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价与物价调控及相关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价论文,经济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年，几番出现的物价大幅度上涨及当前所面临的市场不景气和物价下跌，引起了经济界广泛的深思。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宏观效应，把握好宏观调控目标及其政策工具的运用，对于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至关重要。目前，经济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而正确认识以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波动为重要特征的宏观经济状况，并相应做出合理和有效的对策选择，又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为此，本文特作出一些相关的分析。
一、对当前物价变动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的分析
1.当前与前几轮经济循环物价变动的区别。一是当前物价已出现了持续近一年时间的下跌，而前几轮经济循环物价变动则只存在涨幅度高低而从未下跌。二是当前物价变动与前几轮经济循环存在明显的不可类比性。即从根本上讲，当前的物价变动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物价变动；而前几轮经济循环是在存在“准通货”（即各种票证）和各种方式的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的价格变动，具有名义价格变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变动的特征。这是分析当前物价变动需要考虑的要点。
2.当前物价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如上所述，此一轮物价变动与以前有较大的差别，按影响因素构成分析，可分为国际和国内因素。国际经济影响因素：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如石油类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下跌，要传递到国内市场；国际金融货币危机、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国内净出口减少，国内市场有效供给扩大，通过供求关系等影响国内市场商品价格。
国内影响因素：一是非经济因素。国内走私十分严重，如广东湛江海关内外勾结，1997年以来走私商品达数百亿元，主要销往西南地区；国内企业不正当竞争，虚报产量及市场占有份额，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体制性因素。二是经济因素。又可分为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当然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存在密切关系，也不易截然划分。货币因素：货币机能进一步增强和改善的效应；货币供求机制不够健全的影响；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改变财政赤字的平衡方式和金融宏观调控方式，实行金融相对集权，推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改善银行资产质量等导致流动性强的现金货币M[,0]和狭义货币M[,1]的增长减缓，使市场即期有效需求减少。非货币因素：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波动（即增长幅度过大之后的下跌）的特征；价格结构剧烈变动趋于合理之后的非比价回归的结构再调整；产品结构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差，买者不能买其所需或不敢买其所需导致市场潜在有效需求不能变为现实需求；收入分配急剧向边际储蓄倾向高的社会群体倾斜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因素导致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大幅度提高，使居民即期购买力大为下降；引资内收赤字（即外商投资企业内销产品的数额大于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内支付的各种收入之和），据有关方面测算，1991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引资内收赤字达700亿元以上，也即平均每年为国内形成了700亿元以上的需供缺口（即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企业预算约束开始硬化；投机对消费的淡化作用及泡沫经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居民信心不足及谨慎动机的强化；社会再分配功能及财税政策“反周期”自动调节机制较差；劳动力等要素的机会成本较低和某些产品的投入结构具有弹性的影响；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比重较高及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不高，缺乏对市场有效供给的逆向自动调节机制（即农民不能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米贵快卖，而是惜售，使市场有效供给形成一段时间的“纯滞后”，进而促进价格上涨；而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由于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低，不能肉贱多吃，减少市场有效供给和抑制价格下跌）；某些脱离经济发展的超前消费、不正当和不合理的消费对居民正常消费的替代效应等。
3.物价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一是存在复杂的数量关系。包括同向同步变化；同向不同步变化；异向同步变化；异向不同步变化。二是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和主从关系，即引起物价变动的原因有非货币因素；也不存在完全由于价格变动在前促使货币增减继后的情况。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中，物价是调控的目的，而货币则是调控的手段。即物价是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而货币则是中介（中间）目标。
二、对物价与相关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
