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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1）05－0028－06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使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便利，要素价格日趋均等化，为此各国都在想尽办法提高和维护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利用环境因素来增强和维护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已不鲜见。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我国，行将加入WTO，参与国际市场的资格将进一步拓展，但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也会更加突现，特别是基于生态环境的产品竞争力已经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使能力与资格的提升同步，对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其意义非常重大。
一、环境资源因素与国际竞争力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制定的环境贸易规则也对经济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1.资源环境产权与比较优势。资源环境因为拥有不同的产权就产生了比较优势的差异，对贸易国的得益会有较大的影响（GracielaChichilnisky，1994）。拥有相同技术、禀赋和偏好的两个地区，一个如南方——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明晰，与另一个如北方——自然资源的产权明晰进行贸易，将传输和扩大公共资源与环境问题：北方过度消费从南方进口的低价格的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甚至会发生在通过贸易使所有的商品和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情况下。因为南方由于资源环境的责任和补偿机制缺乏，资源环境的内在化成本低，在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
2.人力资源和收入的差异与贸易得益。如果国家间存在着收入等差异，自由贸易将增加世界污染（Brian R.Copeland and M.Scott Taylor，1995）。如果贸易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产生贸易损失，但人力资本不足的国家从贸易中受益。因为低收入国家在自由贸易体制中存在具有设定污染水平的战略优势。上述两方面都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的，没有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具体情况。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明晰和建立资源与环境等产权制度，提高环境标准。
3.“囚徒困境”与竞相降低环境标准。贸易对环境有着不利的影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环境，为了保持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发展本国经济，各国都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规则、标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环境领域的破坏性的“竞相降低环境标准（race－to－the－bottom）”，还可能导致污染产业转移到“污染天堂（pollution heavens）”。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逻辑基础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每个国家都担心别国采用低的标准引起本国工业的竞争劣势，为避免竞争损害，国家间竞相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低的标准，因此各国都会采取次优的环境政策。
4.国际竞争力与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领域，高环境标准国家的政府，由于受到国内工业转移产生的失业、投资减少、工人工资降低等的压力，被政治所拖动，也会利用贸易措施对付低标准国家，以消除“非公平竞争”，包括贸易禁令和生态关税、边境税调节和绿色补贴等以反对生态倾销（eco－dumping）和“使竞争领域平等化（level the playing field）”。同时跨国公司还会千方百计地游说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环境标准，以增加其竞争对手的生产经营成本（Ferrantino，1997），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必须引起我国的密切注意。
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国际经济生活当中基于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理论观点。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在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也刚刚开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而且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很难被采纳和接受。从目前情况和长远观点看，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已经或将因生态环境因素而受到影响，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在理论和政策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国际经济事务当中既能遵循国际惯例，尽快达到国际标准，又能正确维护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从而提高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二、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理论与我国的实证分析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该国能够生产和提供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商品和服务，同时维持和提高其公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它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标志和综合国力的体现。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该产业的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即盈利率），它代表着该行业的技术水平、产业的相互关联和支持程度。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则表现为一国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它既是企业营销能力的体现，更是其技术和管理水平、产品品牌的结果。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则是影响生态环境的各种经济、技术等因素在上述三方面的具体表现。环境因素将对竞争力产生一种长期的、间接的、混合的影响。
