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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裴子野 《宋略》 史学史
河东裴氏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名门望族之一，家族中不乏官宦、文圣，人才济济，在历史上享有盛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号称史学“三裴”。其中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裴骃的《史记集解》流传于世，在史学史发展中声望极高。裴子野及其史著《宋略》，却未能得到后世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宋略》尽管在元代以前散佚，但《资治通鉴》等文献中仍可见其部分内容。为了发掘史学史遗产，本文拟就裴子野生平、《宋略》写作背景及其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望学人指教。
一 裴子野生平
裴子野，字几原，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生于南朝宋泰始五年（469），卒于梁中大通二年（530），享年61岁。他出生于世代官僚和具有渊博学问的文豪世家，曾祖裴松之，任南朝宋太中大夫，著有《三国志注》；祖父裴骃，出职为南齐中郎外兵参军，著《史记集解》。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也在南齐仕官，任通直散骑常侍。裴子野从小孤偏，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病逝了，由祖母殷氏从幼时抚育。祖母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并且“柔明有文义，以章句授之”。 〔1〕裴子野九岁时，祖母也身亡了。由于裴子野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具备非凡的自修能力，聪颖早慧，阅读《四书》和大量经史，少年时就以学习刻苦勤奋，善于著述文章，而闻名乡里。
裴子野在年轻时代，开始涉入政治舞台，初任南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后因父逝世，居丧去职。萧梁代齐后，又任安成王参军兼廷尉正，因受讼案牵连，而无辜免职返乡。当时著名的学者范缜赏识裴子野的才学和人品，上奏请求把自己的国子博士让给他，朝廷以资历太浅，没有采纳。许久以后，裴子野才被授予官职，任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并出仕诸暨（今浙江省诸暨县）令。史部尚书徐勉也非常敬佩裴子野，直接举荐于梁武帝，使他在朝中有显示才华的机会。裴子野在朝廷任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又兼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由于他具有相当的政治才干，又善著述文章，升迁至中书侍郎。梁大通元年（527），转任鸿胪卿、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死于任上。
裴子野的一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廉节奉公、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一代功臣。初仕官期间，虽“栖迟下位，身贱名微，而性不憛憛，情无汲汲，是以有识嗟推，州闾叹服”。〔2〕在出任诸暨令期间，以理治民，“百姓称悦，合境无讼”。〔3〕在朝中任职十馀年，虽居高官，却一尘不染，为政清廉。他的俸禄大都接济他人，自己居住的茅草屋，还是借官地修筑的。尽管如此，仍“静默自守，未尝有所请谒”。〔4〕裴子野的学识和为人，颇受时人尊敬， 他死后梁武帝为之流涕，并亲下诏书，以“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劳通事，多历年所”〔5〕称赞其业绩。
裴子野是南梁著名的文学家，以文才誉满天下，他的文章和诗篇脍炙人口。裴子野在朝中有影响之处，是撰写文章以神速见长，当时南梁的对外檄文，多出于他的手笔，往往须臾之间，一挥而就，使在场的文人为之感惊。梁武帝盛赞他的文采，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有人问裴子野文速之道，他称：“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6〕。 裴子野的文章和诗句现散见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中，他的作品质朴无华，通俗易晓，无堆砌典故之感，与南朝文学中散文骈俪化，追求华丽，繁缛堆砌的文风成鲜明对照。《梁书·裴子野传》评论：“子野为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7〕。裴子野于普通七年（526）著的《喻虏檄文》中指出战争会带来的灾难，“丁壮死于军旅，妇女疲于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改”。〔8〕文章笔力刚劲，文字贴切，一气呵成，颇有秦汉遗风。 他针对南北朝时诗赋注重藻饰的颓废文风，著《雕虫论》一文，批驳刘宋以来，“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巧而不要，隐而不深”〔9〕的诗赋恶习。裴子野还是位诗人，其诗仅存三首，以清丽自然的笔调，描绘景色，颇有情致。其《咏雪诗》中，“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10〕的诗句，广为流传。裴子野不愧为南梁著名文学家，很多人效仿其文风，其兄裴黎，弟裴楷、裴绰也是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兄弟四人合称“四裴”。