1.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状况的分析。是否存在“高增长低通胀”的问题。越是落后的国家统计核算越落后早已为国际经济专家所公认。我国由于农村经济中存在较高比重自给性生产（含资本形成中的劳动积累）和消费，商品和劳务的计算价格不准确，经济的分散性强和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办社会、机关事业单位的封闭式自我服务，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以及管理落后有关统计数据收集困难等因素，导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核算同国际统计口径和范围相比一直偏低，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核算则偏高，特别是近年来更为如此。而1997年以来则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偏差。当然发生偏差的程度全国和各地存在差别。经济增长与产量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和能源消耗等存在紧密关系。按西方经济学原理，产值、产量和收入是同一概念；同时，单位产值的能耗也不可能发生突变。但近年来却发生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统计结果（而且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提法还一直很甚）。1997年1—9月四川德阳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部分呈下降状况（下降幅度最大的达15%以上，而且是权数较大的），但同期工业增加值却实际增长10%以上；1997年重庆市工业耗电同比下降2.97%，可同期重庆市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幅度也在10%以上。1998年陕西、四川、重庆、宁夏、上海等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应该说，通过调整和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节能降耗等途径，可在产量减少、耗电量降低的情况下，使工业增加值发生逆向增长，并且这也正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工业经济效益所要追求的目标。但要在一年之内或几个月之内实现，或许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存在特例，但对一个地区、一个省和全国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这种工业增加值逆向增长也似乎与工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太自相矛盾。
2.物价所反映的宏观经济走势与我国资源条件的硬约束。我国当前的物价及宏观经济状况，从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产业结构低水平停滞、产业空洞化及产业结构回归趋势等所致。从城乡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市场不能实现一体化；从消费结构看，衣食住行中住和行的消费难以提高。但形成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重要或主要因素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硬约束条件。即人口太多，人口的生存活动空间极为狭小；人均资源特别是人均水资源、人均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人均林业等生物植物资源等太少和太低，这方面中国甚至不如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现在一些刺激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实际上仍是在如何突破这些硬约束条件上盘算。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硬约束条件一再被突破，或许能解燃眉之急，但又会使人口与环境的矛盾达到更加尖锐的地步。
3.影响我国当前物价及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力资源充足与人力资本短缺的双重效应。由于人力资源充足，导致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均较低，使劳动力的价格存在弹性；同时，也使某些产品的要素投入结构存在弹性，使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劳动力简单生产和分散生产的投入品与工业生产的投入品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这是在市场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市场仍能保持有效供给和进行市场价格竞争的重要条件，当然也是导致价格下跌的重要因素；是在国际市场价格因周边国家货币贬值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出口产品仍能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与劳动力资源充足相对应的另一面，则是人力资本的短缺。由于人力资本短缺，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产业空洞化和技术结构变动受阻。使劳动力大量闲置，并形成富员与缺员并存的状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力市场培育与工资改革”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样本企业的超编面为32%，而缺编面则达35%。这一方面使有效就业和居民收入减少，导致即期需求不足和物价下跌；另一方面也使有效供给增加困难，难以将居民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即期需求。
4.我国经济是买方市场，还是未老先衰？当前我国经济从市场供求所表现出的物价下跌和不景气，被称之为“买方市场”。相对于过去物资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年代而言，当前这种市场供求状况毕竟是好事。但我国农村还有5000多万人，城镇也存在上千万人（1998年城镇贫困呈扩大状况）处于贫困状况，而且中国的“贫困线”也很低，仅相当于俄罗斯1／6的水平，还有几亿人未达到小康生活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800美元左右（四川省则仅为52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买方市场”的状况，就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了。透过现象看实质，我国经济所呈现出的“买方市场”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同时也更是未老先衰的总体反映。形成这种未老先衰的原因，除上述我国经济发展所存在的硬约束条件、人力资源充足与人力资本短缺的双重效应等因素之外，首先是需求结构的问题。