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基于199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李致江1,2
(1.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水族人口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自然环境、传统观念与历史欠账等因素的制约，水族人口结构仍面临着性别比失调、老龄化加剧、文化素质较低、职业结构落后、城镇化迟滞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水族地区经济水平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绿色生态理念等机遇亦为水族人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为此，应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水族人口结构健康均衡与和谐发展。
关键词 ：水族；人口结构；人力资本；民族经济
水族，自称“sui”(音睢)，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僚”“百越”等,是贵州省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 847人，主要分布于黔南与桂西接壤的月亮山与雷公山腹地，全国96%的水族人口聚居于三都水族自治县及其周边[注] 本文所使用的最新数据来源于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一要求是今后很长时期内解决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纲领性指示，为我国人口结构良性变动与长期均衡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是我国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人口发展是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民族繁荣壮大的主要标识”[1](152)。水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主要聚居地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亦是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这固然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与其发展主体——水族人口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探讨水族人口结构变迁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剖析问题的根源，提出应对的策略，对于实现水族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于水族地区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一 )人口性别结构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男女两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人口性别比正常与否，不仅直接制约着人口再生产的速度，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学界通常将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衡量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指标。总人口性别比是用总人口中男女人数之比再乘以100表示，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关系，其正常阈值应为95～102。1990年，水族总人口性别比为106.65，总人口性别比略显失衡。2000年，水族总人口性别比攀升至110.38，高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平均水平4.08，高出少数民族总人口性别比4.5，超出正常阈值上限8.38，处于严重失衡状态。2010年，水族总人口性别比为107.79，有所回落，但仍高出正常水平5.79，高出全国与汉族总人口性别比2.89，比少数民族总人口性别比高2.99，水族总人口性别比仍处于失衡状态。
毕总说：“如今，中国市场竞争激烈，外资品牌占据大多数市场份额。面对这一情况，比亚迪叉车作为民族品牌，希望能够通过扩大市场占有率，让更多的企业认可国内品牌产品的优势。”
二是人口增长因素。有利面是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节水理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减轻了资源压力；人口空间流动改善了部分地区的资源过载状况。不利面是人口持续增长，农田灌溉系数仍较低，城市人口舒适性需求持续提升，水资源缺口依然很大。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某国或某地区人口在某一时间段内(通常为1年)出生的婴儿中男性与女性之比，正常阈值处于103～107，高于或低于该区间，均被视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1990年，水族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5.31，处于正常阈值之内。2000年，水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升至121.07，与全国和汉族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相当，但较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9.14，超出上限值14.07，水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显现。2010年，水族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至129.35，比同期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8.14，比汉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高7.32，比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高14.60，超出上限值22.35，水族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表 1:水族人口性别结构变迁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来。
(二 )人口年龄结构
2000～2010年，水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至19.54%，增长了7.49%。全国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50.27%，汉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增长至51.87%，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高到32.84%。对数据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看出，水族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得益于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水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给予的民族优惠与扶持政策，以及发达地区提供的对口支援。但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共时性横向比对就会发现，水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不仅低于全国和汉族人口，而且与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此外，水族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亦慢于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因此，加快水族人口城镇化推进速度，实现水族人口城镇化跨越式发展是未来努力的方向(见表5)。
1990～2000年，水族人口少年儿童系数由37.13%降至32.20%，老年人口系数由3.98%提升为5.23%。纵向分析，水族人口中，少年儿童占比逐渐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比则不断提升，水族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横向对比，全国总人口与汉族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而少数民族人口结构类型一直停留在成年型阶段，水族人口年龄结构与全国和汉族人口年龄结构相比较为年轻，与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大致相当。
2000～2010年，水族人口少年儿童系数降为27.46%，老年人口系数增至7.25%，水族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水族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凸显。同期，全国总人口、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均处于老年型阶段。水族老年人口系数低于全国总人口老年人口系数(8.92%)及汉族老年人口系数(9.10%)，但高于少数民族老年人口系数(6.99%)，人口老龄化给水族人口再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如表2所示)。
表 2:水族人口年龄结构变迁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来。
二、人口社会结构
(一 )人口教育结构