裴子野最显著的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他继承祖业，具备史学家的修养和素质，一生以修史为己任。年轻时著《宋略》，影响极大，流传颇广，是宋、元以前人们所熟知的研究南朝刘宋历史的名著。他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叙述周邻国家风情的《方国使图》，以及《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众僧传》、《百官九品》、《附益谥法》，有《裴子野文集》，可惜均已散佚。裴子野还曾草创《齐梁春秋》，未就而卒。
二 《宋略》的写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政权分裂，战争频仍，改朝换代，起伏较大，而且多属短命王朝。各王朝研究治国之策，非常注重史学，他们设置史官、储备史科，建立史学，负责撰写本国历史。随着统治者对史学的关注，王朝更迭的频繁，私人修史逐渐兴盛，往往前朝刚亡，后期就要为它修史。由于个人编写某个王朝的历史，史料便于搜集，撰写容易见效，并能首尾完整，自成一书。私人都想以编著史书成名，因而编写断代史成风，往往一代王朝有几部史书。从历史记载来看，撰写晋史者有十九家之多，写刘宋历史者也有六家以上。
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原北府兵将领刘裕推翻桓玄政权， 建立宋朝，史称“刘宋”，到宋顺帝昇明三年（479）， 宋又为萧齐所灭，前后共五十九年的时间。关于刘宋的历史，从宋文帝便开始组织撰写了。当时任国子学博士的何承天受命修撰宋史，但他与山谦之合作仅撰写宋武帝部分， 其它由苏宝生续成宋文帝部分，后由徐爰完成孝武帝部分。萧齐代宋后仍见不到一部完整的宋史，齐永明五年（487），任著作郎的史学家沈约奉命终于完成《宋书》，首尾一代，自成一体。沈约的《宋书》以徐爰的《宋书》为底本，全书本纪十卷，列传六十卷，志三十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史料丰富详尽，在当时流传甚广。
裴子野的祖辈为刘宋时期的重要官员，并以撰史而功成名就，曾祖父裴松之博览群书，广泛搜集史料，精心撰作《三国志注》，当时被宋文帝称为不朽的名著。元嘉二十八年（451），裴松之八十岁时， 奉命继续何承天撰述本朝历史，但未及动笔便去世了。祖父裴骃继承父业，博采典籍，注重释义，写成《史记集解》一书。裴子野从小受祖母的抚养教诲，耳闻目睹宋代史料，撰史的家风促使他立志继承祖业，完成修史重任。沈约的《宋书》日益流行，但短短六十年的历史，却首尾百卷，确实卷帙浩繁，为阅读带来不便。裴子野对《宋书》的繁琐表示不满，在他近三十岁时，将《宋书》删繁存简订为《宋略》，共二十卷。正如《宋略·总论》中叙述：“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于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11〕裴子野撰就《宋略》，显然是为继承先人之业的责任心所促使，《宋略》剪裁刘宋一代史料，成为裴氏以史传名于后世的第三部代表作，无愧于裴氏以撰史为家的称号。
《宋略》是裴子野而立之年编撰的著作，在当时引起众多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宋略》的著述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裴氏撰史的传统，其目的是借史扬名，但《宋略》的意义不止于裴氏家族，它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中，以独特的体裁，占有重要一席，这一点将在对其特点的分析中探讨。
三 《宋略》的特点
1.简而确
《宋略·总论》叙述撰书的宗旨时指出：“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12〕沈约的《宋书》属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事详尽，但过于冗长。裴子野著《宋略》，则按编年体裁，叙事简略而明确。成书不久，便得到众人的承认和赞赏，就连撰写《宋书》的沈约也自叹“吾弗逮也”。〔13〕当时任国子博士的范缜，读《宋略》之后称其“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14〕，并以此书向朝廷引见裴子野。在南梁时期，《宋书》和《宋略》这两部不同体裁的史书能并驾齐驱，被认为是裴子野史学成就的贡献，他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宋略》流传到唐代，其影响力要超过《宋书》，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就极为称赞《宋略》，他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宋书》和《宋略》分别比较，得出“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15〕。