产品和生产过程、方法（PPM）标准与市场准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的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出口产品在结构上仍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由于长期实行粗放式经济增长，对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出口商品日益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贸易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看，我国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度在30％以上，大部分行业在贸易出口额上升的同时，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呈持平或上升的趋势。
首先，出口商品正受到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就对我国出口的食品提出检验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要求。目前我国出口产品面临严格环境标准威胁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产品出现出口量减少的趋势，其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矿产、建材、纸浆与纸张、皮革及其制品、纺织印染、制药、洗涤用品、化肥、粮食、水果与食品等产品上。1994年日本对进口我国的大米要求进行56项残留物检验，到1998年上升到104项。作为茶叶出口大国的我国， 茶叶出口也由于农药残留而大量减少。纺织品因含多种偶氮燃料而出口举步维艰。机电产品出口日益受到国际环境公约和进口国环保法规的限制，如制冷设备的出口因含有CFCS类物质受到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公约的限制；机床、柴油机、摩托车、小型成套设备的出口因受到废气排放、噪声污染等限制而受阻。
其次，生产过程和方法标准将进一步限制我国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进入。韩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绿色申报制度”，要求农产品出口商必须对农产品的栽培、收获和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农药种类和使用时间给出说明，它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在工业产品出口上，由于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相对比较落后，资源与环境的产权制度不完善，缺乏相应的约束与补偿机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不当，资源使用效率较抵，耗费极为严重，“三废”物质有随贸易出口的增长而增加的现象。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单位GDP所耗费的能源量是日本的5.7倍，比印度高64％。等量的总产值中的能耗高，则意味着效益低、浪费大，投入的物质和能源被过多地浪费于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而浪费严重的另一面则是各个环节的污染重。据统计，我国单位产品的污染系数通常为发达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环境成本不能内部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偏低，具有所谓的比较优势。这种“以牺牲国内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低价在国际上销售商品的行为，常常被发达国家视为“生态倾销”而加以报复，通过PPM标准、 征收生态倾销税或对本国产品进行生态补贴，以削弱进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限制进口产品的进入。
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单位：吨煤／1000美元GNP，1981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结构变化与增长的可能性和选择方案〉，1984。
环境标准与产业转移。有人认为环境标准的高低不是工业转移的原因。首先，生产转移的成本常常是可观的，而且环境成本只占企业成本结构的很小一部分，一般认为占1－3％；其次，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工业转移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税收、运输费用、初级原材料的可利用性和市场准入；第三，企业在不同地区扩展，常常发现应用“母国”的环境要求是环境有效的（David E.Ervin，1999）。但是另一些人认为比较优势的逻辑合理性会引起污染密集产业向低标准地区转移。首先，区域间资本、劳动等要素成本趋于均等化，但环境控制花费可能增加并作为相对重要的因素，使人们对由环境而产生的竞争力更加关注；其次，多边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又使生产者转移产业的交易成本降低，更少的投资壁垒、利润汇回更加容易和其它的保证，促成贸易、资本流动和工业转移更加容易。但是我们认为两者都没有分析具体情况（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没有将产业转移与产业周期、技术差距以及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政策相联系。
任何产业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处于衰退期的产业能耗高、物耗大、污染严重，同时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越来越高，企业的污染处理成本越来越大，为了躲避国内政府的严格管制和减少污染处理成本，它们的企业势必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去。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技术差距，正在进行工业化，急需大量的外资和技术。在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它们的企业一方面集中精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清洁干净、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留在国内；另一方面把不利于本国生态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把清洁、干净的产品输入国内。这样既可以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又可以延长产业的衰退期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更可以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自然资源和转移污染而又不负任何责任，一举多得。据统计，1991年外商在我国设立的生产企业中，污染密集企业占总数的29.12％，占总投资额的36.80％，主要分布在橡胶塑料（占污染企业和投资额的28.39％和21.78％）、化工（分别占17.60％和13.10％）、化纤、能源等行业。在1995年来华投资的3.2万家企业中，高污染企业达39％（夏友富，1995）。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这种趋势仍有增无减。这就再次警示我们如何才能有效的利用外资，提高本国的竞争力。