人口教育结构是指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或构成，是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总人口中的组成状况与数量构成，它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高低。人口教育结构是人口文化素质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人口自身生育模式有着直接影响，而且也对人口经济结构与社会分层有着促进或抑制作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6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接受义务教育的人口占比为93.78%，高于全国(86.61%)、汉族(86.46%)及少数民族人口(88.79%)，但是水族6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低于全国、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口水平。以高中教育为例，水族人口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较全国低5.9%，比汉族低6.03%，比少数民族低4.19%。该时期，高中与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是限制水族人口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
一般认为，混合式教学比单纯的面对面教学和单纯的在线学习都更有优势，那么在探讨并明确适应开放大学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使混合式教学更加有效，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改善并促进混合环境下的学习就尤为重要。
2000～2010年，水族6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含扫盲班)的比例由24.06%降为13.11%，接受义务教育的人口占比由70.65%提高至76.78%，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人口由4.22%提高至6.21%，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由1.07%提高至3.9%。纵向观之，水族人口教育结构得到了极大改善，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下降明显，而水族人口接受义务教育、高中与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提升，水族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横向观之，以2010年为例，水族人口未上过学的比例(13.11%)仍高于全国(5.00%)、汉族(4.71%)与少数民族(8.27%)，而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水族人口比例则明显低于其他三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全国低5.62%，比汉族低5.84%，比少数民族低3.22%。水族人口受教育水平与三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见表3)。
表 3:水族人口教育结构变迁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来。
(二 )人口职业结构
6.人口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人口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亦是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水族人口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阻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给水族人口城镇化与人口现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化进程滞后与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是造成水族人口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一产业的主要诱因。
1990～2000年，水族就业人口中从事脑力劳动的占比由3.28%提高至3.84%，从事非农体力劳动的占比由3.17%提高到5.51%，而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占比由93.55%下降为90.65%。纵向来看，水族就业人口中，从事脑力劳动与非农体力劳动的占比均呈上升趋势，而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占比呈下降趋势，反映出水族人口职业结构逐步向现代性转变，是水族地区人口素质提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横向对比发现，水族就业人口中从事脑力劳动、非农体力劳动的占比均低于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而农村体力劳动占比却远高于这三者。
1.水族人口性别比失衡。2000年，水族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开始显现，2010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婚姻挤压”的出现，阿马蒂亚·森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将使部分缺乏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的男性无法找到自己的配偶，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性别比失调导致的婚姻挤压不仅威胁着少数民族自身的人口安全，而且会降低婚姻的稳定性、弱化家庭功能，同时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8](90)。
表 4:水族人口职业结构变迁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来。
三、人口经济结构
(一 )人口城乡结构
人口城乡结构亦称人口城乡构成，是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组成状况和数量构成关系。“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既是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又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5](113)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事关全国城镇化发展的大局，亦关涉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推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意义重大。1990～2000年，水族人口城镇化率由6.85%增长为12.05%，提高了5.65%。纵向来看，水族人口城镇化率逐步提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水族地区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结果。但横向比对发现，水族人口城镇化率仍落后于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以2000年为例，水族人口城镇化率比全国低0.25%，比汉族低0.26%，比少数民族低0.11%，水族人口城镇化进程有待提升。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不同年龄(或年龄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人口年龄结构既是以往人口行为的结果，对未来人口再生产有重要影响，同时，不同类型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目前，国际上通常将人口划分为三大年龄组：0～14岁为少年儿童组，15～64岁为成年组，65岁及以上为老年组。依据三大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同，将人口类型划分为年轻型(少年儿童系数40%以上、老年人口系数4%以下)、成年型(少年儿童系数30%～40%，老年人口系数4%～7%)与老年型(少年儿童系数30%以下、老年人口系数7%以上)[2](132)。
表 5:水族人口城乡结构变迁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来。
(二 )人口产业结构
根据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水族人口结构面临着以下挑战。
表 6:水族人口产业结构变迁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得来。
2000～2010年，水族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降至75.31%，第二产业占比提高至14.71%，第三产业占比提高至9.98%。纵向来看，水族人口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反映出水族人口产业结构的持续改善，是水族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但横向对比来看，以2010年为例，水族人口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75.31%)远高于全国(48.36%)、汉族(46.42%)与少数民族(69.42%)，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14.71%)低于全国(24.15%)和汉族(15.26%)，但高于少数民族(12.15%)，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亦居于末位，原因在于“水族劳动力缺乏市场意识，不能从农业中走出来，从事生产服务等行业。水族人口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发展第三产业”[7](487)。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实现水族人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5.人口城镇化进程滞后。“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0]水族人口城镇化进程滞后减缓了水族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削弱了水族地区经济产业的集聚效应，不利于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影响水族人口现代化与民族发展。水族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的原因不仅与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有关，而且受水族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的制约。此外，水族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发育程度较低，亦是影响水族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四、水族人口结构变迁面临的挑战