即由于一部分人超越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超前消费和高消费，特别是通过从国外进口的小汽车和通信工具等的高消费，以及不合理和不正当的消费对多数人的正常和合理消费产生了替代效应。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1995年消费水平最高的10%的人口，消费了消费总量30.9%的份额；而消费水平最低的10%的人口，则只消费了消费总量2.2%的份额。而1995 年以后这种消费格局则有更进一步地畸形变化。二是由于一部分党政官员和司法执法腐败、垄断部门的高收入和每年达数千亿元的各种“租金”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急剧向边际储蓄倾向高的社会群体倾斜，而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又较差，使实际投资需求（我国的投资额中存在相当比重的消费，实际投资率并没有统计的那样高）和由投资需求派生出的消费需求均较低。三是产业结构变动无序。我国在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较差的情况下，50年代以来却超前发展重工业，80年代以来在装备工业很落后的情况下又采取重复建设的方式超前发展了大量的消费品工业，虽然能很快得到实惠，但却既浪费了资金和资源，又陷入了这种未老先衰的困境。四是由于消费环境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与消费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和不同步。五是供给问题，即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六是市场准入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七是外资对内资的替代效应。八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此外， 我国1992年以来的泡沫经济也是形成虚假繁荣和未老先衰的重要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要摆脱这种未老先衰的困境已决非易事。
5.农业生产周期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周期存在错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上述硬约束条件，也由于我国50年代以来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及实行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政策，还由于上述产业结构的无序变化导致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严重不足，使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存在农业供给不足和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的支撑力有限等突出问题。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因素，使我国农业还存在所谓大年、小年，丰年和欠年的波动周期。如果农业供给的这种波动周期能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周期相重合或相对称，则物价的变动及相关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就会相对较好。但纵观我国近些年来的情况，则是与此相反。1989—1991年是我国农业收成较好的年份，但宏观经济却处于相对衰退期；1992—1994年是我国农业收成较差的年份，但同期宏观经济却相对处于繁荣上升时期，特别是1993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农业大幅度减产，但当年却是需求最为旺盛的年份；1996—1998年我国农业又进入丰年期，但同期宏观经济又进入不景气的时期。我国所存在的这种农业生产周期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周期的错位现象，不仅加剧了物价和相关宏观经济的波动，而且还由于农业收成较好的年份与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年份相重合，形成农业供给过剩的假象，既为下一轮物价及相关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埋下了隐患，也为进一步恶化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起到了错误的导向作用。
6.农民再度增产减收将导致下阶段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扬。如上所述， 我国农业生产波动周期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周期存在错位， 1996—1998年是我国农业的丰收年，但又时逢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对农产品需求减弱，市场不景气，农产品销售疲软，价格下跌，导致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没能实现增产增收，而是增产减收。这将从利益导向上影响农业生产和减少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再加上气候条件（主要是干旱）可能发生的变化， 则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还将有更大的减少。 而1998年为启动投资和确保经济增长所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也将为扩大需求创造条件。因此2000年前后我国农产品价格将有较大幅度的上扬。对此，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应确保农民实现增产增收，因一旦农村居民掌握了增产减收和减产增收的“规律”，就很难办了。
三、对物价及相关宏观调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1.我国经济发展有进入“滞胀”的危险。即我国经济发展有进入经济增长停滞而物价上涨的危险。如上所述，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已呈现未老先衰的特征。即本应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却表现出了增长乏力的不景气景象。实质上是经济增长因体制、结构、环境和信心等四大障碍的约束而趋于停滞。再回顾1993——1995年我国的物价上涨，一方面由泡沫经济刮起了需求旋风；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欠收，加之中央政府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在1994年夏季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并实行粮食销售价格改革的到位，使1993—1995年价格上涨的构成中，农产品类价格上涨占到了70%左右的比重。即1993—1995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价格上涨所致。2000年前后一是我国又将再度面临着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二是1998年所实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将产生需求的滞后效应；三是对于1997年以来市场和物价的状况，在体制、结构、环境和信心等经济增长的四大障碍上“解剖”和触动得较少，加之体制、结构、环境和信心等也不易触动和克服，因此，不仅经济增长的障碍难以消除，而且由于实际宏观税负的因素，使生产经营环节已大伤元气， 导致非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也难以改善； 四是1998年的价格下跌本身即存在反弹的可能。上述因素综合在一起，200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有进入“滞胀”的危险。
