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 （2000）03—0130—07
一、战时后方经济的领导体制：中央经济与地方经济
抗战前夕，我国西南地区基本上是由西南军阀控制。四川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云南有龙云、卢汉；贵州有周西成、王家烈；广西有李宗仁和白崇禧。地方军阀虽在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却各自为政，在地方财政上不容中央染指。加上地处边陲，地形险要，交通闭塞，中央政府也是鞭长莫及。军事割据造成经济分割，各军阀在自己的辖区内虽然也开展了一些经济建设活动，但他们毕竟是靠军事起家，以扩大地盘、扩充实力为目标，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上难以有所作为。尤其是四川的防区时期，政局混乱，市场分割，关卡林立，滥征赋税，货币不统一，金融市场也不稳定，地方财政更是由于扩军备战陷于困境。
1935年四川结束军阀防区制，统一川政后，省政府主席刘湘曾表示：“于建设则改良土货，发展交通，务期因民所利，费简效宏。”这可以看做地方政府准备实施有组织的经济建设之始。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资金困难，如四川1936年发行的“四川建设及换偿旧债公债”3000万元，基本上是用来换偿旧债，因而无力承担组织地方经济建设的重任。由于战争影响，地方工商业资金也严重不足。川省如此，西南其他省区也莫不如此。因而抗战以前，西南地方经济基本上处在放任自流的自发状态，这与现代政府参与组织和管理的现代地方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中央政府政治军事势力向西南的渗透，中央对西南地方经济也逐步采取干预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四川金融财政的干预和管理。
从1935年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和统一四川财政，稳定四川金融。（1）1935年中央政府批准四川发行公债7000 万元（国币）和金融库券3000万元，用以解决四川财政困难和整理四川金融。但7000万元的公债中，以3000万元提交行营，作为善后之用，以4000万元留川，作为还债和建设之用，地方实得57%，几乎被提走一半 [ 1] （P85）。（2）成立四川省财政整理和监理机构，统筹管理财政，改革税制，统一田赋，并监督施行。严格实行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并施行联合预算，成立国有联合金库，将地方税收划分为国税和省税两部分，暂时采用混合预算制度，即川省国税及省税，均作为省预算收入，并指定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为联合金库，所有国省两税收入悉数解存银行，以备支拨[1]（P83—84）。在四川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发行国币，收缴地钞，统一货币，稳定金融。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使地方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与管理，初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级经济管理体制。但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明争暗斗，显然政治考虑多于经济目的，中央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全面抗战后，随着中央政府迁入重庆，西南地区开始转变为战时后方，地方和中央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中央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战时后方经济体制。
中央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在迁入西南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加强了军事委员会的经济行政职能；改组实业部为经济部，形成比较集中、领导一元化的新体制。进一步扩大资源委员会；建立贸易委员会，统一对外贸易事权；改组交通部，扩大其职能。这次调整是抗战全面展开后对中央经济行政机构所进行的全面、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大调整。调整后，中央经济行政机构大大精简，编制从战前的3684人，减至1567人，精简率达58%[2] （P528）。经济行政职能完全从军事机构中划分出来，统归行政院系统。中央政府迁入重庆后，战时经济机构继续调整。随着统制经济的全面实施，为统一决策和集中管理，并对战时经济进行调节管制，1940年在行政院内设立“经济会议”，负责审定战时一切经济设施，从而加强了战时经济事权的统一。
这些机构的调整，总的来说是强化经济行政管理机关的效能，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实施当时所谓的“计划经济”，这为战时后方中央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组织机构之外，中央政府还通过实施战时经济统制，强化了中央经济的功能。即根据战争的需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统制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经济环节，以保证战时军事机关的大量消费和国计民生的最基本要求。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央政府在战时颁布了大量战时经济法规，重点对战时的粮食、棉花纱布、工业器材、外销物资实施全面有效的统制，使整个后方经济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中。早在1942年，国家资本已占后方工业总资本的69.58%[3]，以其绝对优势在后方工业中居于独占和支配地位。国家资本在商业、外贸和金融等领域也同样掌握了支配权。
战时地方经济管理机构分为省和市县两级，与战前差异不大。中央管理地方经济机构主要是由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组织了川康建设视察团，编拟了《川康经济建设方案》，专事川康经济建设之调查、建议、设计、考核和督导。
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于1940年6月3日由行政院宣布成立，以促进川康两省经济建设及其合理发展为其宗旨，其主要职能是：关于经济建设的设计与审议、提倡与协助及有关经济建设机构之联系等事项。这个委员会以川康两省政府主席、两省建设厅长以及经济、交通、农林、财政等部代表为当然委员，继由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指定张群、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卢作孚、邓汉祥等为常务委员，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直隶行政院，基本上是一个以四川军政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地方经济建设管理机构。