人口产业结构是指就业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及其比例，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也是人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通常，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人口产业结构转型，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这种规律亦适用于少数民族人口产业结构演变分析。根据表6可知，1990～2000年，水族从事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93.72%下降为90.67%，从事第二产业人口比重由2.01%增加至3.57%，从事第三产业人口比重由4.27%增加为5.76%。纵向考察水族人口产业结构发现，水族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呈增长态势，表明水族人口产业结构开始向现代化转型。但横向对比分析，水族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远高于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水族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幅度(1.56%)超过了全国(1.51%)和少数民族(0.74%)，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是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境内工业逐步发展壮大并形成体系的时期，地方工业主要是采锑业的发展，得益于五坳坡、小脑坡两大锑矿场的发掘，使得采矿业带动选冶、化工、煤炭、电力与建材等一系列工业企业的发展，从业人员达3 300多人”[6](559)。
2000～2010年，纵向来看，水族就业人口中从事脑力劳动的占比增至5.06%，从事非农体力劳动的占比达到19.64%，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占比降至75.30%。水族人口职业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现代性职业结构倚重的脑力劳动与非农体力劳动占比均获得大幅提升，尤其是水族就业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与有关人员”增长幅度最大，由3.61%跃升为14.63%，成为水族人口职业结构优化的主要贡献因子。但是，与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相比，水族就业人口中从事脑力劳动与非农体力劳动的占比最低，而从事作为传统经济代表的农村体力劳动人口占比远高于其他三者。例如，2010年水族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占比为75.30%，高出全国26.97%，高出汉族28.90%，高出少数民族平均水平5.93%(见表4)。
2.人口老龄化加速。水族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老龄化速度同比慢于全国和汉族，但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水平。水族人口老龄化在降低社会活力的同时，亦减少了水族人口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加重了社会抚养负担，并且将给未来水族人口再生产带来挑战。“中国总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9](85)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导致水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伴随着水族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水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老年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提升，水族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
3.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虽然水族人口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高于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但接受初中及以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远远落后于三者。受教育水平较低是造成水族人口出生率偏高、性别比失衡的重要根源，制约着水族人口再生产向现代性的转变。此外，水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不仅无法为经济的转型升级输送高素质人力资源，而且是造成水族人口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发展滞后的重要动因。水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原因，一方面源于水族传统生育文化的“重生轻育”，致使“数量代替质量”，另一方面，与水族地区长期以来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力承担巨额的教育支出有关。
4.人口职业结构相对落后。尽管水族人口职业结构在不断改善，但是与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相比，仍处于落后地位。马克斯·韦伯认为，财富、权利和声望是决定个人或群体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现代社会职业日益成为影响人们享有财富、权利与声望的主要因素。因此，人口的职业结构是影响“族际社会分层”的重要参考指标。人口职业结构相对落后，导致水族人口在“族际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究其原因，受教育水平低是造成水族人口职业结构相对落后的根源。
运用大数据技术，可确保审计证据的获取、审计报告的编写、审计结论的得出都是基于真实、完整、可靠的海量数据，通过深度挖掘数据反映的经济活动合理性与合法性，让数据“发声”，可以有效的减少审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并且通过概率比率分析等数据辅助决策，可以提高审计人员职业判断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审计结论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此外，大数据时代的全样本审计，能够降低甚至消灭抽样风险，帮助审计人员获得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对被审计单位的运营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与整体评价，进一步增强审计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口腔专业研究生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健全是推动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根本保证。只有健全的规范化培训制度，才能使政府部门、行业学会、高等院校、培训基地等机构职责明确，互相协作，将口腔专业研究生从学员顺利培训成为具有统一标准的临床医师。同时，口腔专业研究生规范化培训的各项制度法规进一步完善，才能与医师资格注册、专业技术职称晋升、临床专业学位申请、提高规范化培训效率及继续教育等进行有序衔接，进而形成系统的规范化口腔医师培养体系。
人口职业结构是指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职业人口的比例，它不仅可以体现一定人口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能够反映出该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显示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的相互比较”，“在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研究体系中，职业结构是分析族群分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量化分析的数据来源”[3]。我国人口普查将就业人口的职业类型划分为七大类，在七大类职业分类中，“还可以区分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类。前者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其余为体力劳动者，其中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可看成是非农体力劳动者，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是农村体力劳动者”[4]。
五、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及其路径
(一 )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的机遇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为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党和国家应对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助于扭转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的态势，同时也可以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积极化解我国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为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由于粗过滤器2016年下半年进行过内部检修，失效可能性较小而且粗过滤器拆检工程量相对较大，先对细过滤器进行开罐检查；滤料剩余不到一半，表面的无烟煤基本消失，而且滤料中大量泥土类杂质，基本确定细过滤器失效。