2.中长期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变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因无效投资、存货损失、银行不良资产、泡沫经济和经济犯罪等因素形成的货币“漏损”，要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来予以消除，否则其累积的结果将导致金融风波。但如果价格上涨是以“漏损”的继续增加而促成的，则不仅于消除原有的“漏损”无补，而且还会更进一步地扩大“漏损”。1993—1995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甚至成倍上涨，粮食贷款的“坏帐”、“挂帐”等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二是货币供给问题。1992年以来的泡沫经济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未被价格上涨所吸收的货币，这从全社会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对比中即可看到。这种未被价格上涨所吸收的货币被称之为“迷失”的货币。同时，由于无效投资和银行不良资产对国民储蓄的占用，也存在大量“虚置”的货币。这些处于“迷失”和“虚置”状况的货币，却并没有消失和消除，而随时都有变现和形成有效需求的可能；三是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上述体制、结构、环境和信心等四大障碍，进一步扩大货币供给也未必能启动实体经济的增长；相反倒很有可能触发新的一轮泡沫经济热潮。四是金融宏观调控方式、贷款风险管理、货币供求机制、金融相对集权和企业预算约束等能否复原、放松和恶化的问题。如果能，则意味着实行货币的“敞开供应”和“超贷”。但目前日本和韩国等也正在品尝昔日“超贷”的苦果；美国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在谴责美国的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美洲和东南亚国家不负责任的“乱贷”导致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行为。我国何苦要步其后尘？五是流动性减弱即M[,0]和M[,1]的增长相对于M[,2]的增长减缓的问题。 其中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货币供求机制的因素，但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党政官员和执法司法的腐败就可以起到将生产经营环节和社会公众的M[,0] 和M[,1]置换为M[,2]的作用；由于实际宏观税负太重，大批工商企业歇业（1997年全国注销的工商企业户数即在100万户以上）， 使充斥于生产经营环节的M[,0]和使用于流通和交易过程中的M[,1]转变为M[,2] “吃利息”；证券市场的诡谲莫测，使投机性减弱，1998年四川全省在证券公司开户的“股民”由上年的80余万户减少为30万户，也相应使一些M[,0]和M[,1]转变为M[,2]。六是宏观调控留有余地的问题。 如果不留余地，下一阶段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市场波动就将很难办。综上，我国只能实行适度从紧的中期财政和货币政策。
3.防止泡沫经济死灰复燃。我国自1992年以来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几百美元的情况下发生较为严重的泡沫经济，本身就值得认真思考，下一阶段也仍然存在泡沫经济死灰复燃的问题。一是扩大内需的影响。从国际上看，日本即是在80年代中期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陷入泡沫经济泥潭的。二是扩大货币供应的呼声很高，如果货币供应再进一步扩大，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长由于存在障碍而难以触动，大量新增的货币与上述“迷失”和“虚置”的货币结合在一起，将重新刮起一股泡沫经济的旋风。三是当前关于加快城镇化的呼声也很高，而一些党政干部、垄断部门和投机商们也早已“悟”出了通过“占地”、“圈地”、“炒地”、“炒楼”和“炒股”发大财的奥妙。这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将有可能掀起新的一轮泡沫经济的浪潮。如果再形成新的一轮泡沫经济，我国经济发展就不仅会陷入上述“滞胀”的状况，而且会陷得很深。
4.注意城乡结构调整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城乡结构调整是下一步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头。但一是由于对城镇化的本质的把握存在较大的偏差，加之近两年在农产品供给上所存在的一些假象，再与农业生产周期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将导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降低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减少，进而引起物价的波动。二是存在泡沫经济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扩展的趋向和可能性，假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之名，行“占地”、“圈地”、“炒房”投机之实，使有效需求发生不正常的增长，从而既促进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促进农村市场工业价格的上涨。目前在一些地方已出现这种发“城镇化”财的明显苗头和行为。三是在目前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一些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一些“先富起来”的党政官员、垄断部门的人员等也都存在“投资”获利的冲动和意图，加之利率较低也为各种形式的乱集资提供了可能。这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从农产品供给减少和需求扩大两方面促进价格发生波动。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城乡结构调整中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