汉魏六朝时期，在史学领域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裁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史记》和《汉书》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品。相比之下，以年系人的编年体相对处于劣势。汉代末年，史学家荀悦将《汉书》改变体裁，删繁存要，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的大事，按年编入十二《帝纪》，以年系人，采取以传释经的方法，编撰《汉纪》。为以编年体裁撰述断代史创建了典范，对后世编年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使陷入低潮的编年体又获生机，形成编年体与纪传体角力争先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史著相继出现干宝的《晋纪》和裴子野的《宋略》，它们与纪传体史著齐头并进，形成了纪传、编年前四史。两体“各有其美，并行于世”〔16〕。
《宋略》将刘宋王朝五十九年的历史，仿《汉纪》体例，以年代编排人物、事迹，删繁存简，“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17〕。北宋史学家编撰《资治通鉴》时，有关刘宋的历史，大量参录《宋略》的资料。从《资治通鉴考异》中部分《宋略》的内容来看，以编年体排列，内容简略，人物、事迹阐述明晰，每条以简明取胜，保持了断代编年体的特点。《宋略》以简练的文字写出丰富的内容，省去不必要的字句浮词，叙事突出了“简要”特征，深受史学界重视。
《宋略》主要是删繁，对刘宋史料也有所补充。沈约撰《宋书》时，在萧齐政权中任著作郎，出于个人目的，对刘宋历史往往曲笔或回护。关于萧道成代宋的历史，《宋书》中记录不多，裴子野本着史学家据事直书的精神，在《宋略》内对萧氏代宋的过程予以补充。我们从《资治通鉴考异》中可略知《宋略》增补的内容，《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471），记载“或谮萧道成在淮阴有贰心于魏”〔18〕， 就是采用《宋略》的内容。沈约的父亲沈璞，被宋孝文帝问罪所诛，沈约写《宋书》时将此事隐讳下来。《宋略》即补充了这一史料，“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19〕显而易见，裴子野补充史料的目的是使史事记叙更具科学性、准确性，亦体现史学家善恶必书的性格。
2、善叙事
裴子野是南朝著名的文史学家，具备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又有史学家的直书性格，撰史叙事自能高人一筹。《宋略》的长处在于“叙事评论多善”，裴子野叙事简捷，首尾明晰连贯，在南梁被誉为“良史之才”。〔20〕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特别赞赏裴子野的叙事能力，认为“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21〕。
魏晋以来私人撰史者增多，各代史著卷帙浩繁，大多具有叙事烦芜，文句华丽堆砌的弊病。而《宋略》在叙事方面，文风质朴，超越众人，一反六朝文坛上的靡丽之风，保证了史著的严肃性。对于刘宋晚期皇室篡位夺权的史料，《宋书》收录不详，唯有《宋略》和《南齐书》较为周全。但《南齐书》又多对萧道成有虚美之辞，叙事欠妥，有所回护，因而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参考了《宋略》的内容。《宋略》叙述以实录直书为主，对萧道成被皇室重用之前的描述较为客观，宋明帝赐酒于萧道成，“道成惧，弗肯饮，将出奔，（吴）喜语以情，先为之酌。于是（吴）喜得罪，而道成被征”〔22〕。从这段文字的叙述方法，我们可知《宋略》叙事简明扼要，文句首尾清晰，仅寥寥数笔，道出了事情的过程，具有史家叙事的较高水准，深受人们好评。
3、重评断
我国古代史学领域里，史论历来比较发达，《左传》每有评论，便假“君子曰”称之。《史记》称“太史公曰”，其它史家相类似，对历史人物、事迹，史家每每略加评论，阐述观点；秦汉时还出现了贾谊的长篇论著《过秦论》。裴子野的《宋略》则自显姓名，对重要史事加以评论。《宋略》成书后，兰陵王萧琛评论“可与（贾谊）《过秦》、（班彪）《王命》分路扬镳”〔23〕。魏晋南北朝史著很多，但文辞“华多于实，理少于文，彭其雄辞，夸其俪事”。〔24〕唯《宋略》能“芟烦撮要，实有其力”，〔25〕代表了当时史论发展的新水平。唐代刘知几评论汉魏史论的杰出者时，认为“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26〕。裴子野的史论和他的文章一样，颇具秦汉风骨，对历史的评论本着“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27〕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以“评论多善”赢得后人赞誉。难怪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引裴子野论述达十一次之多，超过了任何人。
