香港之短，还可以尽量利用香港的条件来发展自己，在同香港发展互补互促关系时，要注意以我为主，不能受制于人。目前在处理深港关系上存在两种值得商榷的主张。一是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港深间的“前店后厂”模式。由于在贸易上，香港拥有高效率的经贸办事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和精通国际贸易的人才以及通往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这一切都谈不上，这时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是必要的，多数情况下甚至别无选择。可以说，港深关系的“前店后厂”模式在深圳特区建设的前一阶段，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种模式的固有弊端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是显而易见的。彼店我厂，使得我们“两头在外”，“两头挨宰”：港商承办购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或“掺水”高报价，或以旧抵新、以次充好，先大捞一把；对生产出来的产品则采取压价包销，有的压价幅度竟高达5-10倍，再发不义之财。流通渠道受人控制，购销假手于人，必然受制于人，利益受损失、发展受限制就无法避免。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尽力及早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前店后厂”模式可以休矣。另一种主张是深港融合成为一个超级大城市。这是一种片面认为深圳同香港、上海直至广州等大城市比较没有什么优势，无法同它们竞争，进而认为深圳没有多大的独立发展前途的人所作出的结论，姑且将其名之曰“深圳定位悲观论”。我们是乐观论者，认为深圳能独立发展成为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其根据除上面已提到的客观上需要它发挥特殊功能之外，还有深圳本身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后面我们将集中进行分析。“深圳定位悲观论”者主张融合，实质上是让深圳成为香港的附庸或成为类似东西德合并中的东德一方。这种前途断不可取。当然完全融合或合并事实上也做不到：香港回归后50年之内实现不了，因为至少这50年内香港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深圳则与此迥然不同，在这50年内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城市？50年之后，大约到下世纪中叶，深圳经过70多年的高速发展，其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肯定不会低于香港，二者同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就更不可能、也无必要合二为一了。
因此，如果从深港关系的角度来谈深圳的定位，那么，深圳特区人应坚定这样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将深圳建设成与香港在经济水平上旗鼓相当、经济功能上各具特色而优势互补、经济实力上伯仲之间的国际城市，深圳、香港成为并驾齐驱的姊妹城市。
四、深圳实现新阶段特殊功能的条件分析
（一）仍从过去的15年谈起
在前一阶段，即在过去的15年中，深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应当说，起步时，从一般经济学常识判断，它的条件主要是资源条件不是很好。但中央给予的特殊的政策资源使之形成了众多的优势，形成和集聚了快速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各种物质资源。对中央政府来说，政策资源的给予是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目的一种必要的成本支出。给深圳特区诸多优惠政策，在深圳产生了两大效应：一是对外的吸盘效应，就是通过实行特殊政策，使紧邻香港这早已存在的地理现实，转化为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祖籍深圳的华侨、香港同胞众多的优势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使深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能广泛吸引境外资本、吸收境外技术和信息，引进先进管理。二是对内的漏斗效应，就是优惠政策的给予，很快就在深圳形成了一种体制和环境优势，使国内资本从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效益地区向实行市场调节为主而可获得高利润的深圳流动，人力资源也从全国各地向较能实现人才价值的深圳流动，加之深圳较早进行价格改革，放开价格，国内的商品物资也就源源流入深圳。因此，在前一阶段，通过吸盘效应和漏斗效应，深圳成功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超常规地利用了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经济能超常规地高速成长，出色地发挥了国家希望的多种功能作用，这也是实现新阶段功能作用的基础。
（二）目前的优势或条件
1.前一阶段存在的政策资源优势有所减弱但仍将存在。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特别是14大之后，随着全国多层次全方位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推进，特区政策普区化倾向日益明显，深圳的政策资源优势也就趋于弱化。但弱化不等于消失。一方面，原有的特殊政策，并不是100%全部都给予普区；即使多数给了普区，特区仍有先行优势，有些还与特殊的区位优势结合在一起，具有某种“自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既然还是特区，总要保持或新给予某些特殊政策，以便“特事特办”。
2.体制资源优势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如前所述，深圳的一系列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广大内地在体改方面要达到深圳现在的水平，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继续探索前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减轻旧体制拖拽、降低运作成本方面深圳仍有较大优势。
3.深圳具有其他大城市难望其项背的独特的人文环境优势。
深圳是一个非常年青的移民城市。深圳人来自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以至海外，他们多是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者，陆续进入深圳参与特区建设的正式职工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多的现代化知识（据1989年末统计，深圳全市的在职干部中，平均年龄36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8.41%，具有各类专业职称的占59.18%，其中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占19.27%），即使是处于社会较低层的打工仔、打工妹，同他们仍在原籍的多数同龄人比较，也都多几分不安于贫穷的气概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就使得深圳的社会人文历史包袱和积垢比其他地方都少。我们决不可小觑深圳的这一优势。说到这里，我们还认为年青的移民城市深圳与美国有相似之外，深圳之于中国犹如美国之于世界。美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多元化的国家，素有“民族熔炉”之称。谁是美国人？正确的回答恐怕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当地最初居民印第安人，而是由这个“民族熔炉”冶炼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建国仅200余年的美国，之所以超过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曾经是世界强国和有光辉历史的文明古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它的居民主体是这样的移民。再看深圳。谁是深圳人？建特区以前的宝安人之于深圳，有如印第安人之于美国（当然其境遇与“被同化、被逐西迁或被屠杀”的印第安人判若云泥），他们只占一小部分。深圳人的主体是来自全国各地经过特区“熔炉”炼过的移民。美国的迅速强大与深圳的崛起，都直接得益于（虽然程度不同）以开明的政策吸引、以较好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容纳移民。深圳如果在现有基础上，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和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像美国那样继续对移民有吸引力，以更开放的体制和开明的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那么，它的腾飞就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4.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15年超常规高速发展形成的整体经济实力优势。