川康建设期成会成立于1939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十届大会。会上，蒋介石提议“拟由大会推选熟悉川康情形，即对各项建设有特殊学识之参议员数人，于本会此次大会休会后，立即组织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由期成会组成川康建设视察团，分赴川康各地视察，并根据川康实况，拟定川康建设方案，建议政府采纳施行。”[4] 川康建设期成会以国民参政会议长为会长，由议长指定参政会25至30人组成。其任务是督促政府推进川康政治、经济各项建设，并负责设计建议及视察与考核之责，基本上是一个咨询性机构，也是协调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的联络机关。川康建设期成会在四川及西康省设立6个办事处， 分负督促各该省推进建设之责。并于1939年3月组团分五路视察，编写成约90 万字的《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川康建设期成会共存在三年多，它的活动促进了战时川康地区的各种建设。
战时中央政府组织的地方经济建设机构，主要是上述两会，其他各省均以地方政府为主。
在财政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已经厘定，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县财政附属于省财政。1939年后，中央政府进行了调整，主要是缩小省财政权限，增加县财政的独立性。1941年又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所有中央和省两部分的财政，统一为国家财政系统，县、市和县以下各级地方自治组织，统一为自治财政系统，并于1942年元旦起施行[5]。改订后的财政收支系统， 取消了省级财政的独立地位，各省预算成为国家二级机关单位预算，省政府的收支均由国库统一处理；各省发行的公债，也按省公债接受和处理办法，由中央派人到各省处理。
金融方面，主要是四联总处的设立及其作用的发挥。由于中央银行不具备“银行之银行”的条件，难以控制其他国家银行和地方官办银行，西南各省官办银行又与中央金融机构存在矛盾。为此，1939年9月， 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合组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6]这样， 四联总处就由原来的业务机构，改为决定金融政策、统一考核和指挥金融工作的权力机构，不仅管四行本身的业务，而且管战时金融实施和经济策划，最大限度地实施金融垄断。其统辖下的地方金融机构是省银行和一些地方商业银行及其在县级的分支机构。
战时中央经济和地方经济还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即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中央官僚资本和以刘航琛、何北衡、潘昌猷、邓华民为首的四川地方官僚资本集团。这种官僚资本与中央和地方政权相联系，可以看做经济权限的划分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如四川金融界的领袖刘航琛，在1942年将他控制较紧，又较有力的美丰、和成、川盐、川康平民四家银行组织起来，称为川省小四行，与中央的四大银行对峙。小四行的资力自然比不上中央的大四行，但其对川邦银行的资助和救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总之，从形式上看，战时后方是以中央、省和市县三级组成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系统。但由于一切围绕战时经济这一总目标，加上中央和地方对西南地方控制权的明争暗斗，使中央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形成以中央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战时经济体制。省级权力有所削弱，县级权力则有所加强。
战时后方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非常特殊，这一关系是在战争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战时体制下运行操作，并以内迁的中央政权为强大后盾，以集中统一领导为特点。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带有明显的中央经济地方化和地方经济中央化的特征。
一方面，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地区有限，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地方政府实施经济管理权，并将中央的财力、物力集中于一地。由于经济运行的区域狭小，条件有限，因而导致经济逐步萎缩，最终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内迁西南，改变了这一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状况，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战时在后方进行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央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并非开发西南，加强地方经济建设，而是供给全国抗战的需要，因而把整个地方纳入战时轨道，促成地方经济中央化。
在这一经济体制下，过分强化了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由于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历史上的矛盾和抗战期间的明争暗斗，中央政府自然不会放弃对自己直辖之下的这一小块地盘的控制，因而不是放手发挥地方经济管理的积极性和作用，而是尽量压抑，或取而代之。加上战时集中统一的客观需要，造成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残缺，管理能力有限，并养成对中央经济的依赖。这样，到抗战结束，随着中央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复员东归，在西南地方经济恢复时，形成经济管理上的真空状态，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战后西南地方经济的危机，并使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的过渡更加步履维艰。
二、战时后方经济的兴衰：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
战时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过战争动员而组织起来的应急经济。这种战争动员，一方面是动用国家权力，带有强制性；一方面也是出于民众的爱国热情，带有自觉性。因而在抗战初期，组织了一场十分壮观的战略大迁徙，并很快在后方形成新的工业基础。组织了一切生产力量投入生产，加上战争消费的刺激，这种生产急剧膨胀，呈现经济兴旺的景象。这一现象以工业的表现最为突出。