《宋略》现已散佚，无法窥其全貌，今仅能从唐代《通典》、《建康实录》，宋代《资治通鉴》等文献，了解部分内容。裴子野在《宋略·总论》中指出：“宋氏之成败得失，著乎行事，从而言之”〔28〕。看来评论主要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论述成败得失，目的是以古为鉴，吸取教训。从《资治通鉴》引用的评论内容来看，主要分三个方面。第一论述刘宋亡国原因。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国之祸，《通鉴》载之于此，欲使有国有家谨于其初也”。裴子野评论少帝义符被诛的原因时认为：“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评论得失，是为“有国有家，其鉴之矣”〔29〕！第二论政治制度。对魏晋以来，门阀“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30〕进行有力的抨击。第三评论个人得失。对袁粲谋反的评价，“袁景倩（袁粲，字景倩），民望国华，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萧条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轻，三才将换，区区斗城之里，出万死而不辞，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评论：“裴子野之论，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故《通鉴》取之”。〔31〕从裴子野的评论，可清楚地看到，撰述《宋略》的目的，是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鞭挞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以鉴来者。
裴子野的史学思想通过其论述，我们可见梗概，《宋略》能使善恶自见，真实地反映历史现实；又受祖辈以史为名的影响，能据事直书，发扬古代史家的光荣传统，因此倍受史家称赞。裴子野的史学思想还有一个特点，是论述史实不信天命，具有无神论思想。他认为“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32〕。他的著史思想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中，大量引用其论赞，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说裴子野不仅是成功的史学家，而且是有一定政治素养的思想家。
裴子野的《宋略》和文学著作虽然已散佚，给研究者带来不便，但从零散的史著中，仍可窥见他的文学才华和史学家具备的远见卓识和判断是非能力。裴子野不愧为南朝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宋略》已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断代编年史著，在我国史体的发展、史事的记载、史评的深入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崔凡芝先生指教，不胜感谢。
注释：
〔1〕〔19〕〔23〕〔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十三《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7〕〔13〕〔14〕〔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 8〕〔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9〕〔27〕〔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七四二。中华书局1966年版
〔1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1〕〔12〕〔28〕〔32〕〔宋〕李昉： 《文苑英华》卷七五四。中华书局1966年版
〔15〕〔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中华书局1961年版
〔16〕〔唐〕刘知几：《史通》卷二《二体》。中华书局1961年版
〔17〕〔唐〕刘知几：《史通》卷八《人物》。中华书局1961年版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宋纪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
〔20〕〔唐〕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庚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唐〕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中华书局1961年版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五《宋纪上》。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1册
〔24〕〔26〕〔唐〕刘知几：《史通》卷四《论赞》。 中华书局1961年版
〔25〕〔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七《杂说中》。中华书局1961年版
〔2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宋纪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
〔3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
〔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宋纪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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