5.宏观调控只能以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综上所述，一是物价变动与通货膨胀（紧缩）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由货币目标取代物价目标；物价是宏观调控的目的，而货币则是手段和工具。二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宜变更，即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金融相对集权、贷款风险管理等不能改变，不良资产不能继续扩大对国民储蓄的占用，货币供求机制也只能健全而不能恶化。三是企业预算约束不能软化。四是没有资金回流保证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能旧病复发。五是财政性资金来源金融化，金融性资金运用的财政化也不能再扩大和继续下去。六是泡沫经济更需严加防范。因此，所谓“轻度通胀”和“适度膨胀”的提法不可取。宏观调控只能以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当然物价稳定也并非物价固定。物价稳定是一个动态概念。即一是以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就业和国际收支（省一级应有省际收支）等四大目标的协调性为重要前提。二是在此前提之下，物价稳定以物价变动的合理区间为度。如近三年内，以物价不再下跌和物价上涨幅度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物价稳定的合理区间。在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保持一定的协调性的前提下，物价在此区间内变动即为物价稳定。
四、物价稳定的对策分析
1.物价调控需设置中间目标。物价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就需要相应的中间目标来具体操作和予以保证。中间目标一是需求目标。主要由货币供应量（包括数量和结构）构成。二是供给目标。主要由产品总量及其结构等构成。三是体制目标。主要由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等构成。中间目标需要实现良好的结合，一是保证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的协调性；二是确保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2.物价调控的主要环节。当前及近期物价调控主要应着眼于体制、结构、环境和信心等方面。相应的主要环节为：一是收入分配环节，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二是供给环节，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等。三是储蓄向投资转换环节，包括投资体制、金融结构、金融机制和货币供求机制等。四是体制环节，包括消费方式的改变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其中又以收入分配为最主要的环节。
3.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有效结合。上述收入分配和储蓄向投资转换属需求管理，供给环节属供给管理，体制环节居二者之中。在明确了物价调控的主要环节之后，需要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有效结合。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加快储蓄向投资转换扩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力改善供给状况，除农产品总量不能发生波动之外，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供给均不仅要适应需求，而且要主动和自动创造需求。在需求的形成过程中要注重于能否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居于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部，因此，需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来实现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有效和有益的结合。
4.“物价”自身也需进行调整和重新界定。一是合并零售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按国内生产总值实际支出的状况，制定新的消费价格指数、投资价格指数和结合二者的综合价格指数（即平减或缩减价格指数），利率即以综合价格指数为参照。并定期公布三套价格指数。其中消费价格指数应按旬、月、季、半年和一年期制定和公布。二是提高价格统计的准确性。居民自给性消费也可考虑纳入消费价格指数权数的计算。因居民自给性消费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即为相应的市场价格。同时，要提高抽样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减少随意性；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也需按能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变。
5.强化市场监督及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和完善产品质量和性能的规定和标准，加强生产经营企业生产技术和核算管理基础工作，加强职能部门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管理，相应制定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克服假冒伪劣、粗制滥造、鱼目混珠、良莠难辨、一损俱损的状况；排挤“买方市场”水份，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买者能买、可买和愿买其需，克服货跌如山倒的不正常状况。
6.改善市场流通体系及加强市场监管。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和收到实效；完善工商关系、农商关系和商商关系，克服不正当竞争；改变大中型流通企业价高、大众化消费滥市的状况；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假冒伪劣、粗制滥造甚至毒害消费者行为的监管和打击的力度，改进监测手段，改善监管措施；转变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能，实行市场监管的目标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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