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人口发展的基础，能够为人口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在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扶持下，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981年的0.35亿元跃升至2016年的58.5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1年的140元提高至2016年的8 289元[注] 数据来源：三都统计局内部资料，《三都统计60年》。 。经济实力的提升能够为水族人口生殖健康、教育医疗等领域提供更多财力、物力支持，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人口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水族人口结构的健康、均衡与和谐发展。
第二，采用UT、PAUT检测：PAUT、UT检测原理与AUT一致，采用A扫描，只是AUT形成了专门工装，系统化。PAUT、UT检测根焊同样也需要对比试块（截取母材制作“金口”试块），唯一优势是可以变换探头角度。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口结构发展息息相关，教育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医疗卫生是改善人口身体素质的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对于实现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至关重要，深圳市在“帮扶三都就是帮助一个民族”口号的引领下，在1995～2008年间无偿援助三都水族自治县9 180余万元，用来改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6](12)，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绿色发展是在对传统发展理念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全新发展理念。“人口均衡发展是实施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二者目标一致。”[11]绿色发展有赖于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提升和人口结构均衡，当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水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共识，绿色发展要求水族地区走新型城镇化、绿色产业化道路，客观上有助于水族人口城乡结构的改善、亦有助于水族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的优化。
(二 )水族人口结构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首先，转变生育观念。水族传统社会尊崇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重生轻育”等生育观念是水族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文化素质较低的文化根源，“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路径选择除了政策、法制、经济等手段外，文化的作用在其中显得突出而又重要”[12](22)。因此，要加强水族人口文化建设，借助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化宣传媒介，在水族地区广泛宣传“关爱女孩、男女平等、质量重于数量”等科学、文明与进步的现代生育观念，使之内化为水族人口生育的文化自觉，从而为扭转水族人口性别比失调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奠定良好的文化根基。
其次，完善社保体系。社会保障缺位是导致传统水族社会“养儿防老”的现实选择，是水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隐形推力，同时也给水族人口老龄化进程带来了挑战。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农村生育保险，逐步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从而实现“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就显得很有必要，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水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才能为有效应对水族人口老龄化提供制度保障。
明代宣德以后，游牧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蒙古各部陆续南迁进入河套，频繁叩边。明中后期，随着蒙古势力的强大与扩张，明蒙之间军事对抗加剧。隆庆和议“封贡互市”达成，双方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的态势。
再次，提升人力资本。水族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不仅是影响水族人口自然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亦是制约水族人口社会与经济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类改变穷困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13](134)提升水族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培养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普通高中向下与义务教育、向上与高等教育衔接，在培养劳动者能力，向高校输送人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4]。因此，应加大对水族地区高中教育的投入，在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注重师资队伍建设。此外，在继续实施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的同时，民族院校应提高水族考生的录取比例，使更多的水族考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最后，发展民族经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是水族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水族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有赖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水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依靠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外源型”扶持，更重要的则是要走出一条“内生型”的自我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作用，水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水族“端节”“马尾绣”“水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善于将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水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大力发展民族体验式旅游，开发民族旅游产品，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独具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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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Shui People ’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alysis Based on Census Data (1990～2010)
LI Zhi-jiang1,2
(1.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2.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Shui Zu or Shui People is one of the 56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Since 1978，Shui popul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However，restrict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historical debt and other factors，the Shui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gender imbalance，aggravated aging，low cultural quality，backward occupational structure，retarded urbanization and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ui areas，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lso provide a goo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ui population.Therefore，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on，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enhance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 the national economy to realize the healthy，balance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hui popula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Shui People；Population Structure；Human Capital；Ethnic Economy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2019)01-0151-08
收稿日期 ：2018-09-10
作者简介 ：李致江(1985-)，男，河南安阳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 李延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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