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要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过程中论文,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中纪委第八次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定，工作必须锲而不舍。贯彻江泽民同志的指示，落实中纪委会议的精神，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的论述，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反腐败的认识。
反对腐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一直对整顿党风、反对腐败问题高度重视。他在1977年7 月重新恢复工作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首篇讲话中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就作出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根据陈云同志的观点，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随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小平同志不断引导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识反腐败斗争的严重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在党的十二大前夕，他指出：不坚决刹住一部分干部中日渐猖獗的经济犯罪活动和消极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1986年6月， 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斗争的长期性时说：“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1989年9月， 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同上，第327页）在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重申了这个观点。
为什么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反对腐败的长期性呢？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是历史上的私有制社会遗留下来的。在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不可能产生腐败现象，也同任何腐败现象不能相容。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现象的根源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制度自身。但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既不是没有任何微生物的真空，也不是尽善尽美、纯而又纯的理想王国。它具有的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不是在短的历史时期内能够消灭的。
首先，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社会。一方面，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的不明晰、不健全；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状态长期存在呈现的异常复杂性，都使腐败现象的滋生有一定的客观条件。
第二，我们国家处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一方面，旧体制的消失和新体制的完备需费历史时日，在这个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某些不协调乃至无序状态，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另一方面，市场的利和弊是相伴并生的，使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只能最大限度地趋其利减其弊，而不可能完全消灭它的负面效应，只要其负面效应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可能性就会存在。
第三，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个有很大风险但又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它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对于反腐败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尽管如此，小平同志也充分注意到了它会带进来一些西方的坏的东西，使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受到腐蚀，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的影响。他说：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实行对外开放，“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同上，第306、154、156 页）这是有可能滋生腐败现象的外部条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关上大门还是继续开放？小平同志明确回答：关门可不行啊。要比过去更加开放，“大开放”（同上，第297页）。但是，这个“大开放”， 不是“大撒把”，而是准备了“两手”政策，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同上，第314页）
第四，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着产生腐败行为的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行为的主观动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发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不用说历史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利己主义思想不可能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在短的历史时期内消失，何况我们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有经济成分和市场的负效应又是不断地产生利己主义思想的基础。既然有腐败行为长期存在的思想基础，那么就决定了与之开展斗争的长期性。
第五，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也不是不会被腐蚀的。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腐败就是权力的伴生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切公共权力本来是维护国家利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但是，由于上述滋生腐败现象的一定的经济基础、思想根源和外部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一部分权力就有可能变质。权力的负效应和市场经济的负效应相结合，就很难不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部分权力就会蜕变成为腐败的工具。在现阶段，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根除这种腐败现象，但完全有可能逐渐把它限制到最低程度。这是决定反对腐败斗争的长期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指出，分析腐败现象存在的长期性，决不是在论证腐败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恰恰相反，正视这个现实，是为了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腐败的特点和规律，确定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战略，制定有效防治的系统对策，“标”、“本”兼治，综合调理，扼制腐败现象的高发势头，使之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牢牢地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坚持反对腐败，从战略上讲，尤其需要坚持不懈地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
一、反对腐败，要牢牢地围绕和服从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
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的形势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对于国内外那些挖空心思地推行“西化”、“分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势力要有充分警惕。忽视、无视这个方面是错误的。另外，夸大这种不利形势，把一些问题提到不适当的位置也是不可取的。腐败无疑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反对“和平演变”必须反对腐败。但是，无论是反对“和平演变”还是反对腐败，都必须放在全党工作的大系统、总格局之中，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沉重了。开展反对腐败这样的政治斗争务必牢记历史教训。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开展反对腐败的斗争会冲击经济建设、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不对的。这是把反对腐败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不是开展反对腐败的斗争，而是腐败现象的蔓延，才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展。坚持反对腐败，有利于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
二、反对腐败，要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已明确指出，要靠民主新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防止腐败，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防止腐败作了很多努力，采取了很多措施，尽管如此，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跳出历史上的那个“周期率（律）”，恐怕面临着两个最为严峻的考验。一个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指出的执政的考验，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脱离人民群众？再一个是人民生活富裕了，还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乃至社会主义方向？所谓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权力腐蚀和金钱腐蚀在起作用。反对腐败，跳出历史上那个“周期率（律）”，归根结底是要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
反对腐败，消除权力腐蚀和金钱腐蚀，小平同志非常强调通过制度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小平同志认为，过去犯的许多错误，都与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基于这个思想，他把制度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视为反对腐败的两个主要手段之一。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反腐倡廉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消除旧体制的弊端，健全和完善新体制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何况目前处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两种体制在转换交替中会出现碰撞、无序、失控状态，造成许多空档和漏洞。相应的政策、制度建设跟不上，就使腐败行为有可乘之机。因此，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各种法制，努力完善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三、反对腐败，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教育。
现实社会存在的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只是产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条件，而不是必然性条件。在同样的客观状况和外部环境下，有的腐败，有的不腐败，原因何在呢？还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关键在于内因根据。干部腐败的主观原因，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道德要求和党性修养锻炼，改变了对真善美的人生价值追求，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抛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滋长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支配的结果，必然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掉进腐败深渊。
小平同志认为，解决腐败问题，主要依靠两个手段：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教育，即制度建设与思想教育要并重。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小平同志又十分强调理想、道德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教育。他认为这是我们党能够克服物资极端缺乏的困难，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战胜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治腐败的根本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作为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创造着辉煌。自上世纪鸦片战争以后，才沦为贫弱困境。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从林则徐到孙中山，都在做中华民族的重新富强之梦。然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走上了富强的大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好，反对腐败也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富强之梦。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要使中华民族的富强之梦变为完全的现实，从宏观政治角度看，在党的广大干部中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特别要提倡这样三条：一是坚持毛泽东创立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二是坚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是坚持周恩来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党的这三位杰出领导人的贡献无疑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又不能不显出各自的特色。上述几点，可能是他们各自更为突出的特点和影响。目前对我们全党来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进一步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尤其需要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像周恩来那样的奉献精神。理论、路线明确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路线不可能转化成为美好的现实。富强之梦不可能成真。好在我们党为各级干部都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并且已形成为完整的系列。应当像在科学技术方面培养跨世纪的学科梯队杰出人才那样，精心培养出李润五、孔繁森式，李国安式，马恩华、吴天祥式，等等，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各式各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才。这样的干部越多越好。这样的宏大的干部队伍，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的中流砥柱，是实现中华民族富强之梦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