环境贸易规则与技术创新。工业化国家一般都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则能激励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的采用（Beghin and Potier，1997；Diana Tussie，1999）。波特（Porter，1995）指出经济激励形式的严厉的环境规则能激发起创新，并逐渐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双赢。波特的理论存在不足（Xepapadeas and Zeeuw，1999），因为如果机会存在，企业不会被额外的环境成本所激发，因而利用贸易和环境政策（如排污税的增加）的激励，能促使企业调整股本结构，减少老设备的数量，增加新的更有效率、更少污染的设备。实现轻型化、现代化是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环境危害的途径。虽然额外的税收负担、投资和产量的转移对企业是不利的，然而，这个环境规则成本被三种效应减轻：轻型化（缩小规模）产生价格上升的压力，现代化产生资本的较高的生产率，轻型化和现代化共同产生较低的污染排放，以致在比缺乏这种效应较低的税收下达到了环境目标，它将增加平均生产率，使边际收益的减少降低、边际排放的减少增加。研究表明（Carraro and Galeotti，1997）为企业提供正确的经济政策激励，能使其从事基于环境的R&D、技术创新和扩散，保护环境而又无损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政策是建立在对R&D的补贴和创新激励上。
在我国，一方面环境规则及其执行体系不完善，另一方面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激励和约束不足，尚未真正形成激励创新、传播和采用新技术的制度体系，很难为企业提供采用节能技术和投资于环境改善的R&D的经济激励机制，主要包括政策鼓励、政府资助以及补贴等。因为其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1％，有时甚至不足0.5％，人均R&D投入则更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和新技术采用的动力不足、压力不大，抑制了企业技术进步的能力。人均收入水平低，缺乏因生态、健康等因素而挑剔的消费者，公司战略与国际经济竞争不能尽快接轨，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得不到合理调整，形成不了具有支持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产业链，比较优势不能从资源、劳动要素转换到资本和技术要素上，要素条件和需求条件短期内难以有效转换，就难以较快地形成国家竞争优势（M·E·Porter，1990）。
三、基于环境的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机制
进行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和完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通过明确、赋予资源、环境所有权，建立有效的使用、补偿和责任承担机制，使资源能够高效利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浪费和污染。因为在缺乏产权约束的公共产权体制下，开发者的资源（E ）边际开发成本是相对低的（Chichilnisky，1994），其外部成本不能内在化；而在私人产权制度下则相反。公共产权供给曲线位于私人产权曲线下方，如下图，以致公共产权制度导致了在任何价格下将供给更多的资源（两条供给曲线都是资源的增函数曲线）。为此必须实行使用者补偿、谁治理谁受益、“污染者付费”和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以激励和约束企业进行制度、管理、技术等创新，促使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自己产品的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在每种价格下，公共产权的供给超过了私人产权的供给
完善经济政策体系，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技术进步和产品贸易。通过财税和金融等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折旧和技改资金，并积极投资于节能技术和环境改善的R&D或合作开发，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和采用绿色技术， 大力支持绿色产品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依靠资本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调整股本结构、实现现代化和污染减排，推进本国或地区的贸易产品由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和绿色化，形成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链，保持并逐步提升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在制度和技术方面，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Beghin and Potier，1997）。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绿色和更有效（资源节约）的技术，从而实现制度和技术跳跃。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和墨西哥的协作，增强了墨西哥的环境管理制度能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增进绿色技术的交流，促进技术跳跃。制度和技术跳跃能发生在OECD国家，也能产生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过其需要政治意愿和基于社会的进步。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利用外资时要高度重视知识和技术要素，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s ）应注重鼓励企业引进环境改善和生态无害的技术，防止外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向我国转移污染产业；否则，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引进外资发展的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
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将国内环境和贸易规则与国际惯例进行有效的对接，达到激励与约束的兼容。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向工业与贸易部门传输和提供国际生态商品信息。外贸、环保和有关行业管理等组织，在积极收集、整理国际生态环境商品信息的基础上，应分门别类汇集成册，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和提供给国内生产、加工和贸易部门，让其深深感受到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压力。其次，制定与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法规，完善生态标志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根据行业特点和国际现状，列出各行业禁止生产与加工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对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有害的物质的目录，限期禁止使用和生产，对其生产方法和工艺限期改进，同时禁止进口。完善生态标志和环境标准的评价与认证体系，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申请和采用被国际认可的生态标志和环境标准，如绿色食品、包装标志、生态标签等。据测算，如果我国能源利用率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相当水平，每年就可减少3亿吨标准煤消耗， 能够减少二氧化硫排放500万吨，减少粉尘2500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上亿吨。果真能如此，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基于环境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将是对人类的一个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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