深圳在1979～1993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96亿元增长到413.54亿元，年平均递增42.9%；工业总产值从0.71亿元增长到487.68亿元，增长685.87倍，年平均递增55%，财政收入从0.71亿元增长到67.25亿元，增长394.6倍，年平均递增49%；出口总额从0.09亿美元增长到83.35亿美元，增长925倍，年平均递增58%。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值居全国首位，出口额绝对值甚至超过了上海。深圳已具有进一步发展自己和服务全国的较强的经济实力。
5.发展变化中的区位优势。
紧邻香港仍将是深圳在新阶段的主要区位优势。随着香港于1997年回归，这种区位优势会发生若干变化，其中有不利的一面，如香港与广大内地的关系将日益密切与增强，相反，与深圳的经济关系将相对减弱。但到那时毕竟已是同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两个特区之间的关系，深圳将能更方便地利用香港，主动发展与香港的合作关系，也更有资格谈与香港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存共荣了，有利的一面是主要的。
在新阶段深圳在交通上的区位优势将日益强化且是海陆空全方位的：从海上说，自特区草创初期蛇口港兴建起，深圳已形成了蛇口、赤湾、妈湾、盐田四大港口为主的港口群。1992年深圳的港口吞吐量在全国已居第8位，未来的发展更不可限量，特别是盐田深水港。比如香港和记黄浦公司与深圳东鹏实业有限公司已决定共同投资36亿港元建设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深圳建成亿吨级国际中转大港和华南地区主枢纽港已为期不远，而这又是建成国际城市的重要条件。从陆地方面说，深圳现有公路铁路交通已较发达，两年后京九铁路建成通车，意义更为重大。有京广、京九两大钢铁动脉交汇于此，使内陆腹地与深圳紧密相连，使深圳成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大市场的“双通道”区位优势更完备了。从空中说，通航不久的深圳空港就已成为全国第五大航空港，其前途亦未可限量。
在列举了上述种种优势或条件之后，还应当强调人们在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努力，将其与所要实现的目标衔接。深圳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敢试敢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决不能在特区政策普区化的形势下使深圳自己的政策、作风尤其是体制内地化；要在前段企业改革的基础上，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要将已形成了基本框架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调整、充实、完善；在市场方面，要在继续建设利用两种资源两大市场“双通道”时将工作重点放到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和努力扩大深圳产品的市场占有度上来；应继续发扬能吸引人才重视发挥其作用的好传统，要避免我国已存在的重学工的而轻学管理的人才的偏向，壮大企业家队伍、职业经理阶层以形成这一方面的竞争性市场；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应学习面方做法，争取成为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示范区；重视人力资本，改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薄弱的现状，尤其要努力培养大批外经外贸和国际金融等方面人才；用好立法权，加强法制建设。
五、政策与体制保证
国家需要深圳在新阶段再创辉煌，发挥新的功能作用，深圳虽有一定的条件和能力担此重任，但是仅此还不够。还需要中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给予肩负特殊使命的深圳以新的特殊政策并提供相应的体制保证。
（一）批准深圳特区成为自由港区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在《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将深圳建成自由港区的意见。那个文献对自由港区的有关问题已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中央决策，根据小平同志“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的原则性意见，需要中央给予深圳相应的配套政策（相关的特殊政策在上面提到的研究报告中也大致列出过）。
（二）建议全国人大在适当时候批准深圳成为中央直辖市
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鉴于深圳特区“特中之特”的地位，以及实现在新阶段的功能作用和建成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需要，应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因为在中国目前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一般地说，一个省辖市尤其是非省会的省辖市，是决无可能成为综合性的国际城市的。特殊地说，在1997年之后，一个直属中央而实行另一种制度的香港和隶属于广东省的社会主义的深圳，地位悬殊，对正确处理深港关系使之符合国家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不利。如果说，现在人们只是说“香港这颗大星星的光芒暂时还掩盖着深圳这颗小星星的光芒”，那么，地位的过于悬殊，将不可避免地使深圳永远地被香港的光芒所掩盖。这决非危言耸听。
这方面的道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本文限于篇幅，只就直属中央和隶属于省的区别再说几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对经济干预程度是任何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比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 变化。深圳如果继续为省辖市，一方面由于旧传统和陈腐人际观念束缚，行政摩擦多，寻租空间大，制度运作成本高；另一方面，省内要考虑到所辖同一层次城市的平衡，开明的领导者即使想实行倾斜政策，也受制于众多利益主体城市攀比而困难重重。据我们了解，80年代后期以来，中央关于给予深圳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一直未能落实，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作为中央直辖市，情况就能根本改观，上述两方面不利基本上可以消除。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建特区的政治意义。为了尽快将海南岛开发建设好，海南早已建省而与台湾省比肩；为了使深圳更上一层楼，能早日赶上香港，让深圳成为中央直辖特区市而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相称，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外，深圳成为中央直辖市，对在新阶段进一步发展同内地各省区的经济合作关系，特别是支授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也是大有好处的。
深圳成为中央直辖市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所谓适当时机，我们认为最好是在1997年7月1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