所谓战时后方工业的兴起是与战前西南工业比较而言的。1943年后方各省已有符合登记条件的工业企业4524家，资本额26.37亿元， 工人数273336人，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增加164倍[7]。以重庆机器业及工业发展情况为例，战前只有10余家机器厂，而且都以修理为主；到1939年增至84家，1940年更达133家。战前重庆只有大小工厂39家，到1944年底增至1518家[8]。
就纺织业而论，战前四川还没有一枚纱锭，纺织厂内迁后，仅9 家大中型棉织厂就内迁纱锭159200枚，织机800台[9]。在后方纱锭设备能力中，有26万枚是内迁工厂迁来的，其中65%设在四川。由于战时与战前反差太大，给人的印象就是战时后方工业的大发展，甚至有人将其视为西南工业的大发展。
这种比较和由此得出的战时后方经济兴起的印象有几点偏差：（1）由于战前西南近代经济成分稀少，战时经济的许多部门基本上是在填补空白，因而无从比较；（2 ）如果考虑到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的差异，则战时后方经济与战前西南地方经济没有可比性。因为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是两类不同形态的经济，其外在条件、经济目标和经济运行规律等都不相同，不能作简单的类比；（3）所谓战时后方经济的兴起， 更确切地说是战时后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因为战时后方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战前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空间上的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战时后方经济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无所谓兴起。而战时后方经济由于不是战前西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延续，因而更不能说是战时西南地区经济的兴起或发展，只有过渡到平时经济时才能看出结果。
战时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为战争目标服务。这是压倒一切的经济目标，所以战时后方经济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运作的。
从工业内迁开始，政府动员和内迁的工矿企业都是与国防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内迁的国营厂矿，除了少数钢铁、机械、电器等重工业工厂外，大部分是兵工厂和与兵器工业相配套的工厂。与普通国营工业、民营工业的内迁相比，兵器工业的迁移相对来说是比较彻底和完整的。据1941年的统计，普通工业内迁厂矿有448家， 约占战前全国工矿企业数的11.3%，而兵器工业几乎所有的工厂及其附属单位都进行了迁移，仅内迁四川、云南、贵州的兵工企业就有19家[10]。就迁运的设备、材料的数量而论，普通工业内迁的448家厂矿共迁运了12080吨，而属兵工系统的钢迁会一家就迁运设备器材达37252吨之多[11]， 显示出明显的军事工业优先的特点。
战时后方的生产能力大部分也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工业服务，不仅军工企业生产军火，一些民用工业也一度直接投入军火生产。机械工业在1939年以前大都以生产军火为主。据统计，后方民营工厂“每月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炮弹、炸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000余枚，机枪零件千余套，大小圆锹30万把，大小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钮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 军用炮表、子弹机等项”[12]。
由此可见，战时军火产量巨大，而间接为军需服务的产品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军需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战争消耗实际上是整个经济实力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投入军需品的生产，自然会削弱整个后方的经济能力，使后方经济难以持久。战时后方生产能力扩大和工业兴起的同时，整个经济实力却在不断下降，抗战后期后方严重的通货膨胀正是这一状况的表现，这时除了军事工业外，其他民用工业的衰退是必然的趋势。
战时经济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暂时性，是平时经济之间的过渡形态，必然要由战时走向平时。所谓战时后方经济的衰落，实际上正是从战时经济回归平时经济的客观过程。
战时后方经济的衰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1943年萧条已很严重，据1943年岁末对工业最发达的重庆一带的统计，重庆市区324家大小机器厂，停工的有75家；18家铁厂有14家停炉，4家钢厂1家已停，其余3家勉强维持[13]。其他省区的厂矿也是一片倒闭之声，如昆明原有织厂30余家，到1943年已倒闭20家。盛极一时的个旧锡业，矿厂也由1938年的5000家减至1943年的673家，矿工由10 万减至2000余人[14]。
导致这一萧条的具体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战时经济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最终要受制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和规律，即西南地方平时经济的基础和发展条件。在内迁大潮平息和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后，西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在战时后方经济中反映出来。比如资金不足，原材料缺乏，产品滞销，技工缺乏和不稳定等。这些不利因素造成战前西南经济的落后，在战时后方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过去后，也必然导致后方经济的衰落。从而使战时后方经济向战前西南平时经济靠近了一步。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开交通运输的困难，寻找更为广阔的市场，许多内迁工厂纷纷迁返原地或另择地址复员。 以重庆为例， 抗战胜利至1946年5月，在其367家工厂中，只有11家就地改组，5家增资，而有3家迁移，349家歇业，歇业者占总数的95%，其中相当数量是在歇业后， 由原主携带生产经营骨干和资金，回到沿江沿海地区，分别恢复生产[2]（P750～751）。内迁工厂之东返，以1945年冬和1946 年为甚。 至1947年已近尾声，此时有影响的内迁企业，多已东归他去。
内迁和复员是由平时经济到战时经济再到平时经济的两个环节，不能简单看成是后方经济的衰败。内迁企业之所以要返回沿海，是因为当时西南还不具备成为近代经济发达地区的条件，甚至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也是如此。这也说明近代化是不能依靠移植来实现的。战时经济给西南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有积极意义，但战时与平时交替造成的大起大落，给西南的人力、物力和资源造成严重浪费，留下产业结构调整，平时经济恢复等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后方人民对抗战作出巨大牺牲的一部分。
到战后复员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战时后方经济向战后西南地方经济过渡的全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只是内迁经济的复员，在正常情况下，还应包括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建，消除战时经济的消极影响，发挥战时经济留下的基础和条件，使经济有所发展。这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但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很快发动了全面内战。西南地区实际上又进入准战时经济状态，不可能进行战后重建，使我们无法看到这一过渡的全过程，因而对这一过程的全面评价也失去了依据。
三、战时后方经济的区域关系
四川是长江上游地区的主体，也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引起四川区域归属关系的变化，由长江流域经济带，暂时归属于后方经济区，从而带动了后方的区域经济整合。这一过程也正是战时后方经济的形成过程。这一区域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西南经济区域由此形成。
抗战以前，作为经济区划，西南一般是指云、贵地区，它和四川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因为直到近代，云、贵经济仍比较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难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关系。而且四川南向陆路交通仍比较艰难，历史上四川与云贵交往的中枢成都，在唐代以后一直处于相对衰落的地位，难以担负起云、贵、川经济联系中心的作用。尤其是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实际上只可能形成以四川为主体，包括云、贵一部分的长江上游经济区。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南经济协作区（包括滇、桂、黔、渝和西藏），基本是抗战时期通过战时后方经济区的过渡逐步形成的。
抗日战争引起了四川区域归属关系的变化。武汉失守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多为日军所占领，这就切断了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联系，并人为地促成了战时后方的区域经济整合。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终确定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后方基地，并在具体实施上采取了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方针。在这以后，大批厂矿迁入西南内地。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底，仅迁入四川的工矿企业就有254家。这些企业在西南一度得到发展，也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初步形成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八个工业中心区。这一方面加强了西南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其发展水平，为区域市场形成和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大部分工矿企业迁入四川，大大增强了四川的经济实力，使四川尤其是重庆成为后方的经济中心，从而支撑起后方的经济网络体系。
抗战期间，后方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这也给区域经济整合提供了基本条件。战时交通当局对新建后方公路干线非常重视，先后修建和计划修筑公路20多条，总长约11080公里，改造川黔、黔滇、 黔桂和湘黔公路干线2500多公里，形成了公路干线网，以此为基础，各省又建立了本省的公路系统。截至1940年，西南已建成各类公路2700公里，较战前增长了3倍。正在赶筑的有2万余公里。至此，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以昆明为战时进出口物资集散地、以成都为西南西北公路网的联络中心和以重庆为国统区的公路运输中心[15]。公路运输能力也大大提高。铁路方面，修筑了湘桂线、黔桂线、叙昆线、滇缅线和滇越线等铁路干线。此外，还整治和扩大了川江的航运能力，建立了重庆和昆明两大航空中心，并开辟了近1万公里的驿运线。基本上形成了以公路为主，水、陆、 空结合的立体交通体系，改变了西南长期落后的交通状况，基本上解决了区域内部交流的障碍。
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沿线矿产资源和土特产品得到开发，商业活跃，经济得以发展，这进一步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形成战时后方的城镇网络体系。在这一城镇体系中，重庆为综合性的工业、商业、金融、交通中心，是整个区域的核心；昆明是外贸中心；贵阳为贸易中转枢纽，桂林是新兴的工业中心，而成都则是传统商业中心，其他中小城镇的中心功能也得到加强。
后方经济区的形成，除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外，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投资和干预以及战时经济体制的实施，也从外部强化了这一区域整合。
总之，战时在西南这一地理空间形成了战时体制下的后方经济区。但战时体制和战争条件毕竟是暂时的，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经济区域也必须解体和重组，而长江航道重新开通后，长江流域经济带也随之恢复。但抗战对西南区域经济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是人们在观念上留下了西南经济区划的深刻印象，具有了自觉的区域经济协作意识。战时后方经济区域协作关系，特别是四川对云南、广西国际通道的需要，也延续了下来，战时后方经济区也给战后西南经济区的构建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尤其是交通运输的改善和城镇网络的形成构成西南经济区的基本框架。
从战前的长江上游流域经济区，到战时后方经济区，再到战后长江上游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的并存，这一区域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抗战之于西南的重要影响之一。
收稿日期：1998—06—24